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饒勝文在進行史學研究時，特別注重對地理形勢的研究，這一點很合我意。所以他的有關研究都配備了大量的歷史地理形勢圖。這個本子是有關劉備的蜀漢政權興亡之斷代史。作者以早期有限的史料中鉤沉理線，嘗試對劉備何以在紛亂中崛起，又坐困于蜀地，最終沒有能像漢高祖、光武帝那樣成就霸業(yè)的原因進行探討。算得上學術著作，很扎實。

備哥出于寒末，三十歲到四十歲階段，左投右靠的，先后投奔過盧植、曹操、袁紹、劉表、劉璋，通過這種投靠，逐步建立起聲望和人脈圈。隨后與孫權結盟，挫敗曹操一統(tǒng)天下之志，最終偏安一隅，成就一番事業(yè)，卻又郁郁而終。可能最引人關注的，就是還在左投右靠時期的劉備，何以讓那么多的人都公認他是一個英雄，包括曹操在內(nèi)，也都這么認為——這可是難以想象的事——沒有高的起點，也沒有什么驚人才華和成就，憑什么就能有聲望？

劉備確實在幼年時期就展現(xiàn)出了鴻鵠之志——曾經(jīng)指著自己家院子里的一棵高大桑樹說，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他15歲之前隨母親制鞋織席為生，15歲之后開始讀書，卻不喜歡讀書，喜歡狗馬、音樂和衣服，喜歡到處結交豪杰，結識了一些富商——這些富商后來都成為他起家時的贊助商。

劉備出身確乎是皇族，不然他也做不到能在15歲開始讀書時，就能和同宗同門兄弟們?nèi)绻珜O瓚等一起成為九江太守、海內(nèi)知名的大儒盧植的學生。正是盧植給他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平臺。盧植是東漢大儒馬融的弟子，文才武略都很強悍，曾經(jīng)平定過張角的黃巾軍起義。后來為董卓所忌，盧植就投了袁紹。盧植去世之后，曹操尊其為士之楷模。

在求學期間，劉備結識了兩個后來的牛人——公孫瓚和鄭玄。公孫瓚其時是豪門大族，對自己的小弟劉備很關心，提拔劉備到青州當平原相（相當于縣處級）。黃巾軍起義影響到了青州，把孔融圍在了都昌，孔融得知旁邊就有個劉備駐扎，立刻向劉備求援。劉備以三千兵解除了黃巾軍包圍，救了孔融。孔融是何等人物，立刻對劉備贊賞備至——有了孔融的背書，劉備的聲望和信譽就有了積累。

鄭玄也是當時的大儒——不要小看這些大儒，應該就相當于現(xiàn)在的所謂國師、國家政策研究室主任之類的。鄭玄的門生遍及當時各類強權手下，到處都是關系。各派勢力都會對他施以極高禮遇。劉備通過鄭玄，隨便遞個名帖，就能結識一些當代豪杰。

他就是通過孔融和鄭玄的介紹，認識了徐州牧陶謙（相當于現(xiàn)在的省委書記兼軍區(qū)司令）。在陶謙與曹操相爭徐州時，劉備又解救了一次陶謙，隨后即被陶謙提拔為豫州刺史（相當于地市級），由此進入了當時青州、徐州一代的貴圈。在官員和知識分子中融合，一是讓他能夠在這些你來我往的交流中得以學習帶兵治國的知識和道理，二是給了他持續(xù)積累和滋養(yǎng)自己名望的平臺和機會。

從大家對他的關照和評價來看，劉備做人確實有一套——既能帶兵，也能通文，還懂得治理，更重要的，與什么人都能談得來——所謂有德，有雅量，就是這么來的。正是在徐州這個當時重要的政治經(jīng)濟樞紐，劉備得以結識了幾個一直追隨他到蜀漢的忠實粉絲。雖然說劉備不怎么喜歡看書，但他并非全然不理會書籍，從他留給他兒子劉禪的書目來看，他的視野并不狹隘——漢書、禮記、六韜、商君書等，這個書單展示出了劉備的知識結構——以兵家、法家等經(jīng)世致用類為主。

陶謙去世之后，他的朋友圈一致推舉劉備領受徐州，成了徐州刺史（相當于省會市委書記）。后來由于袁術和呂布勢力范圍與劉備發(fā)生齟齬，他在曹操眼里有了可資利用的價值，曹操遂把劉備封為鎮(zhèn)東將軍、宜城亭侯（軍區(qū)司令，省部級了），正式策名于東漢朝廷——提拔你，一定是你要有可利用之價值，不論這個價值是你的能力、資源還是背景家世。從此，劉備從依附于人的部屬，以四年時間即躋身豪強之列。

其后，劉備不敵呂布，被呂布奪了徐州，投奔許昌曹操。曹操為其出兵，攻滅了呂布，隨后把劉備封左將軍，用于對付袁術。由是劉備登上了當時東漢的政治中心——許昌的舞臺。在許昌，他的影響力遍及曹操幕府，沒有人不對此人不重視。也就有了青梅煮酒那一段。

曹操之所以會認為劉備和自己才叫英雄，其實是出于一下衡量——當時被推舉過州牧這個職位的人，只有袁紹、曹操和劉備三人。袁紹是武力脅迫他人獲得的推薦，曹操因殺人較多遭人忌恨，只有劉備是眾望所歸地被推舉為徐州牧。同時，袁紹本來就是貴族出身，曹操的老爸曹嵩可是當過太尉國防部長的，起點都很高。也唯獨只有劉備確實是從底層干起來的。

劉備從徐州跳到許昌，使自己的影響力借助首都這個政治平臺，持續(xù)放大。

關于后來史書中所說的“衣帶詔”，即漢獻帝給了董承和劉備密旨，讓他們起兵反曹清君側。經(jīng)作者反復考證，認為不過是劉備后來自立稱帝的一種政治宣傳而已。因為劉備在反曹之后，并沒有一直舉著“奉天罰罪”的義旗來反對曹操，而只不過是占據(jù)蜀中之后才開始時不時說兩句?？赡墚敃r“衣帶詔”事件的主謀應是董承，董承之前聯(lián)絡過劉備，劉備也參與其事，劉備著實也無法與曹操共事，遂借曹操委派他出兵攔截袁術，叛曹而去。

董承這個未成功的聯(lián)絡，反倒是給劉備的后半生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政治主題——清除污穢，恢復漢統(tǒng)。要在群雄紛亂之中崛起，實現(xiàn)人心歸附，堅定明確的政治目標是極其重要的。

劉備隨后攻占徐州，很快就聚集起上萬人——可見他在徐州的影響力。曹操高度重視這個對手，在官渡之戰(zhàn)前夕居然都抽空來攻擊劉備。劉備兵敗，到青州投奔袁紹。袁紹在官渡敗給了曹操，劉備又投奔荊州劉表。不論是袁紹還是劉表，聽到劉備來投，都是親自出城到郊外迎接——袁紹還出城兩百里迎接！這種聲名和威望，確實是連曹操都達不到的。

我們看著他東奔西跑成天跳槽的，但是，你看他——與公孫瓚一起對抗袁紹，與陶謙一起對抗曹操，與曹操一起對抗袁術，與袁紹一起對抗曹操。而實際上，他并不是每跳一次槽，就從零開始，他卻是始終都在積累。這種游走于列強之間如魚得水的態(tài)勢，好像也沒有誰能做到。

所以說，表面上看到的是劉備當上高管之后（拜將封侯）一直都是東奔西逃的，看起來到處被戰(zhàn)敗，但實際上，他的聲名和威望沒有受到絲毫減損，反而一直在積累和放大。不然諸葛亮憑什么看中了這么一位看起來連自己地盤都沒有的梟雄。

這就是一種平臺和地位帶來的勢能！一旦你突破了人生之路上的瓶頸——對于劉備而言，就是在平原相和豫州刺史階段——相當于現(xiàn)在廳局級干部階段，通過貴人助力（公孫瓚、陶謙）和自身修為，上升到了一個能策名朝廷的階段——拜將封侯，可能相當于現(xiàn)在的省部級階段，那么你的勢能就完全不一樣了。平臺和位置不一樣，同樣的東奔西走，同樣的業(yè)績，帶來的影響力是完全不同的。

到荊州之后，劉備前十年的積累，已經(jīng)為他成就了足夠的聲名和威望，接著，他需要的就是一個政治主題。

劉備在荊州相當于被閑置，頗感無事可做。不過他最大收獲是結識了政治軍事助手——諸葛亮。有了著名的隆中對。

關于隆中對的得失分析，已經(jīng)汗牛充棟。作為一篇名傳千古的策論，隆中對確實不失為戰(zhàn)略分析和規(guī)劃的范本。不過，隆中對里也有一個當時看起來較小的缺陷，到后來卻成了決定蜀漢國運的大問題。

隆中對最成功的地方在于，簡要而精準地分析了當時天下形勢，各種勢力之間的關系，并且提出了“跨有荊益”進而“外結孫吳”的戰(zhàn)略——即據(jù)守荊州，然后向西圖謀益州，以長江為防線，向東與孫吳聯(lián)盟，共同抗曹。這基本上構劃了劉備軍政集團此后二十年的走向。

不過，隆中對最大的缺陷在于——作為一個戰(zhàn)略規(guī)劃，它重于軍事地理形勢分析，卻對劉備軍政集團缺乏清晰準確的政治定位。什么是政治定位？那就是道義主張、價值訴求和政治目標。隆中對有關政治定位只有兩句話“霸業(yè)可成，漢室可興”。問題就在這個“霸業(yè)”和“漢室”的模糊性上。

為什么是霸業(yè)？那只是給自己定位為與孫權、曹操一樣的軍閥割據(jù)，頂多是扶助漢獻帝匡扶漢室，自己能夠成就一番霸業(yè)，而非“帝業(yè)”。這說明，諸葛亮對于劉備集團的定位仍然是天下諸多勢力中的一支。

漢室就更麻煩。漢室是哪個漢室？劉備自認為是高祖劉邦這一系下來的，而漢獻帝則是劉秀這一系下來的。復興漢室是指的哪個？不清楚。當年漢光武帝劉秀起兵，實際上也遇到過同樣的問題——在他之前已經(jīng)有了更始帝，已經(jīng)有了明確的臣屬關系。所以在鄧禹等人的攛掇之下，劉秀比較干脆地拋棄了更始帝一系，另立自己的派系，舉起高祖正統(tǒng)的大旗來招攬人心。

劉備此時確實處于一個相對尷尬的境地。他自己也好，諸葛亮也好，也依然認為一切行動都應當在當前漢獻帝政治框架之內(nèi)，才符合當時的形勢?？蓡栴}在于，曹操和孫權也都在這個框架之內(nèi)，他們已經(jīng)占據(jù)了較為有利的政治位勢。

比如，曹操一直都是在匡扶漢室自居，雖然挾天子，但他畢竟仍然是通過漢獻帝的絕對權威來下達各項指令的。天下仍然奉許昌為帝都。而孫權則更靈活——周瑜給孫吳的定位，也一樣是在漢獻帝政治框架之內(nèi)——對抗曹操，也明確指出其名為漢相，實為漢賊——也就是說，孫吳也是替漢室在執(zhí)行清君側之令。不論曹操，還是孫吳，定位都非常明確。

也正因為諸葛亮尚未提出明確的政治定位，“跨有荊益”、“外結孫吳”的軍事戰(zhàn)略，缺乏了政治靈魂。這導致后來劉備拒絕孫權有關聯(lián)合奪取益州的建議，自己率軍去奪了益州，吃了獨食——這種行為可謂缺乏明確政治定位的典型，是劉備在經(jīng)營事業(yè)過程中重大的敗筆。此舉既使得巴蜀本地人對劉備集團始終持有怨恨之心，沒有民心基礎，也導致孫權對孫劉聯(lián)盟失去了信任，而劉備的一心西顧，給了孫權以“荊州可圖”的誘惑，又刺激孫權后來背盟而襲取荊州。

從這個角度來看，孫權后來背叛聯(lián)盟，奪取荊州，并非孫權在道義上或政治上的錯誤，從根源上看，乃是劉備在戰(zhàn)略上缺乏明確的政治定位所致。

這中間的精細之處，就像哈伯斯坦姆在《最寒冷的冬天》把韓戰(zhàn)的起因，大部分歸結于杜魯門政府對亞太地區(qū)戰(zhàn)略定位不明確導致的錯誤所致——即，由于美國政府對亞太區(qū)域戰(zhàn)略的不明確，導致艾奇遜在國情咨文中闡述亞太防御圈時遺漏了朝鮮半島，這個遺漏進而導致蘇聯(lián)和金日成產(chǎn)生重大誤判——美國是否有意收縮防御線，讓出南朝鮮，這樣的不明確表態(tài)，刺激金日成產(chǎn)生了賭一把的心態(tài)，發(fā)動了對南朝鮮的進攻。

在地緣政治上，一方政治軍事戰(zhàn)略的不明確，有可能就引發(fā)意外事件，導致區(qū)域政治軍事力量的失衡，進而引發(fā)政局動蕩甚至戰(zhàn)爭。

隆中對在政治定位上模糊，決定了此后二十年孫劉聯(lián)盟的脆弱性，以及劉備集團在戰(zhàn)略上欠缺明確的政治目標和價值判斷，也就決定了蜀漢的國運。

北邊曹操平定袁紹之后，緊接著劍指荊州，開始南征，以軍功來增加自己成為丞相，進一步封王的理由。劉備沒有想到的是，劉表的兒子劉琮竟然在沒有告知他的前提下，投降了曹操。曹操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占據(jù)了劉備準備據(jù)守的荊州。當然，曹操也沒有想到，此舉引發(fā)了奠定他勢力天花板的一場著名會戰(zhàn)——赤壁之戰(zhàn)。

作者指出，大多數(shù)熟悉三國史的人都忽略了赤壁之戰(zhàn)的一個前提——赤壁之戰(zhàn)實際上是周瑜主動侵入荊州發(fā)起的攻勢戰(zhàn)役，而非被動應戰(zhàn)！不然就無法理解，為什么曹操經(jīng)此一戰(zhàn)，居然就此退走，不再南進?！绻遣懿僦鲃舆M攻江東，一場戰(zhàn)爭的失敗，不足以讓曹操全盤放棄，他完全可以繼續(xù)守著荊州，等待時機即可，為什么要整個退出江南呢？

原因很簡單，曹操并不想與孫吳作戰(zhàn)，他只是以武力解決荊州，然后以政治手段解決江東（曹操的強悍在于，他很早就看出，解決孫吳江東只能用政治手段，而非軍事手段，這一點，劉備沒有看到）。因為，曹操其實與孫吳是姻親關系，兩者雖然尿不到一壺里，但實際上仍然相互承認上下級關系；而且，孫權集團內(nèi)部很多人確實都與曹操系統(tǒng)有聯(lián)系，并非毫無政治操作空間。到劉備集團被擊潰，投奔孫吳之后，曹操幕府里的謀士們談論的，乃是孫權會不會殺掉劉備，而不是如何進擊江東。威懾與政治籠絡，乃是曹操對付孫權的主要構想。

諸葛亮在戰(zhàn)前所指出的曹操在占據(jù)荊州之后所具有的諸多不利，曹操會不清楚嗎？他之所以沒有做出相應的防范和改變，乃是因為他并不想與孫吳發(fā)生戰(zhàn)爭。只要給他足夠的時間經(jīng)營荊州，諸葛亮所說的那些不利條件，都會被改變。

曹操怎么也沒有想到，周瑜也看到了這一點，并且采取主動進攻的戰(zhàn)略，讓曹操失去了時間。

為什么孫吳會主動進攻？也是因為作為軍事統(tǒng)帥的周瑜，相比諸葛亮而言，太有政治頭腦的緣故。在周瑜之前，孫氏的江東事業(yè)乃是承襲自袁術，孫權之父孫堅乃是袁術下屬，后進取江東，割斷了與袁術的聯(lián)系，正式確立自己為匡扶漢室的一支地方力量，這一政治定位來源于張昭。到孫策之后，江東事業(yè)持續(xù)擴大。到了孫權手中，這種政治定位開始發(fā)生動搖——以周瑜和魯肅為代表的少壯派開始登臺。周瑜和魯肅構想了一個政治定位——拋棄原有的匡扶漢室定位，創(chuàng)立一個全新的江東帝業(yè)定位，也就是把孫吳打造為一個新的帝國。周瑜的構想相當宏偉，確實不輸于諸葛亮的戰(zhàn)略——他想著以長江為界，向西拓展，占有荊州益州，依長江天險，可讓孫權一統(tǒng)江南為帝。這當然與張昭等老一輩以匡扶漢室為己任的勢力發(fā)生了矛盾，匡扶漢室就必然意味著不能與代表漢獻帝的曹操對抗。這種矛盾非常激烈——在三國演義中，就成了激烈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