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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魯木齊這個地名怎么來的?

       鳳凰山居士 2023-01-14 發(fā)布于江西

      早在2000年前,烏魯木齊就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鎮(zhèn)。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烏魯木齊一直是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匯點,中原與西域經濟文化的融合地。

      有研究表明,市區(qū)南郊的烏拉泊古城遺址可能是唐代的輪臺城,這也是烏魯木齊地區(qū)最早的城市。烏魯木齊大規(guī)模開發(fā)始于清代。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在今南門外修筑一座土城,城“周一里五分,高一丈二尺”,為烏魯木齊城池的雛形;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將舊土城向北擴展修建新城,周長“五里四分”,命名“迪化”城。此后烏魯木齊改稱 “迪化”,意為對邊民的“啟迪教化”。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在迪化城西另筑鞏寧城作為滿兵營駐地,行政中心也移至此。民間稱“老滿城”,烏魯木齊逐漸成為駐軍和商業(yè)中心。光緒十年(1884年),新建疆省,定迪化為省會。從此,迪化又成為新疆的政治中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政府廢除對少數(shù)民族的歧視的“迪化”,1954年2月1日恢復使用“烏魯木齊”市名。

      烏魯木齊市地名的形成、發(fā)展、變化與自然環(huán)境、歷史變遷、快速發(fā)展的經濟活動和城市建設及多民族文化融合息息相關,地名中保留了大量的文化信息,體現(xiàn)出烏魯木齊市特有的地名文化特征。

      (一)反映自然環(huán)境地名(文化)普遍存在

      “半城高阜半城低,城內清泉盡向西”。是清代著名學者紀昀1771年對烏魯木齊地形的描述。在構造運動和流水等內外動力共同作用下,在烏魯木齊河以東的天山區(qū)為主的老城區(qū),崗丘起伏,梁灣相間。

      自南向北依次相間排列著南梁、八戶梁、小東梁、北梁、紅山等高地地名,其間鑲嵌著以“灣”相稱的各個洼地地名:大灣、二道灣、三道灣、堿泉溝(民間稱四道灣)等一直向北延續(xù)排列到八道灣。

      這種“梁、灣”地名是烏魯木齊老城區(qū)地形特征的真實寫照。隨著城市空間擴展,一些梁灣包括湖泊已不復存在。但這些地名卻清晰記錄著城市的地形和水文特點,為城市自然環(huán)境演變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據(jù)。

      (二)多元文化交匯、多民族融合的地名文化特征顯著

      受惠于區(qū)位條件和歷史機緣,烏魯木齊長期是東西方文化、經濟、政治交匯之地,多民族融合發(fā)展的歷史過程,在地名文化方面表現(xiàn)出顯著特征。

      源于蒙古語地名有烏魯木齊“優(yōu)美的牧場”,雅瑪里克山“山羊之家”,烏拉泊“紅色靶場”;沙依巴克(區(qū))“河邊果園”、多斯魯克“友誼”、英阿瓦提“新興繁榮”則是維吾爾語地名;漢語地名如“紅山”、“南湖”、“百花村”更是廣泛分布;在哈薩克族集中分布的烏魯木齊縣,“薩爾喬克”、“托里”等哈薩克語地名多見。

      烏魯木齊多元文化繁盛、多 種宗教并存的特點,在宗教建筑物名稱上也有清晰體現(xiàn)。既有清泉寺、紅廟子、老君廟等佛、道教寺院;也有分布在不同街區(qū)的清真寺和天主教堂;在清真寺的名稱中,既有維吾爾語命名的“汗騰格里寺”、“吉格德里克寺”,還有以回民信教群眾的原籍地名命名的“陜西大寺”“青海寺”等。烏魯木齊地名中充分反映出這座城市的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

      (三)不同歷史(時期)地名文化共存

      與任何有一定歷史的城市一樣,烏魯木齊市發(fā)展的各個歷史階段,不同程度地留下了地名文化印跡。

      清代中期以來的移民屯墾過程中,形成了“頭工”、“二工”、“三工”、“中營工”等以水利工程工段命名的地名;“八戶地、九家灣、頭屯河、老滿城、宣仁墩”等地名反映了當時移民、駐軍和屯墾過程。

      民國時期的地名,“中正路、洋行街”等在建國后被廢除;而“中山、新民、健康、文化、明德、領館(巷)”和反映黨在新疆進行革命斗爭的“新兵營、八路軍辦事處及”江南、育才等街巷名保留至今。

      建國以后至“文革”前,“解放、勝利、和平、新華、團結、幸福、光明、前進、青年、躍進、建設、人民、友好”等時代特色鮮明的地名成為城市主要路街和地標性建筑的名稱。

      在“文革”中,友好路、友好商場均改為“反修”,“文革”后的80年代初,依然恢復了“友好”的名稱;而“大寨”的地名現(xiàn)在依然存留。

      90年代以來,地名命名逐漸規(guī)范,同時也呈現(xiàn)出許多新的特征。首先,許多政治色彩淡化、寓意吉祥美好的地名大量出現(xiàn):“金銀、康盛、祥和”等地名多見,尤其在近年的社區(qū)和巷道命名中較為突出。

      (四)各區(qū)逐漸形成區(qū)域性地名特色

      沙依巴克區(qū)路、街多以國內河流和疆內行政區(qū)命名,如“長江、黃河、珠江、揚子江、黑龍江”和“阿勒泰、和田、克拉瑪依、奇臺”等路街名;新市區(qū)(高新技術產業(yè)開發(fā)區(qū))、則以內陸行政區(qū)“北京、天津、河南、河北、蘇州”等命名道路;高新區(qū)(頭屯河區(qū))路街名稱則形成“橫山縱水”的地名基本格局。百花齊放、各顯特色。整體而言,有規(guī)劃、有規(guī)律。

      (五)新地名追求時尚大量涌現(xiàn),老地名漸被湮沒,地名文化亟待保護

      據(jù)對中心城區(qū)天山區(qū)的調研,該區(qū)80%以上的地名為80年代中期以后新命名的地名。這固然反映了城市快速發(fā)展和社會管理細化,新的路、街、巷和社區(qū)大量出現(xiàn),需要命名;但許多很有歷史文化價值的地名逐漸被忘卻、或因“土氣、過時”而棄用,令人痛心。

      在烏魯木齊市,記載屯墾和移民歷史的“中營工”和“宣仁墩”,前者在BRT站命名時,幾經否定,經專家多次據(jù)理力爭,后者才在建設中的地鐵一號線站名中得以體現(xiàn);而“新兵營”、“老滿城”等地名,隨著城市發(fā)展建設,原址逐漸消失,已慢慢被遺忘了。

      “南湖”這個自然地理名稱,則通過地名工作者努力,作為城市主要道路命名,不僅得以保護,并且公眾認可度很高,影響越來越大,給我們以深刻啟示。城市地名規(guī)劃,是實現(xiàn)地名文化保護傳承的重要途徑。

      (六)記錄城市沿革和經濟活動的地名前景堪憂

      若從1758年在南關一帶筑土城算起,烏魯木齊現(xiàn)代建城區(qū)有200多年歷史,其間,土城——漢城——老滿城(鞏寧城)——新滿城幾度變遷更替,但都在現(xiàn)烏魯木齊市區(qū)范圍內。

      各時期修建的十座城門現(xiàn)已消失,大西門、小西門、北門、南門等地名位置搬家,但地名猶存,記錄了城市發(fā)展歷史;而東門、新北門、南稍門、西稍門等地名現(xiàn)已消失;財神樓、馬市、洋行街等反映經濟活動地名已被淡忘。

      “新滿城”早已不見蹤影,“老滿城(鞏寧城)”這個地名隨著城墻漸毀也很快會消亡。若不采取保護措施,老地名前景堪憂。

      “二道橋”(橋早無蹤影)因“大巴扎”(維吾爾語集市之意)之故,地名在國內外知名度很高;而“八樓”原來只是一座五十多年前一座標志性建筑的習慣稱謂,后隨著流行歌曲走紅,在國內影響很大,而其正式名稱“昆侖賓館”倒沒什么知名度了。

      來源:楚新正、代燕、郭佳茵

      編輯:艷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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