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烽火臺

“四書五經”（四書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五經指《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是中國傳統(tǒng)儒家經典著作，其中的部分著作，尤其是《周易》也是道家學說的來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從周朝起始，至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一直是官方遵循的思想系統(tǒng)。宋代朱熹正式編輯出“四書五經”的版本，明清兩朝就此作為官方學說對待，也是科舉取士的指定書目。因此，但凡讀書人，對這些書目都能倒背如流，是一點兒也不夸張的。

陽明作為明代的書宦世家（其父王華是當朝狀元），對“四書五經”自然非常熟悉。陽明研究學問講究個“知行合一”，不但動腦、還要動手?！洞髮W》教導人們的核心思想就是“三綱八目”，“三綱”指“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大學的宗旨在于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棄舊圖新，在于使人達到最完善的境界” ）；“八目”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意思是“研究事物、探求知識、虔誠意識、端正思想、修養(yǎng)自己、興旺家業(yè)、治理國家、實現天下太平的目標”）。這是儒家指引給人們的三大宗旨、八項目標。要踐行“三綱八目”，第一步就是“格物”。

《大學》成書比較早，相傳為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曾子所作，后考證為秦漢時期的儒家作品。“格”的本義是劈開、分解，古代漢語據此延伸出“推究、研究”的意思，和現在所講的分析研究差不多。當然，涉及到自然科學的內容，分析研究就包含了具體的實驗工作。如果按照現代漢語的規(guī)范全面解釋“格物”的意思，應該包含探索、實驗、分析、研究四層意思。從古到今各類書籍對格物的解釋，含義是比較接近的，《莊子·天下》篇有“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的句子，正是古人對格物的經典解說。

陽明年輕求學時，對格物也是這樣理解的。中國學術史上有一個“陽明格竹”的公案，是說有一天，王陽明和一個姓錢的同學一起討論理學，陽明說“既然朱子說成圣要格物致知，那我們就來格物吧”，格什么物呢？王陽明家最多的就是竹子，從他爺爺號“竹軒公”就知道，他家的四周種滿了竹子。他二人坐在竹林里盯著一根竹子看（一說是“砍”），三天之后錢同學實在熬不住了，眼前一黑栽倒在竹林里。王陽明攢著一股勁，堅持了整整七天，把所有的精氣神都花在了眼前的竹子上，最后體力透支，出現幻覺，氣血攻心，口吐鮮血暈了過去。

這次格竹之后，王陽明就落下了病根，后來身體一直不好。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導致他長期患有咳嗽哮喘的病癥，五十七歲就去世了。

格竹行動的失敗，使他開始懷疑朱熹理學關于“格物窮理”的觀點，轉而在佛學和道學中尋找思路，直到他被貶貴州龍場，在龍場的石棺中躺了三天三夜（露天石棺，還下著大雨），終于悟出了自己的心學觀點。在陽明心學形成的歷史上，此舉號稱“龍場悟道”。

那么，陽明心學對“格物”的解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心學有四句偈語，大體上能代表其主體思想：“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最后落腳有“格物”一詞，放到四句偈語中去解讀，含義顯而易見：善惡是人的一種內在選擇，為善去惡是由人的內心主導的，自然就把對格物的理解轉向了人的內心——這正是心學的來歷。

朱熹對格物的解釋，是“窮究事物之理”，里面還有古人最初理解的分析研究的含義。當然朱熹的解釋其實也已經背離了古人最初的意思，他把“格物致知”中的“知”解釋為“天理”，意指萬事萬物運行的規(guī)律和法則，并不指具體事物所包含的內容。理學有“理一分殊”的說法，這里的“一”就是指具體的事物，“理”就是指規(guī)律和法則，實際上類似于道家所講的“道”和歐洲哲學所講的“本體”，也即恒定的、唯一的、決定萬事萬物的“規(guī)律”。不論是古人還是今人，講格物首先要弄清具體事物內在的東西，最后經過歸納、概括和總結，才能反映出規(guī)律性的東西。而朱熹格物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尋找“天理”，并不在意具體事物內在的不同特質，本質上和心學所講的內容沒有多大區(qū)別。從朱熹追求學問的路徑和辦法上看，也是“君子動口不動手”，和心學的做法沒有兩樣。關于這一點，陽明也有自己的一番言論：“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可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王陽明《大學問》）

事實上，朱熹理學對格物的解釋已經偏離了古人的原意，陽明心學則達到了完全反轉的境地。心學的主旨之一是“心即理”，講究“心外無事、心外無理”，這些東西顯然是從佛學傳承而來，也綜合了其他門類的知識，帶有一點哲學思辨的味道。王陽明認為“格物”就是內在的“格心”，必須下“由內而外”的功夫。他說：“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fā)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謂之物。”（王陽明《大學問》）他訓“物”為事，是“意之所在”，進一步解釋說：“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fā)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如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保ㄍ蹶柮鳌秱髁曚洝罚┫嗨频膬热葸€有：“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于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保ㄍ蹶柮鳌洞髮W問》）“格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王陽明《傳習錄》）概括起來講，就是把格物解釋為正心、格心，就是去惡歸善、去人欲存天理、致良知。這里的“格”就變成了“去除、擺脫”的意思，而“格物”則被視為在個人身心上下功夫（“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中國古人提出的格物致知的道理，經過大儒孟子、朱熹和陽明的歷次解讀，終于完成了全面的反轉，由“物”轉向了“心”，由“外”轉向了“內”，讓中國學術思想走上了與西方學術思想截然相反的道路。與陽明相近的時代，有一位西方的學者，登上意大利比薩城中的高塔，把大小不等的兩個鐵球從塔頂扔了下來，目的是為了檢驗古希臘大學者亞里士多德“重量不同的物體落地有先有后”的觀點，結果經過實驗這一觀點是錯誤的。他就是現代實驗科學的開創(chuàng)者伽利略。王陽明是格竹，伽利略是格球，為什么伽利略成功格出了新知，并引領了現代科學的誕生，而王陽明不但一無所獲，還徹底扭曲了古人關于“格物致知”的本義？這正是中西文化差異的根源所在。歷代的中國學人，貫徹格物致知只講究觀察思考，不動手操作實驗，反而用自己臆想出來的知識影響和反制人為觀察的結果。從伽利略開始，西方人走上了實驗科學的道路，東方人則陷入了坐而論道的窠臼，最終導致了東西文化和社會形態(tài)的巨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