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西部曾有一條“民族遷徙走廊”：不是溝通中原與西域的河西走廊，而是連接青藏高原、云貴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西康。

“西康”于不少人而言都是一個陌生的地名。但若說曾經(jīng)西康的主體部分就是如今的“川西”，不少人便會恍然大悟——但別放松得太早：事實上，清代以來西康的區(qū)劃及歸屬一直“飄忽不定”。它和如今的川西劃上約等號，還是近幾十年的事。

一、大為不同的民族遷徙走廊

“西康”之名最早見于宣統(tǒng)三年（1911）時為代理川滇邊務(wù)大臣傅嵩炑的奏折中：“查邊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擬名西康”。其中所謂的“康”，是藏族的傳統(tǒng)四大地理分布區(qū)域之一，即藏語康方言的分布區(qū)域。

明朝末年，蒙古厄魯特部征服了土伯特全部，今青藏、川西一帶便被重新劃分為四部：今之青海為“庫庫若爾”；今之拉薩一帶為“衛(wèi)”；今之日喀則一帶為“藏”；康方言的主要分布區(qū)則為“巴爾喀木”，簡稱“喀木”。不過因為這四部并無明確的界限，青海與康之間生活的79族也未明確到底是屬于青海還是屬于康，康最初的范圍便僅僅被籠統(tǒng)地概括為：“怒江、瀾滄江、金沙江和雅礱江流域的廣大地區(qū)”。

直到清雍正二年（1724），肅清了青海境內(nèi)噶爾丹叛亂勢力的清廷才首次明確了康、衛(wèi)和青海之間的邊界。且在康地內(nèi)部，清廷還將其劃分為東西兩部分，西部并入衛(wèi)、藏，東部歸屬四川和云南。

別誤會，雍正年間的“川西”還不是如今的“川西”。雍正四年（1726），川、康以巴塘、芒康之間的寧靜山頂為界，原屬于康的一部分劃歸四川，寧靜山以西的部分才成為了清末的“西康”。且在宣統(tǒng)二年（1910）前后，西康還被稱為“川邊”。

二、西康的土司治理和流產(chǎn)的改土歸流

在康地歸于清廷而成為“西康”之前，清政府在這一代推行著土司制度。在土司制度完全消失前，西康都與如今的川西不可等同。

清初，中央在西康封授了四位土司：明正土司、理塘土司、巴塘土司和德格土司。同這四大土司一道，少數(shù)明代設(shè)立而由清廷繼承的地方長官，以及數(shù)量龐大的其他地方官，構(gòu)成了清初西康一帶百余位大小土司并存的局面。

然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局勢的改變，大部分土司都慢慢被裁撤。至清末，西康境內(nèi)的土司不過二十余位。這為清末的改土歸流政策創(chuàng)造了落地實施的條件。

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西藏為外國侵略者所垂涎，清廷不安于西康繼續(xù)為土司所管理而不為中央所直接控制。光緒十四年（1888），時任四川總督的鹿傳霖便提出應(yīng)當(dāng)推進西康的改土歸流。往后的多位四川總督和駐藏幫辦大臣都支持鹿傳霖的觀點。一些新式媒體也大力鼓吹……光緒三十四年（1908），川滇邊務(wù)大臣趙爾豐終于在中央的支持下以強硬手段在西康展開改土歸流行動。

處于危機四伏的時代，趙爾豐深受清末新政的影響。其主持的西康改土歸流亦然。在廢除土司制度而建立新官制的同時，他還編練新軍；推行新式教育；開設(shè)礦場、皮革廠和茶葉股份有限公司；推行政教分離……然而改土歸流僅開展四年后，清廷的覆滅就讓趙爾豐不得不將一切擱置。

三、曇花一現(xiàn)的西康省與如今的川西

清政府的統(tǒng)治滅亡了，西康又將何去何從？民國政府給出的措施是將西康正式改名為川邊，并在藏軍的脅迫下將原屬于西康管轄的多地劃歸西藏。1918年時，西康轄區(qū)便僅剩下甘孜、稻城、康定等15縣。

15個縣，無論是放在西藏還是四川，都是不夠看的。換句話說，清政府滅亡后的西康一度走入實力與地理優(yōu)勢極不匹配的境地。因而在多方斡旋之下，1939年，西康又吸收西藏與四川的多縣，以46縣2設(shè)治局的規(guī)模構(gòu)成新省份——西康省。

是的，我國西南曾存在過“西康省”這樣一個省份。甚至直至新中國成立，西康省都依然存在，且以今四川雅安為治所?？刀ā⑽鞑?，以及如今已劃歸西藏的昌都都是西康省境內(nèi)的主要城市。

不過隨著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中央最終決定以金沙江為界，將西康省撤銷：金沙江以西的各縣劃歸西藏，金沙江以東的各縣劃歸四川——后者即是如今的川西。

從蒙古治下的“康”到清廷以土司治理的康和西康，再到川邊，又到西康省，最后一半并入西藏，一半并入四川……或許正是因為自身民族遷徙走廊的特殊地位，西康才會引起周邊，尤其是西藏和四川的“爭執(zhí)”。而雖然曾經(jīng)動蕩了些，如今的川西卻是既有美景，又有發(fā)展活力的“人間天堂”。如此，西康成為過去式或許也是值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