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之際，政治黑暗，統(tǒng)治階級內部黨爭日益激化。起先是官僚集團因“爭國本”事件而分裂，接著科道官、吏部與內閣之間的權力斗爭又加劇了分裂。到萬歷后期，“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朋黨政治由此形成。各政治勢力不斷分化組合，至天啟、崇禎年間演變?yōu)闁|林黨與閹黨兩大政治集團的對抗。作為活躍于天啟、崇禎時期的朝廷重臣，袁崇煥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黨爭之中。自天啟二年（1622）守遼，至崇禎三年（1630）被磔，袁崇煥的個人命運始終與黨爭息息相關。學界對袁崇煥之獄與崇禎朝黨爭關系研究較多，一般認為袁崇煥的悲劇某種程度上由東林黨與閹黨余孽、浙黨等勢力劇烈斗爭所造成。崇禎朝黨爭是天啟朝黨爭的延續(xù)，袁崇煥與天啟朝黨爭的關系尤有討論必要，惜學界關注較少且討論尚未深入。袁崇煥與東林黨有何密切關系，他是不是東林黨人？袁崇煥與閹黨是什么性質的復雜關系，他為何為魏忠賢頌功、建祠？前賢對這些問題眾說紛紜。本文擬就袁崇煥與天啟朝黨爭的關系做一番專門探討，試圖澄清袁崇煥與東林黨、閹黨關系的相關爭議，并揭示明金（以下統(tǒng)稱“清”）戰(zhàn)爭與朝廷黨爭之間的關系。不當之處，請專家指正。

晚明政壇出現(xiàn)多種朋黨名目，各朋黨之間有勾心斗角，又有合作聯(lián)盟，大致形成東林黨與東林黨反對派、閹黨的政治分野。東林黨原是以東林書院為主要陣地、以講論道學為宗旨的講會結社。他們在講學之余“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于是變?yōu)橐粋€政治派別，被敵對勢力斥為“東林黨”。早期東林黨人多與創(chuàng)始人顧憲成關系密切，與東林書院多有淵源，“他們之中絕大多數(shù)在宦途上的共同經歷是爭國本、爭京察、攻首輔”。就核心集團來說，東林黨不僅是政敵指目的朋黨名號，也是旨在捍衛(wèi)倫理道德、有著共同政治利益的政治團體。

由于得罪明神宗和當權派，東林黨長期閑居林下。然而他們始終懷有踐行清明政治的理想，與浙黨、昆黨、宣黨、齊黨、楚黨等反對派堅持作斗爭，為集中力量打擊政敵，萬歷后期又與秦黨、晉黨、江右黨等地域性朋黨聯(lián)合。由于東林是清流象征，“東林黨”遂成為這些政治勢力所共有的名號。泰昌、天啟之交，先前擁護太子朱常洛的正直派官員受到重用，東林黨人相繼被召還朝。由于楊漣等東林人士對熹宗順利即位起了重要作用，東林勢力更盛，完全掌控朝政?！昂裙惨詾橘t者，不惜破格用之”是東林黨一貫用人主張，東林黨掌權以后，廣泛援引正直派朝士為官，此時的“東林黨”已演變?yōu)檎迸沙康囊幻嫫鞄谩Ｇ宄跏芳艺勥w描述天啟初的明朝政局說：“天啟初，東林獨勝。起鄒元標，而江右亦東林也。江夏熊廷弼，原江右籍，楚亦東林也。福清葉向高、歸德侯執(zhí)躬，秉權趨風，天下咸奔走焉。仕途捷徑，非東林不靈?！?/span>

袁崇煥正是在“東林勢盛，眾正盈朝”的政治環(huán)境下成為一員守遼軍將。天啟元年（1621）冬，袁崇煥本是“以邊才自許”的一介入覲縣令。當時遼東戰(zhàn)事處于白熱化階段，袁崇煥于朝覲事畢，“匹馬走山海，周視形勢七日夜而返”，一時聲名大噪。經御史侯恂推薦，天啟二年二月被留用為兵部職方司主事。廣寧潰敗，遼東勢危，袁崇煥“自陳愿備兵”，遂被提拔為山海關監(jiān)軍。袁崇煥被破格拔擢守遼，固然因為他的才能和愛國情懷，東林黨人的支持也是重要原因。推薦袁崇煥的侯恂便是東林黨人侯執(zhí)蒲之子，人稱“東林健將”，此外袁崇煥與主政的東林領袖也有密切關系。

韓爌于泰昌元年（1620）八月入閣輔政，是當時東林黨領袖人物。袁崇煥是韓爌主持萬歷四十七年（1619）會試所錄取的進士，因此與韓爌建立起門生座主關系。明代座主與門生為家長式隸屬關系，座主對門生有關愛、指導、提攜之責，門生則有尊崇、支持、協(xié)助座主的義務。袁崇煥被破格提拔，離不開韓爌的栽培。后來歷史事實證明，袁崇煥兩次任職遼東，“有這樣一位老師作奧援，他的軍事才能才有更多施展的機會”。

談論袁崇煥天啟前期守遼活動繞不開孫承宗。孫承宗是著名的東林黨人，于天啟二年初拜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袁崇煥與遼東經略王在晉在守關方略上有分歧，孫承宗“自請行邊相視”，支持袁崇煥的主張。孫承宗督師山海關，“益倚崇煥”，命袁崇煥修建營房，“如袁崇煥議”安插遼民于關外邊堡、募遼民為兵，并聽從袁崇煥建議防守寧遠。在袁崇煥經營下，寧遠“軍民五萬余家，屯種遠至五十里”，“屹然成重鎮(zhèn)”。天啟五年（1625）夏，孫承宗采納袁崇煥意見，派兵據守錦州、右屯、大凌河、小凌河等城，收復河西失地200里。孫承宗守遼四年成效顯著，離不開袁崇煥這個“得力助手”。就《高陽集》收錄的天啟年間孫承宗致袁崇煥的多封書信來看，孫袁二人就修城、煮鹽煉鐵、興舉屯田、修造舟車、訓練車營、撫賞漠南蒙古等遼東軍務多次展開討論。這些軍務正是袁崇煥作為兵備道的職責所在。孫承宗“最托重者袁崇煥”，袁崇煥因有孫承宗的支持，他守關外以衛(wèi)關內、“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yǎng)遼人”、“撫西虜以拒東夷”等戰(zhàn)略思想才得以順利實施。

以往學者討論天啟前期袁崇煥守遼活動都忽略了葉向高的作用。葉向高，號臺山，福建福清人。他于萬歷后期、天啟前期兩次入閣輔政且支持、庇護東林黨，被視為正直派朝士領袖，“東林諸子奉福清（即葉向高）為倫魁”。葉向高對袁崇煥守遼活動的支持首先表現(xiàn)在守關方略上。據《督師紀略》卷1記載，天啟二年五月，遼東經略王在晉提出于山海關外八里鋪筑城的計劃，得到旨允，“監(jiān)軍道閻鳴泰、袁崇煥力爭不能得，奏記于首揆葉向高”，分理軍需兵部主事沈棨、贊畫軍需舉人孫元化“亦陰以不可聞于首揆”。隨后有孫承宗視察山海關、回京請旨撤換王在晉一事。研究者都肯定袁崇煥在這場方略之爭中的作用，可是對袁崇煥奏告葉向高的具體情況并不清楚。袁崇煥致葉向高書牘今未見，《后綸扉尺牘》收錄前人未見的葉向高回信，云：“守關者不當靠定關門，而當布置于關之外，此定法也。況關外有可據之地，而棄之不守，一旦賊來，豈一墻所能限乎？大教量力度勢，事理甚明，閣中諸公皆以為然。但經臺之意不同，須當委曲。生擬躬至關上，與之籌劃，而凱陽丈（即孫承宗）欲行，不敢阻之。此行不為閱邊，蓋專為經臺與三君計較此事也。經臺議論之不同，都下人皆知，形跡一開，將又蹈經撫之前轍。必須曲暢其意，使其歡然樂從，乃克有濟耳?！本驮撔艁砜矗~向高認同袁崇煥防守關外的主張，并派遣孫承宗以閱邊為名，前往山海關與袁崇煥、沈棨、孫元化計議，最終否定八里鋪筑城。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袁崇煥與葉向高已有交往?！度苡㈧`集》收錄袁崇煥詩《寄葉臺山相國》，云：“征車慷慨出城闉，贈策臨歧語獨真。杯酒論心皆血性，干戈滿目總風塵。惟求孟氏能生我，難保曾參不殺人。無限憂虞期報國，誰憐邊塞一孤臣?！睋娨猓嗽姙樵鐭ǔ鼍└斑|致葉向高之作。按，袁崇煥任山海關監(jiān)軍在天啟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此詩應作于三月左右。《后綸扉尺牘》收錄一封《答袁自如監(jiān)軍》，寫在袁崇煥赴任以后、遼東經略王在晉到任前夕。葉向高在信中鼓勵袁崇煥，“愿言努力，以答輿望”。正因為袁崇煥與葉向高有交情，所以當他與王在晉有守關方略之爭時才會去信葉向高。

《后綸扉尺牘》還收錄三封葉向高給袁崇煥的回信。第一封作于孫承宗到關主持防務不久。針對袁崇煥催促防守關外、欲兼武職的提議，葉向高信中說朝廷輿論認為出關之議未可輕談，袁崇煥欲兼武職一事應與孫承宗商量可否。第二封信主要為朝士對山海關軍政的紛囂言論而發(fā)。當時有部分朝士為阻撓出關之計，攻擊孫承宗誤信山海關總兵馬世龍。從葉向高回信看，袁崇煥在來信中解釋了馬世龍遭讒緣故，葉向高感到“差強人意”。葉向高回信又提到廷推薊遼總督一事，袁崇煥主張停推薊遼總督，葉向高認為薊遼總督職在鎮(zhèn)守沿邊近京一帶，不可罷去。天啟四年三月，廷推吳用先為薊遼總督。這是這封信寫作時間下限。第三封回信針對袁崇煥來函提出的出關復遼之策而發(fā)。葉向高認為遼東明軍士卒未精、軍餉不足，缺乏反攻后金的物質基礎，希望袁崇煥謀定而動。葉向高在信末提及自己幾番苦求離職，可知該信當作于天啟四年七月葉向高罷官前不久。

由上述可見，天啟二年至天啟四年間袁崇煥就遼東軍務向葉向高提出諸多建議，希望以葉向高為首的內閣予以主持。葉向高將遼東邊務委任孫承宗，也對袁崇煥頗為器重?？梢哉f，天啟前期袁崇煥能夠成為守遼軍將，其守遼活動順利進行，與葉向高、韓爌內閣的支持以及督師孫承宗的扶植是分不開的。而這一切都得益于天啟前期東林柄政的清明政局。

二、袁崇煥對天啟朝黨爭的政治立場

以往討論袁崇煥在晚明黨爭中的政治立場，一般認為他傾向東林黨，由于缺乏史料佐證，不能確定屬于東林陣營。個中緣故有學者認為是崇禎時期邪黨利用袁崇煥案打擊東林黨，“袁崇煥和東林黨的關系成了東林黨人的忌諱，因而隱晦不彰了”。其實，相關史料并非隱晦不彰，袁崇煥詩就透露出他的政治立場。

東林黨內廷同盟者王安被太監(jiān)魏忠賢殺死，這一宮廷政變使天啟政局發(fā)生微妙變化。魏忠賢憑借熹宗信任掌控司禮監(jiān)和東廠，并勾結外廷官員，組成閹黨政治集團。閹黨是一股腐朽反動的政治勢力，他們將匯集正人清流的東林黨視為眼中釘。天啟四年六月，東林黨向閹黨發(fā)起猛烈反攻，因未獲皇權青睞而敗下陣來。閹黨為扳倒東林黨，先把矛頭對準庇護東林黨的葉向高，他們利用林汝翥事件逼迫葉向高于該年七月離職。袁崇煥密切關注這場黨爭風波，作有《聞葉臺山相國乞歸得請賦此寄之》一詩，云：“先生今竟去，世事更堪憂。舉國疑高馬，何人問丙牛？乞身原貴早，屈指似難休?？蠟樯n生計，艱難再稍留？”葉向高是正人領袖，他的離職使袁崇煥對政局深感憂慮，因而寄此詩慰留葉向高。

事實證明袁崇煥具有相當?shù)恼蚊舾卸?，葉向高去職果然使閹黨氣勢更盛。朝中東林黨要員先后被免職，繼任首輔的袁崇煥座師韓爌也被放逐。魏忠賢起用黨羽任中央、地方衙門要職，“天下大權悉歸忠賢矣”。天啟五年三月，閹黨利用汪文言案制造黨獄。閹黨認為羅織東林黨罪名，“若坐納楊鎬、熊廷弼賄，則封疆事重，殺之有名”，因此利用遼東封疆問題迫害東林黨。楊漣等“六君子”被下獄拷掠至死，原遼東經略熊廷弼于同年八月被害，傳首九邊。袁崇煥對“六君子”之獄和熊廷弼案的態(tài)度見諸《哭熊經略二首》詩：“記得相逢一笑迎，親承指授夜談兵。才兼文武無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犊驯{須欲動，模糊熱血面如生。背人痛極為私祭，灑淚深宵哭失聲?！薄疤⒐毓酚峙耄盟雷铌P情。家貧罄盡身難贖，賄賂公行殺有名。脫幘憤深檀道濟，爰書冤及魏元成。備遭慘毒緣何事？想為登壇善將兵?！边@兩首詩是袁崇煥見熊廷弼頭顱的吊祭之作。“爰書冤及魏元成”句自注“時楊、左之獄詞連及公（即熊廷弼）”，表明袁崇煥認為楊左之獄、熊廷弼案都屬冤案。袁崇煥在詩中盛贊熊廷弼的才能和功勛，為其備遭慘毒而悲痛，他對閹黨誅戮善類的悲憤之情顯而易見。

為達到將東林黨斬草除根的目的，閹黨分子出于個人好惡開始編造東林黨籍。這些黨籍文獻不下十余種，屬“私書”性質，故名單有所不同。閹黨進而炮制《東林黨人榜》，是榜乃仿宋代元祐黨人碑而造，是公開性政治文件，共收錄309人，為官者削籍，為民者永錮，已死者追奪?！度苡㈧`集》收錄有袁崇煥針對這一黨爭事件而作的《東林黨人榜中無姓名書此志感》一詩：“忍將一綱盡清流，不絕根株總不休。巧造禍胎偏點將，欲憑毒手取封侯。曾知道學宜常講，早識機關動隱憂。愧我榜中無姓氏，流芳不得共千秋?！苯曁脩岩稍撛姙閭危碛墒情廃h不把袁崇煥當作東林黨，袁崇煥也非與閹黨針鋒相對，所以“詩中所言，自與崇煥之行事不侔”。按“早識機關動隱憂”句自注：“予曾寓書臺山相國，深論及此”，即說作者曾去信葉向高，預見到閹黨奪權的圖謀。《三管英靈集·袁崇煥詩》提及葉向高的除了此詩之外，還有《聞葉臺山相國乞歸得請賦此寄之》《寄葉臺山相國》兩首詩，《聞葉臺山相國乞歸得請賦此寄之》尤與此詩緊密相關，可知諸詩為一人所作。前已證明袁崇煥與葉向高關系密切，有書信來往，故判斷這三首詩為袁崇煥之作合乎情理。

《東林黨人榜》于天啟五年十二月刊布天下，可判斷袁崇煥之詩作于此時。榜中人士“以其反對閹黨之故，反得賢名，而以列名于榜為榮”，袁崇煥以不入榜為憾事，他自視為清流、支持東林黨的政治立場溢于言表。詩中“點將”指《東林點將錄》，為“東林七錄”之一，是閹黨比附《水滸傳》天罡地煞名目而編造的。袁崇煥在詩中表達出對閹黨利用編造黨籍的“毒手”大肆株連清流的義憤之情。

以上諸詩足證袁崇煥同情支持東林黨、敵視閹黨的政治立場。進一步說，袁崇煥是否為東林黨人呢？判定政治人物是否屬東林黨，學界多以《東林黨人榜》為主要依據，輔以《東林點將錄》等黨籍文獻。其實，東林黨概念、外延不斷變化，天啟年間東林黨已成為正直派朝士的旗幟；閹黨編造黨籍之時，“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為東林”，“東林黨”更泛化為囊括閹黨政敵的政治符號。袁崇煥一直密切關注黨爭，但并未直接參與其中，閹黨未把他當作政敵，故而未將其列入《東林黨人榜》《東林點將錄》。若就此而言，袁崇煥確非東林黨人。不過，《東林黨人榜中無姓名書此志感》一詩“曾知道學宜常講”句引人注意。所謂“道學”即天理心性之學。當時人稱贊袁崇煥“洞究名理，淹貫經史”，即說他對名理、性命之說理解很深。在《樂（率）性堂讀書示燦、煜二弟》一詩中，袁崇煥提出“率性”之說，強調通過苦讀先儒經典回歸“忠孝”倫常之道。袁崇煥支持講習道學，且經常蒞臨學校與諸生講學，與東林黨主張不謀而合，這可能是他政治立場偏向東林的一個重要原因。

袁崇煥因寧遠之捷升任遼東巡撫，由于不滿閹黨禍害遼東邊防，他與閹黨的矛盾有所激化。天啟六年（1626）三月，魏忠賢派太監(jiān)6人鎮(zhèn)守山海關，監(jiān)督軍務。袁崇煥上疏反對，遭魏忠賢反感。當時輿論“議裁經略、裁總兵，專任袁崇煥，以一事權”，魏忠賢卻在袁崇煥上疏次日任命“腹心”王之臣出任遼東經略（“經略”不久改名“督師”），很明顯并不信任袁崇煥。袁崇煥好友孫元化“請以關外事專委崇煥，惡崇煥者譖之魏忠賢”，竟遭罷官。魏忠賢還對袁崇煥用人計劃加以破壞。天啟六年六月，袁崇煥遍上閣部揭帖，請留用好友茅元儀，兵部尚書王永光欲部覆茅元儀以副總兵照舊充任軍前贊畫，聽袁崇煥委用，遭魏忠賢呵斥。王永光辯道：“此袁巡撫所題，邊事急，豈可格其所用？”魏忠賢厲聲道：“盡憑袁崇煥，要你部中何用？你只畏人威勢！”并以“鉆刺”名義將茅元儀削職為民。

據同治《蘇州府志》卷96記載，蘇州人張一宿，“游京師，嘗主應山楊漣邸舍”，為楊漣草擬彈劾魏忠賢的奏疏，魏忠賢欲加迫害，“一宿走塞上以免”，后被袁崇煥征辟為記室。記室是掌文書的幕府佐吏官，袁崇煥征辟張一宿當在天啟六年三月?lián)芜|東巡撫、開府招攬幕僚以后。袁崇煥敢于容留、庇護張一宿，他支持楊漣等東林清流的立場不言而喻，上述魏忠賢對袁崇煥的敵對態(tài)度也就不難理解。

三、天啟末年袁崇煥與閹黨的合作

天啟四年至天啟六年袁崇煥敵視閹黨的政治立場歷歷可考。然而到天啟六年冬，袁崇煥與閹黨相處不特相安無事，且出現(xiàn)上疏稱頌魏忠賢的現(xiàn)象。

天啟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袁崇煥疏辭升蔭，并稱頌魏忠賢：“廠臣魏忠賢功在社稷，海內之共見共聞，業(yè)已銘刻金石，無容職贅。至其身任邊事，誓圖恢復，梟滅逆虜，任用劉應坤、陶文、紀用等，而關內外御敵之伏甲、軍器、馬匹、懸簾等項，俱以家資置辦，日逐解來，又助軍需?！边@是袁崇煥第一次疏頌魏忠賢。其后幾次上疏，袁崇煥也頌美魏忠賢與閹黨。十一月二十六日，袁崇煥疏請屯田關外，末稱：“況廠臣魏忠賢與閣部諸臣俱一時稷契夔龍之選，臣所遇非偶，故敢卜事之必成?！笔率?，袁崇煥報吊使往還情形，歸功“廠臣主持于內，鎮(zhèn)守內臣、經、督、鎮(zhèn)、道諸臣具有方略，且謀算周詳”。十二月二十六日，袁崇煥奏后金使臣來寧遠事，疏末歸功魏忠賢：“乃今廠臣魏忠賢能用職，聲氣相應，且資職盔甲、馬匹、箭簾無數(shù)?！痹谡埌嘬娝娜f修扼要疏中，袁崇煥甚至將寧遠之捷歸功魏忠賢：“虜利野戰(zhàn)，惟有憑堅城以用大炮，如廠臣前日條議，極穩(wěn)最勝者。臣今春寧遠之戰(zhàn)，則廠臣之所謀也?！币陨鲜枳喑鲎浴睹黛渥趯嶄洝贰睹黛渥谄吣甓疾煸簩嶄洝愤@類官方實錄體史書，可靠性毋容置疑，袁崇煥稱頌魏忠賢確屬事實。

“頌珰”現(xiàn)象的產生與當時朝廷政局有關。天啟六年二月，閹黨興起東林“七君子”之獄，將周宗建、繆昌期等人逮捕，掠死獄中?！叭浮笔情廃h打擊東林黨的口實，閹黨又編纂《三朝要典》，將東林黨“邪論”勒成罪案。為了營造魏忠賢絕對權威的輿論氛圍，閹黨在章奏中歌功頌德。他們以“廠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爺”“祖爺”“千歲”“老祖爺”“九千歲”等名號稱譽魏忠賢。其中“廠臣”稱號最為普遍。袁崇煥上述疏中提及魏忠賢，或曰“廠臣”，或曰“廠臣魏忠賢”，正是這一政治環(huán)境的產物。它表明至少表面上，袁崇煥對閹黨的政治態(tài)度已發(fā)生根本性轉變。問題是袁崇煥為何有如此轉變呢？

張世偉在《登撫初陽孫公墓志銘》中說，當時孫元化同僚曾“諷公稍□結之，姑以紓禍”，孫元化“弗應”，后來遭到閹黨奪職；而“崇煥初不肯頌，以群咻不能自異。后雖徼寬政，謂'邊臣不可以常例’，挌原弗論。然何若公之皦然不污也”。這篇孫元化墓志銘據自孫元化行狀，而孫元化與袁崇煥“交最厚”，又長期在遼東參贊軍務，對袁崇煥很了解。因此，這篇墓志銘所說當較符合袁崇煥“頌珰”的處境。

閹黨“以不譽廠臣為罪”，將“頌珰”作為衡量人心向背的風向標。因此，“頌珰”與否涉及閹黨亂政之時袁崇煥如何與其相處的問題。張世偉的話表明，袁崇煥一開始為了個人氣節(jié)，不肯稱頌魏忠賢，后來在舉朝“頌珰”的政治氛圍下不得不改變態(tài)度。如果袁崇煥拒絕“頌珰”，將被視為懷有“異心”，結果就是像孫元化一樣遭到清洗，這不僅會斷送個人政治前途，也不利于實現(xiàn)收復遼東的個人抱負。因為收復遼東需要利用國家機器調動社會資源，而調用資源的權力掌握在閹黨手中。因此，正如羅炳綿所說：“袁崇煥若想在遼東施展自己的抱負，抗擊后金恢復遼東失地，不能不與魏忠賢黨人合作（或最少不能與他們對抗）?！比欢绻c閹黨合作，袁崇煥勢必要放棄此前與閹黨直接對抗的斗爭策略，改行虛與委蛇的敷衍之策，這就難免要與閹黨同流合污。袁崇煥功名之心太過強烈，在牟取功名與損害聲譽之間，他最終選擇前者，因此作出“頌珰”這一政治投機行為。

起碼從表面上看，“頌珰”是袁崇煥政治立場改變的標志。羅炳綿覺察到袁崇煥與魏忠賢的關系由敵對漸變成相安無事大概在天啟六年九月，可是他未能指明原因。筆者以為袁崇煥與魏忠賢關系轉變的契機是魏忠賢對吊喪議和的支持。天啟六年九月，袁崇煥得到后金汗努爾哈赤病逝、諸子爭位的消息，決定遣使吊孝，“圖為之間”，“且乘是以覘彼中虛實”，于是有李喇嘛使團的沈陽一行。魏忠賢不顧遼東督師王之臣的勸諫，讓袁崇煥全權處理議和事宜。王在晉說吊孝之舉“彼時主張雖由崇煥，而設謀實自逆珰（即魏忠賢），逆珰欲招款奴酋，建不世之勛，意不止于封侯已也”。就是說，魏忠賢支持袁崇煥議和，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此時魏忠賢在軍需等事務上也盡量滿足袁崇煥的要求。袁崇煥疏請錢糧器械，請發(fā)馬價銀，請班軍修城，魏忠賢均報以支持。設使沒有魏忠賢的支持，袁崇煥寧錦筑城屯田計劃不可能順利展開。從上述“頌珰”疏奏內容看，袁崇煥多是稱頌魏忠賢供應軍用物資，支持他“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yǎng)遼人”的策略以及吊喪議和之舉，而且閹黨鎮(zhèn)守太監(jiān)、督撫等較少掣肘，能夠與他協(xié)力守遼。

魏忠賢在遼東的一些人事任命也較合袁崇煥之意。其一是撤下與袁崇煥不協(xié)的遼東督師王之臣，讓袁崇煥兼制山海關軍務；其二是重用與袁崇煥守遼主張相近、關系較好的閻鳴泰。閻鳴泰于天啟二年監(jiān)軍山海關、巡撫遼東，與袁崇煥力倡防守寧遠、覺華島，兩人“傾蓋如故，無言不投”。閻鳴泰于天啟三年乞歸，“魏忠賢竊柄，鳴泰潛結之”，被任為薊遼總督。閻鳴泰“專事諂諛。每陳邊事，必頌功德”，受魏忠賢器重。閻鳴泰好比是袁崇煥與閹黨之間的潤滑劑，所以有人認為袁崇煥是通過閻鳴泰結交魏忠賢的。其實，袁崇煥“鋪張廠功未如閻鳴泰之娓娓”，他并不像閻鳴泰那樣完全倒向閹黨陣營。

先前寧遠之捷敘功，閹黨已嘗到借口邊功牟取利益的甜頭。因此，為了利用袁崇煥軍功攫取政治利益以及借助袁崇煥抵御后金的需要，魏忠賢出人意表地支持袁崇煥守遼活動。奪取遼東戰(zhàn)功的共識以及袁崇煥政治態(tài)度的調整，是袁崇煥與閹黨關系緩和并進一步合作的政治基礎。魏忠賢也開始拉攏袁崇煥。天啟六年九月底，因錦州、義州等城收復、屯種之功加恩諸臣，袁崇煥“原蔭子錦衣衛(wèi)正千戶，加升指揮僉事，俱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十月，“加遼東巡撫袁崇煥嗣男原蔭錦衣衛(wèi)千戶袁兆基世襲指揮僉事”。后來山海關城壕修竣優(yōu)敘邊臣，袁崇煥獲從二品服俸。袁崇煥從魏忠賢濫蔭邊功中受益，也使雙方關系由對抗?jié)u趨和緩。

袁崇煥亦向閹黨示好。天啟六年十二月，他迎合魏忠賢控制遼東之意，疏請“監(jiān)臣紀用等移巡關外”，與他“料理邊事”。袁崇煥給紀用的信尊稱為“老先生大人”，“老先生”是當時京師對極尊者的稱呼，“老大人”是晚輩對長輩的恭敬之稱，由此可見袁崇煥對紀用等鎮(zhèn)守太監(jiān)的恭敬態(tài)度。天啟七年（1627）二月熹宗旨稱：“劉應坤、紀用、閻鳴泰、袁崇煥，從來意氣相信，肝膽與同，謀略總期為國，奏疏不約而合，成績漸著，深可嘉焉?！憋@然到天啟七年春，袁崇煥與閹黨已處于和衷共事的狀態(tài)。

天啟七年四月，袁崇煥更疏請為魏忠賢建造生祠。建祠一事，《明熹宗實錄》載：“薊遼總督閻鳴泰、巡撫袁崇煥疏頌魏忠賢功德，請于寧前建祠，賜名懋德。”《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載：“遼東巡撫袁崇煥疏為元勛功翼覆載事，奉圣旨：這本說廠臣心專籌虜，力援危疆，設險設備，屹立金湯，其懋功朕所鑒悉；合謀建祠，輿情允協(xié)，著如議行，其祠名曰元功。該部知道?！倍呔丛鐭ㄗ嗍柙?。因此，羅炳綿認為“袁崇煥是否主動提出請建魏忠賢生祠，應有所保留的”。

關于祠名，《明熹宗實錄》說是“懋德”，《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說是“元功”，羅炳綿等前賢未有裁斷，其他諸書記載亦有歧異。《國榷》云“元功”，《先撥志始》和《三朝野紀》卻云“德芳”。三說究竟孰是？據《明熹宗實錄》卷83載，天啟七年四月，“山海太監(jiān)劉應坤請立魏忠賢生祠，賜名懋德”，與同卷所載袁崇煥、閻鳴泰所建生祠同名，實屬矛盾，必有一誤。《兩朝從信錄》《皇明通紀集要》《明書》皆言遼東建生祠二所，一曰“元功”，一曰“懋德”。綜合這些材料來看，當時遼東建有元功祠、懋德祠，分別由袁崇煥、閻鳴泰和劉應坤建于寧遠、山海關。那么袁崇煥所建生祠到底是元功祠，還是懋德祠？《清流摘鏡》錄有前人未見的袁崇煥請建生祠奏疏，解決了這個問題：“廣、平之敗，臣以迂憨書生，灑血請纓，雖抱一片丹衷，究無絲毫籌畫。賴廠臣忠肝烈膽，主計吁謨，贊九重之恢復，而神器有賜，貂蟒有賜，遣內臣劉應坤、陶文、紀用于山海、寧遠，于是遼人知朝廷之不忍棄遼。遼之官生軍民，即陷在虜者，亦革其從夷之心以思漢，展轉間關，千荼百戮，昔去鄉(xiāng)井而流離，今香火如故，保有子孫。若客兵聚東西南北之人，戍人歸老，望斷生還。自廠臣決御虜之策，此輩于是遠于死亡，且有地，糧餉以時，故欲報廠臣，猶之遼人也。若臣之感則又甚。臣不揣寡弱，而建此落落難合之議（即防守寧遠），似乎必不可行，而廠臣行之，其成臣之名者，廠臣也。昔夷人以傾巢十八萬困寧遠，使非廠臣定堅城固守之計于先，臣此時寧有身哉？其生臣之身者，又廠臣也。即令成款之支持，紛囂易起，筑舍為憂，廠臣決策帷幄，使臣仰受方略，力于疆場以朝廷者，又廠臣也。在朝廷定不靳其報功之典，謹會同總督閻鳴泰，合詞以請，敕賜祠額，以垂不朽。得旨：這本說廠臣心?；I虜，力造危疆，轉器輸貲，堅我甲盾，設陷設備，屹茲金湯，其茂功朕所悉知；合謀建祠，輿情允洽，著如議行，祠名與做元功?！庇写耸枳酁樽C，事實已非常清楚，袁崇煥所建生祠曰“元功祠”。從該奏疏還可見，請求建祠的奏疏由袁崇煥主筆，會同閻鳴泰“合詞以請”，因此袁崇煥疏請為魏忠賢建生祠確是事實。問題是袁崇煥為何不單獨疏請，而要與閻鳴泰合詞題請呢？

建造生祠是天啟末年閹黨“神化魏忠賢”的輿論宣傳活動。始作俑者是天啟六年閏六月浙江巡撫潘汝楨建于西湖的普德祠。薊遼總督閻鳴泰是修建生祠的急先鋒，他主持在京畿、寧遠修建生祠7所，首倡疏請祠名。袁崇煥被卷入建祠風潮之中，一方面與“撫、按各官不能主持，俱有會稿建立”的背景有關，另一方面想必閻鳴泰起了不小作用。聯(lián)想到閻鳴泰等人建祠畿南，因強迫孫承宗“具呈”不得，擅自將孫承宗列名于首一事，元功祠之建很可能出自閻鳴泰倡議。

崇禎元年（1628）四月，兵部左侍郎呂純如在上疏中談及袁崇煥建祠一案：“生祠之建，劉應乾（坤）、紀用主之，諸將士贊成之，崇煥亦因而委蛇其間，以殺中制怒，其處世原與他人不同。第頌虔顧頗類英雄欺人語，而總之為正論所不宥。此又崇煥之過，而不必諱也?！眳渭內绲脑捳f明，除了閻鳴泰之外，鎮(zhèn)守太監(jiān)劉應坤、紀用其實是建祠的主謀，袁崇煥疏請建祠是為敷衍閹黨。陳伯陶說：“建祠實鳴泰強使為之?！绷_炳綿也認為“閻袁二人請建祠的奏疏，主動的應屬閻鳴泰，或劉應坤、紀用”，“不是袁崇煥的主意”。這么說并非沒有道理。趙率教與閹黨高第關系較好，后又“推客氏為恩娘，結魏良卿為契弟”，想必是贊成建祠的諸將士之一?！俺?，潘汝楨首上疏，御史劉之待會稿遲一日，即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苯舫蔀殚廃h評判朝士政治立場的一種手段。但凡反對建祠或對建祠不積極者，都被閹黨視為政敵加以殘酷打擊。在這樣的政治高壓下，為了維持與閹黨表面上合作的局面，袁崇煥沒有像孫承宗那樣拒絕聯(lián)名上疏，反而進一步降低政治底線，選擇附和閹黨。

以袁崇煥“孤迂耿僻”的個性以及清流立場，他原不會像政治投機者那樣為了利益無恥地為魏忠賢頌功、建祠。然而為了躲避政治迫害、謀取遼東戰(zhàn)功，袁崇煥沒有正義凜然地與閹黨決裂，反而改變政治立場，與閹黨合作，作出“頌珰”“建祠”這等“正論所不宥”的行為。這無疑犯了政治錯誤，使個人蒙上“媚黨惡名”。雖然袁崇煥忍辱負重，在閹黨亂政之際順利推行守遼策略，并率領明軍取得天啟七年的寧錦大捷，但是這個代價仍然顯得太大了。

崇禎初懲治閹黨，“頌珰”“建祠”與否成為評判政治人物是否閹黨的重要標尺。因此，明廷要起用守制歸里的袁崇煥守遼，引發(fā)輿論爭議。文秉《先撥志始》將袁崇煥列為“逆案漏網”；尚寶司卿董懋中更抨擊袁崇煥，“詆為逆黨所庇”。上述呂純如奏疏就是為袁崇煥在“吊孝”“建祠”二案上蒙受的污名作辯護。思宗對呂純如奏疏的批復是“令與新樞臣議處來說”。“新樞臣”指新任兵部尚書王在晉。上述《登撫初陽孫公墓志銘》所載“后雖徼寬政，謂'邊臣不可以常例’，挌原弗論”透露出兵部審議的結果是：對待邊臣不可與朝士一視同仁，袁崇煥吊喪、建祠實屬情有可原。思宗在起用袁崇煥為薊遼督師的圣旨中也說：“前逆黨煽虐，委曲苦心，朕已鑒知?！泵魍⒌膶彶榻Y果足以揭示天啟末年袁崇煥被迫與閹黨合作的苦衷，也表明袁崇煥雖犯政治錯誤，但他并非閹黨。

有人提出袁崇煥在天啟五年曾認魏忠賢為義父，其依據是天啟七年十一月?lián)釋幒钪靽鲎嗍杷裕骸芭\與我深仇，而及其死也，魏忠賢乃遣人吊孝，白送卻無數(shù)金珠，反取嫚書一紙。邊臣不奉忠賢之命，敢徑為之乎？此則敗壞邊事之實。又不惟是也，喜則升九天，柳河之敗得以鉆刺而喬遷，羨干父一認之有靈。其顛倒錯亂遂至于此?！边@段話前半部分批評魏忠賢對吊喪決策負有重要責任，后半部分說柳河之役的敗將因做魏忠賢義子而被包庇，并未指明是袁崇煥。天啟五年八月的柳河之役是山海關總兵馬世龍錯誤發(fā)動而致?lián)p兵折將的軍事冒險行動。職方主事徐日久彈劾馬世龍，“世龍陰結忠賢，反削日久籍”。袁崇煥并未參與柳河之役，對此役亦持批評態(tài)度，指出：“前柳河之失，皆緣若輩貪功，自為送死?！憋@然，父事魏忠賢得以脫罪的敗將是馬世龍。所謂袁崇煥認魏忠賢為義父之說完全是誤讀史料所致。

政治斗爭非常殘酷，在閹黨恐怖統(tǒng)治之下，“智士達人，如欲茍全性命，雖剛介之性，亦不得不出于委蛇，而況彼伊阿?齪者乎”，即便思宗在信邸之時也三次上疏“稱頌上公”。如果只就表面政治表現(xiàn)認定袁崇煥交結魏忠賢乃至屬閹黨陣營，而未深究事件來龍去脈和個中隱情，那便會得出完全錯誤的結論。表面上看，袁崇煥為了政治目的改變政治立場，依附閹黨，其實他并非真心依附魏忠賢，“頌虔顧頗類英雄欺人語”，建祠也是“不得已”陳請。后來袁崇煥斬殺毛文龍，所列罪狀之一是“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為父，塑冕旒像于島中”。這是袁崇煥厭惡魏忠賢之情的不自覺流露。

職是之故，魏忠賢從未將袁崇煥視為同黨，即便袁崇煥“頌珰”、建祠，終“不為魏忠賢所喜”。寧錦之戰(zhàn)后，“忠賢因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為暮氣，崇煥遂乞休”，“七月遂允其歸”。寧錦之捷敘功時，“文武增秩賜蔭者數(shù)百人，忠賢孫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尚書霍維華不平，疏乞讓蔭，忠賢亦不許”。歸根究底，魏忠賢與袁崇煥只是相互利用的關系，由于雙方政治立場截然對立，當袁崇煥沒有利用價值了，魏忠賢對他的態(tài)度勢必從拉攏變?yōu)榇驂骸?/span>

四、結語

綜上可見，天啟前期，袁崇煥成為守遼將領，并順利推行守遼策略，與東林黨的支持分不開。在東林黨與閹黨的政治斗爭中，袁崇煥同情支持東林黨、敵視閹黨，但他并非東林黨人。天啟末年，閹黨亂政，袁崇煥為躲避政治迫害、謀取遼東戰(zhàn)功，被迫調整政治立場，與閹黨合作。他為魏忠賢頌功、建祠有政治投機之嫌，給他的政治聲譽帶來惡劣影響。雖說天啟末年袁崇煥政治表現(xiàn)不好，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他堅持抗金斗爭的正面評價。

李洵指出，明末政局沿著兩條線索發(fā)展：一條是朝廷黨爭；另一條是農民起義。通過上述袁崇煥與天啟朝黨爭關系的考察，筆者認為民族斗爭尤其明清戰(zhàn)爭也是影響明末政局走向的重要線索，它與朝廷黨爭、農民起義并行發(fā)展，也有相互聯(lián)系。朝廷黨爭與明清戰(zhàn)爭的相互作用關系首先表現(xiàn)在，由于遼東戰(zhàn)事是干系重大的晚明國家首務，曠日持久、日益惡化的明清戰(zhàn)爭走勢加劇了朝廷內部不同政治集團的派系斗爭，成為黨爭的催化劑。天啟后期閹黨利用熊廷弼之獄鎮(zhèn)壓東林黨、崇禎初反東林勢力利用袁崇煥之獄擊垮東林黨，都是以“封疆案”為幌子。遼東封疆問題也就成了黨爭的工具和戰(zhàn)場。

黨爭造成官僚集團的內訌和分裂，門戶之見凌駕于國是之上，因而政治立場取代軍事才能成為選拔遼東邊臣、評判將帥功罪的標準。遼東邊臣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政治斗爭之中，他們必須在朝廷黨爭中選邊站隊，持敵對立場者就會遭到清洗。閹黨奪權之后，薊遼總督閻鳴泰、關內道劉詔、山海關總兵馬世龍主動勾結魏忠賢，遼東總兵趙率教、山海關總兵滿桂同樣被迫與閹黨周旋、合作，才得以保住祿位。如魏忠賢喜歡騎馬，這些遼東邊臣都曾給他送過良馬。袁崇煥能夠在閹黨亂政之時取得寧遠之戰(zhàn)、寧錦之戰(zhàn)的勝利，不是因為閹黨比東林黨御敵得力，而是因為袁崇煥采取了與閹黨既斗爭又合作的政治策略。孟森敏銳地指出：“至邊事既起，各立門戶之言官，以封疆為逞志之具，將帥之功罪、賢不肖悉淆混于黨論，而任事者無所措手足矣。建州坐大，清太祖逐（遂）成王業(yè)，其乘機于明廷門戶之爭者固不小也?！?/span>

誠然，朝廷各政治集團的明爭暗斗以及引發(fā)的政局變革關乎遼東邊臣的軍事行動和個人命運，對遼東戰(zhàn)局造成很大影響。明末軍事指揮權高度集中于朝廷，前線將領的決策權受到很大限制，難以根絕的朝廷黨爭導致遼東軍事領導體制一直存在用人不當、委任不專、難以久任、賞罰不明等突出問題，這是明軍屢敗于清軍的重要原因。如熊廷弼第一次經略遼東，整頓遼東防務有功，可是與他有隙的浙黨姚宗文等人卻將其彈劾落職，朝廷代之以“用兵非所長”的袁應泰，結果明軍很快失守遼陽、沈陽。熊廷弼在首輔劉一燝支持下再次經略遼東，后來葉向高取代劉一燝之位，轉而倚任門生遼東巡撫王化貞。廣寧敗因在于熊、王經撫不和，而熊、王不和的根源在于葉、劉權力之爭。孫承宗督遼四載，著有功勛，因曾策劃“清君側”而遭閹黨忌恨，閹黨百般阻撓孫承宗軍事行動，后又利用柳河失利整垮孫承宗陣營?！爸屹t黨”高第是個無能之輩，一上任就撤防關外，予敵進兵良機，所幸袁崇煥固守寧遠，才沒使遼東戰(zhàn)局進一步惡化。袁崇煥接連挫敗后金軍于寧錦城下，戰(zhàn)功卻被閹黨攘奪，其本人也遭閹黨排擠罷職。閹黨王之臣繼任后，馬上撤防袁崇煥費心營筑的錦州，使其遭到后金軍拆毀。黨爭對遼東戰(zhàn)局的妨礙，幾乎與明祚相終。甚至到了已經局促一隅的南明諸政權，朝臣罔顧大敵當前，依舊在鬧黨爭、較意氣，清軍因此更加順利地奪取了中原。

在晚明黨爭愈演愈烈的形勢下，朝廷黨爭與明清戰(zhàn)爭之間的張力沒有緩解，反而逐漸淪為惡性循環(huán)的死結。但凡勇于擔當、盡心為國、任勞任怨的遼東邊臣，往往沒有好下場。熊廷弼與袁崇煥都是為清軍所忌憚的能人，可是都未死于戰(zhàn)場，而死于朝廷黨爭，堪稱自毀長城、親者痛仇者快的悲劇。而失守封疆的無能之輩如楊鎬、王化貞卻因為有黨羽的庇護，在獄中茍活多年。黨爭使得功罪倒衡，賢良被害，邊才日益凋零，遼東邊防因而逐漸陷入無法挽救的絕境。

經歷天啟朝黨爭的袁崇煥對此封疆痼疾有很深體任。督師遼東后他曾說，遼東邊臣之所以做事很難，是因為要面對后金軍和朝中宵小的兩面夾擊，希望思宗對中樞主政者和任事之人“任而勿二，信而不疑”，不為“讒邪”“謗書”所惑，只要朝廷和遼東邊臣內外齊心，“一片精堅，純氣相守，讒邪已無白而間，強敵更何能為攻？從來戰(zhàn)勝守固，未有不由此道者”。這就是袁崇煥強調的“戰(zhàn)勝在于廟堂”。然而袁崇煥所期待的清明政治在腐朽權貴集團專制的晚明政局結構中注定無法實現(xiàn)，最終他重蹈熊廷弼的覆轍，喪生于崇禎朝黨爭的火海之中。

以上文章原載于《學術研究》2022年第1期，文章不代表《學術研究》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