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韜

父親是個木匠，他的木工手藝聞名鄉(xiāng)里，十里八村的老少爺們都夸他是“魯班的兒子”。

這樣算起來，我就是“魯班的孫子”了。

這孫子——“我愿意”，比“第多少代傳人”靠譜和拉風(fēng)多了。

誰家有個“紅白喜事”，父親就開始忙活起來，不是給東家出嫁的閨女打套嫁妝，就是給西家娶親的男方做套家具。

畫墨雕花，開榫打卯，上漆拋光，哪一項都有很高的技術(shù)含量。我們家現(xiàn)在還有幾把父親做的老式椅子，完全榫卯結(jié)構(gòu)，都快接近我的年齡了。這么多年，就是不壞，好像有“金剛護體”。

這是父親給我們留下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

前幾年回老家，母親偷偷把一把椅子放到了汽車后備廂，回到鄭州后我才發(fā)現(xiàn)。

母親知道我太忙，有時清明節(jié)、十月一也回不去，有把椅子陪伴，仿佛父親就在身邊。

有時忙完一天工作，夜深人靜時分，一個人坐在那把椅子上，似乎隱約能感受到父親的余溫。

為了孩子上學(xué)，這些年頻繁地搬家，但那把椅子一直跟著我們。

“一把破椅子”！孩子有時還不以為然，“那是你爺爺”！

因為父親手藝精湛，鄉(xiāng)里鄉(xiāng)親收費又都是“象征性的”，父親的口碑非常好。周邊村莊甚至鄉(xiāng)里有什么木工活兒，都會來找父親。

我記事起父親就“出名”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那一手絕活兒是跟誰學(xué)的。

后來縣里開了家家具店，父親專門騎車20余里去參觀。說是參觀，其實就是“偷師”。

那時候，照相的師傅還常走街串巷，后面會跟成群結(jié)隊像我一樣的小朋友，追著看“西洋景”。

上世紀80年代，照相機是稀罕物。

父親雖然沒上過什么學(xué)，但他記性好。

搶人家的飯碗，又怕被人發(fā)現(xiàn)，很多家具的圖案他也不敢拿紙拿筆畫下，完全靠腦憶、憑心記。回家后再逐一實踐，有的沒記清就騎車再跑一趟“參觀”。

反復(fù)幾次，就化為己出了。

父親把新學(xué)來的圖案應(yīng)用到家具制作中，頗受歡迎，接的活兒更多了。

上世紀90年代開始，伴隨著機械化程度的發(fā)軔，辦公也開始趨向自動化，又加上南方家私的入侵，純手工的木工活兒就越來越邊緣化了。

我也曾動員父親買上電鋸、電刨，積極投身“自動化”工程。他不置可否。我知道，手藝是他倔強的堅持。

我上高中之后，父親就接不到什么活兒了，那些陪伴他大半輩子的墨斗、鋼鋸、鑿子、刨子等，他也舍不得扔掉，有的掛在墻上孤單憑吊，有的堆在墻角寂寞余生。

偶爾回家去老宅里看看，有的還在，銹跡斑斑，塵灰安然。好像在等它的主人。

因為走得匆促，父親連張像樣的照片都沒有留下。為此母親也不止一次抱怨。

在他去世五周年的時候，我請河南油畫界的“教父”曹新林老師給父親畫了張像，底板是從我結(jié)婚錄像中摳出來的。弘一法師臨終留下四字偈語“悲欣交集”，說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父親是一道“天然屏障”：他在的時候，你和死亡中間還隔著一個父親；他走了之后，好像網(wǎng)絡(luò)沒有了“防火墻”，消防失去了“隔離板”，你與死亡，觸手可及，隨時隨地。

這種徹骨感受，近年與日俱增。

莫文蔚在《這世界那么多人》里唱道：“多幸運，我有個我們”。當“我們”只剩下“我”——光陰的長廊，無人的空蕩。

父親的一生沒有活成一首“散文詩”，更沒有活成一個“驚嘆號”，他是中國農(nóng)民的九億分之一。分母很大，分子是一。

那是我的唯一。

我雖然沒有繼承父親的衣缽，但我始終記著：我是“魯班的孫子”。

父親的手機號是我給他辦的，他走了之后小妹一直在用。手機換了不少，但號一直保存，“人群中，敞著一扇門”。

回家的路，雖然漫長，幸好，父親記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