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七年（1891年）四月，鎮(zhèn)江府丹陽縣天主教堂之外，一竊賊乘夜色躲在籬笆外，想要進去偷些東西。

教堂房屋為中式房，共有平房二十多間，房屋后面有一片桑園，竊賊看見桑樹林之中有著零星火光，火光漸漸靠近，幾名傳教士開始在桑園里挖起了坑，嘴里嘰里咕嚕說著些他根本聽不懂的話。

待坑挖好，這些洋人將一些重物扔進坑洞之中掩埋。竊賊凝神仔細看去，那被埋的，竟是已經僵挺的小兒遺體！

竊賊驚慌恐懼，嚇得沒了盜竊的心思，扭頭就跑。

圍墻之中，鏟土的聲音還在繼續(xù)著，這樁驚天的殺嬰案，即將震動春日的小城……

一、火燒教堂，義士求死

4月12日，聽聞天主教堂偷偷掩埋孩童遺體的丹陽市民們蜂擁而至，不過一會兒，天主教堂外的人越圍越多。

民間早有傳聞說，這些洋人會挖取人的眼睛和心肝作為藥引，本來就對洋人深惡痛絕的老百姓們，嚷著要教堂給個說法。

傳教士們站在門口，沒有解決問題的態(tài)度，而是對前來討要說法的百姓惡言相向。市民自然覺得他們是在刻意隱瞞著什么，強行沖進了教堂之中，有人發(fā)現(xiàn)桑樹林之中有些新土，刨開一看，果然發(fā)現(xiàn)了孩童的遺體。

那人將孩子的遺體高高舉起來，有人大哭，有人怒斥，突然有人大喊：“燒了教堂！燒了教堂！”也不知是誰點燃了一把火，教堂瞬間淹沒在火光之中。

圖｜晚清時期的傳教士

百姓們將挖出的孩童遺體收斂好帶走，四散而去。

鴉片戰(zhàn)爭后，清政府向列強割地賠款，被迫對基督教解禁，傳教士蜂擁而至，在各地開辦教堂。血性的中國百姓知道這些傳教士就是列強侵略中國的一步棋，形成民眾反洋教的浪潮，和傳教士之間的矛盾日漸激化，教民和不信教的老百姓之間也常常爆發(fā)矛盾，發(fā)生不少民事和刑事案件，也被稱為“教案”。

19世紀下半葉，是中國基督教歷史上教案發(fā)生最多的時期，到了辛亥革命爆發(fā)前夕，大小教案的數量多達1600起。而如丹陽教案這般出現(xiàn)命案，大規(guī)?？棺h火燒教堂的情況也很少。

教堂之中的洋人教士沒有一人傷亡，但被中國人群起辱罵、教堂被毀讓他們感覺到莫大的恥辱，引起了外國領事和公使的高度重視。丹陽知縣查文清和鎮(zhèn)江知府王仁堪先后到達現(xiàn)場，此案涉及到洋人，自然不能當作等閑民事案件看待。

丹陽市民張士洪第一個找到了查文清，這個平日被同鄉(xiāng)嫌棄的無賴游民，對著兩位父母官慷慨道：“發(fā)現(xiàn)孩子遺體的是我，糾集市民的是我，焚燒教堂和罵洋教士的人也是我，我今天愿為此而死。”

張士洪被關押下獄，查文清和王仁堪陷入沉思。

兩位官員帶人去了案發(fā)現(xiàn)場，挖遍了桑林，找出了70多具孩童的遺體。

觸目驚心的是，這些遺體沒有一個是完整的，要不被挖去了雙目，要不被斷下了四肢。查文清和王仁堪淚流不止，王仁堪壓抑著怒火，對查文清說：“此其罪豈專在市民耶！”

二、為民請命，以官殉之

王仁堪，福建閩縣人，光緒三年狀元，直言勸諫、性格耿直，丹陽教案發(fā)生之時，他剛剛上任沒有多久。

查文清，浙江海寧人，光緒年進士，1890年擔任丹陽知縣，次年4月份就發(fā)生了丹陽教案。

天主教堂埋著70具孩童遺體的事情很快傳了出去，臨近的無錫、金匱、陽湖、江陰、如皋等地的百姓接連發(fā)起驅逐洋教運動，他們燒教堂，趕走傳教士，這期間的教案被統(tǒng)稱為“辛卯教案”，轟動了全國，也驚動了朝廷。

英、法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列強屢次向軟弱的清政府施壓，清政府迅速派兵前往江蘇彈壓，前后撤了五名知縣以平“洋老爺”的怒氣。

王仁堪和查文清都是新官上任，還未完全站穩(wěn)腳跟。面對著重重壓力，兩人再一次見面。

圖｜王仁堪

查文清詢問王仁堪將如何處理此事，王仁堪說：“你我將心中所想寫成一個字，看能否一致。”兩人各自用手沾了沾茶水，在桌上寫了一個字，查文清寫了一個“放”字，而王仁堪寫下了“走”字。

見此，兩人不禁大笑起來。對于此案，他們的想法不謀而合——為民請命，不濟則以官殉。

當天晚上，張士洪就被無罪釋放，查文清千叮嚀萬囑咐，讓他當夜遠走高飛，不要回來。

查文清和王仁堪還找到另外37戶參與燒教堂的百姓，他們一一上門通知，讓他們能走則走，去外地投奔親友，等到一切平息之后再回來。

按照大清的律例，查文清將案卷轉呈王仁堪，王仁堪給兩江總督劉坤一、江蘇巡撫剛毅、江蘇布政使裕長、江蘇按察使周馥共呈遞6篇稟問和一件諭帖，“伏求俯念愚蒙，將激憤情形，專疏入告，為民請命，據理力爭”。

圖｜《查公滄珊哀挽錄》中刊載的查文清照片

經過查、王二人的調查，在燒毀教堂之前，傳教士們已經聽到流言，說要拆了他們的教堂。所以案發(fā)前，教士和教民們已經將教堂里面大大小小的物件都搬走了。而且當日來找教堂討說法的群眾只有十余人，因為洋人一再阻攔他們，惹得百姓憤怒，才群起而攻之。

“一人激成眾怒，縱火焚燒，旋即四散”。查文清和王仁堪認為，市民們剛開始并非是想尋釁鬧事的，事后也沒有趁亂搶奪，教堂之中的財物已經被搬空，也沒有傷人性命，不能論搶劫罪論處。

除此之外，王仁堪和查文清經過仔細研究后發(fā)現(xiàn)，歷年簽訂的中外約章之中，并未提到洋人有在中國開辦育嬰堂的規(guī)定。該教堂開辦育嬰堂，沒有向當地官府備案批準，沒有在門楣上明確標注內有育嬰堂，“堂內并無生存之嬰孩，附近居民亦無現(xiàn)充之乳媼”、“名為天主堂，不應有死孩骨；即兼育嬰局，不應無活嬰兒”，王仁堪認為洋教士才是過錯最大的一方。

圖｜查文清手書

王仁堪的總結有理有據，都是通過真實而全面的資料給案件定性的，他給出的處理方式就是協(xié)商好賠償數目，賠款修屋即可，但洋人對這個調查結果十分不滿，借口提出種種無理要求。

查文清最終受到了“撤任留緝”的處分，因查文清一直認定“事起倉促，犯無主名，無從著追”，不愿因此事抓捕任何一個老百姓， 一個人抗下了“縱逸”的罪名。

朝廷之中不少正義之士都為查文清鳴冤，四品給事中洪品良給朝廷上奏折，曰“禍由教堂自取”。王仁堪也在到處為查文清說情，竭力爭取撤銷對查文清的處分，他一再聲明，如果我們今天在這個案子上面做出了讓步，此后洋人只會得寸進尺，再有教案發(fā)生，恐怕更加難以結案。

劉坤一斥責王仁堪“迂”，查文清“戇”。但兩人近乎執(zhí)著地保護著老百姓，連官都可以不要了，劉坤一最終還是心軟了，同意由當地賠償教堂的損失，不追求燒毀教堂的責任，但查文清的處分是不能撤回了。

3個月后，查文清“以絓誤去官”，王仁堪繼續(xù)留任鎮(zhèn)江知府。

三、棄官歸隱，身后殊榮

“戇”這個字的意思是傻，笨，魯莽。查文清真如劉坤一所說的蠢笨嗎？

根據張素《辛卯教案始末紀》記載，丹陽教案發(fā)生之時，查文清是第一個到達現(xiàn)場的官員，他并沒有指揮救火，而是想方設法將所有的洋教士救了出來，眼看著教堂20間房屋付之一炬。

圖｜《查公滄珊哀挽錄》中的查文清追悼會現(xiàn)場

保護傳教士在華利益是查文清作為一名清朝官員的職責所在，然而對于他們的殘暴行為，查文清同樣憤慨，也默許了百姓的反抗行為。

所以從最開始，查文清已經打算犧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哪怕他是家族最后一個進士。

海寧查氏在康熙年間是江南顯赫的名門望族，“一門十進士，叔侄五翰林”。查文清去官回鄉(xiāng)后，以“退思老人”自居，一直醉心寫詩，在海寧一帶一度流傳著“査詩、陳字、祝文章”的品評。除了寫詩之外，查文清還修撰了家族族譜，經營家族“義莊”，通過莊中三千多畝義田收租，租金除了用來給自己養(yǎng)老之外，還要資助孤寡老人、殘疾人和孤兒。

同鄉(xiāng)如果有孩子考上了中學或者大學，可以從查家領到一份津貼，若是出國留學，那么津貼的數額更大。

丹陽舉人陳元瑞前往浙江任職之時，曾經多次想要登門拜訪老知縣，可惜終沒有與查文清見面。查文清已經下定決心退出官場，不問政事。

查文清曾經收留過一父母雙亡的逃難青年崔三林，將家中一處荒田無償交給崔三林開墾。崔三林勤勞耕作，一日在田里挖出了一翁金元寶。崔三林將金元寶還給查文清，而查文清不愿受，讓崔三林自己留著過日子。兩人推來推去，最后在鄉(xiāng)親們的勸說之下，各自留下一半，查文清將這些錢都歸入義莊，拿來救濟和鼓勵后進。

1906年，查文清出資興辦了“龍頭閣學堂”，民國后更名為“龍山國民小學”。20多年后，查文清的孫子查良鏞也在這所小學念書，他就是后來的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大師。

1923年，查文清離世。1924年，查文清葬禮舉行之前，海寧查家給丹陽縣政府送來了訃告。

查文清在丹陽擔任縣令的時間其實并不長，近30年過去，清朝都已經亡了，丹陽人還記著他。

《查公滄珊哀挽錄》如此記載丹陽市民的反應——“全城驚狂”，百姓們?yōu)樗⑾铝巳ニ急?000多名市民在喬家巷公園內吊唁這位知縣，領頭的是丹陽縣六個政府機關：縣議事會、縣參事會、縣商會、縣教育會、縣農會、縣教育局。

無論男女老少，無不痛哭失聲。海寧悼念查文清之人不計其數，當年受恩于查文清的丹陽37戶人家，以及丹陽推舉出來的十幾位紳士也來到海寧吊祭，他們一路磕頭哭拜而來，見者無不動容。

也正是1924年，金庸出生了。

四，俠風不再？浩氣永存

金庸與祖父并沒有見過，但查文清在丹陽的故事，和丹陽人對查文清持續(xù)數十年不變的敬意，長輩和金庸說過許多遍。

金庸覺得，祖父對他的影響有兩個，第一是丹陽教案使他知道外國人欺辱中國人，讓他從小就有“驅盡人間不平事”的信念，對他后來的文學創(chuàng)作有著深遠的影響；另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多讀書。

圖｜金庸先生

金庸的經典武俠小說，男主角性格各異，但都心懷天下、心懷百姓。他們的身上，似乎都能看到查文清的影子。

金庸寫《連城訣》的后記之時，說：“我祖父查滄珊公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無理壓迫，不肯為了自己的官位利祿而殺害百姓，他偉大的人格令我們故鄉(xiāng)、整個家族都引以為榮。”

而《連城訣》之中還提到了一位叫作“和生”的丹陽老人。

和生年輕時被財主栽贓嫁禍，說他偷竊金銀，無辜坐了兩年牢。出獄后，和生父母親被氣死了，未婚妻被財主少爺強搶過去做了繼室。他氣怒之下找財主少爺報復，用尖刀刺傷了惡人，被抓到監(jiān)獄之中。財主少爺沒死的成，財主家不斷賄賂縣官，要將和生置于死地。

恰在這年，查文清來丹陽縣做官，他知道了和生的冤屈，在離開丹陽之時，偷偷帶走了和生，給他改名換姓養(yǎng)在海寧的家中。

和生就成了《連城訣》之中的人物原型。

這是一份奇妙的祖孫之緣，在這位武俠大師還未出生之時，他的祖父已經用實際行動演繹出他筆下的世界，為金庸準備了足以“供養(yǎng)”他一生的“俠情”。而金庸，也在用另一種方式，繼續(xù)延續(xù)著祖父的浩然正氣。

1986年，62歲的金庸攜夫人來到江蘇。

根據《鎮(zhèn)江日報》記載，4月30日，金庸一行抵達鎮(zhèn)江，游覽金山、焦山、北固山，晚上受市委領導接見。5月1日，到達鎮(zhèn)江市丹陽縣，游覽一日，后直接前往常州。

4月下旬，丹陽縣委書記徐元海同志得知金庸即將到訪的消息后，讓縣志辦工作人員，查找《丹陽縣志》之中對金庸祖父的相關記載，并且請縣委辦公室擅長書法的工作人員，用宣紙專門謄抄下來，作為丹陽人民送給金庸先生的見面禮。

5月1日當天，當金庸看到這份精心準備的“禮物”后，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徐元海、縣長胡志杰等縣領導及文化界人士陪著金庸專程來到了清代縣衙的舊址，那天細雨綿綿，大家就像招待自家人一樣招待著金庸夫婦。

一天的活動結束后，金庸提筆給丹陽送上一幅字——懷先祖之遺愛，睹今賢之豐功。一來，是表達對祖父的懷念，二來，也是對當地的贊美。

金庸此行，對丹陽人來說格外溫暖。丹陽市政協(xié)委員殷顯春多方尋找，覓得《查公滄珊哀挽錄》，正想要送給金庸，沒想到金庸先生逝世的消息來得如此突然，終未來得及。

四、查大才子，柳大善人

《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

查文清這一生，踐行了一名儒士的最高標準。但在那樣無力的歷史背景下，查文清的仕途生涯走向了完結；而另一位父母官王仁堪從鎮(zhèn)江調往蘇州后不久，也因中毒而亡。與他們的跌宕人生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同時期在鎮(zhèn)江的柳大善人柳昕和柳恂。

可巧的是，柳家的后人同樣是一位名人——柳傳志。

最近，丹陽教案被頻頻提及，只因為柳傳志正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他的祖宗們也難免被揪了出來。

有人說，發(fā)生丹陽教案的教堂就是育嬰堂開設的，他們一邊做著老百姓擁戴的“善人”，一邊殘害著老百姓。其實，無論是從金庸《連城訣》后記還是關于丹陽教安現(xiàn)存的史料來看，都沒有直接證據證明發(fā)生埋嬰案的天主教堂（育嬰堂）是柳昕開設的。

不過從柳大善人生平之上，我們確實可以看出很多耐人尋味的東西。

圖｜同善堂

劉氏兄弟在鎮(zhèn)江開設的同善堂，其慈善范圍不僅僅在鎮(zhèn)江或江蘇，而是已經擴大到山西、山東、陜西等省。

柳家三兄弟，尤其是柳昕，“與人交，必矢誠信，尤嚴一介取與”，“敝衣蔬食，刻苦堅忍，節(jié)約日用以之施濟”。按照史料記載，從同治年間開始，柳昕就在鎮(zhèn)江大港開設保嬰局，經營40年，活嬰逾萬。

在光緒年間，柳昕一直在協(xié)助王仁堪，曾經養(yǎng)活耕牛7000頭，向山東、陜西等災區(qū)捐資10萬金。

據說正是因為柳家三兄弟的善舉，在老三柳暹重病之時，西安災民得知后紛紛為他祈禱。

同善堂所做的慈善不僅僅有這些，還有放生、拾骨、敬老、救火、育嬰、辦私塾、設廠舍粥、發(fā)放米票等。王仁堪曾說：“潤城共事醇厚可信，只有二柳見愛愈深?！?/p>

以上都是柳家留下的史料，雖然已經過去這么多年，但是我們依舊可以看出當年柳家的資產是有多么龐大。

單單從育嬰堂這一項來說，僅靠在鎮(zhèn)江大港開設育嬰堂，救活一萬多名棄嬰，是一件難如登天之事。

清朝育嬰堂普遍存在著很大的管理漏洞，根據清朝唐甄《潛書》之中記載，一家育嬰堂雇用的乳母有百余人，有些乳母會把奶水盡量留給自己的孩子，偷偷給孤兒喂養(yǎng)米汁，最終導致大量嬰兒營養(yǎng)不良而暴斃；有的乳母已經沒有乳汁了，還會冒領工資。

如果柳家真的救活嬰兒過萬，意味著這些育嬰堂要雇用成千上萬名乳母，還有管理者、醫(yī)生。此外，還要考慮到育嬰堂的善款被層層貪污，嬰兒存活率極低，柳家要投入多少才能救活這么多嬰兒？

那么，柳家的錢到底是怎么來的？他們到底為什么如此熱衷于立“柳大善人”的人設呢？

老大柳昕主要負責出面做慈善，與政府官員打交道；老二柳恂開大煙館，售賣鴉片，有人說當時開煙館是合法的，暫且不提；老三柳暹做絲綢生意。

也就是說柳家的主要產業(yè)是絲綢和煙館，單靠這兩項，想要做到財富與聲望并存的大家族，太難了。所以做慈善，也成了他們家的一項“生意”。

柳昕先和知府打上交道，再將慈善鋪到其他省份，他的好名聲甚至傳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光緒三年，因為經辦河南的善舉，官府給他們頒發(fā)了“志孚任恤”的匾額；光緒九年，因為經辦山東等地的善舉，官府又給他們頒發(fā)了“心存利濟”的匾額；光緒十四年，辦理丹徒義賑，獲“義重粉榆”匾額；光緒二十七年，柳家經辦沙洲義賑，獲“見義勇為”匾額。

幾十年如一日，柳家兄弟非常注重對自己家族榮耀的裝裱。他們和洋人、官府、民眾、革命軍打好一切關系，人們只見他們每天布衣吃素，不知他們苦心經營。查文清但凡能有這點柳家兄弟的心思，也不會在海寧做“退思老人”，低調地資助同鄉(xiāng)老弱孤寡。

圖｜柳傳志

丹陽教案發(fā)生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國家尊嚴和人民尊嚴都被帝國主義列強蹂躪著，查文清以“退”成全“俠”，柳家“財名兼收”始于“長袖善舞”、“善于經營”，二者都曾經在當地老百姓之中留下好口碑。

而如今查文清因金庸一書被推崇，劉氏兄弟因柳傳志扣上“丹陽教安始作俑者”、“買辦”的帽子摘不下來。這告訴我們，作為大家族的傳人，光有好聽的名字沒有用，如果做不到像老祖宗這般在商場上八面玲瓏、游刃有余，那就本本分分做個人，才不至于弄得百年前祖上名聲狼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