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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與陳賡

       我的圖書館1m7r 2021-11-17

      人物


      魯迅與陳賡

      /墨吟

      圖:陳賡


      陳賡(1903-1961)是一位傳奇將軍。抗戰(zhàn)時期,他率領386旅堅持敵后作戰(zhàn),使日寇聞風喪膽;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指揮若定,把一個個將軍級的黃埔同學拉下馬;抗法援越,他指揮越軍展開“邊界戰(zhàn)役”,改變了整個越北地區(qū)的敵我態(tài)勢,一舉打開了中越國際交通線;抗美援朝,他推廣坑道作戰(zhàn),使上甘嶺守衛(wèi)戰(zhàn)成為世界防御戰(zhàn)的一大經典;解放后他創(chuàng)建“哈軍工”,打造出新中國第一所“黃埔軍校”;1955年他被授予大將軍銜。

      關于魯迅與陳賡會見的情況,1952年馮雪峰在《回憶魯迅》中首次披露:

      那是一九三二年,大約夏秋之間,陳賡同志從鄂豫皖紅四方面軍來到上海,談到紅軍在反對國民黨圍剿中的戰(zhàn)斗的劇烈、艱苦和英勇的情形,大家都認為如果有一個作家把它寫成作品,那多好啊!于是就想到魯迅先生了。幾天之后,魯迅先生請許廣平先生預備了許多菜,由我約了陳賡和朱鏡我同志到北四川路底他的家里去,請陳賡同志和他談了一個下午,我們吃了晚飯才走的。

      1956年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時,有人直接向陳賡了解這段往事,陳賡所談的情況與馮雪峰基本一致,但卻多說了這么幾句:

      魯迅先生不顧危險,一定要找我這樣一個被國民黨到處追捕的人去他家,也證明了他對紅軍的關心。他本來約我再去談一次,我也答應了愿意再去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從此再未得見魯迅先生。

      說來也巧,同一時間,上海魯迅紀念館在清理魯迅遺物時偶然發(fā)現(xiàn)了一張紙片,上面用鉛筆畫著一幅草圖,寫著一些安徽、河南、湖北三省交界處的地名,上面是沂水、廣濟、黃陂、孝感,中間是黃安、潢川、英山、商城、固始,下面是霍山、六安、霍邱。經鑒定,這幅草圖正是陳賡的手筆,從而確證了魯迅與陳賡的會見。但是馮雪峰的回憶沒有提及這幅圖,陳賡也沒有提及。那么,是不是魯迅與陳賡有過第二次會見呢?

      這個疑問直到1978年5月才有了答案。樓適夷發(fā)表《魯迅二次見陳賡》一文,說他就是魯迅第二次會見陳賡的見證人。他說,那是1932年秋天,馮雪峰通知他:“因魯迅先生有意寫蘇區(qū)紅軍戰(zhàn)爭題材的小說,約一位從蘇區(qū)來滬養(yǎng)病的負責同志談談,宣傳部決定派你去。明天下午由朱鏡我同志先陪同來你的地方,然后由你陪他去魯迅先生家里。”第二天,樓適夷就陪著一個陌生人到了魯迅家里,他說:“現(xiàn)在回想當時的情景,魯迅先生對這位同志確實是曾經見過面的樣子,并不需要我來介紹(其實我也介紹不出來他是誰)?!彼€清楚地記得,魯迅請這人在桌上畫了一張草圖。由于紀律的限制,他自始至終不知道這人是誰。后來在魯迅博物館看到那張草圖,才恍然大悟自己那次陪去的人就是陳賡大將。

      樓適夷還以那張草圖的畫法來佐證這次會見:地圖的方位一般都是上北下南,左西右東,而陳賡所畫草圖卻是上南下北,左東右西,這是因為陳賡面對魯迅所畫,在魯迅看來,就是地圖的正確方位了。

      樓適夷的夫人黃煒于2002年3月引用樓適夷在1936年10月所寫的紀念魯迅逝世的文章《深淵下的哭泣》,作為證據(jù),也頗有說服力。文章說:

      對地下工作的意義先生從來不吝嗇給與最高評價。尤其對于血火中的新中國的創(chuàng)造,先生的關心是無限的。每次有人從那些遙遠偏僻的戰(zhàn)地中來,先生常常請來打聽真實的情形,整幾個小時傾聽著,不覺有絲毫的疲倦。有時要求講的人畫出詳細的地圖,有時叫旁邊的人替他記錄下來。我們很久就知道他要寫一部用革命斗爭作主題的長篇……

      黃煒指出:“寫這篇文章時,他正被關押在國民黨南京軍人監(jiān)獄中,對先生會見新中國的締造者的事不可能寫得更詳細,更具體。但就是這幾句話所描述的,不正是魯迅會見陳賡同志時的情景嗎?樓適夷42年前所寫的文章與后來發(fā)現(xiàn)并展出的鄂豫皖形勢草圖等事實何其一致?!?/span>

      還有一個陳賡的老部下叫戴其萼,在1988年發(fā)表了一篇短文,說他在1957年夏天奉命到陳賡家里聽取工作指示,順便問起會見魯迅的問題,陳賡回答說:“馮雪峰的回憶錄早已公開發(fā)表了,他堅持說是見過一次,我如果說見了兩次,群眾會說:'兩個老共產黨員都聲稱如何尊重魯迅,如何受到魯迅思想的影響,可是連見過魯迅一次還是兩次都記不清,真不像話!’我也只好說見過一次了。不過我也沒作原則讓步,說了魯迅還要我再去講一次,我也立即答應了。這表達了魯迅對了解蘇區(qū)紅軍英勇斗爭情況的渴望和我立即答應的態(tài)度。兩次會見的內容是一樣的,第二次只是補充了一些具體事例。改說見了一次,不是什么原則問題,于魯迅、于我們黨的真誠均無影響,但不能說未見成是由于一方失約,只好說由于被捕未見成,讓群眾罵國民黨反動派去罷。”可見陳賡待人很慎重,為了照應馮雪峰,他不得不幽默地用了一下曲筆。

      至此,魯迅兩次會見陳賡有了定論。但會見的時間上述回憶均有誤,陳賡是1932年7月在新集檀樹崗戰(zhàn)斗中,右腿膝蓋負重傷,10月上旬傷勢惡化,不得已到上海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萘毓强漆t(yī)院治療。因為傷重,初到上海不可能立即外出活動。而魯迅于11月11日離滬,至月底返回。故他們的會見當在12月份,其時不是夏秋之間,也不是秋天,而應該是冬天了。

      讓人不無遺憾的是,魯迅描述紅軍浴血奮戰(zhàn)的小說沒有問世。

      (參考資料:王錫榮《魯迅生平疑案》)

      (王錫榮為上海魯迅紀念館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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