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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朝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以少數(shù)民族為主體的全國性政權，它在沖擊以漢族為正統(tǒng)的思想以及它所實行的較開明的對外政策和文化政策方面，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發(fā)展作出了獨特的貢獻。文章從止殺令、招徠綏輯、建立行省、興學開科和設置站赤五方面探討了元朝統(tǒng)一云南過程中所采取的特殊的民族政策。 [關鍵詞]元朝；云南；民族政策 云南在秦、漢、唐、宋時期就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但只是羈縻而已。直到公元一二五三年，忽必烈平定大理以后，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元王朝繼承了漢唐以來的羈縻之策并加以完善，創(chuàng)立了“蒙、夷參治”之法，才真正實行云南與內陸的大一統(tǒng)。云南成為元朝的十一行省之一后，有力推進了云南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發(fā)展。元朝能順利統(tǒng)一云南，與其對云南正確的民族政策息息相關，本文從止殺令、招徠綏輯、建立行省、興學開科和設置站赤幾方面探討了元朝對云南的民族政策。 一、止殺令。大理國是宋王朝的一部分，是南宋抗御蒙古貴族西部戰(zhàn)線的主翼。蒙古貴族為了消滅南宋，決定采取大迂回的戰(zhàn)略，進軍云南，征服大理國，并從云南民族中吸收兵員，南北合兵包抄南宋，最后消滅南宋，這是他們的既定方針。但元軍在兩次進軍云南沒有取得預期戰(zhàn)果。為了完成既定方針，憲宗二年，忽必烈親自出征，以兀良合臺總督軍事。自臨洮、吐蕃，穿過西南，飛兵奇襲，過大渡河，乘革囊渡過金沙江，攻取大理。進軍途中，元軍“禁殺掠焚廬舍”，一反過去野蠻燒殺的行徑，所過望風款附。兵圍大理時，又飭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于眾。大理國王及其柄臣高泰祥逃走以后，“太弟整眾入大理，人民安堵如故，若無兵者，國人大悅?！盵1]忽必烈的“止殺令”的實施，贏得了云南各族人民的信賴，有效加速了元朝對云南的統(tǒng)一。 二、招徠綏輯。忽必烈遠征云南途中，曾遣使前往大理招撫，道阻而還。渡過金沙江以后，“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2]。圍大理后，“又使招之，三返弗聽”。高泰祥俘獲以后，“太弟面訊之，不屈，欲官之不受，乃命斬于五華樓下”。[3]對其孤兒，仍令世代為官。大理國王段興智擒獲后，也釋放不殺。在忽必烈的招徠安輯政策下，大理國境內各民族的貴族分子多數(shù)投降，并轉為蒙古貴族效勞。麗江麼些頭人阿良投降以后，引導蒙古兵攻打大理城，并在攻打其他地區(qū)中充當先鋒。已投降的大理國王和他的弟弟段實，更成蒙古貴族征服云南各地的得力助手。段興智被俘投降后，曾覲見憲宗蒙哥，“獻地圖，請悉平諸君，并條奏治民立賦之法”[4]。大受蒙哥賞識，賜名“摩珂羅嵯”，并命他“悉主諸蠻白爨等部”。段興智回云南后，親率白族士兵，引導兀良合臺繼續(xù)鎮(zhèn)壓仍在反抗的各族人民，并深入邕管和日南，而死于“王事”。其弟段實也在鎮(zhèn)壓舍利畏和白族、羅羅族人民的反抗斗爭中，進一步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和賞識，對他“元至優(yōu)之渥”，“以彰同視之仁”[5]，給以和蒙古貴族同等的特殊地位。他的子孫一直世襲為大理總管。元朝在征服大理后，還在醞釀組織了以白、彝族為主的爨白軍，隨兀良合臺進攻南宋，轉戰(zhàn)于長沙武漢之間，今天湖南洞庭湖邊的桑植縣的白族，就是當時留下來的。大理段氏不惜肝腦涂地以報效元朝，雖有其內在的一些原因，但蒙古的招徠安輯的政策，對安定云南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建立行省。蒙古貴族之征云南，雖然取得偉大勝利，但由于孤軍深入，補給不易，在行軍和作戰(zhàn)中，軍隊減員太多，十萬人僅存二萬，不得不拉攏已投降的白、羅羅等民族等中的貴族分子，在他們原來的地域基礎上，設立萬戶所。任命他們?yōu)槿f戶、千戶、百戶長，并建立鄉(xiāng)兵，以守衛(wèi)地方，并補充蒙古兵源。蒙古軍官則充當大元帥、都元帥，以統(tǒng)領蒙古兵駐守監(jiān)督；又派遣蒙古王族為云南王以總其權。這是一種臨時的軍事管理制度。到了云南政局穩(wěn)定以后，元世祖忽必烈就派賽典赤為云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建立云南行中書省。 云南行中書省的建立，對云南的政治措施有了較大改革。撤銷了過去的萬戶、千戶、百戶等軍事組織，改設為路、府、州、縣等行政機構，委任各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權統(tǒng)治，把云南行省穩(wěn)固地建立起來，形成了轄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的局面。并把行政中心由大理遷至中慶（今昆明），從此，“云南”正式成了行省一級行政區(qū)劃的名稱，至今沿用未改。 四、興學開科。元李京《云南志略》和《元史·張立道傳》都說“云南尊王羲之，不知尊孔孟。我朝收附后，分置省府，詔所在立文廟，蠻目為漢佛”。尊王羲之是南詔時曾尊崇他的書法，至于不知尊孔孟，則不是事實。南詔晟邏皮時就立孔廟于國中，史有明文，不能因地處南蠻而輕易污蔑。但元朝在云南各地興建孔廟，保護廟學書院，并對“貧寒老病之士為眾所尊重者，月支米糧，優(yōu)釁贍養(yǎng)”，則是有的。同時，元朝還在云南開科取士，其待遇優(yōu)于南人，可能是云南在元統(tǒng)一全國以前就已歸附的緣故。元朝在云南興學開科，目的雖在于籠絡各族上層，但對云南文化教育的發(fā)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五、設置站赤。元朝在云南建立行中書省的前后，設置了站赤（驛站），開通與內陸交往的道路，活躍了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物資交流。僅云南省內就有站赤七十八處。其中，中慶驛道不僅與川黔相接，而且北通武定，西經威楚而至大理。大理驛道又北通鄧川、劍川、麗江，西經漾濞、永平、金齒而至緬甸。中慶東南路由晉寧經河陽（澄江）、維摩（硯山縣北部）之間各站而入邕管（南寧）。這些星羅棋布的站赤，把云南的主要交通線上的城鎮(zhèn)連接了起來，又通過這些城鎮(zhèn)，聯(lián)系其周圍廣大的各民族的村落。元朝政府還保護商旅的安全，減輕商業(yè)稅收，內陸商人都樂意到邊疆民族地區(qū)進行貿易，因而一些城鎮(zhèn)和農村集市很快繁榮興旺起來。元朝在云南各民族地區(qū)的站赤，密切了云南各民族地區(qū)與內陸的聯(lián)系，活躍了云南各民族內部，以及與內陸漢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同時加強了全國范圍內政治上的統(tǒng)一，其影響是很深遠的[6]。 參考文獻： [1]諸葛元聲，撰.劉亞朝，校點.滇史[M].云南：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234-235. [2]周祜.大理古碑研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43. [3] 諸葛元聲，撰.劉亞朝，校點.滇史[M].云南：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235. [4]尤中，著.云南民族史[M].云南大學西南邊疆民族歷史研究所編印，1985：5. [5]段金錄，張錫祿，等編.大理歷代名碑[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57. [6] 尤中.中國西南民族史[M].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318-320. 作者簡介：尹桂麗，女，云南省大理學院體育科學學院，主要從事民族學研究。 論文來源：《黑龍江史志》 2013年第9期 轉載注明來源:https://m./4/view-4192750.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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