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羅伯茨的拿破侖大帝。很慚愧，到了2017年才平生第一次通讀拿破侖的傳記。

安德魯這個版本，顯然屬于事實細節(jié)還原型，沒有太多文學潤色，基本就是線路圖、談話記錄和回憶。當然，還原之后，能更加清晰地看到拿破侖成為大帝的成長過程——當然沒有一開始就志在世界的英雄。

當然，一些小的天性決定了拿破侖人格結構能夠容納得下他所擔負起來的事業(yè)。人格結構這個東西只是個代稱，可以說器宇，也可以說格局，它決定了一個人能否聚集和養(yǎng)成足夠的位勢。

很多人具備這種人格結構，但缺乏外部大勢和偉大事業(yè)的平臺或機遇，也就湮沒于人群里。而碰巧居于高位，或天然擁有位勢的大多數人，又缺乏其把握的權力或責任所需要的人格結構，因而也無法達成偉大事業(yè)。這兩者相聚，需要非常的巧合。

拿破侖的人格結構，有很多政客黑暗的一面，如敏感、多疑、剛愎、睚眥等，這是他作為由軍而政的險惡路徑上一種自我保護；更多的是他同時代擁有相應地位的人，所不擁有的特質——理性思維（怎樣正確地做事），愛好文學與歷史（怎樣做正確的事，追求崇高），求知欲極強且興趣廣泛（如何包容，能改變視角）。

雖然那會還沒有攝影技術，但多數的畫像上，波拿巴的長相都較為統一，看樣子就是這樣。面部較短，眼睛很大，鼻梁高直，嘴唇很小很薄，但形狀不錯。

很有意思的是，拿破侖在學生期間，極其愛好文學，嘗試著寫過很多劇本和短篇。愛好寫作，愛好閱讀，對于非文藝專業(yè)人士而言，有莫大的好處。閱讀是一種改換視角的體驗，寫作則是理清頭腦和練習結構布局的方式。

我相信，正是這兩種愛好，使得他能夠支撐起建立一個龐大帝國，并推動十七世紀資本主義體制前進這樣的重活。想想，在作戰(zhàn)的同時，他要考慮構造法律體系、自然科學體系等問題，這可不是一個普通職業(yè)軍人能夠搞定的事。即便你說是有很多人幫他，他至少要有這個基本的思路和想法乃至興趣，才能聚集起一群專業(yè)人士來做這些事。

在戰(zhàn)爭方面，拿破侖的所向披靡，也在于他能時不時跳出戰(zhàn)場本身，從地理格局、政治格局方面看問題的因素。除去那些神妙的描繪，拿破侖之出身，以及他對于共和政治必將替代封建政治的價值觀念，賦予了他揭開一個嶄新世界的位勢。

他其實是代表著新舊兩個世界交替的歷史大勢之人物。他所學過的炮兵陣列，他所擁戴的志愿軍體制，都是與當時歐洲封建社會格格不入的新事物，正因為如此，他能夠具備一種立足于戰(zhàn)場之上，卻能看透戰(zhàn)場，把握到戰(zhàn)場背后的巨大潛在力量。

他與普魯士的卡爾大公之決戰(zhàn)就是典型事例，卡爾大公代表舊勢力的所有優(yōu)勢——精通經典戰(zhàn)術，絕對優(yōu)勢的兵力，養(yǎng)尊處優(yōu)的等級觀念，以及對地理形勢的熟悉。拿破侖則代表了新勢力的頑強生命力——炮兵與步兵方陣的協調，強調速度而非力量，將士打成一片的志愿軍體制。在那個歷史性的戰(zhàn)場上，拿破侖捕捉到了戰(zhàn)場上的脈絡，法軍以極其勇猛旺盛的斗志和神出鬼沒的機動，擊潰了古典封建軍事陣列。

集中優(yōu)勢兵力，力求擊潰敵之一點，是拿破侖強調的戰(zhàn)術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他極為重視行軍布陣規(guī)制（記得之前李碩的南北戰(zhàn)爭三百年嗎）。

第一次退位時的波拿巴

在他之前，行軍并沒有統一的章法，一般都是按照師為編制，或兩列并行，或一列縱行。拿破侖發(fā)明了以“軍”為編制的行軍方陣，即可以兩三個、三四個師并進，同時，以軍為單位轉向，可靈活地改變進攻和防御方向——在后來與奧地利、俄羅斯的作戰(zhàn)中，他都采用了軍為單位的轉向，或90°南向，或180°西向，以最便捷的方式改變戰(zhàn)場的布局，把本來進入自己側后的敵軍，通過轉向變?yōu)榍颁h，實現局部戰(zhàn)場上的絕對多數，包圍突出的側后之敵加以殲滅。

又因為他重視行軍，所以他極為重視士兵的鞋子和口糧，他甚至指出士兵的腳比槍更重要，也就是要快速行軍，根據情況改變布陣——在他成為第一執(zhí)政之后的十多年內，有不少僅通過行軍布陣，快速地改變局部戰(zhàn)場上敵我力量的對比，不費一槍一彈就導致敵軍主動退出戰(zhàn)場結束戰(zhàn)斗的戰(zhàn)例。這是拿破侖的軍事天才。

他作為統帥和后來的皇帝，一個始終堅持的好習慣就是在作戰(zhàn)過程中，常常與普通士兵同吃同睡，善于用那些最低俗的論調來緩和軍隊緊張氣氛和鼓舞士氣。在征討莫斯科的戰(zhàn)役中，他自己甚至身上都長虱子。

2019年我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里看到的關于波拿巴的巴黎之役這幅名畫

超人的精力和心理——不論戰(zhàn)事如何緊張，也不論戰(zhàn)局如何危急，拿破侖總是能做到該睡覺就睡覺，該吃飯就吃飯——他可以迅速切換自己的狀態(tài)和心理。剛剛還在為國內政局頭疼不已，一到了要研討戰(zhàn)術時，他立即就可以拋下政治，開始進行戰(zhàn)術和戰(zhàn)場研究，并作出決策。

不論戰(zhàn)事如何緊張和勞累，他也可以做到給約瑟芬和諸多情人們寫信調情，同時寫信安排他的親屬和朋友們怎么治理分給他們的領地，與卡爾大公作戰(zhàn)的緊要關頭，他居然還可以做到一天寫200多封信。寫，寫，寫，他一邊指揮打仗，一邊就是不停地寫。在這一方面，他可比毛澤東強悍多了，從潘佐夫的毛傳看，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因為政治軍事事務壓力導致神經系統疾病了。

當然，他的欠缺在于不諳海戰(zhàn)——海軍優(yōu)勢才是十九世紀乃至之后時代的根本優(yōu)勢——當然，海軍優(yōu)勢的基礎是工業(yè)優(yōu)勢，這一點，拿破侖很清楚地知道法國在短期內已經無法趕上英國。所以，在拿破侖作為第一執(zhí)政乃至皇帝統御西歐的十多年里，波拿巴是陸戰(zhàn)之王，而海戰(zhàn)之王則始終是不列顛的納爾遜，兩者保持了一種微妙的平衡，對波拿巴形成了遏制。

要說最要命的欠缺，應該是幾乎每個獨裁者都會有的欠缺——隨著時間推移，總是力排眾議的正確決策，使得他們都滋長了一種固執(zhí)和過度自信，慢慢失去了對環(huán)境和態(tài)勢變化的敏感，不知不覺中已經轉變了的環(huán)境和氛圍，他們感受不到，堅持以往的習慣性判斷，終于導致重大挫折。征討俄國就是這樣一例，對于已經完全變化的軍心，完全變化了的俄國軍隊，乃至完全變化了的戰(zhàn)場環(huán)境，拿破侖都變得極其頑固，不論遇到什么問題，他總是期待用一場大勝來解決。

1799年的霧月政變，應該是波拿巴上位的第一次政治斗爭，盡管他照樣在斗爭中使用了軍隊。霧月政變的真正策劃者和主導者是西哀士，在督政府時期掌握元老院的政客。按照之前《獨裁者手冊》視角的分析，霧月政變具備了一切奪取統治權的充分必要條件——國家經濟失敗（由于連年的對抗歐洲反法同盟戰(zhàn)爭和圍困，通貨膨脹極為嚴重，勞工階層不斷暴動），既有統治者的連續(xù)失誤（由于派系復雜，決策體制松散，督政們的決策反復無常，且相互攻訐），構成實力派的核心圈子很小（對督政不滿的包括西哀士，議長在內的少數幾個議員，巴黎及附近軍隊首腦），可供選擇的代表少（西哀士一開始并不傾向于波拿巴，只是因為波拿巴的替代者們或死或傷，可供選擇余地太?。虼?，命運之神完全垂青波拿巴。

此時的波拿巴，顯然還沒有做好相關準備，他的從政經驗過少，當然，這也是西哀士能夠容忍他的原因。在霧月政變的第二日，他出席元老院會議，主題是剝奪現有督政的權力，重新組成有波拿巴在內的新督政。

他在會議上的表現極失水準，幾句話就激怒了元老院議員，幾乎所有議員都起來反對波拿巴。如果沒有少數幾個實力派的站隊，波拿巴幾乎就已經把政變搞砸了。

關鍵時刻，波拿巴說服了議長衛(wèi)隊首腦，以持槍戒備的方式，平息了元老院的憤怒，并隨后實行軍事管制，踐踏了共和二年憲法，強行通過了新的三人督政體制，就此以否定共和政治形態(tài)的方式等上政壇。

拿破侖執(zhí)政的優(yōu)勢，是在于他的相對包容性。在他治下，量才使用，不論其之前的政治取向。他說，1799年霧月政變就是一堵鐵墻，把過去與現在徹底隔斷。這需要政治勇氣，當然，也需要絕對的自信和權威。他致力于煥然一新的改良，他認為，一個新的政府，必須新奇耀眼，它的平庸黯淡之日就是它的垮臺之時。他也認為，信仰是自下而上，權力則是自上而下。

拿破侖法典

在經濟上，與很多史家所認為的不一樣，拿破侖非常重視英國的工業(yè)革命。他之所以沒有采納工業(yè)革命的道路，來發(fā)展法國經濟，其實是因為他認為此時的英國在工業(yè)上已經不可超越，工業(yè)革命造成的先發(fā)優(yōu)勢實在是太強大了。因此，法國只能通過政治優(yōu)勢、戰(zhàn)爭聯合等手段，獲取對英國包圍優(yōu)勢。

波拿巴在經濟上的舉措致力于活躍工商經濟，結構性減稅。終其十余年的戰(zhàn)爭生涯，從來沒有向法國國民征收過所得稅，支付這樣龐大的戰(zhàn)爭費用，運營盤活這樣龐大的戰(zhàn)爭資源，不得不說是他的杰作。

拿破侖的第一次倒臺，整個過程看起來與前秦的苻堅，夏國的竇建德類似。傾國一戰(zhàn)被擊敗，敗退之途中，原來的聯盟紛紛瓦解，轉而成為敵人，致使敵方力量隨著敗退進程不斷強大，最終導致國內政治勢力反轉。苻堅的聯盟作鳥獸散，最后還被聯盟親信殺死。竇建德虎牢關傾國一戰(zhàn)被擊潰，大夏國瞬間瓦解。

拿破侖從莫斯科退軍開始，后方就不斷受到奧地利、德意志各小公國的襲擾，雖然他親臨的小戰(zhàn)依然是不斷勝利，但反法的同盟力量越來越大——非常典型的戰(zhàn)斗技巧永遠也敵不過大勢的案例。以至于他一直在取勝，卻不斷縮小領地范圍，以至于要為巴黎的安危擔憂。

使他最終選擇退位走人的，不是敵人圍攻，而是自己最親密的元帥團隊的離散——無法再聚集人心作戰(zhàn)。

馬歇爾·內伊元帥，是一個悲劇性人物。這是拿破侖十大元帥中唯一起自平民，從小兵做起當到元帥的英雄。他沒有那么多華麗的戰(zhàn)法，更多的都是打支援、做后勤、斷后護衛(wèi)，他擁有的就是勇猛無畏。但也正是他，在拿破侖已經無法聽進意見的時候，反對了他，導致拿破侖第一次退位。到拿破侖殺回巴黎時，內伊本來是奉皇室命令去招降拿破侖的，但拿破侖僅僅幾句話就反而招降了他?；F盧兵敗之后，內伊成了承擔所有罪責的人，被皇室處死。

拿破侖倒臺之后，離開楓丹白露，向他的帝國近衛(wèi)軍告別，被認為是最動人的場景——我倒不這么認為，真正動人的，卻是他復出又奪回帝位時的場景——

拿破侖秘密離開流放的厄爾巴島，走了200英里回到楓丹白露，每到一座城鎮(zhèn)，當地的首官就會派兵阻擋，拿破侖則用他慣用的方式，把衣襟敞開，直接走向舉槍瞄準他的士兵，然后大聲叫罵——你們這些流氓，難道想殺死我嗎？或者，大聲問道，我離開后，你們過得還好嗎？就只要這么一句，所有士兵就會放下槍，然后高呼“皇帝萬歲！”，大家就這么一邊倒地跟著他了?！@就是魅力和影響力。想想那些場景，那才叫英雄，才叫動人。

至于滑鐵盧一戰(zhàn)，已經有太多的分析和思考，但世易時移，拿破侖已經不再是1817年之后歐洲大陸大勢的代表。

在最后的小島上，居住環(huán)境顯然不利于他的健康，身體形勢迅速惡化。拿破侖有多重疾病，估計最后要命的是胃癌——年輕時代長期行軍打仗，與士兵共苦所留下的致命后遺癥。去世的那天下大雨，仆人們聽到拿破侖發(fā)出了三聲長嘆，一聲比一聲間隔久，此后便無聲息。

之所以能稱之為大帝，不僅是他的軍功，當然，他的軍功被他的對手威靈頓公爵稱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應該是西方歷史上最強者——一生打了60場戰(zhàn)役，僅輸過其中7場——仍然不僅是他的軍功，而在于他對現代國家體制、法制體制的建立和普及，他一路打到哪里，就推翻當地的君主國王，建立議院，建立他的所謂大陸法系，占據了現代化的大勢，可能就是他能所向披靡的政治優(yōu)勢；也在于他對理性科學精神的提倡，他一生對科學極為尊重，戰(zhàn)爭期間都能和隨行科學家們探討物理現象和問題——十七世紀后半葉整個現代教育體制和現代文化體制初步成型造成的后果——以一個新勢力新思維的帝王推動現代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