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靖

　　1863年1月31日，福樓拜（1821-1880）給喬治·桑（1804-1876）寫信：“也許這個夏季的某一天，我會給您個驚喜。因為我想見您、想與您對話的愿望非常強烈?！痹谶@封信的結尾，福樓拜提出了一個不情之請：“我經(jīng)常獨自一人在鄉(xiāng)下的書房待上好幾個月，如果那里能有一張您的畫像掛在墻上，必然是件令人愉悅的事情。這一請求是否輕率？”后者的回復同樣溫馨而熱忱，由此開啟了兩位作家長達十數(shù)年的書信往來。

他們是“天然的兩極”

　　對于今日讀者而言，除了專業(yè)人士，恐怕很少有人會捧讀喬治·桑，然而在一個半世紀前，喬治·桑的文學聲望卻如日中天：文友巴爾扎克對她推崇備至，曾敦請她為《人間喜劇》撰寫序言；小仲馬評價她的文字奇妙無比——它們“是達·芬奇畫出來的，是莫扎特唱出來的”；雨果熱愛她的田園小說，稱之為堪與古羅馬詩人媲美的“法國農(nóng)事詩”。喬治·桑的文學影響力甚至遠及英格蘭：同時代的小說家夏洛蒂·勃朗特、蓋斯凱爾夫人和詩人馬修·阿諾德都深受她的啟發(fā)——喬治·桑宣揚女性解放的小說（如《康素愛蘿》《萊莉亞》《瑪麗安娜》等）幫助英國人掙脫了清教文化的束縛。

　　與喬治·桑相比，福樓拜雖然以《包法利夫人》（1857）一炮走紅，但此后數(shù)年間并無杰作迅速跟進——他每部小說平均創(chuàng)作時間在五年以上——由此導致他在文壇“令名不彰”。而當時文壇流行的風尚恰好是“以量取勝”。在這一點上，喬治·桑與福樓拜似乎是天然的“兩極”：與巴爾扎克等人相比，無論是作品數(shù)量還是質量，她皆不遑多讓——這也是福樓拜對她心悅誠服的一個主要原因。

讓人意外的親密往來

　　福樓拜苦心孤詣埋首創(chuàng)作，但對于自己的成果一向缺乏自信?！妒グ矕|的誘惑》初稿完成后，他向好友布耶等人當面誦讀，結果遭到嚴厲批評，差點將手稿全部扔進壁爐。他新近完成歷史小說《薩朗波》（1862），內心“頗不自安”——本次致信喬治·桑主要目的之一便是想聽取這位文學大師的意見。結果令他喜出望外：喬治·桑對這本書甚為推許。

　　1866年8月末，喬治·桑應邀造訪福樓拜“隱居”的克魯瓦塞別墅，不久，她又應福樓拜母親之邀，與福樓拜一同“回家”。根據(jù)傳記作家愛德華茲在《喬治·桑：現(xiàn)代第一位開放的女性》（1972）中的研究，考慮到兩位作家之間的年齡差距（相差17歲）以及個性方面的巨大差異（喬治·桑是社交明星，喜愛拋頭露面和四處旅行；福樓拜是隱士作家，生活離不開他的別墅和手稿），二人之間突如其來的親密之情的確讓人頗感意外。

　　事實上，這一段忘年交自有其特定的歷史淵源和生活背景。當時喬治·桑年近六旬，在文藝界屬于“祖母級的”人物，年輕時代與繆塞、肖邦、梅里美等人的風流韻事早已化為過眼云煙。而福樓拜本人盡管處于中年，但他長期患有精神類疾病（癲癇時有發(fā)作），感情之旅亦屢遭挫折，加上文學作品飽受爭議（《包法利夫人》尚未出版即以“有傷風化”罪被告上法庭，其他幾部作品也橫遭指摘），這種種經(jīng)歷令他垂頭喪氣，因此亟須一雙善良溫柔之手撫慰他的心靈，并幫助他重塑自信——以上種種因素綜合考量，喬治·桑無疑是最佳人選。

文學師徒的思想碰撞

　　通過研讀雙方存世的往來書信（有部分被雙方親屬銷毀），不難發(fā)現(xiàn)，他們最為關切、著墨最多的并非情感問題，而是對文藝理論和創(chuàng)作實踐的探討。大多數(shù)情況下，喬治·桑扮演誨人不倦的導師形象，福樓拜則是洗耳恭聽的小學生。但在某些原則性問題上，他也會秉持立場，固執(zhí)己見。

　　就對待文學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而言，喬治·桑認為寫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排在第一位的是家庭、親情和友情。她的寫作特點是一揮而就。福樓拜對此嘆服不已。他自承患有“寫作困難癥”：往往奮筆一天，紙上留存不過寥寥幾行；《包法利夫人》中的“農(nóng)展會”一章改寫至少七次，《薩朗波》若干章節(jié)重寫達十次之多，《情感教育》在另起爐灶后也是數(shù)易其稿。對福樓拜而言，“藝術高于一切”。

　　作為浪漫主義作家的喬治·桑和現(xiàn)實主義作家福樓拜產(chǎn)生了較大分歧。前者從理想出發(fā)，認為“藝術家的使命就是去歌頌甜蜜、自信和友誼，從而提醒那些或麻木不仁或心灰意冷的人，讓他們相信純粹的道德、溫情和基本的正義仍然存在于這個世界”。與之相反，福樓拜不僅是文學的“苦行僧”，更是地道的恨世者。喬治·桑一方面肯定福樓拜的藝術追求和成就，但同時也毫不留情地批評他只關注生活的陰暗面，失之于狹隘偏頗。在她看來，文學就是美化，通過美化緩解人生的痛苦悲傷，這也是文學藝術家首要的職責。

　　1876年6月8日，喬治·桑因病去世，留給福樓拜無盡的悲哀與傷慟。他在葬禮上“哭得像一頭小?！?，感覺“就像又一次埋葬了我的母親”。 （摘自《書城》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