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的西班牙，存量財富在整個歐洲首屈一指，但卻沒有形成應有的積累和生產(chǎn)效應，反而被后起的荷蘭和英格蘭超越，這其中有著諸多體制問題。

皮薩羅幾乎是在一瞬間帶來的巨大財富，很快就刺激起國內(nèi)的消費，并且很快窒息了國內(nèi)的生產(chǎn)——西班牙可以用金幣購買產(chǎn)自歐洲其他國家的產(chǎn)品，輸送到美洲來交換黃金，完全可以不事生產(chǎn)。

巨大的財富堆積起來讓人們太過容易獲取優(yōu)越的生活條件。除了這一人類共有的弱點之外，還有三個獨特的原因導致了西班牙的揮霍而不事生產(chǎn)：

其一，天主教下的集權體制，使得國王的榮耀與戰(zhàn)略超越了國家利益本身，大量的財富都是以國王的名義進行消費的，國王征用資源無須通過政府或議會的審查和制約。財富并沒有從國王和貴族們手中向工商業(yè)階層轉移，而是直接進入了歐洲其他國家手中。

其二，在16世紀初期，西班牙驅逐了此前在本國的猶太人和穆斯林，不論是猶太人還是穆斯林，都是精于商業(yè)、管理、生產(chǎn)的群體，驅逐掉了這批人，相當于消滅了一種后來被稱之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勤奮文化和習慣。

第三，西班牙本身所處的地理位置也有一定缺陷，雖然靠海，但卻并非歐洲貿(mào)易交通的必經(jīng)之路，大家可來可不來而已?！?strong>西班牙不過是歐洲的印度。

巨額的財富，在西班牙的體制下卻沒有轉變?yōu)樯a(chǎn)性資源，僅僅是讓西班牙取得了國際性地位，對于國內(nèi)經(jīng)濟、制造業(yè)、社會毫無助力和裨益。反而因為集權型統(tǒng)治者的揮霍和窮兵黷武，在16世紀末期接二連三地出現(xiàn)財政危機。

從美洲輸入的黃金，支撐起了16世紀西歐經(jīng)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資本主義體制暫露頭角。環(huán)加勒比海區(qū)域成了“西班牙干線”。這條黃金輸送的通道，很快就引發(fā)了16世紀大西洋領域的海盜事業(yè)——劫掠西班牙黃金運輸船只來獲利。

最精于劫掠西班牙黃金運輸船之道的，莫過于荷蘭和英格蘭。英格蘭著名的海盜頭子德雷克，到后來干脆受雇于女王伊麗莎白，以國家名義來進行海上搶劫。黃金資源就這樣以合法貿(mào)易和不合法的搶劫方式，從西班牙手中源源不斷地流入歐洲其他國家。這又引發(fā)了西歐諸國在海權上的爭斗。

大量黃金和白銀的涌入，啟動了西歐在16世紀中期的第一輪大規(guī)模通脹，貨幣貶值，商品稀缺，既促進了人們對物價漲落、商品流動的認識，又促發(fā)了一種新的事物——商品交易會的出現(xiàn)。

商品交易會不同于傳統(tǒng)的集市，這是有專門組織，基于國際商品和貨幣交易網(wǎng)絡的交易平臺，要讓這樣一種復雜的交易平臺運轉起來，沒有來自阿姆斯特丹等地的銀行業(yè)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商業(yè)匯票、貨幣兌換等專門技能成為必須。

這些源自意大利的新技術，在新興的荷蘭得到發(fā)展，由于聚集了大量新教人物，又長于遠程海上貿(mào)易，荷蘭大量應用了匯票這種商業(yè)技術，發(fā)展出了最早的匯票交易市場。

商品交易會的運轉，促成了金融市場的形成。而這，就是黃金在商品交易中逐漸淡化并隱退的開始。

然而，歐洲人從美洲擄掠來的黃金，通過商品交易會，如水一般流向了遠東——從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初，巨量的黃金和白銀流向了中國和印度。這是典型的制造業(yè)取勝的例子——歐洲人無法抵抗來自中國的絲綢、瓷器和香料。作者由是把敘述的焦點投向中國。

中國有一個截然不同的特點——不像歐洲人，把黃金視為財富和精致化的最高表現(xiàn)形式，把黃金作為鑄幣來流通于整個國家。

中國正好相反，統(tǒng)治者們普遍認為，正因為黃金太貴重，所以不能作為現(xiàn)金流轉于社會和草民之手，這被視為對統(tǒng)治者高度集中的權力的稀釋！

因此，在過去的兩千年，中國從來是把賤金屬作為鑄幣流通——比較同一時期的中國貨幣和歐洲貨幣，中國貨幣的粗糙和低劣程度非常顯著——這是否也是中國向來貶低商業(yè)貿(mào)易的一種表現(xiàn)？

唐憲宗時期的中國，乃是紙幣的發(fā)明和使用地。這一點倒是先前我沒有注意過的，紙幣的發(fā)明和啟用起源于唐憲宗的一紙詔令，當時叫飛錢，時間大約是公元815年左右。作者認為，飛錢這一發(fā)明，足以與中國的四大發(fā)明并駕齊驅，對人類經(jīng)濟社會的影響，可謂喜憂參半。

顯然，唐憲宗并非金融創(chuàng)新天才，他之所以要使用本身一錢不值的飛錢，也是因為中國缺銅礦所致。但這一制度被元代的蒙古王族們沿用，并發(fā)展擴大——很有可能就是在那個時期從元代傳至歐洲。

由是，通貨膨脹這種東西也隨之傳遍全世界。直到一千多年后，中國依然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困擾——作者說了一個歷史細節(jié)，二戰(zhàn)期間，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沒有了印制鈔票的設備，以至于當時中國境內(nèi)使用的國民黨政府紙幣，都需要在美國印好，然后空運到中國。

紙幣，與石油、鋼鐵、面粉一樣，成為同盟國支援中國的戰(zhàn)略物資之一。由于中國當時正經(jīng)歷戰(zhàn)爭期間的惡性通脹，紙幣占據(jù)了越來越多的貨倉空間，促使政府不得不一再把紙幣的面值加大。

在全世界都在使用貴金屬貨幣的時期，中國開始使用桑樹葉做的紙張?zhí)娲速F金屬。現(xiàn)在反思起來，是否與青木昌彥《比較制度分析》（敝號即將推出系列隨筆）中指出的，如同中國過早成熟的官僚體制一樣，是否過早啟用的紙幣體系，也限制了中國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大國，僅限于輸出優(yōu)勢的產(chǎn)品，而非如西歐國家一樣實現(xiàn)資源交易以對外擴張。

到十七世紀初期，貨幣鑄造改革問題又提上日程。雖然使用了兩千多年，但歐洲的金屬貨幣卻始終是手工壓制的，邊緣總是不平整。民間手藝人們利用這種不平整，使用特殊的技法加以挫平，挫出來的金屬屑重新融化，生成新的貨幣，這樣就可以直接從舊幣上直接得到新的收益。過去的兩百多年來，幾乎在英格蘭和法國成了一個產(chǎn)業(yè)。

這樣的后果當然是金屬貨幣的重量與其面值差異越來越大，劣幣越來越多。加上由于南美銀礦的開發(fā)和富產(chǎn)，輸入歐洲的白銀越來越多，導致銀價下跌，投機黃金和金幣的人也越來越多，金幣越發(fā)難以在市面上見到。能夠正常流通的貨幣減少，毫無疑問就是通貨緊縮。

法國人貝利奧發(fā)明了以馬拉動力來自動壓制貨幣的方法，可以平整貨幣邊緣并且壓入花紋和軋紋，增加鑄幣的難度。這為改革鑄幣模式提供了方法。

從英格蘭國王查理二世宣布開始鑄幣改革，一直到真正采用，英格蘭那以爭吵出名的體制，一直拖拖拉拉，從1663年，一直拖到1696年，差不多近四十年才真正落地。

而恰恰因為英格蘭議會體制看起來的“低效”，讓鑄幣改革孳生了一項驚人制度的產(chǎn)生——為了統(tǒng)一鑄幣管理，限制王權對政府財政的干預，英格蘭銀行成立了——也就是后世的中央銀行職能的雛形。

記得十年前有部神仙打架級的暢銷書貨幣戰(zhàn)爭，好像天要塌了一般呼喊，英格蘭銀行和美聯(lián)儲居然是私人公司！

這真是充分利用信息管制和知識傳播限制來牟利的典型事例。就好像國王和政府是唯一能公開公正公平的機構一樣，殊不知，正是這種允許國王、政府、議會相互談判協(xié)商達成相互制衡的機制，才在最大可能實現(xiàn)的角度，保證了涉及國家利益和公民集體利益的財政收支問題上、貨幣發(fā)行問題上的公開、公正和公平性。

不要忽略一個基本的常識——政府也好，組織也好，都是一個一個的人組成的機構，只要是人，不論從哪個根正苗紅的群體來，都需要分權和制衡。管理的本質(zhì)就是分權和平衡。

該看的不是血統(tǒng)，不是意識形態(tài)，而是它實際發(fā)生的功能——正是在我們看來是“私人的”、“商業(yè)的”股權與代議制相結合的組織，創(chuàng)立了一套公開可議的貨幣發(fā)行和流動性管理機制——央行機制。這個機制，被沿用至今，不論什么體制，什么價值觀，大家都認為好用。

一個有意思的事情是，英格蘭銀行的原始股東中有一位非常著名——哲學家約翰·洛克，敝號去年推介過他的《政府論》。洛克是堅定的金本位倡導者——貨幣必須是貴金屬，承諾的成分一點也不能少，絕不允許貨幣貶值。

為此，洛克走向了重商主義——為了阻止黃金和白銀的外流，要減少進口，增加出口，提升制造業(yè)。同時，必須維持一個小政府，減少公共開支（記得二十年前我們的西方經(jīng)濟學課本里，在介紹重商主義時，恰到好處地只說了前面進出口的問題，隱去了小政府的問題）。——這些簡單而實用的思想，實際上影響了后來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的西歐財政思想。甚至于到1929年經(jīng)濟危機期間，這種思想也大行其道。

作為彈性貨幣供給的主張者威廉·朗茲，財政部秘書，則屬于十七世紀末期的金融先鋒——他認為建立一個彈性貨幣管理機制，讓英格蘭銀行根據(jù)市場行情來決定貨幣供給，是一個更有利的辦法。這位先行者專門寫了一篇論文，詳述了此前近700年英格蘭的貨幣史，提出了系統(tǒng)的主張。

朗茲與洛克的爭論，象征著十七世紀末期正在經(jīng)歷工業(yè)革命的英國，正面臨著政府與市場之間邊界爭端的變革——究竟是執(zhí)行守夜人職責的放任自由，還是執(zhí)行擴張刺激政策。

就在這個當口，財政大臣蒙塔古推出了一個神人來出任皇家鑄幣廠的廠長——艾薩克·牛頓。沒錯，就是那個牛頓。

記得還是二十年前讀《最后的煉金術士》，極為驚訝的第一次發(fā)現(xiàn)牛頓還干過鑄幣廠長，而且還鉆研過貨幣金融學，撰寫了貨幣史上的著名文獻之一。

其實，遲至1685年，牛頓尚未走出象牙塔。推動他走出學術圈，進入政治經(jīng)濟社會的，乃是劍橋大學的宗教紛爭——當時的詹姆士二世要求劍橋大學該宗天主教，牛頓作為極其虔誠的新教徒激烈反對，參與了反抗運動，盡管收效甚微。此事后來因為詹姆士二世下臺，威廉和瑪麗上臺而作罷。不然，咱們那本著名的《自然哲學的數(shù)學原理》可能還得晚很久才能問世。

這個運動給了牛頓很多啟發(fā)，他突然間變得對政治參與很有興趣，一轉眼就變得喜歡社交了。蒙塔古是牛頓在三一學院時的同學，很自然地就借助他在自然哲學和數(shù)學領域的威名，讓他參與了鑄幣改革工作。

1696年牛頓進入鑄幣廠，1699年成為一把手。他極其用功，成天住在鑄幣廠旁邊的辦公室里，每天早上四點就開始監(jiān)督鑄幣工作，從不懈怠。同時，他以研究宇宙的方式，把整個經(jīng)濟學、貨幣學的著作都看了一遍，撰寫出了諸多關于商業(yè)、貨幣和財政方面的論文——大量地測算黃金白銀比價，1基尼金幣等于多少白銀等等。

他還熱衷于執(zhí)法，即堅決打擊那些偷挫貨幣來牟利的行為，為此，他居然還組織了一幫密探到處打聽那些挫貨幣的作坊和人，然后在咖啡館與這些密探接頭獲取情報，再組織警力去抓捕。在他治下，至少處決掉了二十余名偷挫貨幣的錢販子?！嗫植赖膶W者。

牛頓解決當時英格蘭金價穩(wěn)定而白銀價格波動的方法，是把基尼金幣的成分調(diào)降，使之相對白銀價格下降，購買力降低。因為由于基尼金幣的堅挺，可以較之在國外兌換到更多的白銀，這就造成了商家都愿意用基尼兌換白銀，然后把兌換出來的白銀拿到國外去出售，賺取差價。這樣就導致白銀外流。

牛頓認為，外流就外流，稍微降降基尼的價值，慢慢地，市場就會自動調(diào)節(jié)，使兌換價格穩(wěn)定下來。

當時，經(jīng)濟學和貨幣金融，比之宇宙論，還是要復雜很多——影響因素太多，影響因素之間也都不是純粹不相關或者線性相關關系，不像物理學實驗，可以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

與牛頓的預計完全相反，其后十余年，英格蘭的黃金仍然在進口，白銀仍然在外流，兌換比價也一直劇烈波動——這其中有很多其他因素，是牛頓無法掌控的，白銀的供給，產(chǎn)業(yè)的興盛與衰落，國內(nèi)外政局的變動等等。

這一事例說明，即便是智能和精確到如牛頓那樣的頭腦，也無法控制和戰(zhàn)勝市場本身。何況當代復雜的官僚決策體系？

不然經(jīng)濟學怎么會以社會科學的分支，而能被冠以“cs”詞尾，與“physics”、“mathematics”一樣！

題外話——記得二十年前在長沙當時很有名的慈鳥書屋買書時，跟店老板聊天，老板也是讀書人，論及《最后的煉金術士》，他沿用的，是我們非常官方和正能量的對牛頓的評價，那樣偉大的科學家，由于沒有先進的理想信念指導，最終墮落為追尋宗教慰藉。不知道大家是當真還是在表演，大家是確信主義信仰與科學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創(chuàng)造真的有線性關聯(lián)？

多了解點歷史細節(jié)，而不是看看七八手的故事即可。牛頓不論是在其自傳，還是后人的立傳中，都說明過此事——其一，牛頓自小到大，都是堅定的清教徒，宗教情節(jié)一直都非常濃厚，他甚至是本著要證明上帝治理宇宙的合理性來揭示諸多規(guī)律的。

其二，他對知識和真理懷有極為敬畏和熱愛的情感，他從來相信，真理不是唯一的，是由許多部分構成的，數(shù)學、物理、光學、神學、神話、預言、煉金術，都是真理的某個側面。

他對真理和知識的敬畏，對上帝的虔誠，反而促使他以最嚴謹?shù)囊?guī)范和嚴密性，去考查每一項知識。他一生都在嘗試煉金術，并沒有最終煉出黃金，但他卻提煉出了諸多嚴謹?shù)幕瘜W知識和規(guī)律。

謙虛、敬畏、嚴謹、開放，才是科學精神的本質(zhì)。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不可質(zhì)疑的真理，與科學精神沒有任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