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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shù)贊助與版本之謎： 從來治國學者，惟考核之業(yè)，少招浮議，至于義理之言，不遭覆瓿，即是非紛至。
（熊十力先生） 導(dǎo) 言 “樹暝棲翼喧，螢飛夜堂靜?！驳民{云鴻，高飛越南景。”[1]此詩為陽明貶謫至貴州，苦索人生時期的作品。彼時，正是他在探求人生真理的關(guān)鍵時刻，面對著林莽秋風，靜夜瓊月，他想到的是如何讓自己的一生更有意義，或者說是如何才能完成一生的夢想。在他看來，無論如何，我們的一生都將過去，但夢想不能沒有，因為失去了夢想，也就真的一無所有了。對人生而言，夢想自然是內(nèi)驅(qū)之力；對歷史而言，想象也必然是創(chuàng)造之力。當陽明及其思想成為遙遠的故事之后，我們要感受他的人生，除了看他的文字之外，還有一個關(guān)鍵的依據(jù)，那就是年譜。一部好的年譜，就是一個人一生的縮影，能給人以精神的激勵，同時也能帶來學術(shù)的啟迪。 陽明年譜和其他傳記作品一樣，都是歷史編纂的重要作品。這類作品不僅要對逝者一生進行回顧和總結(jié)，更希望藉此表達某種社會的期待。[2]鑒于陽明年譜對于陽明學的重要價值，我曾根據(jù)可見的資料寫過一篇《陽明年譜與陽明學》的小文章。[3]在這篇文章中，我認為“作者的差異和讀者的不同，思想的演變，時代的變遷，是使得陽明年譜呈現(xiàn)出多彩樣貌的多重因素。至于是否其中也充滿了權(quán)力的考量，也未可知?！碑敃r并沒有看到藏于日本的另一嘉靖末年刊本，無法圍繞三種版本的年譜展開細密的考察。在做出這樣的判斷時，我只是根據(jù)嚴紹璗和永富青地二位先進的介紹，知曉經(jīng)錢德洪之手編定的《陽明先生年譜》單刻本，除了國內(nèi)較為常見的國家圖書館藏嘉靖本（以下簡稱“國圖本”）[4]之外，尚有一日本蓬左文庫藏嘉靖本（以下簡稱“文庫本”）。文庫本到底是什么樣貌，并不清楚。據(jù)相關(guān)書目文獻信息可知，文庫本有作于嘉靖癸亥（四十二年，1563）的胡松（1503-1566）、錢德洪（1496-1574）序言，被學者視為初刻；國圖本有作于嘉靖甲子（四十三年，1564）的周相序言，學者以此為再刻。這兩個本子與《王文成公全書》（以下稱“全書本”）的年譜關(guān)系密切，可以說這三個不同版本的年譜，為我們理解陽明學的學術(shù)展開提供了歷史的線索，如果我們能以這三部書做對勘，不僅能看到陽明門人弟子是如何努力去傳播師門宗旨的學術(shù)活動，還能從書籍史和思想史的視域?qū)﹃柮鲗W展開新的討論。 由于文庫本秘藏東瀛名古屋，至今不為國內(nèi)學者所熟知。我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很多事情總會在不經(jīng)意間實現(xiàn)，前段時間，經(jīng)友人協(xié)助，我看到了文庫本的全書。尚此書不知何時能以數(shù)字版本，或者影印出版的方式回歸，為國內(nèi)陽明學研究增加一部新的老資料，也為國內(nèi)的古籍回歸書寫一段新故事。本文將初步揭示這一稀見年譜的主要版本特征，然后再以此為契機展開明代出版事業(yè)贊助人制度的考察，希望通過作為陽明學關(guān)鍵文本的陽明年譜之刊行檢討版本學何為這一課題。 文庫本長期不為中外學者所知。首先披露天真書院本《陽明先生年譜》存世的學者是陽明學研究者錢明，[5]其后則有版本目錄學家嚴紹璗[6]、陽明學者永富青地[7]和余樟華[8]在各自著述中有論及。他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都認為陽明年譜出刊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刊本，這是陽明年譜最早的刊本，即現(xiàn)藏于日本蓬左文庫的天真書院本。錢明推測，錢德洪等人編纂的年譜，先于嘉靖四十二年由胡松、王健等刊于杭州天真書院，這一版本在浙江圖書館和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有藏。其后，錢德洪又于隆慶二年對該書進行了增訂，即后來的全書本。而且，此全書本在內(nèi)容上與文庫本基本一致，只有繁簡的區(qū)別。他認為刪去的部分多因全書本在其他處有了全文，故不用再錄云云。 對此，永富青地提出了質(zhì)疑。在其《王守仁著作的文獻學研究》書中以“錢德洪撰、羅洪先考訂《陽明先生年》”為題介紹了國圖本和書院本。他認為錢明所謂全書本是在文庫本的基礎(chǔ)上刪訂的說法并不妥當。浙江圖書館藏本和蓬左文庫藏本并非同一個版本，前者與國圖本一致，已有影印版本，較為學界熟知，后者是孤本。永富氏認為，《王文成公全書》文庫本和國圖本與全書本在內(nèi)容上有一致之處，也有相異之處，差異處很多。故而永富氏推測，在文庫本與國圖本之外，應(yīng)當另有一本，或許就是錢明所謂隆慶三年增訂本亦為可知，這一未知的年譜才是全書本的真正來源。只不過這一年譜是否存世，并不可預(yù)料了。[9] 比勘國圖本、文庫本和全書本的內(nèi)容可知，全書本未必就僅僅是對文庫本的刪繁就簡那么簡單。而且，文庫本的刊刻時間晚于國圖本，即年譜的初刊非出于天真書院，而是出于毛汝麒等人。或許是因為未見文庫本的真面目，所以學者保持著全書本與文庫本“在內(nèi)容上基本一致”的想象，對這部年譜的關(guān)切度極低。否則，在舉國古籍工作者都在朝向世界尋求新資料，實現(xiàn)古籍回歸的大潮中，文庫本怎么可能還沒有人去關(guān)心呢，沒有將其引入陽明學的討論呢。 實際上，不僅是國圖本在陽明學研究中具有重要價值，文庫本同樣具有相當關(guān)鍵的文獻意義。 文庫本全書七卷，裝訂為2冊。四周單邊，白口。半葉六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同。胡松《刻陽明先生年譜序》（1563）、錢德洪《陽明先生年譜序》（1563）。正文七卷，分別是：卷一，成化八年至正德十年；卷二，正德十一年至十三年；卷三，正德十四年至十五年七月；卷四，正德十五年八月至嘉靖二年；卷五，嘉靖三年至五年；卷六，嘉靖六年之七年六月；卷七，嘉靖七年七月至嘉靖八年。 版心：上黑魚尾，上題“陽明先生年譜”，下題“卷之幾”；下線魚尾，上標頁碼，下空白。無刻工姓氏。字體是典型的版刻“宋體”。錢德洪序為手寫上板，類館閣體。卷四有手書“陽明先生年譜卷之四”。字體與卷首錢序一致，或許兩者同出一手，是否為錢德洪手跡則有待進一步考證。 卷端：大字題“陽明先生年譜卷之幾”。卷一下小字注：“天真書院版”。全書僅此一處標示該書版屬天真書院。 卷數(shù)之后小字七行，為編纂刊刻人署名：門人余姚錢德洪編述、（門人）山陰王畿補輯，后學吉水羅洪先刪正，（后學）滁上胡松、江陵陳大賓、揭陽黃國卿校正，（后學）漳浦王健?？?。 各卷正文緊跟一行書名和七行署名之后。故各卷卷端有大字三欄，小字七欄。余下正文頁面皆大字六欄。據(jù)嚴紹璗的書錄著錄信息，此為日人于晚明崇禎二年（1629）時從中國購歸的書籍，尾張藩主舊藏，后歸蓬左文庫。[10] 版刻的其他形制方面與國圖本類似，皆將某年歲頂格，其他內(nèi)容均低兩格、小字。有黑框（黑底白字）標出本年最關(guān)鍵的事項，如“是年先生有志圣學”“是年先生為宋儒格物之學”等。與國圖本不同的是，該本的小字內(nèi)容直接跟在大字后面，不另起一行書寫。如果不看內(nèi)容，只看排版樣式的話，全書本采取了國圖本的辦法，即大字之后保留空白，小字部分另起一行且低兩格書寫。但全書本在關(guān)鍵事項的格式上卻與文庫本相同。因此，我們并不能全然認定全書本一定就是根據(jù)某本而來，畢竟全書本亦未對此予以明確的說明。全書本與兩種單行本之間的復(fù)雜關(guān)系，由于缺乏相關(guān)資料，不能做出絕對的判斷。 在文字內(nèi)容方面，文庫本、國圖本和全書本有著較大的差異。文庫本和國圖本都收錄了已經(jīng)列入全書中的諸多文本，但全書本并非僅僅對文庫本或國圖本進行刪定那么簡單，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全書本是經(jīng)過編者的重新編輯工作而成的一部新書。同樣的，文庫本、國圖本也各自經(jīng)過了編輯者的處理，并非是年譜編定者錢德洪的原稿直接刻板刷印。如果我們希望通過校訂三部書得到一個最終的定本，或者說希望通過?？比繒玫揭粋€更加符合作者原意的本子，實際上是不太可能的。比如，關(guān)于知行合一說。文庫本正德四年（1509）注明“是年，先生有知行合一之說”，國圖本說的是“是年，先生始悟知行合一”，而全書本則標目為“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雖然只有說、悟、論的一字之差，看起來也沒有什么意思的變化，但對于考據(jù)學者來說，這樣的變化令人迷惑。陽明的貴州時期到底是他知行合一學說的創(chuàng)立期、闡發(fā)期，還是完善期呢？在國圖本和全書本中都加上陽明與徐愛論知行合一的故事，雖然兩本之間有文字的異同，但毫無例外是為了讓讀者更加明了知行合一的主旨為何，但是文庫本中沒有這樣的故事，卻有一段編者說明： “先生以”至“決裂之病”一段在國圖本、全書本中均無。類似這樣的段落在文庫本中比比皆是。文庫本的出現(xiàn)為我們進一步討論陽明年譜的形成及其社會思想價值提供了新的史料。[11]如果對文庫本進行全書的校理，將其整理出來，定能為陽明學研究提供一相當有價值的歷史文獻。 由于文庫本、國圖本的題名一致，同時也與全書本有著密切關(guān)系，這就讓人不得不產(chǎn)生這樣的疑問：同一個人（錢德洪）為何會寫出三部內(nèi)容差異如此之大的書呢？如果我們認為年譜的編纂者就是錢德洪，并進而認為編纂者不僅能把控編纂過程，還能對書籍的刊刻進行有效的干預(yù)，一定會有這樣的困惑。但是，如果我們跳出編纂者本人，從書籍刊刻的過程來思考的話，或許提出的問題就截然不同了。 對于版本學來說，判定一部書的基本要件是：書名、卷數(shù)、著者、版本。如果能夠?qū)@四項進行著錄，也就基本上達成了書目的基本要求。不管是前代的書目，還是當代的書目，從繁到簡，這四個項目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常識告訴我們，這些項目是我們了解一部書的最基本的信息，也是最重要的信息，只要有了這些信息，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去了解我們所需要的其他書本信息。顯然，這樣的書目信息只能針對所謂的品種來說，而對于有著很多不同版本的同名或者異名書籍而來就需要進一步去說明了。因此，對《陽明先生年譜》之類的著述加以細致的考察，不管是版本目錄，還是文獻，抑或者是歷史哲學，都將有其積極的意義。 首先，我們認為，從贊助人的角度理解一部書的制造過程，是相當有必要的。[12]晚明時期，陽明學著作著述大都是在官方贊助人的支持下得以問世的。據(jù)國家圖書館編纂的《王陽明著述序跋輯錄》《王陽明著述提要》可知： 《陽明先生則言》二卷，明嘉靖十六年刻本。贊助人是浙江周文規(guī)。應(yīng)良說：“文江周子按浙，任道擔當，以作人為最先事。且屬臨海令岷川劉子曰：子其志夫子之志，廣《則言》之傳于人，人良也?！盵13]（應(yīng)良《則言敘》）薛侃說：“或質(zhì)諸周子文規(guī)，曰：然。遂命鋟之。”[14]（薛侃《陽明先生則言序》）也就是說，該書是陽明門人薛侃求助當時浙江主官周文規(guī)，周氏讓臨?？h負責具體刊行事務(wù)的。
《傳習錄》三卷《續(xù)錄》二卷。此續(xù)錄本《傳習錄》的第一任贊助人是紹興府主官南大吉。他于嘉靖三年（1524）“命逢吉弟校，續(xù)而重刻之，以傳諸天下。”[15]（南大吉《刻傳習錄序》）這一版本流行十幾年之后，書版開始模糊，于是王畿、錢德洪等先后尋求新的贊助人刊行。嘉靖二十九年（1550），王畿說南大吉刊本行世二十余年，“傳且久，漶闕至不可讀，學者病之。畿乃謀諸郡倅蕭子奇士，命江生涌檢勒，得其漶且闕者若干篇，付工補刻，而二冊復(fù)完。”[16]（王畿《重刻傳習錄序》）蕭奇士（蕭彥）是這一刊本的贊助人。蕭彥《重刻傳習錄后跋》說：“陽明先生之學，一貫之學也。先生以明睿智資，豪杰之才，凡先圣之微辭奧旨，超然默契于數(shù)千載之下。今其見諸闡明者，其或與文公朱子有異，要之，各就其所見而期以繼往開來者耳。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學者果于是而潛心焉，其從違制辨，亦當有以自得之矣。故謂文公為支離者，非也；謂先生為求異于文公者，亦非也。是義也，傳習之錄，其要也。是錄之刻，迄于今，廿有七年矣。彥備員茲郡，訪之龍溪王先生，欲求數(shù)十部以遺同志，而舊梓之漫毀而缺失者幾半矣。謹捐俸鳩工而補刻之，庶先生開示來學之意為不泯也。時嘉靖二十九年庚戌歲仲秋月吉日判紹興郡事吉水東治蕭彥書于府署之觀我亭。”可知，紹興府刊刻的《傳習錄》自南大吉為贊助人之后，尚有蕭彥氏。蕭彥當時是紹興府通判，他在此任職的時間是嘉靖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明]蕭良榦《[萬歷]紹興府志》卷二十七） 過了三年，陽明學人又求得贊助人，刊行了一本。這次是由劉起宗請求寧國府涇縣知縣丘時庸贊助刊行的。錢德洪說：“去年（1553）秋，會同志于南畿。吉陽何子遷、初泉劉子起宗，相與尚訂舊學。謂師門之教，使學者趨專歸一，莫善于《傳習錄》。于是，劉子歸寧國，謀諸涇尹丘時庸，相與捐俸，刻諸水西精舍?！盵17]（錢德洪《續(xù)刻傳習錄序》）錢德洪尋找到?jīng)芸h縣令漳浦丘時庸，丘氏贊助刊行之。也就是說，贊助刊行的地方政府主官，至少是一縣令。當時涇縣有一書院名為水西精舍，該刊本也在此完工。[18] 至于流傳廣泛的《陽明先生文錄》，也離不開官方贊助。嘉靖三年（1524）陽明門人鄒守益因參與大禮儀事件被貶謫到安徽廣德州任州判職，即當?shù)卣鞴俚亩咽?。在廣德期間，鄒守益除外協(xié)助主官的工作之外，還主導(dǎo)建立了復(fù)初書院，或許即以此為基礎(chǔ)刊行陽明及其他相關(guān)著作，比如《諭俗禮要》《訓蒙詩要》和《陽明先生文錄》等。而且，嘉靖六年（1527）鄒守益也因為在廣德期間有政績，升遷為南京禮部主客司郎中?？嘘柮骷捌渌说闹龌蛟S也是他政績的一個重要的指標。錢德洪說：“嘉靖丁亥（1527）四月，時鄒謙之（鄒守益）謫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謙之復(fù)請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潞閺?fù)請不已，乃許數(shù)篇，次為附錄，以遺謙之。今之廣德板是也?！保ㄥX德洪《刻文錄敘說》）[19]顯然，先有嘉靖三年蘇州府知府南大吉贊助刊行《傳習錄》，后有嘉靖六年左右廣德州贊助刊行《陽明先生文錄》。鄒守益任廣德州通判，與前述蕭彥的職位類似。 陽明門人中，薛侃、錢德洪等是其著作的編輯者，而鄒守益等則是主要的刊刻贊助人。錢德洪等人編好書稿后，即尋求贊助人以能將書稿變成刊本。黃綰說：“洪甫（錢德洪）攜之（《陽明先生存稿》）吳中，與黃勉之重為厘類，曰《文錄》，曰《別錄》。謀諸提學侍御聞人邦正刻梓以行?！保S綰《陽明先生文錄序》）[20]聞人詮當時是浙江提學，可以做刻書贊助人，刻印了《陽明先生文錄》五卷《外集》九卷《別錄》十卷。值得注意的是，此書雖然被定為嘉靖十四年刊本，但有陽明門人鄒守益寫于嘉靖十五年的一篇序。我們知道，鄒守益不僅贊助刊刻了第一部《陽明先生文錄》，也是此后陽明年譜的總裁，他長期在政府教育文化部門任職，曾出任南京國子監(jiān)和南京翰林院主官等職，他作為贊助人出現(xiàn)在諸刊本陽明文獻中都是可以想見的。 這是應(yīng)邀成為贊助人的，也有主動成為贊助人的。比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宋儀望出任河東主官，他就刊行了一部《文錄》。宋儀望說：“陽明先生文集始刻于姑蘇，蓋先生門人錢洪甫氏詮次之云。自后或刻于閩、于越、于閩中，其書始漸播于四方學者。嘉靖癸丑春，予出按河東。河東為堯舜禹相授受故地也，而先王之學則故由孔孟以沂堯舜。于是間以竊聞先生緒言語諸人，士而若有興者。未幾，得關(guān)中所寄先生全錄，遂檄而刻之?！盵21]在宋儀望之前，范慶也做過類似的工作，他說：“陽明先生遺集，傳于世者，有《存稿》《居夷集》《文錄》《傳習錄》。門人緒山錢子乃并之曰《文錄》；復(fù)取先生之奏疏、公移，厘為《別錄》，合刻于吳郡。惟《傳習錄》別存焉。未幾，厄于回祿，版遂殘缺。嘉靖甲辰（1544），慶來守茲郡，亟求焉，僅得《文錄》版什之二三，然魯魚亥豕猶未免也?！秳e錄》蓋蕩然無存矣。爰重加校茸，而補其奏疏二十三篇，匯為《文錄》，以《傳習錄》附于卷后，別為《語錄》，凡為卷二十。庶幾可以見先生之全書云?！瓚c不敏，生也晚，不獲從先生之門，猶幸誦其遺訓，愧未之能學也。梓成，敢僭識于簡末。”[22]范慶在任蘇州知府，也即吳郡郡守時，主動充當了編輯刊刻陽明著述的贊助人。按照范慶的說法，在蘇州府原有錢德洪等人編輯的陽明著述的版片，因為遭遇水火災(zāi)害，這些版片只有極少留存了。等他上任時，他以知府的名義讓下屬吳縣儒學校諭許贊與長州縣儒學訓導(dǎo)華和張良才具體辦理重新刊行的相關(guān)事宜。另外，還有巡按陜西監(jiān)察御史閭東也充當過贊助人，他說：“東按西秦，歷關(guān)隴，見西土人士俊髦群然，皆忠信之質(zhì)也。因相與論良知之學，盡取先生《文錄》，附以《傳習錄》并《則言》共若干卷刻之?！盵23]臨漳縣令趙友琴說：“友琴生也晚，款啟寡聞。夫也不知文，不知先生之文，而竊有志于先生良知之學脈也。謬刻而序之，以公諸同志。”[24]（趙友琴《陽明先生文選序》）由此可見，陽明著述的編纂者是一個群體，而刊行者則主要是自省級的總督巡撫、府州的長官佐貳，到縣級的縣令教諭等，他們在政策許可的情況下，將陽明著述的刊刻納入到政府文教事業(yè)之中，讓陽明的著述得以問世、傳世。 從地方的官刻本的制造過程來說，贊助人或者應(yīng)邀，或者主動，先將某書的刊刻納入到政府經(jīng)費的支出項目，為刻書提供必要的經(jīng)費支持；同時，還要根據(jù)當?shù)氐奈慕态F(xiàn)狀選擇負責刊行事宜的項目負責人，以便確保所刻之書能夠達到預(yù)期目標和當時士人對于書籍的一般期望。當然，他們也要考慮到刊本的其他問題，比如收支平衡等等，所以他們更傾向于利用書院等教育機構(gòu)來辦理，或許這樣就能在完成板刻之后刷印給當?shù)氐氖孔恿恕?/span> 有些贊助人還善于做一些宣傳的工作，比如通過請求上級主官或者較有聲望的學者撰寫序言等等。我們看到嘉興郡守贊助刊行的《陽明先生文錄文錄續(xù)編》就請求徐階撰寫了一篇序文。在該文中，徐階說：“余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jīng)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xù)編》，而屬嘉興守劉安徐侯以正刻之?？坛?，侯謀于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張編、海寧諸生董啟予問序于階?！旌罘綇氖掠谡?，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其異于世之為者歟。使凡領(lǐng)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學明，而洪甫之憂可釋也。”[25]（徐階《陽明先生文錄續(xù)編序》）徐階希望嘉興府學的士子們購買此書，也是極為直白的宣傳了。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地方官僚充當贊助人刊行學者的著作，多是以傳承學術(shù)文化的這樣的理念下展開的，這也推動了晚明學術(shù)的繁榮?？梢哉f，如果沒有這樣的贊助制度，我們可能就難以找尋當時的學術(shù)文化樣態(tài)了。 這種贊助出版的故事，一直延續(xù)到了明末清初。清順治三年（1646）巡按浙江監(jiān)察御史王應(yīng)昌曾贊助刊刻《王陽明先生傳習錄論》三卷《附集》一卷。他有序一篇，題為《傳習錄總論》，其中說：“隆慶壬申年，新建謝君來按浙，為王文成公搜全書，梓之。謝君所按者全浙，又時當全盛，故其刻全書也易。余今所按止杭、嘉、湖三郡，又兵燹未已，故殫力盡能，以塞吾愿。雖《傳習》一錄，猶岋岋乎難之?！盵26]具體操辦者則是浙江提學僉事李際期，他說：“歲乙酉河南夫子王公持斧而至，入其邦，發(fā)其書?！^先生之教，莫《傳習》一錄急，而丹之，而節(jié)之，而詮之，于是乎論，于是乎梓?！盵27]像晚明時期這樣以地方政府主官身份贊助學術(shù)著作的出版，在后來的歷史似乎不再成為理所當然之事，至少他們對于刊行陽明學的著述并沒有那么熱衷，這也是學術(shù)風氣轉(zhuǎn)向的一個例證。 我們以《王陽明著述提要》《王陽明著述序跋輯錄》所收集的資料為基礎(chǔ)，將現(xiàn)存陽明著述的明代刊本做一梳理如下表：
加上兩種嘉靖本的年譜，則上述二十種晚明時代的陽明學著述中，除了少數(shù)尚不清晰的，大部分是能夠確定其刊行贊助人的。由此，我們可以認為，明代的地方官刻本從嘉靖以來，已經(jīng)形成了比較完備的贊助人制度，陽明學著作的刊行也得益于這一制度。當然，在古籍的著錄中按照通常的規(guī)則并不會去著錄贊助人，所以我們也就很少從這個方面去思考相關(guān)的問題。
那么，明代官方贊助出版的程序如何呢？我們可以萬歷年間的一部陽明著述見其一斑。這部書題為《陽明先生文選》，是時任江西巡撫吳達可作為贊助人主持刊行的。此書現(xiàn)藏國家圖書館，著錄為：《文成先生文要》五卷，明萬歷三十一年陸典等刻本。[28]吳達可（1541-1621），字叔行，號安節(jié)，江蘇宜興人，萬歷五年（1577）進士，曾任江西巡按，官至通政使司通政使。吳達可在江西主官任上資助出版陽明著述的程序是這樣的：首先，贊助人因某種機緣將某書列入了贊助計劃。吳達可說，他的老師是周訥溪（周怡），而周的老師是鄒守益。也就是說，吳達可為陽明后學。他出面資助刊行陽明學著述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其次，贊助人或者直接用現(xiàn)成的著作進行刊刻工作，主要資助前人的著作刊刻，或者資助尚未刊行的的著作；或者根據(jù)既有的書籍進行編輯的工作，他們會重新刻上一套書版，而少有把其他地方的舊版片采購回來予以修版的，除非是版片就存在于其任職的地方，這樣就會出現(xiàn)一部書的新品種。事實上，大多的贊助人都會采取后一種贊助的方法。 第三，刊刻工作的流程包括，贊助人指派下級官僚具體負責，同時也會聘請學者協(xié)助。吳達可在江西任職期間，指令下屬贛縣和瑞金縣二位縣令陸典和堵元列就既有的陽明全集編輯一部選本。陸氏說：“直指吳公淵源遠紹，以其事屬小子及堵元列氏。中丞李公謂虔刻未詳，復(fù)以刻于浙者，俾得遍搜，于是剪其煩文，存其切要，厘為五卷?！币簿褪钦f，他們先試圖以江西刻本來做編輯工作，但隨后依據(jù)李某的建議找到了浙江刊本，或許就是謝廷傑的全集本，并在這一版本的基礎(chǔ)上進行了文本的刪訂和編輯。陸、堵等完成編輯工作后，吳達可又請學者王時槐校訂一過。王時槐說：“直指安節(jié)吳公按蒞虔州，追念先生，以其學特倡，而盡洩以開群蒙。與其平寇討逆之功皆在江省，當使后學聞之，以信吾圣學之有裨益于世，而非托諸空言也。爰命贛令陸君典偕瑞金令堵君奎臨即先生《全集》摘錄之，題曰《文選》，以便觀省，將授諸士卒業(yè)焉。復(fù)囑時槐覆校之?！盵29]（王時槐《陽明先生文選序》）也就是說，贊助人對所刊的書籍組成了一個刊書課題組，分工合作，完成了文本的編輯。 最后，官方贊助的刊本在刊工經(jīng)費、版刻形制、?？背绦蚍矫娑加幸?guī)可循。其中刊工多以匠戶為之，他們需要將本人姓氏刻在版片上，這就是我們能看到的刻工。此本的刻工有：科、思、三、曾壇、曾時等三十余人。[30]檢查其他陽明著述的明代官方贊助刻本，亦多有刻工姓氏。[31] 陽明年譜經(jīng)錢德洪編纂成書，經(jīng)歷了漫長的編纂過程，然后才進入刊刻的流程。永富氏在其著作附錄二《王守仁著作出版年表》中給出了年譜編纂刊刻信息。我們據(jù)《王文成公全書》[32]《陽明先生祠志》等加以補充，有下面的年譜編纂、刊刻時間線： 陽明去世后不久，薛侃等人即倡議編纂年譜，薛侃與歐陽德、錢德洪等為編纂成員，分頭分年分地蒐集成稿，議定鄒守益為總裁。 嘉靖二十七年（1548）戊申，青原會議時，各自撰寫的年譜資料蒐集或已完成，諸人分撰稿未畢。 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錢德洪完成年譜的一部分。 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鄒守益編《王陽明先生圖譜》刊行。 嘉靖三十九年（1560）庚申，錢德洪又完成年譜的一部分稿件。 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鄒守益去世，錢德洪統(tǒng)稿年譜，羅洪先參與刪訂工作。 嘉靖四十二年（1563）癸亥，《陽明先生年譜》合訂稿于四月完成。是年夏天某日，滁州胡松完成年譜序；八月，錢德洪寫就年譜序。永富氏以為，年譜初刊于本年，即在浙江杭州天真書院刊刻的本子，是為文庫本。 嘉靖四十三年（1564）甲子，《陽明先生年譜》在江西贛州刊行，即國圖本。[33] 書籍版刻的之所以成為一門學問，其原因就在于除了簡單判定之外，還有更為復(fù)雜的歷史和事實有待考察。就文庫本而言，由兩篇跋文推斷刊刻的具體時間就會出現(xiàn)一定的誤差。 首先，按照判定版本的辦法，我們可以通過序跋尋找線索，由于文庫本的序文只有兩則，我們需要找更多的證據(jù)，全書本中的記錄自然是比較可靠的。在全書本中有羅洪先的一篇序，詳細地說明了當時編刊年譜的情況。他說，錢德洪等門人弟子在青原之會以后花了很長時間蒐集資料，但十余年后完成年譜的編纂，鑒于陽明門人如薛侃等人先后過世，讓他有了加快編纂進度的想法。于是，他停下其他的事務(wù)，專注于年譜：“明年（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陽。胡汝茂（胡松）巡撫江右，擢少司馬（南京兵部尚書），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即工稍緩，復(fù)留月余。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shù)十條?！盵34]（羅洪先《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胡松是年譜的贊助人，他的職位變動讓年譜刊行遇到了一些麻煩。 其次，全書本的年譜附錄還有相關(guān)的記載，留下了可供參考的線索。在嘉靖四十二年的紀事中，作者說：“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薄昂橄乳_關(guān)有悟，讀《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悅，遂相與考訂。促洪登懷玉，越四月而譜成?！盵35]也就是說，在全書本中，錢德洪只是說羅洪先讀了他的年譜稿件之后有不少體會，他們一起在懷玉書院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基本完成了年譜的定稿工作。這里所謂的“譜成”只是完成了書稿，并不是刊刻。而且，在這一年的紀事中也沒有關(guān)于年譜刻成的記錄。很顯然，嘉靖四十二年的確有年譜刊行的動議，并且已經(jīng)開始相關(guān)工作了，但是并沒有完成。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文庫本不是嘉靖四十二年刻本。 那么，它是什么時候的刻本呢？如果一定要對該書的刊刻時間進行更精確的判斷，我們就需要將該刊本的主要贊助人即胡松的履歷加以研判，大概就能確定刊書的時間段了。 據(jù)王世貞（1526-1590）《弇山堂別集》[36]和張廷玉《明史》[37]的記載，嘉靖時期有兩位進士出身的胡松[38]，均為直隸人，一為績溪胡松（1490-1572），正德九年（1514）進士，曾任工部尚書、刑部尚書；一位是滁州胡松（1503-1566），嘉靖八年（1529）進士，曾任南京兵部尚書、吏部尚書。贊助陽明學人的，是滁州胡松。滁州胡松資助了很多書籍的刊刻，除了《陽明先生年譜》之外，還有《滁州志》、《孝肅包公奏議集》十卷[39]、《廣輿圖》二卷[40]、《唐宋元名表》四卷[41]、《范忠宣公奏議》二卷[42]、《安邊疏要》一卷[43]、《續(xù)文章正宗》二十卷[44]等。作為贊助人，為刊刻書籍作序，這是明代官刻書的通例，所以我們在明代的官僚文集中多見書序。 滁州胡松，字汝茂，謚莊肅。[45]他成進士后，從東平洲主官開始從政生涯，升南京禮部郎中、山西提學副使、山西參政。以言事指斥權(quán)貴得罪，家居者十余年。其后因有人推薦而復(fù)官，任陜西參政，轉(zhuǎn)任江西左布政使、右副都御使，嘉靖四十二年（1563）任兵部左侍郎，升南京兵部尚書，嘉靖四十四年（1565）任吏部左侍郎，嘉靖四十五年（1566）卒于吏部尚書任上。其個人著述有《督撫江西奏議》《督撫江南奏議》《胡莊肅公奏議》《胡莊肅公遺稿》《胡莊肅公文集》等?！睹魇贰贩Q滁州胡松“潔己好修，富經(jīng)術(shù)，郁然有聲望?！盵46]胡松與羅洪先是進士同年，在他被罷職居家時，羅洪先、唐順之等也有同樣遭遇，曾共同研討過學術(shù)，“時公同年友羅君洪先、唐君順之，亦以言事廢。二公并有志學古者，與入宜興山中，盤桓究解，而公之神，已脫然超上乘矣?！盵47]（李春芳《貽安堂集卷七·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莊肅胡公墓志銘》）正因為如此，錢德洪才在其書信中請求羅洪先給胡松寫信，讓胡松充當刊刻年譜的贊助人。 為了讓陽明年譜得到官方的認可，錢氏等人請滁州胡松擔任該書的第一贊助人。胡松同意了這一請求，錢德洪給羅洪先的信中說：“柏泉公（胡松）讀兄《年譜》，深喜。經(jīng)手自別，決無可疑。促完其后。昨乞作序冠首，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盵48]由于羅洪先和胡松有同年的關(guān)系，且早就相熟，所以陽明門人對他寄予厚望。收到錢氏書信后，羅洪先回復(fù)說：“柏泉公為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盵49]在胡松的支持下，該書的刊行列入政府項目，開始執(zhí)行。按照當時官刻本的流程，先要對書稿進行校訂，胡松讓羅洪先來辦理這項工作。“柏泉公七月發(fā)《年譜》來，日夕相對，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此學進為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于《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于兄原本，似失初制，誠為僭妄?！患罢堈?，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盵50]胡松收到錢德洪發(fā)出的年譜稿件，然后交給羅洪先準備刊行。羅氏花了很大的精力去重新校訂，刪改、增補。當然也耗費了不少時間。 由于胡松升遷，這位贊助人的預(yù)期目標或許難以達成，所以他們希望加快刊刻進度，最好能在胡松離開前完工。羅氏在當年八月將校訂稿發(fā)給了胡松的下屬，也就是滁州毛汝麒。但是，趕工刊刻或許并不合適，所以羅洪先做了兩手準備：第一，尋求新的贊助人，比較合適的人選就是陸穩(wěn)；第二，趁機對年譜做更進一步的修訂，他花了個把月的時間完成了這項工作。 僅從贊助人這一項，我們可以初步認為將天真書院定為嘉靖四十二年刻本尚有可進一步考察的必要。就我們的觀察而言，文庫本的刊行時間要晚于國圖本，即在嘉靖四十三年以后。比較明顯的證據(jù)是，錢德洪的序已經(jīng)標明時間是嘉靖四十二年八月。是否年譜四月完成之后就進入刊刻尚不明了。而胡松的序文中關(guān)于年譜的卷數(shù)標以墨釘。這說明此年該年譜內(nèi)容雖然已確定，但刊定時的卷數(shù)并沒有編定。 明代刻書自有其獨特之處。據(jù)古籍版本調(diào)查，陽明學著述和其他古籍一樣佚而不存者頗多，而存世陽明學著作的版刻品種數(shù)以百計，而版本情況就更加復(fù)雜了。[51]這自是明代出版業(yè)興盛的一個縮影。相較于宋代，明代是雕版刻書的“又大盛”期。[52]“明清兩朝各地刻印的書籍，數(shù)量之大，品種之多，比前代，不知超越了多少倍?！盵53]明代的出版事業(yè)，更是可以用“蒸蒸日上和空前發(fā)達”[54]來形容。像陽明學人一樣努力著述，并將前賢作品予以刊行，在明朝人看來再正常不過，這也造就了明代出版的興盛。 究其原因，繁榮的書業(yè)與官方成熟的贊助人制度密切相關(guān)。這種贊助制度，對于后世人來說頗為陌生，前人是很熟悉的，如清初王士禛（1634-1711）《居易錄》卷七說：“明時翰林官初上，或奉時回，例以書籍送署中書庫，后無復(fù)此制矣。又如御史、巡鹽茶、學政、部郎、權(quán)關(guān)等差，率出俸錢刊書，今亦罕見。宋王琪守蘇州，假庫錢數(shù)千緡，大修設(shè)廳。既成，漕司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每部直千錢，士人爭買之。既償省庫羨余以給公廚，此又大裨帑費，不但文雅也?！盵55]這就是為什么明朝雖然沒有現(xiàn)代的繳送制度，但是中央及地方能夠保存龐大數(shù)字書籍的原因。 在王士禛看來，這種贊助出版制度宋代已經(jīng)有了先例，但未必就是如宋人故事，因為明代官僚作為贊助人參與刻書活動，不止刊刻藏家善本，也直接資助當代書籍的出版，也正因為如此明代的文藝才能如此之繁盛。當然，如果我們僅僅從歷代正史的《藝文志》著錄來看，尚無法發(fā)現(xiàn)明代的出版繁榮情況。
（注：本表據(jù)呂紹虞《中國目錄學史稿》[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 及相關(guān)史籍記載制成） 從上表可見，《明史藝文志》著錄的書籍量相較于前代的要少，要是我們由此得出明代文教出版事業(yè)不如前代，或許就是想當然了。而事實是《千頃堂書目》著錄書籍17828部，明史館臣編訂的《明史藝文志稿》尚保留有13000余部。清人編纂前代史書時，在著作出版方面依據(jù)的是《千頃堂書目》，最后定稿的主事人執(zhí)行了“卷數(shù)莫考”“疑信未定”兩條限制性標準，以“寧闕而不詳”為標榜，所以明人著述數(shù)量看起來與雕版時代之前的寫本時代相差無幾。當然，清人之所以能厘定出書籍作者的姓氏、籍貫、書籍的卷數(shù)等等，就是因為有比較準確的記載。若以此標準去刪訂前代史志目錄，或許所剩無幾。明代人的著作之所以至少有三分之一左右能做出較為準確的判定，若沒有彼時官方書籍贊助人制度的完備和成熟，是絕無可能的。后世版本學家如葉德輝等人，或者只看到了當時官僚呈繳書籍的表象，并沒有再進一步去思考如何理解表象之下的本質(zhì)問題。所以，葉德輝在《書林清話》這部版本學名著中，僅以“好事之習”[56]四字來解釋明人著述大量版行的原因，而且認為這種喜好承自宋人。這種理解并不足以說明書籍文化的內(nèi)在價值，更不足為訓。 從某種意義來說，搞出版的人定然是好事之徒，但出版業(yè)的繁榮絕對是好事而非壞事。一個社會沒有重視出版的風氣，何談文化自信？又何談繼承發(fā)展呢？事實上，明代的出版在整個出版史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當時上自中央政府各部，下至地方諸府縣，均有贊助出版的制度規(guī)范。就地方而言，各地方的督撫、學政等，往往是贊助出版的第一責任人。從明初開始，曾主持《永樂大典》的解縉就曾上疏朱元璋《太平十策》，其一就是資助出版：“宜令天下投進詩書著作，官為刊行。令福建及各處書坊今國學見在書板，文淵閣見在書籍，參考有無，盡行刊完。于京城及大城港等處，官開書局。就于局前立碑刻詳書目，及紙墨二本，令民買販，關(guān)津免稅。每水陸通會州縣，立書坊一所，制度如前?！盵57]（《解文毅公集》卷一）
解縉對于資助出版的具體辦法有四：官方資助私人著述；中央政府收藏書籍予以刊刻；根據(jù)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條件，設(shè)立官辦書籍經(jīng)營，并且給予免稅政策優(yōu)惠；支持地方設(shè)立書局書坊，促進本地文化繁榮?？傊诮饪N看來，政府資助出版是禮興樂備、文化繁盛、教育昌明、天下太平的重要舉措。 我們無法獲知解縉的這一奏疏是否奏效，但明代的官僚們喜歡充當出版贊助人卻是人盡皆知的。胡應(yīng)麟《經(jīng)籍會通》卷四說：“今宦涂率以書為贄，惟上之人好焉。由諸經(jīng)、史、類書，卷帙叢重者，不逾時集矣。朝貴達官，多有數(shù)萬以上者?！盵58]官僚支持出版，并以書籍的收藏作為標榜，家藏萬部書也并非奇談。在官方贊助制度的推動下，書業(yè)發(fā)達了。藏書也就不再成為少數(shù)人的事業(yè)。故而葉昌熾《藏書紀事詩》收錄五代到清末藏書家1175人，明代將近一半，有427人之多。沒有大量的版刻書籍，藏書是不可能的。
大量版刻書籍生產(chǎn)并流通，十萬卷樓、萬卷樓等才可能在全國遍地開花。私人藏書成為風尚，政府部門自然也不例外。比如當時的行人司規(guī)定“其以事奉差復(fù)命者，納書數(shù)部于庫。秘閣而外，差可讀者，此耳?！焙髞碛腥藢ｉT為行人司的藏書編寫了目錄，著錄數(shù)千種之多。[59]私人藏書之家編有目錄的也不在少數(shù)，據(jù)范鳳書在上個世紀末所做的文獻調(diào)查，可考的明代藏書目錄有167種，存世的近50種。[60]要有書，才有藏書；要有大量的書，才有大藏書家。這似乎不必解釋。必須明確的是，明代的藏書家收藏的書，大多是刊刻的印本書，抄本寫本已失去了它的歷史地位。王應(yīng)麟說： 誠如胡應(yīng)麟所說的明代人所出版的諸多書籍的確是?？本嫉?，唯其有成熟的贊助人制度，才能夠形成如此局面。但是，晚清以來的學者們多沿襲舊聞，以王應(yīng)麟的不得其善的十之三四來斷定整體，以至于有所謂的葉德輝“明人刻書而書亡”的經(jīng)典論斷。即便葉德輝《書林清話》聲稱“明人不知刻書”，[62]也不得不承認“明時法制之嚴，刻書之慎”[63]，不得不感嘆“明人刻書，亦有極其慎重，必書刻并工者”，其結(jié)果是清代的藏書家或鑒賞家把這類刻本誤以為是元代版刻或者更早，鄴架珍藏。[64]對于以收藏和鑒賞為第一要務(wù)的版本家而言，或許這并非“好事”，因為它不具備“稀奇古怪”的善本性質(zhì)，甚至還為版本的鑒定帶來了無窮的麻煩。但對于普通讀者來說，卻是一件幸事。 如今，我們要想了解陽明的歷史世界，只能通過陽明年譜之類的著作，可以說正是這些版本繁多的著作構(gòu)成了我們理解歷史的最佳入口，從此進入，既能有知識上的收獲，也會得到智識上的考驗。 陽明年譜在明清的諸多年譜中具有標桿的意義。文獻學家鄭鶴生（1901-1989）曾說：“年譜之作，蓋始于宋元豐間呂大防撰之《韓文》及《杜詩年譜》。元明以還，其數(shù)漸增。然大抵出于后學者之手，不若出于自撰，或親故者之精審也。自撰年譜，以清初孫奇逢為首創(chuàng)。出于親故者，莫善于《王陽明年譜》。王譜材料，由其門生分年搜集，經(jīng)錢德洪加以編纂，最為精審。至于材料之運用，或僅采學術(shù)，或兼顧時事，要視譜主本身之行狀而異，不可以一格論?！保ūR前《霜崖先生年譜》，民國《南北詞簡譜》本）也就是說，陽明年譜無論在撰寫者的水平，材料的完備程度和書寫的精細度等各方面都是足可稱道的，也是學者們所認可的可做作為范本的著作。之所以如此，自然與陽明學人的努力有著之間的關(guān)系。 試想，如果沒有陽明學人不斷地尋求贊助人刊行其學派的著述，沒有海內(nèi)外的大量留存的陽明學文本，僅僅有幾種所謂的珍本、善本，它絕無可能成為世人皆知的常識，更沒有可能造成長久且深遠的歷史影響。[65]陽明學研究者張藝曦說，陽明學著作的刊行，打開了其學術(shù)傳播的范圍，破除了因人因地的限制，[66]由此，陽明學人用學術(shù)著作的編纂、刊行和閱讀、傳播構(gòu)成了一個陽明學的學術(shù)思想的書籍循環(huán)： 學術(shù)傳播→書籍閱讀→書籍流傳→再版改編→學術(shù)傳播 在這個循環(huán)中，是沒有書籍制造人的故事的。所謂的書籍制造人，不僅僅是書籍的作者、編者，還包括贊助者，闡釋者和傳播者。這是這些人共同構(gòu)成了書籍的循環(huán)。比如，人人皆知《傳習錄》是陽明門人徐愛、薛侃、陸澄、陳九川等人蒐集整理的，但要是沒有錢德洪的編集，是沒有南大吉、丘時庸、王應(yīng)昌等上至總督巡撫撫，下至縣令教諭等地方官員的贊助支持，其書不可能在數(shù)百年間反復(fù)刊行，讀者也就不可能最便利的獲取陽明學的文本，也就無法通過書籍來感受陽明學的精神世界了。而且，從贊助人的角度來看陽明學的傳播，我們還能得到另外一個與陽明學研究的常識不太一樣的認識。 余氏論述的矛盾地方在于，他認為陽明及其弟子希望建立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這種秩序一定是要和現(xiàn)實的社會全然不同的，現(xiàn)實的政治秩序中的各色人物和種種制度設(shè)計也讓這一理想事實上沒有達成的可能，為了實現(xiàn)這樣的理想，只有發(fā)動群眾，通過個體意識的覺醒，最終才有希望來一個徹底的改變。但是，只要我們細致考察陽明及其門弟子的行事、著述，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他們的理想決不是要革命式的終結(jié)舊世界，更不是要通過個性解放實現(xiàn)私的激蕩擴充，從而實現(xiàn)道的天下大化，恰恰相反，陽明學首先是一種政治哲學，他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不是理想問題，而是生命的安頓，學術(shù)的明悟，以及社會秩序的重整和調(diào)適。所以，他們要建立事功，要編集著述，要尋求贊助，要反復(fù)講述、傳播良知之學。而且，最為關(guān)鍵的是，傳統(tǒng)的中國一直具有士大夫的精神，這種精神即便經(jīng)過了無數(shù)次血與火的洗禮，仍舊存在著，這也就是為什么良知之學能夠在數(shù)百年之后再次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的一個緣由。 從陽明年譜而言，錢德洪等人完成年譜撰寫工作之后，做了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謀求贊助人刊行，一方面是將稿件的謄錄本交由羅洪先校訂。這中間經(jīng)歷了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困難。錢德洪說：“去年歸自懷玉，黃滄溪讀《譜》草，與見吾、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吾閩去，刻將半矣。六卷已后，尚得證兄考訂。然前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番刻，當以兄考訂本為正也。中間增采《文錄》《外集》《傳習續(xù)錄》數(shù)十條，弟前不及錄者，是有說，愿兄詳之?！盵69]也就是說，錢德洪曾試圖尋求贊助人刊刻他本人編集的《年譜》，但是因為贊助人的去世和轉(zhuǎn)任，并未完成，只能停工。在此期間，羅洪先完成了《年譜》的刪訂工作，錢德洪自然是非常樂見其成的。但他覺得還有些地方需要繼續(xù)增刪，如此才能得到一個比較完善的本子。 據(jù)現(xiàn)有資料，可以確認的是，嘉靖四十二年，錢德洪校定年譜的成稿完成，胡松的序文也寫就。錢氏將年譜稿本連同胡松的序文抄錄了好幾份副本，分送陽明學人和贊助人，包括王畿、羅洪先和胡松等。贊助人胡松將刊刻事委托給贛州主官毛汝麒。胡松當是通過政府的公文形式發(fā)出指令給毛汝麒的。毛氏在得到任務(wù)指令后，隨即展開工作，包括組織?？睂W者，招募寫刻工匠，準備刊刻所需梨木板材，提供刊書場地，預(yù)備刊書日常用度等等。這項工作進展比較順利，毛氏還專門從江西省城聘請了寫工鄧班將書稿謄寫成用于雕版的稿件。徐昇等一眾刊書工匠也很快進入工作狀態(tài)。然而，在毛氏沒有預(yù)料到其后因胡松的升遷讓此書的刊刻出現(xiàn)了較為棘手的問題。 如果按照胡松的序，他是在嘉靖四十二年五六月間得到書稿，并且按當時的贊助人通例寫了序言。但是在毛氏尚未完工時，胡松就調(diào)離現(xiàn)職了，他沒有太多的時間就地等待工作的交接。按照明代官刻本的慣例，該書的完成尚需一位新的贊助人，當然最好是胡松的繼任者。但是，陽明的門人弟子們對于刊行該年譜很迫切，錢德洪曾說：“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shù)十年，且日凋落，不肖學非夙悟，安敢輒承。非兄極力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柏泉公極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廩食，不能完也。豈先師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耶？”[70]由此可見，當年胡松作為年譜的贊助人，為陽明學人提供了相當大的幫助。不管是為了完成師門事業(yè)，還是要完成贊助人的意圖，都有必要繼續(xù)推進。其中羅洪先立即行動，在這一年的八九月間找到了陸穩(wěn)（1517-1581）作為贊助人。陸穩(wěn)的地位合適，而且他本人也很樂意做這個事情，所以他很快寫了一篇序跋。陸氏的跋文題寫的時間是嘉靖四十二年九月。 這就是說，胡松升遷之后，陽明門人弟子為了確保該書的刊行完成，立即采取了補救措施，以確保年譜的順利完成，畢竟這是當時陽明學人的頭等大事。但是，他們?nèi)f萬沒有想到的是，前一贊助人胡松對年譜刊刻事宜非常上心，他與周相完成常規(guī)工作交接后，還把刊書事做了交接。因此，周相也成了年譜的贊助人了。 這樣一來，這部書出現(xiàn)了三位贊助人，分別是前任胡松、現(xiàn)任周相和陸穩(wěn)。這中間如何進行工作的安排，可能令具體操辦人毛汝麒相當難辦。極有可能毛汝麒報送的時間是比較晚，這從周相的序文題寫時間就能看出來。其序落款時間為嘉靖四十三年首夏九日，即該年四月。也就是說，從前一年九月到次年四月，毛氏有了足夠的時間完成刊刻、刷印和裝訂等各項工作。或許，當該書全部書版雕鐫完成之后，他們才將此事報告周相，并且請他做贊助人。其實，周相已經(jīng)得到了前任的委托。這就令周相相當惱火。陽明門人弟子沒有第一時間請他當這個贊助人，而是找了另外一人。這就是為什么周相會在他的贊助序言中抱怨說，他沒有在年譜中看到陽明給他的一通書信的原因所在。 按常理，贊助人應(yīng)該審閱手稿之后才開始刊刻。由于年譜的前任贊助人胡松是升遷前布置的任務(wù)，而且陽明門人又做了一些工作，等于是繞開了應(yīng)該是事實上的第一贊助人的周相。這樣，周相做了一次與當時的書籍刊刻第一贊助人身份略有不同的事情。當然，他贊助的這一刊本留下了很多比較有趣的故事，為后來人考訂陽明生平事跡和學術(shù)思想提供了不少史料。這一刊本曾在一定范圍內(nèi)傳播，所以現(xiàn)存的毛氏刊本有國家圖書館、天一閣博物館和浙江圖書館等多家藏本。 但是，毛汝麒的這一刊本完成后沒有得到皆大歡喜的結(jié)局。周相的不滿已經(jīng)在序文中有所表達了。錢德洪等陽明門人弟子的反應(yīng)如何呢？ 羅洪先自然不能不滿意。因為他請出陸穩(wěn)做贊助人，讓年譜得以變成刊本。他說：“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陸穩(wěn)）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王畿）十部。伏惟鑒入。……弟去歲至今，皆在病中，無能復(fù)舊。然為學之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有此事緊要?！盵71]胡松離任后，羅洪先請托陸穩(wěn)為第一贊助人。在陸穩(wěn)的協(xié)助下，這部書總算是刻成了。對此，羅洪先是比較欣慰的。他告訴錢德洪，他本人在校訂完成年譜之后生病一場，感覺身體大不如前。能見到年譜的刊定，自然是相當高興。另外，或許他自己出資從毛氏那里領(lǐng)取了五十部綿竹紙的成品，其中十部贈予王畿，另外一部分給錢德洪。 作為陽明著述的最主要的編集者，錢德洪的看法最值得我們注意。從現(xiàn)有的資料來看，他的態(tài)度是頗為吊詭的。一方面，他的確是請羅洪先對年譜進行校訂，或許也允諾可以讓他盡情刪訂；一方面，他作為陽明的忠實門徒，既然已經(jīng)終身以傳揚陽明學為己任，對于毛氏刊行的年譜中出現(xiàn)的某些話語，或許他是很不滿意的。比如說國圖本正德十四年六月記錄朱宸濠造反有“孝宗為李廣所誤，抱養(yǎng)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于茲矣”[72]、“是時武宗初生，李廣用事，外間不察，妄為飛語”[73]之類的話。陽明學人在嘉靖時期的的處境艱難，正在積極爭取士大夫官僚的支持，這類政治不正確的話語出現(xiàn)在年譜之中，是甚無謂的。諸如此類的在國圖本中尚有不少。陽明年譜旨在闡揚師說，彰示陽明事功，不宜有此，錢德洪當然不可能滿意。所以我們看到，文庫本和全書本皆沒有這些無謂的話語。 這里所謂的“飛語”就是民間傳聞，即所謂謠言滿天飛。在陽明的年譜中出現(xiàn)這種話語，更加可以確認這應(yīng)該不是錢德洪的手筆。所謂“飛語”云云往往是一種托辭，定會遭到學者質(zhì)疑，以敬慎出名的錢德洪，或不至于做此等文章。當然，在明代中晚期以“飛語”來寫作的不僅此例。很多人撰寫年譜、行狀之類的文字時往往有之。如王世貞記載說：“盛榮簡端明墓表，歐陽文莊撰，出故人吳明卿手，甚雅健有法，且不為浮譽，第少有抵牾?！?#39;召拜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充經(jīng)筵講官。己丑，公復(fù)坐飛語，調(diào)南符卿。’按公以經(jīng)筵疾咳，失儀見糾，上不悅，改補南尚寶。今云中飛語，則似以人言調(diào)，非因公誤也?！盵74]（《弇山堂別集》卷三十）顯然，飛語是當世傳聞，多為諱語，既非可靠消息，也非實際發(fā)生，在年譜中用這類的民間傳聞，是不符合陽明年譜編者的傳播陽明學問事功的意圖。 因此，我們可以認定國圖本或者自于羅洪先之手，或者出于?？痹摫镜拿犄璧热酥帧＿@些文字不會是錢德洪的手筆，所以當錢德洪見到由周相作為第一贊助人的年譜時，并不是很滿意。甚至于對于年譜當如何才能成為一部闡揚師說的著作，他和陽明其他門人之間的意見也并不能統(tǒng)一。故而我們看到謝廷傑所主持的全書本中對于其他部分都標明了著作者，而《年譜》部分卻根本沒有署名，其原因或許就在于年譜的編纂、修訂和刊刻經(jīng)歷了很多難以為外人所知的故事。[75]當然，全書本的年譜附錄部分也為后人的考察提供了線索。其一，《年譜附錄》只收錄了錢德洪和鄒守益、羅洪先的《論年譜書》。鄒守益是年譜的第一任總裁官，錢德洪是第二任總裁，羅洪先則是成稿后的刪訂者，他們對于年譜的貢獻也是最大的。其二，《年譜附錄》收錄了錢德洪、羅洪先、王畿、胡松、王宗沐等人的序跋，沒有周相和陸穩(wěn)的序跋。也就是說，錢德洪等人對這一刊本是相當不滿意的。 當然，錢德洪也并沒有因為前一刊本的出現(xiàn)而放棄了他的努力，實際上他很快就尋求了新的贊助者，并且成功的將書版放在了陽明學大本營天真書院，這一重新制造的刊本曾在陽明學人群體中流傳，并且其中有些進入了市場流通，最終有一部東渡日本，保存至今，成了我們了解這一段歷史的唯一見證。 據(jù)《[嘉慶]大清一統(tǒng)志》卷二百八十四載，晚明時期，陽明后學因活動需要，曾在浙江杭州錢塘縣正陽門外的玉龍山設(shè)立過一個集會據(jù)點。傳說這里原本是南齊的天真禪院舊址，所以他們將新建的這個地方命名為天真精舍，也就是天真書院。萬歷年間，因為禁毀書院的緣故，這個書院也被迫改名，在當?shù)匮矒嶂鞴俚姆钫堉?，得到了皇帝批準，并賜名為勛賢祠，這個名稱也就一直保留下來，整個清代都存在。 按理說，天真書院作為陽明學人的大本營，在此刻書并不需要其他的贊助人，也就沒有必要保留胡松的跋文了，但是現(xiàn)在看到的這一刊本有胡松的序，同時還有錢德洪的序。這說明，此一刊本是錢德洪為了對此前刊本的采取的補救措施。而且該刊本除了胡松和錢氏的兩篇序文之外，沒有其他人的序跋文字，這在錢德洪等人刊刻的著述中也是相當少見的。當然，我們并不知曉傳承至今的文庫本，是否就是當年天真書院藏板的原貌，是否還有其他的序跋發(fā)生了丟失等等，故而對其刊刻的相關(guān)情形不能做過多的推論。 值得注意的是，文庫本中“天真書院版”，未必就意味著是天真書院刻，它只能說明這部書的書版在天真書院。由于年譜中沒有相關(guān)的信息，我們無法考察其中刊刻詳情，但我們從另一所謂天真書院刻本《陽明先生文錄》中，多少能看出一些端倪來。學界多以為《陽明先生文錄》有嘉靖三十六年（1557）的天真書院刻本，并且認為這是錢德洪、王畿和胡宗憲（1512-1565）的一個刊本。[76]這樣說是將陽明著作的編撰者和贊助者混同的結(jié)果，而且也沒有注意到古代刻書的一些細節(jié)問題。事實上，贊助人胡宗憲在他的序文中已經(jīng)說得非常清楚了。他說： 據(jù)胡序可知，錢德洪、王畿請求時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直浙總督的胡宗憲充當《陽明先生文錄》的贊助人。極有可能當時杭州還沒有陽明文錄的刻板，所以他們提出的這個請求也是比較合理的。在蘇州、福建，甚至連關(guān)東都有了陽明的文錄，而陽明曾經(jīng)主政過的杭州地區(qū)卻沒有刻本；錢德洪還說，他們這個新的本子還會在蘇州版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修訂，并不是純粹的翻板，于是胡宗憲就同意了。按照贊助人制度，他點頭之后，需要下級官員負責。胡氏令時任杭州府同知唐堯臣負責此事。錢德洪按照當時贊助人制度的慣例請“有言”。后來，胡松也的序言也同樣如此制度之下的產(chǎn)物。杭州府的同知是當?shù)卣亩咽?，他來負責刊刻事宜，按理不會把這部書放在天真書院來進行刊刻，但按照錢德洪與贊助人胡宗憲的約定，刻書完成之后，書版放在天真書院，可以為四方來學之士提供刷印服務(wù)。既然是版片放在天真書院，書院人士在版片上加雕“天真書院版”五個字也是合理的。 綜上，通過我們考察，可以確認文庫本的刊定時間晚于國圖本。由此我們還能進一步去理解明代的書籍刊行的某些制度，比如贊助人制度；和某些與學術(shù)傳播相關(guān)的故事，比如后世學者，包括未見到文庫本之前的筆者本人，都試圖從國圖本中推論陽明的學術(shù)思想以及陽明門人弟子的思想世界，應(yīng)該說與歷史的真相是存在著一定距離的。當然，如果我們沒有見到文庫本的話，我們無論如何是沒有辦法去想象這中間的復(fù)雜故事。這樣，學者認為全書本的年譜從文庫本而來的設(shè)想，雖然從文本內(nèi)容而言并不準確，但是從當時的年譜制造過程來說，卻是相當準確的。 我們知道，版本學的一項任務(wù)在于書籍相關(guān)信息的披露。如果能通過我們的調(diào)查，揭示某一書籍的不同版本情況，并且提供某種比較可靠的信息，對于學術(shù)研究而言，自有其價值。但是，如果信息是不準確的話，故事就可能完全成了另外一個樣子了。陽明年譜的信息即是其中一例。 《陽明先生年譜》的兩種嘉靖末年刊刻，雖然都是陽明門人所作，經(jīng)過了錢德洪、羅洪先和王畿等人之手，但刊行的機構(gòu)性質(zhì)的截然不同。文庫本是杭州天真書院以藏板來刷印的，而國圖本是贛州府刊行。天真書院此時還屬于陽明學人的私組織，他們把所藏書版進行刷印，用于市場流通的可能性很大。后者則明確屬于官刻本，因為它的所有經(jīng)費都來自地方政府部門，刊書的全部事宜皆有府縣主官負責組織協(xié)調(diào)。雖然我們沒有看到陽明年譜中記錄官方如何資助該本刊行，但從該書的贊助人之一巡撫胡松所支持的另一刻本能窺見晚明時期地方官刻本的一般情形。 王應(yīng)電的《周禮傳》一書完成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由于沒有經(jīng)費，大概以抄本傳于學者之間。他的這部書得到了吉安府兩任主官的支持。先有何遷，認為該書有價值，值得刊行，就讓吉安府下屬永豐縣辦理。不過，刊刻工作尚未完成（抑或僅有刊行意圖，而尚未正式啟動），何遷就轉(zhuǎn)任升遷了。這件事情就按下了暫停鍵。一年后，新任主官胡松熱衷此事，王氏著述得以由手稿變成刻本。當時，永豐縣知縣為吳鳳瑞，專為刊刻此書發(fā)了文書，并將它放在了該書的前面，即《永豐縣奉都察院行文》，該文稱：
從這一公文可知，當時府縣刻書，首先需主官同意批準后方可實施，其中府院以現(xiàn)金的形式資助，并且需要最后的成果，即十數(shù)本刷印裝訂好的成書。其次是縣政府有關(guān)部分出配套資金，不夠的部分需要當?shù)卣曰I經(jīng)費，他們需要完成的事項包括但不限于：文稿的校訂、刻工的招募、食宿的安排以及項目進度的管理等。或許由于時間緊的緣故，在經(jīng)費允許的情況下，《周禮傳》全書含附錄不到十卷裝訂成書為十冊，延請的刻工將近四十人，而《陽明先生年譜》三卷三冊的刻工則只有五人左右。所有刻工必須具名，也是為了經(jīng)費結(jié)算的便利。第三，府縣刻書采取的是縣令負責制，他們擁有在書本之后的署名權(quán)，即專寫一后序，即作為他們工作成績的一種，也可以作為考核的一個依據(jù)。第四，州府的主官是地方官刻本得以成為可能的關(guān)鍵，因此他們的序跋多在書前位置。他們會將各縣呈送的書籍作為禮物饋贈其上級和同僚。而且，地方政府官僚在全國范圍內(nèi)升遷流動，各地學者的書籍也會經(jīng)由他們之手傳播到他們所經(jīng)行之地。如果某些人覺得有必要擴大讀者群體，他們又會在其主政之地重新刊行，在一般情況下會直接用他們的藏本作為底本付梓。 如此一來，增加了某一書籍讀者數(shù)量，擴大了作品的影響，同時也增加了后世考訂家們的判斷難度。這種原樣覆刻的本子，很難斷定其刊行時間和地點，除非有較為明確的說明，或者刊刻風格出現(xiàn)了較大的變化。事實上，明代人刻書覆刻技術(shù)已經(jīng)相當成熟，雕版印刷的技藝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特別是從明中期以來，創(chuàng)造性的制造出仿宋體的雕版字體，對刻工技藝的要求降低，覆刻也就更加容易了。這樣一來，書籍越來越缺乏鑒賞家所期待的趣味，也就有了“嘉靖以前，風尚近古，時有佳本；萬歷以后，風氣漸變，流弊極于晚季”[79]之類的說法流行于版本鑒賞群中。時至今日，它還是我們判定善本佳刻的一個先見。 有意思的是該嘉靖本《周禮傳》與國圖本《陽明先生年譜》的開本大小幾乎一致。前者書高30.0厘米，寬17.0厘米，版框高19.9厘米，寬13.8厘米。后者與前者只有毫厘的差異?；蛟S這一時期的書籍，一般都是此種大小。不止如此，兩本都注明了刻工，其中“月”“昌”“禾”等三名刻工同見于二書。[80]若僅一人互見，或可認為是偶合，三人互見或許說明當時有一批江西刻工在各府縣流動工作，他們中的某些人承攬了政府的業(yè)務(wù)，然后召集大家集體開工。由于刊刻一部書往往需要耗時數(shù)月之久，所以比較緊急的時候，也會從其他府縣趕來幫工。抑或者當時刊書的地點并不在各縣城，而是府城，如此一來刻工就只需要在各府城之間流動即可。 天真書院版又是何種情形呢？天真書院最開始作為陽明學人的聚集地，后來改成祭祀陽明之地。再后來，它改成了不專祭祀陽明的勛賢祠。當然，不管是晚明以后延續(xù)了數(shù)百年的勛賢祠，還是曾經(jīng)聚徒講學的天真書院，都在歷史的洪流之中消失了。作為實物的那些建筑，作為故事的那些講說，大多不可考證。但正如很多歷史故事一樣，總有一些意外，天真書院曾經(jīng)或者刊刻過不少學者用書，抑或者保存了不少他處刊刻書籍的版片，以方便前來學習的陽明學人。據(jù)《西湖游覽志馀》載，天真書院除了祠堂之外，還有“文明閣、藏書室、傳注樓”等。[81]也就是說，這一書院具有典型的傳統(tǒng)書院運作模式，保存書籍，包括保存書版，是其中一項不可或缺的職能。 版本學作為一門學科，是近代才形成的。它是以書籍的不同版本樣式為研究對象，在實踐操作層面強調(diào)科學調(diào)查和文獻搜集，在學術(shù)貢獻層面尚追求價值判定和信息共享，在人員組成上多以圖書館和高校及科研院所文獻研究者為主體。有學者甚至以為，所謂的版本學是只管“版本”（即確認某種書是某時某地某人寫、刊、刻、?。┒还芷鋬?nèi)容的，版本叫做調(diào)查，內(nèi)容叫做整理；版本叫做鑒賞，內(nèi)容叫做研究；調(diào)查為整理服務(wù)，鑒賞為研究之余。比如黃永年等老一輩學者就堅持這樣的觀點。[82]如此，版本學就是通過某些特征來確認版本，然后在此基礎(chǔ)上對其進行鑒賞，也就成為某種雅好之學，并限于特定的人群。大多數(shù)人看書并不關(guān)心版本的形式問題（行款、字數(shù)、板框、裝幀、刻工等，最多還包括序跋、藏印等），所以這些被研究者所棄之不顧的東西才是版本學所要觀察、關(guān)心和著錄的。這種版本學的思考樣式，是清代以來的通識。版本鑒定和書籍目錄也就成了版本學的最主要內(nèi)容。至于如何做此種版本學，謝國楨在為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所作序中有較為詳細的說明： 謝國楨本人對于版本目錄的做法，也有兩點認識。第一，記錄書籍體制的內(nèi)容，主要是篇目的次序問題；第二，書籍刊刻的形式，比如行款、書口、扉頁、魚尾、書牌等。將大量書籍的體制和形式進行綜合整理，就成了版本目錄。[84]此種目錄，收書范圍是限定的，收書的標準也是因人而異的。比如謝國楨曾著《晚明史籍考》，其中有年譜一類，限于該書收書體例，就沒有收錄晚明時期學者為陽明所作的任何一種年譜。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謝國楨轉(zhuǎn)述趙萬里關(guān)于版本學價值的說法，提出了“版本學要對書籍的源流予以表現(xiàn)”這一當代版本學任務(wù)的主張。這已經(jīng)溢出了傳統(tǒng)目錄之學的范圍，成了一種新的版本學，不僅僅是書皮，還保留了更加深層的思考。換句話說，當代的版本學家對于版本學的認識不僅要把前人關(guān)于書籍的有關(guān)信息予以揭示，更重要的是能夠通過細致的考察去表現(xiàn)書籍的源流變化，因為透過這種源流變化的過程，能夠讓我們注意到古籍所蘊涵的古代歷史文化的價值，甚至能夠從中得到某些于淺見途說不同的理解，如此一來書皮之學也就有了它的學術(shù)意義了。 談?wù)摪姹镜那疤崾亲鳛橹R載體的書籍以諸樣式的存在。作為調(diào)查和鑒賞的版本學是知識，是書皮之學；作為一種關(guān)于書籍知識的智慧則起源甚早。鑒于一切版本的知識都是以版本的存在為其先決條件，早期的版本學家主要關(guān)注的并不是版本是否以及為何存在、是否以及為何應(yīng)當存在。所以，書籍存在的諸樣式作為一個既成事實，是他們討論的起點。也即，他們并不關(guān)心版本的概念本身，而是要處理諸樣式之間的差異問題，以及某一具體樣式內(nèi)部的問題。如果質(zhì)疑某種版本樣式存在的，或者是否有必要，通常意味著他們對某種知識有了判斷，也就不再需要某一特定的存在了。換言之，版本的諸樣式所承載的知識是問題的關(guān)鍵，其他的問題并不成為古典版本學家關(guān)心的課題，甚至他們根本不會意識到它還會成為一個問題。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古典版本學的第一要務(wù)在于知識本身，而非樣式。它所關(guān)注的自然是某一樣式所呈現(xiàn)的內(nèi)部文字和故事等是否足以傳遞某種價值或知識，從根本上來說，也是因為價值和知識的追求，導(dǎo)致了版本的多樣性的問題，而不是相反。如此，我們進入一個書籍的某一個版本樣式，也就意味著我們要從它內(nèi)部開始進行理解。事實上，對于非藏書家的普通讀者來說，任何一個版本在其知識的價值意義上來說是等值的，造成其價值的高下的原因是其內(nèi)容本身。當然，從清代以來，這種古典的版本學被另外一種價值追求所掩蓋，版本學也就成了所謂的門徑或者鑰匙，人們也不再關(guān)心以某種版本樣式存在的知識的關(guān)鍵意義了。 對陽明研究者來說，但凡一個陽明學著述的版本，無論是確定無疑的，還是印信參半的，都是我們蒐集遺聞，找尋思想線索的重要依據(jù)。輯佚的工作在陽明學研究中已經(jīng)開展了數(shù)十年，不管是《遺言錄》《稽山承語》《傳習錄欄外書》，還是國圖本《陽明先生年譜》，其中的陽明話語都被先后整理出來，附錄到了《王陽明全集》之后，為陽明學研究增添了不少新的資料。而文庫本《年譜》長期以來沒有被學者細致比勘，因此其中有大量資料屬于佚文性質(zhì)，若能系統(tǒng)加以整理，當為今后研究提供不少第一手的史料。我們且以有疑似錢德洪題簽的卷四為例，略作說明： 文庫本卷四起正德十五年八月咨部院伸冀元亨冤狀，迄嘉靖二年十一月都御史林俊會先生于蕭山。全卷共24個雕版頁面，約八千余字。其中標目有正德十六年的“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本年五月的“是月與嶺南同志書”，六月的“按乞便道歸省書”“與陸澄論養(yǎng)生之說”，今皇帝嘉靖元年七月的“按門人陸澄辯忠讒以定國是疏”，嘉靖二年的“二月南宮策士”等六處。國圖本有“是年先生始言致良知”“歸興”“別謙之”等三處，全書本僅保留“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一處。 這一時期是陽明正式提出致良知主張的時期。這一時間段，國圖本在上中下三卷之卷中部分，全書本排在卷三十三和卷三十四（改卷自嘉靖元年起）。 正德十六年第一條標目“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全書本同，國圖本題為“是年先生始言致良知”。文庫本全文為： 全書本的同一處的文字為： 顯然，僅從這一條來說，全書本是對文庫本進行了刪改和增補而來的，刪6處，增2處。增加的這兩處，在國圖本的原文中均有。另，格式調(diào)整1處，即全書本不再區(qū)分大小字號，而是通過分段的方式來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國圖本此一條的內(nèi)容尚有陽明語錄1條及錢德洪按語1條，但正文部分與其他兩種差異較大，其第一段為： 國圖本的這一段中沒有文庫本“憂心明武宗”之說。如果我們以有此語的版本來論證陽明思想變化，豈不是仍能要得君行道？顯然，當時的情況沒有得君與覺民兩條路線的斗爭問題。相反，對于陽明學人來說，重要的是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來實現(xiàn)現(xiàn)實秩序的改善和世道人心的維系。所以，我們看到陽明學人對于年譜的編纂有著極為慎重的考量，不單單將其視為一部普通的書，而是希望通過這部嚴謹?shù)淖髌穪砑钭x者去實踐良知之學。所以，錢德洪說：“師歿后，吾黨之教日多歧矣?！獭秱髁暲m(xù)錄》于水西，實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為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采入。而兄今節(jié)取而增述焉。然刪刻苦心，亦不敢不謂兄一論破也，愿更詳之?！盵85]錢德洪對羅洪先的刪訂年譜是有其保留意見的。這些地方在文庫本還有保留。這也從一個側(cè)面說明文庫本要晚于國圖本。 至于全書本到底出自國圖本，還是文庫本，其實全書本中已經(jīng)有編刊者的答案。《王文成公全書》（國家圖書館藏隆慶六年原版）卷三十二至三十六為附錄一至五，即年譜附錄一至五，卷三十七至八為附錄六至七，即世德紀和世德紀附錄一。其中，年譜附錄五前有編刊者的說明： 啟原是秀水沈啟原，是校閱《文錄》者之一。這里，他稱陽明為師，應(yīng)該是陽明門人弟子。據(jù)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記載，可知： 沈啟原（1525-1591），字道初，別號霓川，一號存石，秀水（今屬浙江嘉興）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舉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進士，曾任南京工部郎中、四川參議、山東參議。沈氏“所篤好惟圖籍。上自金匱石室之藏，以至古今集，悉購無遺?；蛏偃甭?，借之儲書家，務(wù)繕寫完好乃已。平居不耐酬應(yīng)，或譚經(jīng)史，評法書，而閽人持刺以進，蓋未啟緘，眉為之攢矣。即當路諸公，多門生故吏，啟原絕跡不入城，不投謁。然當路推轂人才，必引以為重，啟原視之泊如也。”（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十五，明天啟刻本）沈氏熱衷藏書，且學術(shù)水平不錯，并且他恰好是浙江杭州府左近的嘉興府人，曾有一段時間任職于南京。那么，他究竟是在何時參與刊定所謂的《增訂年譜》呢？據(jù)過庭訓的記載，沈氏于嘉靖“癸亥（1563），轉(zhuǎn)本司郎中。尋調(diào)南儀制司。丙寅（1566）遷四川參議。己巳（1569），以內(nèi)艱歸。服闋，補山東參議。其分道在濟南?！睆拇擞涗浂?，他參與全書本年譜的?？笔乱?，可能的時間有二：其一是嘉靖四十二年（1563）到四十五年（1566）間，其二是隆慶三年（1569）之后的三年居喪期間。由于目前所知的全書本是浙江巡撫謝廷傑于隆慶六年（1572）[[87]]刊行，所以我們可以推定沈啟原是在后一時間段應(yīng)謝廷傑之請參與此事的。這一時期，他丁內(nèi)艱在家，剛好有時間從事年譜的校勘事。 從前述贊助人的考察中，我們知道書籍編纂者對書籍的刊定未必就有指揮的權(quán)力，編纂者將書稿交給贊助人所指派的刊刻書籍負責人之后，他們的工作任務(wù)就暫告一個段落了。只有等到刻印完成，拿到了刷印的書籍之后，他們才會以讀者的身份再次與他們的著作相遇。 陽明及其后學從正德年間開始登上歷史舞臺，造成了一個奇特的思想史奇觀，學者得出結(jié)論：“明儒之學，一陽明學而已?！盵88]他們的理由是，宋元的那些儒學家們，主要的學術(shù)關(guān)注點在于經(jīng)典闡釋，很少以某一兩個口號為作為宗旨來作為講學號召的；而明代的儒者則基本上每個重要的學者都有自己的標志性口號，其中口號最為響亮，旗幟最為鮮明的當屬陽明，“陽明所標者為獨宏遠”，“蔚然為有明唯一大儒?！盵89]陽明及其門人的追隨者極多，晚明時期，陽明學人四處聚徒，設(shè)立書院，傳聞中“陽明書院之在宇內(nèi)者，七十二，而浙中居其六?！保ㄉ弁⒉伞兑瓡河洝罚90]這些書院吸引了不少人來了解陽明其人其學，自然也就傳播了陽明的學術(shù)思想。這些書院中人，除了講學之外，也要讀書，陽明年譜當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選項。問題是，我們并不清楚當年那些人讀的是何種版本的年譜，大約只能根據(jù)后世所見來建立一種歷史的想象。因所見之書本的限制，容易對書籍的傳承產(chǎn)生誤判，比如梁啟超曾于1923年時就陽明年譜說過這樣的話： 梁啟超說，他考察的結(jié)果是大部分清代人看到的陽明年譜，都與明末李卓吾的作品相關(guān)。那是因為李氏的作品，反復(fù)刊行，廣為流傳。對當代學者來說，全書本則是比較容易獲得的書籍，所以有學者就據(jù)此認定，所有關(guān)于陽明的事跡，多從全書本而來。比如楊正顯說，清代官方修撰的各種地方志，只要是提到陽明的傳記，都是沿襲了全書本的說法，后世對于陽明的理解都出于全書本的想象。[92]這樣的說法，大概都是據(jù)所見所聞而提出的觀點。由此可見，陽明年譜的早期版本，在后世的流傳是相當稀見的，至于文庫本則更是孤罕的珍籍，能在今天讀到這部年譜，自然是相當幸運的事情了。 查考前人目錄，我們的看法或許略有不同，如焦竑《國史經(jīng)籍志》卷三、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十、《明史藝文志》著錄的是“《陽明先生年譜》十卷”，范邦甸《天一閣書目》卷二著錄的是“《陽明先生年譜》三卷”，朱睦?《萬卷堂書目》卷二著錄的是“《陽明年譜》三卷”，十卷本的陽明年譜不知道是何種書，但天一閣所藏因有存世，可知與國圖本為同一版本。看起來似乎此七卷的文庫本的確是少為人知。 雕版時代，知識的傳播逐漸擺脫了口口相傳和傳抄摹寫的時空限制，依靠不斷翻刻覆刻的諸多書籍，人類的精神世界的深度和廣度可以接著讀書而拓展。然而，刻印書籍的傳播總有其天然的限制，前代之書，往往不為人知，讀未見書也就成了藏書之家的噱頭。就陽明年譜而言，時至今日，早期的幾種刊本均未有單行的整理本，需要讀它就得去故紙堆中找尋，或者去拍賣市場碰運氣。隨著電子版本時代的到來，今天的我們可以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方便獲取相關(guān)數(shù)據(jù)資料，能夠較為便利的從各種全書和叢刊中調(diào)閱所需的部分，未見書越來越不再成為問題?？墒?，我們的前代人并沒有這樣的條件，對他們來說能夠看到一部單行的年譜都是一件相當幸運的事情。 眾所周知，關(guān)于陽明的年譜，學界已經(jīng)有了多篇考訂論文，也有不少新的譜著，幾乎將陽明及其學說的各種問題都進行了細致的辨析，如果我們想要通過一個孤本秘籍來推翻這些論述，是不可想象的，也毫無意義。因此，新發(fā)現(xiàn)的善本，其價值并不在于將過去的研究予以反證式的終結(jié)，恰恰相反，它為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之上，推進我們的認識起到某種的促動的作用，從而為我們更好的理解陽明學本身起到一點學術(shù)的價值，大概也就是它的意義所在了。畢竟，至少四百年沒有與讀者互動過的書籍，根本沒有發(fā)揮其作為書本身的價值，只能且必定是一過去式的文物。但是，當它重新出現(xiàn)時，我們見到了，并且閱讀了，就可能從此開啟了書籍的閱讀之旅，也就重新回到了書籍循環(huán)。這或許是我們閱讀它、推介它、闡釋它的價值所以。由此出發(fā)，考察其書曾經(jīng)的歷史，揭示其制造的過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推進我們對于書籍的一般認識，則這一版本具有的歷史意義得到了新的闡發(fā)。 陽明學術(shù)在清代并不為學者所重視是不爭的事實。相較于明代的地方政府官僚一再資助陽明著作的情形，清朝的官僚們已經(jīng)很少將眼光聚焦在這上面了。陽明學看起來即將退出歷史舞臺，成為真正的歷史故事。不過，作為歷史人物的陽明并沒有全然地隱沒。我們看到，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南巡，為陽明祠題寫了“名世真才”的匾額。后來，祠宇主事者還將這一片額刻石為碑，以為永久之計。[93]西吳悔堂老人《越中雜識·祠記》說：“御書'名世真才’四大字，在府城內(nèi)王文成公祠前河干，本乾隆十六年南巡時所賜祠額也。王氏后裔恭摹，勒石建亭覆之，碑陰刻左副都御史胡寶泉諭祭文，使往來之人咸瞻仰云?！盵94]
道光庚子年（1840）四月，鄭光祖到杭州，乘船過錢塘：“從西興鎮(zhèn)，（有驛丞），雇烏棚船。（行家最多欺弊，以下略同。另有白棚船，較大，價較貴。）行內(nèi)河。（不通外江。）路向東南，而東兩岸多巨樟。十里。陡見高山一座，蕭山也?？h城建于山下。舟進西門，兩岸墅?密比，有王文成公祠。（明王守仁，余姚人，卒謚文成。）祠前有大碑，刊御書曰：'名世真才’。三里。出東門，夜行八十里至紹興府?！保╗清]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三》，清道光《舟車所至》叢書本）也就是說，至少在鴉片戰(zhàn)爭時期，位于杭州的勛賢祠還是保存完好的。 陽明其人其學，或許因為乾隆皇帝的這一舉動，在朱子學的鼎盛時期得到了延續(xù)護身符。故清人朱培行說：“竊以有真學者始有真才，學之不真，才即可議。天語煌煌，一字褒貶，榮于華袞；爝火之光，瓦釜之鳴，可以無庸矣。”[95]《四庫全書》中也收錄了《王文成公全書》。對于這部書，四庫館臣有這樣的說法：“隆慶壬申，御史新建謝廷傑巡按浙江，始合梓以傳，仿《朱子全書》之例以名之。蓋當時以學術(shù)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守仁勛業(yè)氣節(jié)卓然，見諸施行，而為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自足傳世也。此書明末板佚，多有選輯別本以行者。”[96]不獨全書的書板不復(fù)存在，年譜的書板也早就不知去向，嘉靖年間的兩種年譜也就成了珍稀孤罕的珍本，成了藏書之家的什襲之珍，少有讀者能見到了。直到上個世紀末，陽明學才以一種新的姿態(tài)進入人民的視野，陽明的著作也逐漸開始成為普通讀者所能獲取的讀本?；蛟S，陽明門人錢德洪等人編輯整理的，經(jīng)當時政府資助刊行的兩種不同版本的《陽明先生年譜》也能在未來某一天，經(jīng)當代人的整理，重新被讀者擺上書架，對此我們都很期待。 通過以上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的結(jié)論： 首先，從文庫本出發(fā)，我們考察了陽明學著作的刊刻情況。明代的書籍刊刻自有其嚴格且成熟的制度化操作流程，官方的贊助人制度是其中之一。舉凡地方官刻本，皆經(jīng)主官批準之后，由專官負責校勘，包括對文稿的處理，協(xié)調(diào)經(jīng)費使用，聯(lián)系專家學者校勘，以及組織匠戶刻工執(zhí)行，還包括對刷印成品的部分處置等。贊助人對刊本負有特定的責任，也享有在該刊本上留下序跋的權(quán)利。明代官僚熱衷于教育文化事業(yè)，喜好收藏各類書籍，也樂意贊助各類學術(shù)書籍的出版，形成了一個官方刊行與學者編集的良性出版互動關(guān)系，對于明代學術(shù)的發(fā)展有著導(dǎo)向性的作用。 第二，陽明學的著述大多以地方政府贊助的方式刊行，是陽明學人不懈努力的結(jié)果。他們不限于一時、不限于一地、不限于一人的尋求贊助，反復(fù)刊刻以陽明著述為中心的各種作品，為陽明學全國范圍內(nèi)的推廣起到了學術(shù)出版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效果，也進而推動了陽明學人群體的形成。就陽明年譜而言，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準備之后，錢德洪完成了書稿的纂集工作，然后開始了尋求官方贊助出版的過程。在江西、浙江兩地的地方行政長官贊助了年譜的出版，但是人事的變動會造成這種官方贊助出版的問題，嘉靖末年出現(xiàn)兩部《陽明先生年譜》的刊本就是這一贊助人人事變動的結(jié)果。 第三，贊助人不僅負責刊刻的資金投入，享有寫序的權(quán)利，同時也需要對書籍的刊刻質(zhì)量予以把關(guān)，因此官刻本的質(zhì)量往往是可以保障的，通過層層把關(guān)和嚴格的審核，可以確保該刻本能夠作為禮物呈繳上官，甚至是報送至朝廷。更為關(guān)鍵的是，贊助人及其下屬官僚甚至還能夠?qū)暹M行實質(zhì)性的修訂、刪改和調(diào)整，也就是說書稿的作者在交出書稿之后，就不再享有對書籍刊刻的直接處置權(quán)了。雖然如此，作者仍舊可以用同一部書稿尋求新的贊助人進行再次出版，這就是為什么有些著作會在官方的資助下反復(fù)刊行的原因之一，這也是同一書稿會存在內(nèi)容差異的一個原因。學術(shù)出版的官方贊助制度是較為成熟的文化教育出版制度，其延續(xù)的時間較長，所涉及到的書籍類型也相當多樣，對這一制度的相關(guān)研究尚有更大的學術(shù)研究空間。 第四，所謂的天真書院刻本，并不準確?！疤煺鏁喊妗敝荒苷f明該書版片曾藏于此，并不意味著它必為該書院刊刻。由天真書院藏板刷印的這一陽明年譜，其刊刻時間不早于另一已知的嘉靖本年譜。這兩部年譜和全書本的年譜之間各有異同，并不存在直接的承襲關(guān)系。該刊本保留了大量陽明學的佚文，特別是錢德洪的批注，是研究陽明學的一個重要版本。 最后，文化的繁榮，離不開著作和出版；出版的繁榮，離不開政治和學術(shù)。這不僅是古代王朝的歷史故事，也是當代的現(xiàn)實。陽明崛起于有明正德嘉靖時，襲平草寇山賊，戡定藩王作亂，有曠世之功，復(fù)以致良知教，講學江南，弟子三傳不竭，成世傳之學。推重他的人將他視為有明第一人，而忌憚?wù)咭嗫嘈姆e慮予以貶斥。事功無可置喙，則以學術(shù)罪之，故以心學與朱子學相悖為最大號召，鼓動士林；明廷傾覆，復(fù)以心學煽動罪之，[97]其事功亦為前朝幻影。不僅如此，其書也多佚失不存，他也就成了一個傳說的人物了。在我們這個時代，通過古籍的調(diào)查和保護，陽明相關(guān)的文獻不斷被揭示出來，就連隱藏于東瀛的陽明年譜，也在好事者的努力下讓我們得以睹見其真面目。此是書籍循環(huán)的新故事。 [1] [明]王陽明：《王陽明全集》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76頁。此詩中間八句即本篇標題所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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