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與荀子對王霸問題多有討論。孟子堅持王道高于霸道的價值判斷，又主張教化國君將霸道上升轉化為王道。荀子則從現(xiàn)實政治出發(fā)，認為王霸并不決然對立，并且賦予霸道以積極內容，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霸道的價值。漢代儒者承認王道的純粹性，也認可王道高于霸道的價值判斷；但是受現(xiàn)實政治的功利性影響，漢儒多認為霸道亦有可取之處，從而形成了“霸王道雜之”的政治哲學。一方面，漢儒力求將霸術納入仁義思想之中，體現(xiàn)出王道高于霸道的同時又以霸道充實王道，使王道更加接近漢代政治的現(xiàn)實；另一方面，漢儒發(fā)展了王道思想，用以匡正霸道冷酷與功利性的現(xiàn)實弊病，引領霸道的前進。從孟荀分野的角度看，與其說漢代施行荀學所偏重的霸道禮法之政；毋寧說在現(xiàn)實層面荀學對漢代政治影響較大，而在理想層面體現(xiàn)為孟學的引領與糾偏更為周延。

關鍵詞：孟子；荀子；王道；霸道；政治哲學

“霸王道雜之”素來被學界視為漢代典型的政治文化模式。學者多從概念內涵、思想源流、歷史意義等方面揭示出“霸王道雜之”之于漢代政治的重要價值，并且從儒法糅合、德刑關系、秦漢政治模式更易等角度予以延伸闡發(fā)，取得了豐碩成果。然而，就“霸王道雜之”這一命題本身而言，鮮有學者注意到先秦時期孟子與荀子已經(jīng)對王霸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討論，并多為漢儒所汲取與繼承。因此，從孟荀分野的視角重新審視“霸王道雜之”，或有助于加深對于漢代政治哲學的理解。

一、 孟荀論“王霸政治”

在傳統(tǒng)儒家看來，“王道政治”一般是指三代之王面向天下而展開的德性政治體系，這構成了儒家孜孜以求的政治典范。但是，時至孟子所處的時代，王道政治已然難以復睹，各諸侯國君眼中大多只有追求武力稱霸的“霸道政治”，充斥著急功近利與爭奪霸權的野心。針對現(xiàn)實情勢，孟子選擇高揚“王道”理想的旗幟，希冀能夠引導諸侯施行仁政，匡正惟利是圖與征伐嗜殺的政治風氣。因此，孟子不僅強調“湯武革命”的合法性，更推崇周文王的廣施仁政、保民而王，并以之來評騭其時各諸侯王的政治德性與施政方略。

王道與霸道在孟子語境中具有對立性，也存在一定的關聯(lián)性。首先，就價值層面而論，王道高于霸道。王道理想是現(xiàn)實政治的標桿。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王道與霸道具有本質差異：行王道的統(tǒng)治者具備仁愛的德性，并且能夠以仁心開出仁政；在王道治理下的臣民享受仁政的恩澤，從而心悅誠服。行霸道的統(tǒng)治者則著眼于現(xiàn)實利益，在某些方面雖然也打著仁愛的旗號，但究其實質而言只是以仁愛為手段，用以掩飾強權政治或武力征伐的暴戾氣息，真正意圖在于實現(xiàn)霸道統(tǒng)治；被統(tǒng)治的臣民往往處于這種強權的籠罩之下，內心未必真正順從。由此可見，現(xiàn)實政治中能夠分化出王道或霸道這兩種平治天下的模式，這與統(tǒng)治者的德性具有密切關聯(lián)。推行仁政學說、主張“不嗜殺人者”才能“一天下”的孟子，必然堅定地以王道作為最高的價值追求。

其次，孟子認為王道在價值層面高于霸道，但是二者并非如隔天淵，王道亦講求事功與功利，而霸道亦可上升并轉化為王道。一方面，孟子說：“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孟子并未否認平治天下需要諸如廣土眾民等物質基礎，因此他首先寄希望于勢力較為強大的齊國，認為在齊國強盛國力基礎上施行仁政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理想效果。因此，王道并不完全排除事功與功利，而是堅持以仁義為出發(fā)點，以王道思想來統(tǒng)攝、規(guī)范現(xiàn)實的事功行為。另一方面，有見于諸侯王深陷于霸權爭奪以及“好色”“好貨”等個人私欲難以自拔，孟子深深感受到政治秩序已經(jīng)崩壞到一定程度，就連“齊桓晉文之事”的霸道也已難以達到。因此，孟子認為要想實現(xiàn)高遠的王道理想，亦需經(jīng)由霸道逐級上升。孟子說：“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蓖醯乐蜗碌陌傩展倘粴g欣鼓舞，但是霸道治下的百姓也可能部分地享受到仁政的恩惠，從而過得怡然自得。這說明孟子所期盼的霸道并不是純粹地以力服人，而是須將仁義注入霸道之中。換言之，孟子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霸道政治不僅僅是實力政治，也可以具備某些德性政治的因素，其中的關鍵在于統(tǒng)治者能否實現(xiàn)自身德性的提升與轉化。

荀子對于“王霸政治”也多有討論。與孟子相似的是，荀子也堅持王道高于霸道的價值判斷；但是就所處時代環(huán)境而言，王道已經(jīng)顯得遙不可及，迎合諸侯國君的需求而強調霸道、型塑禮法制度似乎更為現(xiàn)實。因此，與孟子高揚王道理想不同，荀子則從現(xiàn)實出發(fā)，更為重視霸道的意義。荀子說：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荀子·王霸》）

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荀子·王霸》）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人。（《荀子·王制》）

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亡。（《荀子·強國》）

孟子主張王霸對舉，荀子則在王道與霸道之外還將政治模式分為安存、危殆、滅亡之政等方面。在荀子看來，盡管霸道弱于王道政治，卻遠遠強于施行權謀詐術的滅亡之道，因此霸道在現(xiàn)實政治中也是值得推崇的。與孟子對霸道的界定明顯不同的是，荀子賦予霸道以立義、養(yǎng)士、貴賢、重法、愛民等積極內容。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說，在荀子那里“王和霸的不同是程度上的不同，不是種類的不同……他的王霸之辨和孟軻是不同的。孟軻認為王霸的不同是種類的不同，是互相對立的”。簡言之，雖然孟子也對霸道予以部分肯定，但是他總體上是“尊王黜霸”的，由霸道進于王道才是最終目的。而在荀子看來，王霸之間不再具有對立性，而是重禮義與重法治、純粹與駁雜等程度方面的區(qū)分。盡管王道與霸道在價值層級上可以分出高下，但是就現(xiàn)實政治而言，二者均是值得追求的良善政治。

荀子何以持與孟子不同的王霸標準？韋政通先生說：“在《王霸篇》中，荀子以'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為義立而王之王所當守者，此與前引'不戰(zhàn)而勝，不攻而得，不勞而天下服’，明只是一理想的境界，在現(xiàn)實上為不可能者。荀子在他處屢次說：'用圣臣者王’（《臣道篇》），'天下歸之之謂王，非圣人莫之能王’（《正論篇》），都只表示王只是一理想的境界。王業(yè)既只是懸一最高的理想，為現(xiàn)實的事功立型范，則不能不稱美桓公管仲的霸業(yè)，比之孟子似不免降格以求，然亦正示荀子在政治思想上較孟子為切要典實。其實在荀子的心目中，有時候，霸者與王者是相去不遠的?！笨梢哉f，與孟子高揚王道的理想性不同，荀子在肯定王道理想的同時，也在現(xiàn)實層面希望通過霸道實現(xiàn)國家的統(tǒng)一。而孟荀關于王霸的討論，又對兩漢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霸王道雜之”

西漢初年，統(tǒng)治者為了恢復國力，奉行休養(yǎng)生息、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國力逐漸恢復之后，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對內選擇禮法并施、德主刑輔的治國方略，對外則發(fā)動一系列戰(zhàn)爭打擊匈奴，利用文修武備以加強“大一統(tǒng)”，為“霸王道雜之”的治國方略奠定了堅實基礎?？傮w而言，“霸王道雜之”的漢代政治哲學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jīng)歷了較為漫長的發(fā)展歷程。同時，它不止是王道與霸道的簡單調和，在儒門內部，它與孟荀的王霸思想存在著緊密關聯(lián)。

西漢初期，較早談及王道問題的是賈誼?！缎聲み^秦下》有言：“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志，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后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痹谫Z誼看來，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即在于不行王道：以貪鄙之心施行嚴刑酷法的政策，以巧詐與強權替代了仁義之道?？梢姡Z誼的王道思想以仁義為中心，他抵制權謀詐術的傾向也受到了荀學“權謀立而亡”思想的影響。

不過，賈誼對于王道的追求在漢代并未成為主流思想。漢高祖劉邦宣稱：“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边@體現(xiàn)出劉邦王霸并重、重視賢者的特點。及至漢武帝，王霸雜用的傾向更加明顯?！妒酚洝敳吡袀鳌氛f：“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睗h武帝雖然置立《五經(jīng)》博士、推明儒學；但在治國方略上卻陽王道而陰霸術，雜用百家。汲黯曾嘲諷漢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足見仁義與王道在漢武帝這里是掩飾霸術的外衣，其政治思想立足于現(xiàn)實性與功利目的。雖然在百家之中，漢武帝對于儒家更為倚仗，但他最欣賞的儒者并非孔孟式的純儒，而是帶有功利色彩、善于操弄權術的儒者。據(jù)《漢書·循吏傳》載，漢武帝時“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jīng)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蔽涞燮髦厝说闹攸c并不在于其儒者身份，而是希望他們能夠緣經(jīng)術以裝飾政治，通過教化來治理百姓，從而勾勒出一幅萬眾歸心的政治圖景。換言之，漢武帝并不是將儒生學問素養(yǎng)的高低視作重用人才的最高標準，而是在乎學者是否“通于世務”，即產生良好的現(xiàn)實統(tǒng)治效果?！稘h書》所列三人中，仕途最為通暢的也是善于逢迎、性格中帶有曲學阿世色彩的公孫弘。公孫弘在與武帝的對策中說：“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權輕重之數(shù)，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于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于上，官亂于下。此事之情，屬統(tǒng)垂業(yè)之本也?！憋@而易見，公孫弘化用了孟子“仁義禮智”的四德論框架。但與孟子明顯不同，公孫弘并不是從道德性、人何以為人的角度來討論“仁義禮智”問題，而是立足現(xiàn)實的政治事功角度加以剖析。他雖然繼承了先秦時期儒家的仁愛思想，但又加入了墨家“兼愛”“無私”等因素；義不再指向羞惡，而是以“是非”替換，但是這種是非并不是孟子語境中作為“智之端”的“是非之心”，而是指向一種政治層面的價值取向；禮不再是一種恭敬的德性，而是特指外在的尊卑上下等級禮法；智也不再是面對道德問題的擇取，而成為操行權術的源頭以及權衡現(xiàn)實政治得失的手段。可以說，公孫弘將“仁義禮智”視為統(tǒng)治者的治國術，這是對孟子四心思想進行現(xiàn)實化、功利化改造的結果，作為孟子王道思想核心的善性被公孫弘的霸道功利性思維替換了。從公孫弘本人的施政主張來看，他重視的是在禮義統(tǒng)攝下施行任賢、重農、賞罰二柄等方面，似乎更近于荀子對于霸道的描述。武帝非常欣賞公孫弘的一系列主張，并且“擢弘對為第一”，從中不難窺見武帝以霸術統(tǒng)治天下的野心。

武帝之后，統(tǒng)治者進一步延續(xù)其治國方略，并且在理論上將王霸雜用總結為“漢家制度”。據(jù)《漢書·元帝紀》載，漢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目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在宣帝看來，象征著王道的德教與周政距離漢帝國過于遙遠，又造成了儒生喜好以古非今、多發(fā)不合時宜論調等問題，故而僅僅依靠王道治國是行不通的。因此，宣帝選擇重用文法之吏，以刑名思想來約束臣下，實際是以霸道為主、王道為輔，其思想與武帝以儒術“潤飾”吏事可謂如出一轍，并最終將武帝王霸雜用的思想推向了另一個高潮。宣帝所言“自有”二字說明，其實王霸雜用的政治模式由來已久，并在西漢中期基本定型。這既是對于漢興以來治理方式的總結，又打上了漢帝國獨有的政治烙印。

有學者指出：統(tǒng)一后的漢王朝就這樣在理想與現(xiàn)實中找尋著自己的政治定位，而此時的“霸王道雜之”則由取天下轉為治天下的手段。以“力服”與駁雜為特點的“霸道”理念，隱性地發(fā)揮了法家的若干精神，與“周政”“純儒”的政治理想一起，相反相成地構筑起“漢家制度”的兩極。而這“兩極”對應于儒門內部而言，便體現(xiàn)為孟荀關于王霸的差異化理解所帶來的張力。孟子王道思想無疑可以為漢代“周政”與“純儒”的政治理想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但是漢帝國王霸雜用的現(xiàn)實政治模式體現(xiàn)出一種駁雜不純的特點，這種特點并不符合孟子對于王道的企盼，而是更接近于荀學的霸道禮法路徑。荀子的思想態(tài)度一方面與法家的思想產生了互動，同樣也影響到漢代儒學與統(tǒng)治者的合作態(tài)度。漢儒并不只想成為一個現(xiàn)實秩序的道德批判者，而是更希望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發(fā)揮作用，因此荀子思想發(fā)揮出更易于與現(xiàn)實政治相結合的優(yōu)勢。就孟荀對比而言，如果說孟學參與構筑了漢代政治中理想性的方面，荀學則更多地引導了漢代政治中現(xiàn)實走向的方面。

鑒于三代已不可復，在現(xiàn)實層面又有見于霸道的功用，漢代學者在肯定王道作用的同時往往更為注重闡揚霸道的現(xiàn)實意義。例如劉向《說苑·政理》有言：“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后威之；威之不變，而后脅之；脅之不變，而后刑之。”劉向將政治模式由高到低分為王道、霸道與強道三個階次。與孟子重視王道“存神過化”的道德感化作用一樣，劉向也將“王者之政”作為最高的政治理想。但與孟子不同的是，劉向又指出王霸之道有各自的施用領域及現(xiàn)實意義，在王道難以有效施行時就需要以霸道作為彌補。劉向最重視的是通過禮義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這種對于王霸的比較方式以及對于禮義的追求明顯更接近荀子的思想。

時至東漢，大思想家王充也對王霸問題多有討論?！墩摵狻鈮邸酚醒裕骸鞍哉?，王之弊也。霸本當至于王……不能成王，退而為霸……王霸同一業(yè)，優(yōu)劣異名?！痹谕醭淇磥?，霸道雖然相比于王道略次一等，但是卻可以與王道實現(xiàn)同樣的功業(yè)。在王道難以實現(xiàn)的情況下，退而求其次爭取實現(xiàn)霸道也是可行的選擇。在《論衡·非韓》中，王充還從養(yǎng)德與養(yǎng)力的角度進行論證。王充說：“治國之道，所養(yǎng)有二：一曰養(yǎng)德，二曰養(yǎng)力……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别B(yǎng)德與養(yǎng)力可以對應于政治中的王道與霸道，王充認為，僅僅依靠其中一面都不足以擔負治國的重擔，這體現(xiàn)出王充文武并重，在道德方面以王道引領霸道，而在事功層面又以霸道充實王道的特點。

此外，漢末崔寔在《政論》中認為：“圖王不成，弊猶足霸……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睗h儒普遍肯定王道的理想性，但是又深感王道的高遠難行，因此轉而鐘情于霸道。崔寔關于霸道賞罰、寬嚴、禮法等方面的總結可謂恰當反映了漢代政治的特質。唐代令狐德棻在總結王霸的歷史演進時指出：“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已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術，漢則雜而行之?！蓖醯兰热皇羌兇獾模鞍酝醯离s之”就意味著霸道占據(jù)著政治模式的主流。這種模式是漢代統(tǒng)治者立足于政治局勢所作出的現(xiàn)實選擇。與孟子注重王道的純粹性相比，它更為重視霸道的現(xiàn)實功用，甚至追求以事功與功利思維來充實王道，使王道“下落”并作用于政治生活。這不僅于孟子王道思想而言是一大更化，也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至此之后，王霸并用，文武兼治，乃至儒表法里、孟皮荀骨，成為漢代以降傳統(tǒng)中國兩千多年來最基本的國家治理方式。

三、以王道統(tǒng)攝霸道

漢家極力推崇的是“霸王道雜之”政治模式，在現(xiàn)實政治中，荀學相較孟學確實占據(jù)了更為重要的位置。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孟學變得銷聲匿跡，對于漢代政治毫無影響。隨著漢武帝時期儒學地位的提升，孟子所重視的王道思想也被相當一批儒者接受并弘揚。楊澤波指出：“漢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政治思想開始受到重視。于是，人們重新祭起儒家王道政治的大旗，孟子的政治思想重新回到了歷史的舞臺。”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考史》有言：“'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烁叩壑t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w已見于此詔矣……林少穎論之曰：'王、霸之無辯，漢世為尤甚。擬人之非倫，漢儒為尤甚。尊王絀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笨梢哉f，董仲舒就是漢代弘揚王道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經(jīng)由董仲舒等儒者的努力，王道的理想性意義再度得以彰顯，而之后的儒者又繼承了這種精神，從而以王道統(tǒng)攝霸道、糾正霸道的現(xiàn)實弊端，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漢代政治的走向。

在堅持王道價值高于霸道的方面，董仲舒與孟荀是相似的?！洞呵锓甭丁δz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說：“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為而習俗大化，可謂仁圣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茍為而已也，故不足稱于大君子之門?！痹诙偈婵磥?，王道的特征就在于追求以道義為本，摒棄急功近利的短視思維。《春秋》的價值立場也是尊王黜霸的，因此對權謀詐術的行為予以貶斥。

董仲舒最近于孟子的還是他對于“仁”的重視。在王道思想方面，董仲舒重點提出了“仁為治首”的觀點。董子有言：“仁為治首：夫堯舜三王之業(yè)，皆繇仁義為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圣王以為治首。或曰：發(fā)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疾天下之害于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后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泵献訌娬{王道的特征是“以德行仁”，以仁心仁政作為王道之根本。與之類似，董仲舒強調王道的根本在于仁義，“仁為治首”即意在強調國君發(fā)政施仁都要本于仁心與仁義，以“疾天下之害于人者”的不忍人之心施發(fā)“利天下之民”的仁政。從這一角度看，董仲舒的王道思想可以被視為孟子思想在漢代的延續(xù)。不過與孟子將仁視作仁政的內在心性基礎不同，董仲舒還建基于其信念本體——天，以天釋仁，將仁超拔為“天心”，從而提出了“仁為天心”的思想?！洞呵锓甭丁び嵝颉氛f：“《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霸王之道，皆本于仁。仁，天心，故次之以天心。”董仲舒將仁作為“天心”，這就表明仁不再局限于人內心世界的德性，而是因天的神圣性獲得了一種絕對性與超越意義，并以此來限定王權的濫用。在此前提下，董仲舒認為王道與霸道都要統(tǒng)攝于仁，以仁義之道為指引。董仲舒這一理論的實質是在來源上縮小了王道與霸道的差異，尤其將霸道也統(tǒng)攝于以仁愛為核心的天道之下，這無疑有助于抑制霸道的強權邏輯與功利思維。

在現(xiàn)實政治中，董仲舒也注重規(guī)勸統(tǒng)治者端正君心、施行王道?！洞呵锓甭丁ね醯馈酚醒裕骸拔宓廴踔翁煜拢桓矣芯裰?。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妒疾之人?！倍偈婀蠢樟斯糯ネ跏┬型醯罆r的美好政治圖景。其中，減輕賦稅、不奪農時、實行教化等內容頗有與《孟子》的仁政論述相通者。董仲舒以一種復古的論調贊揚王道，并不是為了發(fā)思古之幽情，而是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政治關切，希望漢帝亦能實現(xiàn)王道政治。

在德行方面，董仲舒對統(tǒng)治者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要求統(tǒng)治者端正內心，以仁義仁心為根本，實現(xiàn)以王道來統(tǒng)攝霸道。董仲舒說：“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闭J為統(tǒng)治者應先追求自正，再追求正人。在治國理政方面，董仲舒要求統(tǒng)治者“任德教而不任刑”，施行以德為本的德化政治。在此基礎上，董仲舒較為全面地闡發(fā)了其王道政治模式：“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jié)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可以看出，董仲舒的王道理想不僅強調仁義之道，還重視教化、禮制、刑罰等方面，吸取了過往儒家關于霸道的一些論述，體現(xiàn)出董仲舒以霸道思想來豐富王道的一面，是對孟子王道思想的延伸，使其王道思想能更好地作用于現(xiàn)實政治。董仲舒說：“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倍偈孀罱K將其思想主張總結為王者應修五常之德，進一步闡發(fā)了他的德化理想。

如所周知，王道和德政思想在漢武一朝的政策中并未得到很好的采納與實行。武帝務于四處征伐，政策重心主要在對外戰(zhàn)爭上，致使民力困竭，天下虛耗；對內則實行“霸王道雜之”的統(tǒng)治政策，對于儒學的扶持也并非著眼于學術，而是意在緣飾吏治，最終導致“漢人通經(jīng)致用、治學蓋利祿之階，故士人與日俱增”的結果。面對這些情況，董仲舒重倡王道的根本目的在于端正君心，并且樹立一種超越現(xiàn)實的價值觀念來匡正霸道，使君王尋求王道政治的重建。董仲舒的這些思想雖然并未實現(xiàn)，但卻形成了一股與現(xiàn)實政治對抗、對霸道政治進行糾偏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是政治理念上的，在現(xiàn)實的禮樂問題中也有所體現(xiàn)。正如閻步克先生指出的：“針對漢政的'霸王道雜之’，漢儒有一種強烈的矯之以'王道’的意向，而且他們相信'王道’必須寄托于具象的禮制之中；盡管儒生在此也有分歧的說法，或曰應先用先王禮樂以化民，或當下就要制定合于漢家之'德’的漢家禮樂?！标P于漢代的禮樂問題，本文在此不作深究。筆者意在指出的是，部分儒生這股針對現(xiàn)實政治進行矯治的力量，確實構成了漢代政治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綜而言之，漢儒關于王霸的討論與取舍涉及的是漢帝國政治文化模式選擇的根本性問題。漢儒承認王道的純粹性，也認可王道高于霸道的價值判斷，在這些方面皆有取于孟子。但是受現(xiàn)實政治的功利性影響，漢儒多認為霸道亦有可取之處，從而形成了“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可以說，漢儒所謂“王道”往往并不似孟子注重彰顯政治上的道德崇高性，而是力求將各式各樣的霸術也納入到仁義思想中去，體現(xiàn)出王道高于霸道的同時又以霸道來充實王道，使王道更加接近漢代政治的現(xiàn)實。最終，王霸變成理想性與現(xiàn)實操作、純粹與駁雜的差別，即二者不再是性質有別，而只是施行仁義程度上的不同。漢儒這種思想趨向的落腳點是偏向于現(xiàn)實主義的，這明顯受到了荀子的影響，也是對孟子王道思想的一大更化之處。

誠如楊澤波先生所論，在孟子之后兩千多年的封建歷史中，王道主義事實上從未真正實現(xiàn)過。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依此認為孟子的王道思想只是一種空想。王道思想的歷史意義“就是在'現(xiàn)實政治’之外，另立一種'理想政治’與其抗衡，使現(xiàn)實政治受到一種無形力量的制約和限制，使其不至于向惡的方向無限度地發(fā)展”。孟子開創(chuàng)了以道統(tǒng)與政統(tǒng)相抗衡的偉大傳統(tǒng)，這種抗衡從本質上說就是“理想政治”與“現(xiàn)實政治”的對立，而理想政治的載體主要是儒生群體。正是由于這部分儒生群體的存在，在漢家“霸王道雜之”的制度背后存在著王道與霸道動態(tài)的互動關系。一方面，漢儒試圖以霸道的事功特色豐富充實王道理想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王道又高于現(xiàn)實，匡正霸道冷酷與功利性的現(xiàn)實弊病，引領著霸道的前進。如果從孟荀分野的角度看，與其說漢代是行荀學所偏重的霸道禮法之政，毋寧說在現(xiàn)實層面荀學對漢代政治影響較大，而在理想層面則體現(xiàn)為孟學理路的引領與糾偏更為周延。在王霸之辨問題上，孟荀既體現(xiàn)出一定的差異性，又統(tǒng)合于漢代政治的價值觀念之中。漢代部分儒生高揚孟學旗幟，這種以王道統(tǒng)攝霸道、對霸道所產生的現(xiàn)實問題予以糾正的努力在西漢昭帝時期的鹽鐵會議中仍然余波蕩漾，影響深遠。

本文刊登于《嶺南學刊》2022年第2期（2022年3月）第5—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