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棄敦煌”這枚印章蘊含了哪些信息

大概是2006年秋季的某一天，在北京古玩市場，筆者的眼睛被一枚品相完好的壽山石印章所吸引，這是一方無鈕素章，石質(zhì)微透明，溫潤如凝脂，十分類似壽山老坑的鱔草凍石。

印文“老棄敦煌”，是鐵線篆朱文，線條剛毅俊朗、如奇峰挺拔、壁立千仞；刀法純凈干練，猶如斧劈劍砍一般淋漓酣暢。

再認真端詳四個立面，刻滿了密密麻麻的的邊款，字體行中有楷，楷中有隸，以刀代筆，蒼勁古拙，好一派“人書俱老”的大家氣象。

          印面尺寸3.6/3.6cm

據(jù)此，雖不能準確判斷其是否為名家之作，但可以肯定，此印不僅非同尋常、而且可能還蘊含著一段久遠的文人故事。因為，我從邊款內(nèi)容中，粗略讀懂了一點關于印章主人與治印人之間的過往交情。于是，經(jīng)過一番討價還價，便毫不猶豫地將此印收入囊中。

當時心儀的主要是這方章料，心想，即便不是名家作品，僅壽山石的“鱔草凍”就足夠名貴。與此同時，對“老棄敦煌”一詞既陌生又好奇，作者用這四個字作為閑章內(nèi)容，是要表達怎樣的一種意境呢。

后來，經(jīng)過多方查找資料和歷時數(shù)年的綜合考證，終于搞清楚了“老棄敦煌”一詞的出處。

據(jù)《漢書 陳湯傳》記載，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為圣漢揚鉤深致遠之威，------ 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沖之臣旅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

大臣耿育上書皇帝為陳湯蒙冤鳴不平，其本意是指有功之臣不僅得不到重賞，反倒在年老時被朝廷發(fā)配邊關，個中意味深長、情緒激昂而悲愴。

據(jù)有關資料顯示，近現(xiàn)代篆刻名家方介堪、陳巨來、頓立夫三人都曾刻過名曰“老棄敦煌”的閑章，其中，記述比較詳細的是方介堪為張大千刻印的過程。

1945年8月，抗戰(zhàn)勝利后，張大千邀約方介堪在上海會面，并展示自己三年前在敦煌臨摹的畫稿，方介堪遂刻“老棄敦煌”閑章以贈之。應該說，這一枚印章并不適合張大千的畫作，或許方大師也沒有讀懂“老棄敦煌”的真正含義。限于篇幅，本文對此暫時不作多議。

印文的來龍去脈基本梳理清楚了，接下來的重點自然是研讀邊款的內(nèi)容，“咸豐己未，先生將赴胡文忠公之招，鋆曾寫圖，并賦七古以贈于將發(fā)也。匆匆購得此石，先生頃刻奏刀，興到之作，神妙無似，不第魄力沈雄已也，而先生亦極得意。屈指廿年，恍然在目，而鋆亦冉冉將七十矣，然亦何幸獲此，殆與斯刻同不朽云。光緒九年試燈日，追溯其始，乃為贊曰：”

這段文字生動記述了被稱之為“先生”的人與“鋆”之間圍繞此方印章而經(jīng)歷過的往事，時間跨度竟然是二十年。由此得知，該印刻于咸豐己未年（1859年），涉及到的人物有“先生”、“鋆”和胡文忠。

關于此印作者，多條線索最后指向的只能是他，即晚清篆刻界泰斗級人物吳熙載。

吳熙載（1799-1870），原名廷飏，號讓翁，五十歲后改字讓之。一生治印數(shù)以萬計且不大習慣落款，他和汪鋆是同鄉(xiāng)好友，二人過從甚密，吳為汪治印不計其數(shù)。

這枚印章的可貴之處在于邊款是由汪鋆本人在光緒九年（1883年）補刻的。時隔23年，汪仍清晰地記得當初先生為他治印時的場景，邊款內(nèi)容表達了兩個文人在離別之際，詩書畫印往來的濃厚情誼，撫之、品之，讓人心生萬分感慨。

吳熙載將被胡文忠招去編書，臨行前與汪辭別，汪作畫并賦詩相贈，匆匆忙忙買了一塊印石，先生興致勃勃，運刀如神,刻下了“老棄敦煌”四個字，與其說是贈送汪鋆的，倒不如說是對自己年滿六十、仍然顛沛不定的生活現(xiàn)狀所發(fā)出的慨嘆。

事隔二十多年，當汪鋆將近七十歲的時候不知為什么，某一天就忽然想到要在這枚印章上刻上邊款，透過文字和刀法，我們可以想象汪鋆彼時百感交加，睹物思人，心緒起伏，單刀直入，一氣呵成，這段文字也為后人留下了玩味無窮的遐想和追思。

          印章高度5cm,重量172.8k

美中不足或者說比較遺憾的是，由于印石面積限制，邊款全文還有28個字被刻到另一方印石上了：“老辣痡峭，氣橫九州，斯冰內(nèi)蘊，金石外遒，超元軼明，惟漢與牟。汪鋆謹贊。”這是汪鋆對“老棄敦煌”印章的專業(yè)評價，刀法老辣，大氣磅礴，內(nèi)含李斯、李陽冰之法，金石韻味四溢，幾乎超過元、明兩代，直追漢印風范。 

一枚小小的印章，從誕生至今經(jīng)歷了163年，透過它，我仿佛看到了其中承載的歲月滄桑、人事代謝。又仿佛看到吳熙載欣然奏刀、石屑四濺的得意，還有汪鋆在昏暗的燈光下，摩挲這枚印章時的悵然與追憶深厚友情的喜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