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歷史】：讀千卷書之第270本—每天1分鐘讀1本書

今天分享中國史書籍的第二十九本書：《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

明代統(tǒng)治的獨特之處在于其農(nóng)村經(jīng)濟觀念，沒有財政制度，只有效率低下的管理。這是16、17世紀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情況所決定的，這種保守性卻是當時這個龐大帝國政治集中的必然結(jié)果。

一、家國一體的政治體制。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下，除了皇帝以外，沒有一個中樞機構來管理帝國的財政。所有具體的行政事務都要皇帝參與。這一先例肇始于開國皇帝朱元璋，據(jù)說他曾在8天的時間里就收到了1660份奏札，計3391件事。

楊廷和（1507—1524年在任）在嘉靖皇帝即位過程中在朝廷中實施了一項嚴厲的節(jié)省計劃。還有泰昌、天啟朝的葉向高（1607—1624年在任）曾策劃發(fā)內(nèi)帑白銀700萬兩以彌補國庫虧空。有理由相信，閣臣在實施深得人心的政策和恢復公眾信任方面能夠起到很大作用。

明代家國一體的政治體制使宮廷與政府密不可分，其基本原則是國王與官僚共享物質(zhì)財富。這一點與政教合一的國家有相通之處。官員一直反對宦官貪得無厭的奢侈性要求，但僅有幾次皇帝會站在官員一邊。這種斗爭與掌管內(nèi)庫的宦官的既得利益混在一起，成為明代后期稅收無法完全折成白銀的一個原因。

二、明代的貨幣財政。根據(jù)北宋的經(jīng)驗，我們可以知道要想保證貨幣供應充足，國家必須保證每年要鑄造20億到30億文銅錢，也就是每人每年大約要有50文新錢。而明代鑄錢數(shù)量不斷波動，從來也沒有接近這一水平。同時，明初鑄造的許多銅錢又流失到海外。鄭和的遠洋探險行動輸出的銅錢還無法確知其總數(shù)。同時銅錢也被賞賜給外國的使者。1453年，僅僅日本的朝貢使團就運走了50118000文銅錢。然而，當時的明朝，國內(nèi)市場銅錢的流通還沒有合法化。

嘉靖鑄錢是一個最容易引起爭議的話題。《明史》宣稱1553年政府的鑄幣廠鑄錢總數(shù)達950億文，這條材料來源于《大明會典》。著名的中國貨幣史研究權威彭信威指出這種不切實際的數(shù)字“在事實上不可能”。

明代任何時候都沒有將白銀宣布為官方標準。國家仍然以糧食的石數(shù)來作為基本的財政單位，為了保持帝國財政體制的同一性，地方官府也只能如法炮制。

三、王朝周期循環(huán)理論。大多數(shù)歷史性問題都已根深蒂固。我們知道，如果不參照都鐸王朝的改革就不能理解斯圖亞特王朝的憲法危機。最近已有歷史學家認為明治時代的日本事實上是與德川幕府時代密不可分。因此，對于明代財政的歷史必須作一個長時段的考察，這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因為政府既要避免周期性的重組，又不能將各個部門截然分開，財政機構事實上像一個生命體一樣，是不斷變化生長的。

王朝周期循環(huán)理論最主要的倡導者是王毓銓，他在其最有影響的文章《中國歷史上田賦的上升和王朝的衰落》（The Rise of Land Tax and the Fall of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中特別強調(diào)了明清兩朝。按照他的觀點，明朝的崩潰是因為“向農(nóng)民征收過重的田賦榨干了中國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

17世紀滿族入主中原確實是中國的倒退。但是這種倒退也并非一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由于入侵者代表著一種新的封建反動力量，他們在初期壓制了中國本土的資本主義發(fā)展。其實，新王朝最大的過錯是過分承襲前朝，完全漠視了黃宗羲、顧炎武等思想家對明朝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