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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濤 來源：“歷史地理研究編輯部”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于《歷史地理研究》2021年第3期  北宋時期荊湖南路（圖源：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宋代的刑罰體系以杖刑為主體，而杖刑的實施，又與刺配刑密切相關。概而言之，宋世將承襲自唐代的死、徒、流、笞諸刑皆折為杖刑，施杖完畢后，再視罪人刑等之輕重，加諸編管、配役等從刑，且宋代死罪，往往經奏裁之后“特與貸命，減死一等，決配遠惡州軍牢城”。緣此，以杖刑為主刑，刺配為從刑的復合刑，作為死刑的替代刑成為有宋一代施行最為普遍的重刑。 而隨著刺配刑在宋代司法實踐中的適用范圍漸廣，又產生了免刺決配的判例，原本作為從刑的刺配刑，實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刑種。再者，流刑由于在實際施行中已折為杖刑，其“流”的性質已不復存。真正具有流刑性質的，恰是杖決之后所施的刺配刑。 回顧迄今學界關于宋代刺配刑的研究，大多以刺配刑的性質、演變?yōu)樘接懙闹匦摹Ｏ噍^之下，因其施行而產生的流配地域及其調整變化，則少獲學人關注。曾我部靜雄、佐伯富雖對此議題有所措意，但僅止于對相關記載的概述。馬伯良全面梳理了北宋流配地域的變化，并繪制出相關圖例，不過所論仍較粗疏。關于宋代流配地域，仍存有不少有待厘清之處。職是之故，本文嘗試在法制史研究的基礎之上，引入政治地理的視角，以刺配刑的實施及相關政策的調整為線索，就宋代流配地域變遷的具體過程及其影響試作探析。 一、赴闕制度、重法地分與北宋的流配地域 關于北宋流配制度的更革，程大昌有論： 太宗已前，因犯合配人，不以遠近，并押赴闕下，恐是欲揀其強悍者為兵也。后數有言其在道費傳送或逃亡者，乃始立地里數配隸。神宗以流人遠去鄉(xiāng)邑，又有弊如上所言，遂效古犯罪應流法加決刺，隨所在配諸軍重役。 從不論遠近，一律押赴闕下，到依刑等分道里遠近配隸諸軍，確為北宋對流配制度的一大重要調整，但程氏所述，尚有兩點舛誤需加厘正。首先，北宋初年以諸路罪人送闕，并非為充實禁軍，而是為了向京畿窯務、忠靖六軍及近畿的西京南山、鄭州賈谷山等官營手工業(yè)機構與坑冶諸司務提供勞力。復次，罪人由赴闕改行刺配，早在神宗朝以前已逐步實施。真宗咸平四年(1001)，有鑒于罪人赴闕“并其家部送上京，多隕于道途”，即下詔“福建、廣南、江浙、荊湖遠地，應強盜及持杖不至死者，依法決訖，刺配本處五百里外充軍” 。針對南方兩浙、荊湖、廣南、福建諸路罪人械送京師道里遼遠、勞費不貲之弊，宋廷于景德二年(1005)又下詔： 今后應盜賊合刺配牢城者，并配千里外。其河北、河東州軍并配過黃河南，陜西州軍配潼關東，荊湖南路州軍配嶺南，北路州軍配過漢江，江南、兩浙并配江北，川陜州軍配出川界，廣南州軍近嶺者配嶺北，不近嶺者東西路交互移配，福建路亦配廣南、江浙。其同火人量遠近散配。 景德二年詔令，確立了對盜賊重犯于相鄰路分間東西、南北交互移配，同伙人依遠近散配的原則，不過赴闕制度并未因之而廢止。其流配地域示意圖如圖1所示。大中祥符六年(1013)二月一日，宋廷仍有詔令“廣南、福建、川陜路軍民兇惡為患者，依法斷訖，并家眷械送赴闕” 。同月十八日，又下詔將謀殺、故殺、劫殺人罪至死等“情重不可宥者部送京師，自今用為定式” 。要言之，北宋開國三朝，正處于制度草創(chuàng)之際，新制的推行與舊制的申嚴，往往交替往復，或并行不悖。不過北宋流配地域調整，其總體趨勢仍是向南方諸路集中。降至仁宗朝，宋廷已將合配坑冶務、西京南山及鄭州賈谷山采造務罪人，移配廣南遠處牢城。天圣九年(1031)，宋廷再次對流配地域做出調整，其中“元系廣南、荊湖、福建配江北州軍，即量移往近南州軍，不得移過嶺南及大江” 。此次調整較之景德二年詔令，更進一步限制將南方諸路罪人配往長江以北路分。再者，宋初自平定江南、荊湖、廣南等地后，已逐漸復歸隋唐舊制，將罪人配隸嶺南等南方邊遠地域。合上觀之，真、仁兩朝流配地域南移的趨勢已較為明顯，而真正促使宋廷改弦易轍，將流配地域轉移至南方邊路的，應是創(chuàng)設于嘉祐六年(1061)的“盜賊重法”。  圖1 北宋景德二年流配地域示意圖（資料來源：底圖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6冊《宋、遼、金時期》“遼·北宋時期全圖”（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版1996年第2次印刷，第3—4頁）。） “盜賊重法”起初是針對開封府諸縣盜賊囊橐之家而立，其施行地域，即所謂“重法地分”，原本僅限于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三縣及與之毗鄰的京東路，后又拓展至京西、淮南、河北路，將京畿及近畿地域皆涵括其中。究其原因，實受北宋前期黃河水患之影響。慶歷八年(1048)和嘉祐五年(1060)相繼兩次決口之后，黃河泛濫逐漸常態(tài)化，因其下游改道所經河北路為黃泛區(qū)，有大量被災流民南下涌入京東地區(qū)，嘯聚為寇，以致京東路及周邊地域成為盜區(qū)，動亂最為頻仍。如司馬光于治平元年(1064)上書言“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尤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御” 。面對如此嚴峻的治安形勢，自然不宜再將諸路貸命兇犯械送京師。 熙豐之際，重法地分再度擴大，西北的永興軍路、陜西路及南方的福建路皆被納入其中。不寧唯是，宋廷更對盜賊重法加以增創(chuàng)，確立了“以罪定法”的原則，如“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論……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栰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論” 。至此，盜賊重法突破了地域限制，成為實質意義上的海行法，隨之而來的便是犯法流配者日眾。在此背景下，宋廷逐步將南方諸路遠惡州軍等處作為劫盜等重罪人的流配地域： 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處。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 從北宋一代對罪犯刺配沙門島的調整，尤能清晰窺見這一政策的轉變。以沙門島(今山東煙臺長山島)作為刺配之地，是承襲自五代后周的舊制。據北宋配隸刑等，刺配沙門島為最重一等，“配隸重者沙門島砦，其次嶺表，其次三千里及鄰州，其次羈管，其次遷鄉(xiāng)”。因此，多以罪人貸死者配之。加之司法實踐中濫用重法，以至如監(jiān)主自盜、官吏犯贓、雜犯至死及新犯罪人等“情不深重者”亦多配往沙門島，而島上地境狹小，人戶稀少，難以供養(yǎng)大量囚犯，導致配隸之人“多殍死者”，更衍生出島寨官吏濫殺犯人之弊。針對配隸刑徒日增引致的諸多弊端，早在真宗咸平元年(998)已有詔令“雜犯至死貸命者，不須配沙門島，并永配諸軍牢城”。至景祐三年(1036)七月五日，又詔令“諸道新犯罪人內準宣赦合配沙門島者，今后止刺面配廣南遠惡州軍牢城。如南人即配嶺北”。由此確立了將部分合配沙門島罪人改配廣南及嶺北遠惡州軍的政策。至熙寧二年(1069)八月庚戌，又詔“自今罪人應配沙門島者，止配嶺南、福建州軍”。 刺配沙門島罪人，原本以二百人為額，后因配隸人數日眾，又增至三百人，但即便如是，迭至北宋末大觀年間(1107—1110)，“配沙門島罪人已逾額數一倍，所配隸皆貸命強惡之人”。為此，宋徽宗于政和七年(1117)特降手詔，將沙門島見禁罪人“據罪重輕，分為三等，具年月久近，限半月申刑部，取旨移配遠惡州軍，以示生意”。 綜觀北宋對刺配沙門島的調整，其一大顯著趨勢正是將大量溢額的貸死重犯移配廣南及遠惡州軍，尤其是步入神宗朝后，隨著重法地分的增廣及盜賊重法適用范圍的不斷擴大，獲罪刺配島砦者也與日俱增，而慮及島上“流罪人多，戍兵少，恐生變”，更促使宋廷通過一系列詔令的頒行，將罪人移配廣南、嶺北等地的政策，逐步常制化。 二、兩宋之際流配地域的再調整 南渡以后，配隸刑等及相關制度雖大體仍因北宋舊制。但疆域的蹙縮又迫使宋廷對流配地域再度調整，以適應軍政地理格局的變化。 如上所論，北宋流配刑等以刺配沙門島為最重，但南宋時沙門島已入金境，不能再作為配隸之地。而兩宋間流配地域的差異，尚不止此。《宋會要輯稿》刑法四為宋代配隸刑相關詔敕條文的匯編，在其篇首有如下之論： 國朝凡犯罪，流罪決訖配役，如舊條：杖以上情重者，有刺面、不刺面配本州牢城。仍各分地里近遠，五百里、千里以上及廣南、福建、荊湖之別。京城有配窯務、忠靖六軍等。亦有自南方配河北屯田者。如免死者配沙門島、瓊、崖、儋、萬安州，又有遇赦不還者。國初有配沙門島者，婦女亦有配執(zhí)針者，后皆罷之。 此處所謂“舊條”，顯系北宋時的敕令條文。據羅點于淳熙十一年(1184)之上言，南宋配隸刑分14等，如表1所列： 表1 南宋配隸刑等表 資料來源：〔宋〕馬端臨著，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華東師范大學估計研究所點校：《文獻通考》卷一六八《刑考七》，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041—5044頁。 較之北宋舊制，原本與廣南同為一等流配地域的福建、荊湖諸路，已不見于南宋配隸地分之列。這一變化，正折射出疆域格局的劇烈變動對流配地域的影響。譬如福建路，在北宋時尚屬邊鄙遠路，更是唯一處于南方的重法地分。而隨著建炎南渡，政治中心遷移至江南兩浙路地區(qū)，與之毗鄰的福建路戰(zhàn)略地位陡然上升，時有“兩浙畿內，福建、江東為近畿”之語。既是畿輔要區(qū)，自不宜再作為刺配重犯之地。 另外，伴隨赴闕制度的逐步廢止，流配地域也“從帝國中心向外圍地區(qū)遷移”，但正如馬伯良所指出，這一政策導向又與北宋立國以來奉行不輟的另一政策“強盜貸死重犯不得刺配沿邊州軍”相沖突。南宋承襲罪人不配邊州的祖制，“應配鄰州者，緣邊、次邊，配近里州” 。如京西北路的信陽軍，嘉定五年(1212)即因“最系極邊，今他郡將斷訖兇惡強盜等人編配本軍，未便”，遂住配。再有，南宋立都臨安，背海立國，海疆的安定較之前代尤顯重要，因此“諸海洋強盜不得配緣海州”。 此外，荊湖南北路與羈縻溪洞接境諸州軍也是重要的限配地域。如沅、靖州，系由北宋熙寧年間開邊及其后溪洞納土歸明而置，雖系省地，但州縣統(tǒng)治相當薄弱，如“渠陽(靖州)、蒔竹(原屬邵州，后歸武岡軍)雖名州縣，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為宋廷所深慮的一大地方行政難題，正是配隸罪人逃竄入溪洞之中，誘致蠻人為亂。約自北宋后期始，宋廷已逐漸限制將兇惡強盜之徒配往荊湖近洞地域。以靖州為例，據崇寧三年(1104)敕令，尚且允許“將持杖竊盜并其余合配之人免決刺配本州宣節(jié)指揮”，降至政和三年(1113)，本州以運糧軍闕額為由，乞以配隸人填闕，宋廷即依大觀元年(1107)閏十月二十一日所降指揮，凡持杖竊盜之人皆不得配往靖州。 入南宋后，荊湖溪洞地域及近洞省地州軍動亂頻仍，而地方兵備寡弱，艱于彈壓，宋廷更是一再申嚴舊制。紹熙二年(1191)，因靖州守臣姚榘上言稱本州作過為患者，多為配隸之卒，遂依沅州之例，一切配隸刑徒免配本州。而荊湖南北路諸多密邇溪洞的州軍，亦相繼被納入限配、禁配之地。淳熙三年(1176)十月十四日詔： 辰州深接溪洞，與沅、靖一等邊郡，自今諸州軍應配強盜及情理兇惡之人，不得配隸辰州。 至于全州、武岡軍，亦屬兇惡強盜不配之地。而武岡軍與湖北、廣西鄰壤，地處極邊，軍政形勢尤為嚴峻。紹熙三年(1192)，以其“在溪洞蠻獠腹心之內，朝廷及諸路州軍將兇惡強盜貸命重役之人斷配本軍，竊恐竄入溪洞嘯聚”，詔令兇惡強盜合配之人不得配往。 海南四州軍也是重要的限配地域。有宋一代，海南瓊州及萬安、昌化、吉陽三軍因懸隔海外，在配隸地域中別為一等，較之遠惡州軍更屬刺配兇惡貸死重犯之地。北宋紹圣元年(1094)，宋廷已對海北罪人配過海南者予以限配。 大觀初年，海南黎峒變亂，因臣僚進言省地州軍有犯人走投黎界，恐滋長賊勢，成為邊患之虞，詔令“今后所犯情理兇惡合刺配海南之人，權且配海北水土惡弱州軍”。但降至建炎年間，海南州軍又成為“諸路犯配沙門島”的權配之地。自此，兇惡重犯又不斷配往海南，迨及紹熙二年(1191)，知瓊州黃揆上言： 今中外之奸民以罪抵死而獲貸，必盡投之海外以為兵，是聚千百虎狼而共寘之一丘也。今其日積者已多，而累累遞送者方來而未已，一旦稔惡積釁，潰裂四出，臣恐偏州之民項背不能帖席而臥也。 自后，宋廷又將部分合配海南的兇貸死者，分散移配至兩淮江諸屯及其他遠惡之地。 綜之，北宋因疆域尚算遼闊，往往可通過相鄰東西、南北諸路間的交互移配，來紓解刺配地域外移與沿邊地域不配這兩大政策間的矛盾;此外，又可通過散配諸路，改配近里州軍等措置，避免兇徒重犯聚集于廣南、荊湖諸路的沿邊地域。降至南宋，退據東南一隅，疆域內可供輾轉騰挪的空間已大為不足。再則，南渡以后，敕令中有關配隸的條目又大為增加，及至編纂《淳熙敕令格式》時，已有近六百條之多，較之北宋初年《祥符編敕》所收者增十余倍。而“配法既多，犯者日眾，黥配之人，所至充斥” 。因此，如何在蹙狹的疆域格局中調整擘畫流配地域，更成為南宋朝廷無以回避的難題。 三、兩宋間流配地域的演變與五嶺“盜區(qū)”的形成 關于南宋的流配地域，《宋史·刑法志》有述： 所配之地，自高宗來，或配廣南海外四州，或配淮、漢、四川，迄度宗之世無定法。 就相關調整之頻繁反復而論，南宋對于流配地域，確可目為“無定法”。但如前所論，自北宋以來，流配地域的調整實有明顯的導向，即由北至南，逐步轉移至廣南、福建等南方邊遠路分。終南宋之世，流配地域的調整亦步趨北宋舊制，由此也帶來嚴重的地方軍政困局。紹興八年(1138)冬十月辛未，右諫議大夫李誼上言： 今盜賊之處，在江西則虔、吉、筠、南安，在廣東則潮、梅、循、惠、南雄，在閩則汀，在湖則郴。 據其所言，當日南宋境內盜亂最為頻繁之區(qū)，是以五嶺地域為中心的湖南、江西、福建、廣東諸路交界地帶諸州軍。而五嶺作為“盜區(qū)”的形成，也與北宋以來流配地域的調整密切相關。 首先，景德二年(1005)確立的嶺北、嶺南州軍交互移配之制，行之既久，已使五嶺地域漸成刑徒匯聚之地。其次，宋廷因廣南配隸刑徒過多，不斷將原本合配嶺外州軍的雜犯配軍移配嶺北重役處。隨著北宋中葉以后重法地分擴大，盜賊重法全面施行，兼以流配地域由京畿、畿輔及沙門島等處向南方諸路遷移，五嶺地域的汀、贛、循、梅等遠惡州軍，更成為諸路兇惡重犯的大量刺配之地。以至于如汀州在南宋初年，由于配隸刑徒日增，牢城已難堪重負。再次，刺配法在施行過程中，弊端叢生，而以刑徒中道逃逸最為嚴重。宋廷一再申嚴“凡刺配罪人需押致竄所，嚴故縱逋逃之禁，絕借事截留之弊”。而刺配廣南及海外州軍，道里遙遠，刑徒走遁逃逸尤眾。宋代傳押刑徒之常制為監(jiān)押兵級諸州交替?zhèn)餮?；而南宋以后，對于配隸廣南及海外州軍的兇惡強盜之徒，為避免因長程遠配、交替頻繁而使刑徒趁機逃竄，特改為諸路間交替?zhèn)餮?。但在實際執(zhí)行中，由于地方官員疏于職守，負責押運的遞鋪兵又私收賄賂，往往“一得所欲，隨即釋去”，罪人逃亡之勢，仍無以遏制。如吳儆指出： 湖南、二廣略計，諸路每歲所配罪人無慮數千人，其間往往多是強盜或未至而逸者，或已至而逃亡，其能甘心下氣為牢城卒者，十無一二。湖南、二廣，號盜賊之區(qū)，每歲以數千過犯逃亡之人增益之。 刺配廣南罪人，原本即多為強盜重犯，竄逃后往往又復為盜賊，聚眾為亂。蔡戡在淳熙六年(1179)平定廣西李接之亂后，即指出強盜持杖者“行不數驛，破枷去械，奔竄他所，又復為盜，數十為群，所在剽掠。若有大盜，則相率從之”。而五嶺山險林密，又多深蹊小徑與溪洞相通，“諸路強盜之貸命者，例配廣南，或中道亡逸，或至配所，相與結黨逃竄，往往皆取小路亡入洞中”。荊湖南路全、邵、郴、道、桂諸州軍，既是諸路雜犯配軍的轉送之處，又為貸命兇犯刺配之所，刑徒逋逃問題尤為嚴重。淳熙十四年(1187)，知郴州王薰上奏“乞諸州盜賊不須配隸郴桂”： 本軍牢城指揮兵士見管七十四人，逐一契勘元來斷由，見得內系竊盜二十五人，強盜十二人，劫盜八人，渡淮作過一人。竊緣本軍被邊，其民習見剽奪之利，乃以四方強惡之人配隸于此間者，往往佚去，散入村聚，率人以為盜。臣因捕盜，嘗獲郴之逃軍數人，皆故江浙間強盜也。 郴州、桂陽軍交鄰溪洞，但較之同為近洞極邊的辰、沅、靖等州，其交鄰溪洞的地理分布形態(tài)頗有相異。辰、沅、靖州“內陸省民居其十，外則為熟戶、山徭。又有號曰峒丁，接近生界，迤邐深入，團峒甚多”，因此，省地、熟界、生界之間，尚有層次較為分明的疆界劃分，且省地與生界溪洞間又有熟戶、山徭、峒丁為藩屏，形成緩沖地帶。而郴、桂等州軍因處五嶺山地，省地與溪洞相錯雜，如插花般散布于地塹山谷之中，彼此間實無清晰邊界可言。因此，配隸罪人一旦由州縣牢城竄入溪洞，以之為巢穴，每每四出為寇，逾嶺侵犯廣南循、惠等地，令州縣難以關防。為應對配軍逋逃為盜之弊，宋廷更特為頒行《諸軍及配軍逃入郴桂界捕獲賞格》： 諸軍及配軍逃之入郴州，桂陽軍界，捕獲者以海行賞格倍給。獲藏匿或過致，資給者準此。 如前所論，南宋囿于疆域蹙縮，已難再通過各路分之間的散配、移配來避免刑徒大量刺配廣南，聚為一處。宋廷一度試圖從制度層面尋求解決之道。南渡之初，適值軍事體系面臨重塑，其時南方諸路多倚賴地方武力以敉亂御寇，而不斷增加的配隸罪人，正可作為其兵員之補充。紹興初年，部分合配廣南及嶺北州軍牢城罪人，已被改配各地屯駐軍及地方軍以為兵卒。建、紹以后，該政策開始廣泛推行，諸如廣東摧鋒軍、福建左翼軍及湖南飛虎軍等幾支最為重要的地方武力，以及湖南、江西等路安撫司所領親兵，皆有刺填諸路強盜貸命人。如飛虎軍，其創(chuàng)置之初意，即是以“江西、湖南多盜，諸郡廂、禁軍單弱，乞令兩路帥司各選配隸人置一軍，并以敢勇為名，以一千人為額”。 不過，將配隸兇犯刺填地方軍的政策，在南宋行之未久即告輟止。以摧鋒軍為例，淳熙元年(1174)，宋廷尚有詔令“自今有正犯強盜、持杖劫盜之人，如人材少壯，并量遠近分配潮、韶兩州摧鋒軍”。迨及淳熙三年，其政策又復歸舊轍： 權知梅州陳友聞“乞將配隸犯強盜人刺填摧鋒軍，免逋逃山谷，嘯聚為盜賊”，而上曰：“如此則免嘯聚山谷，為害良善，甚好。恐在軍收之，又不相能?！庇崖勛啵骸按瞬芙允峭雒?，尋常配隸?！?/div> 所謂“尋常配隸”，自然是指復行舊制，仍將犯強盜罪人刺配州軍牢城。要言之，諸如摧鋒軍、飛虎軍、左翼軍等兩宋之際興起的地方武力，其兵員之構成多為本地之鄉(xiāng)民，具有鮮明的土豪武裝色彩。而宋孝宗之顧慮正在于，若將各地的兇惡強盜之徒納入以南方土人為主體的地方武力中，彼此間互不相容，一旦措置失當，則會引致其內部土、客間的矛盾，又啟新的禍端。職是之故，宋孝宗才會在權衡利弊之后，仍傾向于因循舊制，也正因如此，終南宋之世，地方軍事體系未能有效吸納日益增加的配隸人群，而逃亡配軍所導致的寇亂等問題，自始至終都困擾著南宋政權。 除卻流配地域調整所帶來的影響，五嶺地域的社會經濟結構本身亦是加劇其動亂的一大重要因素。 （一）刺配逃軍與鹽寇之亂 作為宋代律法主體的“敕”，將“律”所未及涵蓋的經濟犯罪，作為其立法的重點，其中尤以針對私鹽的條目，最為嚴密。除了通行全境的“海行私鹽法”外，更有涵蓋食鹽生產、運銷等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專法。北宋初年修敕，對私販茶鹽之條目予以修訂，將最高刑等由死刑改為刺配刑。這一更革，看似為恤刑慎殺的仁政，實則在量刑上，私販茶鹽量刑較盜賊更重，“販負茶鹽，犯法尤重，罪不至死，必至縲紲”。而隨著私鹽法禁日嚴，觸法者日多，更加劇了配隸刑的泛濫。如元祐年間(1086—1094)，“兩浙之民以犯鹽得罪者，一歲至萬七千人莫能止”。 南宋在財政上對鹽利更為倚賴，“榷鹽之利，國用所資”，鹽法之嚴酷較北宋更有過之，動輒刺配廣南。但就其施行效果而言，反而助長了贛閩粵交界地帶的私鹽運販之風。其時“廣東之循、梅、惠，閩之汀、邵，江西之贛、建，皆鹽子淵藪”。早在紹興三年(1133)，已有臣僚上言稱“嶺外險遠，平時攘劫之風已自難制，今配私販之徒，往聚于彼，豈遠方之利”。嘉定十三年(1220)，知循州牛斗南即指出，往來于贛、循兩州間的私販之徒，多為“奸猾失業(yè)之民、逃亡配隸之卒”，其“十百為群，取道境內，吏不敢呵，小失其意，則弛擔剽掠，已而遁入于贛，雖欲收捕，而不可得”?？梢娝禁}武裝的猖獗與逃亡配軍為寇，實是互為因果，兩者匯聚糾合，更令州縣難以節(jié)制。 鹽寇以外，逃亡配軍更與茶寇合流，肆虐于江西、湖南一帶。據乾道九年(1173)六月十六日知荊南府葉衡奏稱： 今日興國一帶多有劫盜，數百為群，劫掠舟船，往往皆系興販私茶之人及刺配逃軍。州縣雖有巡尉，力不能敵。 正如時人所指出：“犯法者日眾，配隸之人中路多逸。及到配所，州郡憚于贍養(yǎng)，往往故縱不捕，此徒雖幸脫免，而其身實無所容于天地間，饑寒切身，若非群眾販賣私商，即是聚為盜賊?！眳⒅陨纤?，可知活躍于五嶺及周邊地域的私販武裝，正是因為大量配隸刑徒的匯入，而愈演愈烈，難以止息。 （二）場監(jiān)社會與五嶺盜俗 在地質學上，五嶺屬于中生代歐亞大陸板塊構造巖漿活動帶的華南陸塊中部，也是著名的南嶺成礦帶之所在。自隋唐以來，豐富的銅、鐵、銀等礦藏，即成為五嶺地域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重要資源。 兩宋之際，由于政治、經濟中心南移，王朝貨幣體系對于五嶺地域的銅、鐵等鑄幣原料更為依賴。其時“歲用銅、鉛、錫、鐵，唯藉荊廣路出產”，而與礦冶業(yè)密切相關的鑄錢業(yè)，也隨之將重心移至五嶺一帶。南宋境內最為重要的幾處鑄錢機構，為“饒之永年，池之永豐，江之廣寧，韶之永通監(jiān)，虔之鑄錢院”，而“虔之鑄錢院，大觀始建。兵興以來，鼓鑄增損舊數，是年始令永豐監(jiān)卒寓役于虔，蓋移少以就多也” 。 隨著鑄幣中心移至虔州，宋廷又以廣南榷鹽所得鹽息充作鑄錢所需之買銅本錢，由此形成了以廣南、江西交界的韶、虔諸州為中心的“礦冶—鑄幣”區(qū)域產業(yè)結構，大量的勞動人口也因之匯聚于此。南宋因襲趙氏立國以來由配隸刑徒從事官營礦冶生產的舊制，當日銅產量最大的韶州岑水場，即有“差二廣配隸五百人在場淋銅，皆是烏合雜犯之人”。場坑所處多為深山窮谷的瘴惡之地，兵備本已薄弱，州縣及監(jiān)司提點官員往往又巡歷不至，而如洪邁所指出，若再將各地兇惡雜犯配往岑水場為兵，則“亡命群聚，意外不可不防”。樓鑰更直言：“岑水場兵匠之弊甚，悉謂諸路配隸之余，選以應役，或聚而為盜，害及一方?！?/div> 再者，場監(jiān)作為一種以移民為主體的聚落，其人員除了各地的雜犯貸命之徒外，多為招納而來的坑丁爐戶及游手之徒，其因場坑興發(fā)而聚，又因礦脈枯竭或歲額減少而流散，衣食無著，即轉而流竄于山谷間，成為寇盜。尤其韶州作為南宋礦冶業(yè)的一大中心，“被山帶海，雜產五金，四方之人棄農畝、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暇十萬，窮則公剽，怒則私斗，輕生抵禁，亡所忌憚。緩其羈紲則鷹摯而陸梁，急其銜勒則獸駭而踶嚙，故境壤雖狹，而獄犴寇抄常倍他境”。五嶺地域的土著豪強，多有私開坑冶鑄錢為利，而逃亡配隸之徒及惡少、游手等，亦為這些土豪勢力所招攬，成為其賴以同州縣相頡頏的武裝力量。慶元三年(1197)，臣僚上言稱：“今之盜賊所以滋多者，其巢穴有二：一曰販賣私鹽之公行，二曰坑冶爐戶之恣橫。二者不能禁制，則盜賊終不可彌?！睂崉t早在北宋熙寧十年(1077)，權御史中丞鄧潤甫即已指出：“閩、粵之地，山林險阻，連亙數千里，無賴桀黠、輕死冒利之人，比于他路為多，大抵以販鹽、鑄錢為業(yè)，故能結連黨與，動以千數，州郡兵衛(wèi)寡弱，莫能抗御?！?私販鹽徒與坑冶爐戶并存于五嶺山地，相結為盜，本已構成地方的一大亂源。而步入南宋以后，大量逃亡配隸的涌入，更使鹽寇與坑戶之亂進一步激化。 結 語 合上所論，有宋一代，一直因應疆域格局、軍政局勢及社會經濟的發(fā)展變化而對流配地域不斷做出調整。北宋前期，正式確立了東西、南北相鄰路分間交互移配的政策，并遵行不渝。與此同時，出于京畿地域社會治安等因素之考量，流配地域開始向南方遠路邊州轉移。降至南宋退據東南半壁山河，境土蹙狹，已不具備足夠的地域空間對配隸刑徒進行移配、散配，又因邊防形勢及祖宗家法的制約，不得以兇惡重犯刺配沿邊州軍，迫使其不斷將配隸刑徒大量填刺廣南及嶺北遠惡州軍，流配地域的南移漸成定局。 在此背景下，押運制度在執(zhí)行上的諸多弊端，致使大量刺配廣南、嶺北的強盜貸命之徒竄逃入五嶺間的山谷溪洞中，繼而這些亡命之徒又與活躍于該區(qū)域的私鹽武裝、坑丁爐戶、游手惡少之輩相糾合，四出為寇。宋廷雖一度冀望于借重整地方軍事體系的契機，以配隸刑徒作為地方武力之兵員補充，消弭刺配逃軍為亂之弊，終因慮及土、客矛盾而未能行之長久。因此，在流配地域調整及地域社會經濟結構傳統(tǒng)的雙重影響之下，配隸刑徒逃亡所帶來的寇亂等問題，成為終宋之世都未能解決的地方軍政之痼疾。 作者程濤，系海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中國歷史研究院官方訂閱號 歷史中國微信訂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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