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記丨古斯塔夫·勒龐

知易行難nev5ph 2023-04-30 發(fā)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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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勒龐

【Gustave Le Bon，1841~1931】

法國社會心理學家、群眾理論家、暢銷書作者。除了大膽，勒龐其人不大討喜。他猶如一個出自莫泊桑小說的角色，一個能攀會鉆的鄉(xiāng)下人，一路升上巴黎社交與思想界的頂端。勒龐出身資產(chǎn)階級家庭，到巴黎學醫(yī)（1876年取得資格），但隨即決定以普及科學為出人頭地之道。他這個抉擇并不奇怪，因為醫(yī)學在當時還沒有成為封閉的專業(yè)。在勒龐的時代醫(yī)學與相關(guān)的犯罪學、人類學及人種學尚無明確界線劃分，而且所有學門都在達爾文《物種起源》（1859）為進化生物學帶來的重大影響下重塑新貌。說19世紀下半葉人所思所寫的一切幾乎都受進化論影響，并非過甚其詞，無論影響直接來自達爾文主義，或透過其他進化學說而來，諸如孔德的實證論，或斯賓塞主義；斯賓塞主義起源不在達爾文主義，但取資于達爾文主義甚多。

當時歐洲讀書識字的大眾希望了解新科學對他們的世界觀將會有何影響，以及新興的科學世界對他們本身將會有何沖擊，勒龐正逢其時。勒龐的時代也是帝國主義的時代，他的讀者希望知道歐洲國家對其殖民地是處于一種什么樣的進化關(guān)系。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在1895年暢銷紙貴以前，他已經(jīng)是一個名利雙收的作者。他住巴黎歌劇院近旁一幢時髦宅子，日享美食，也經(jīng)常邀聚當時知識分子、貴族與名媛。

勒龐總是有些圈外人的遺憾。他渴望在科學界獲得聲望，卻因聲稱第一個想出相對論，遭愛因斯坦非難。但他另外有他成功之處。他1929年獲得法國政府頒給榮譽軍團勛章，1931年臨終，有兩名貴婦隨侍在側(cè)（其中一個出身波拿巴族）。

受漢語出版界帶來的讀者接受的影響，坊間有“群眾三書”之謂，即勒龐的《烏合之眾》、霍弗《狂熱分子》、卡內(nèi)蒂的《群眾與權(quán)力》；其中，以勒龐著作知名度最高且驚世駭俗，以霍弗論著對群眾動員之動力學分析最力，以《群眾與權(quán)力》海納百川而妙到毫巔，堪稱“群眾理論”之集大成者。以下介紹和評論勒龐的《烏合之眾》，僅供讀者參考。

1870年的勒龐

自由主義本身/

依約翰·麥克里蘭與威爾·金里卡之見，現(xiàn)代世界誕生以來的種種政治哲學，不外乎是自由主義，以及各種主義/學說路數(shù)對自由主義的回應（反動），金里卡一言以蔽，這些“挑戰(zhàn)自由主義的學說，也套進自由主義的架構(gòu)來陳述批評，讀者應該追問當代政治哲學本身，為什么必須以自由、平等與公平三項價值作為政治思考的基本參數(shù)（parameters），發(fā)展各家的理論”。群眾理論作為近世以來政治思潮的佼佼者，自然也位列其中，麥克里蘭進一步指出，群眾與群眾理論家乃是自由主義的特殊敵人。（金里卡，2015；麥克里蘭，2015: 682）他們劃定了群眾理論的思想史位置，以下再從麥克里蘭的思路出發(fā)，描繪群眾及群眾理論在人類政治中的坐標。

要明白自由主義為何警惕群眾及其理論，還得從自由主義本身說起。

吾人皆知，自由主義推尊人的理性，它的一個根本信念是：人能為影響他們自身生活的重大決定負責，或者，人有能力判斷別人“為他們”的決定。因而，如有人聲稱具備特殊知識，甚至全知全能、指導一切，能告訴別人應該怎么生活，自由主義者不得不對之存疑提防。自由主義者所謂自由或自負其責，很大程度懸于對理性的信賴，這一“理性”即如康德所言，是敢知（dare to know），人不僅可能知道而且敢于運用去知道它的理性（康德，1990）。沒有這種信賴，即是說人的行動取決于外界因素而不能為自己負責，自由主義者就是在侈談公域選擇與言論擴大知識，個人如不能為自己的言行自負其責，其作為群體和社會的公共決斷又如何可靠？因此，對理性的信賴從來是自由主義的基石。

明乎此，就不難理解自由主義的看法：擁有特殊知識很可能是既得利益的幌子，他們希望既得利益的說辭禁不起有知識的公開辯論。在自由主義看來，面對既得利益，他們每推重公開辯論的檢驗。私域之事各有人的意愿決定，他人不得干預；但涉公域，如非阿甘本所謂“緊急狀態(tài)”，公允的判斷皆應交由自由討論來擴大知識。

這里暗含一個前提，自由主義者相信既得利益與理性的自利有其分別。進而言之，既得利益很可能是權(quán)力的代名詞，少數(shù)人的利益會對別人的自由和利益構(gòu)成潛在或?qū)嶋H的侵犯，并非真正的自由。胡文輝論阿克頓勛爵的文章把這道理說得透徹：“在無權(quán)力者爭取自己的'積極自由’的時候，自由未必就是自由，那可能只是權(quán)力的偽裝而已；只有在當權(quán)者可以容忍別人的'消極自由’的時候，自由才能掙脫權(quán)力的死結(jié)，而接近真正的自由?！保ê妮x，2008）

回到我們的論證——因之，理性的人只要有機會，永遠會選擇一個讓個人/群體利益自由運作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制度。概言之，自由主義者相信，理性人但凡有機會，就會選擇一個自由社會。

至此，我們已部分地表述了經(jīng)典自由主義的核心信念之一，以下我們來看群眾（理論）與之的沖突。

勒龐在阿爾及爾，1880

群眾理論之為自由主義的反動

政治哲學的初始在哪里？人從哪里開始思考政治？阿蘭·瑞安說是希羅多德，麥克里蘭認為是《荷馬史詩》，無論如何，激情——從原初到至今——學者或凡人無不承認，一直扮演人類政治事務之要角（阿蘭·瑞安，2016）。

然而激情永無靜止，在政治上，自我利益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它一直追求自己的表達和滿足。自由主義者承認這一點，并在此基礎上開始制度設計和共同生活。并不像某些“尚古道德主義者”認為應該消弭這種追求，更不覺得“靈魂深處鬧革命”是可接受的——就像赫拉克利特以為的那樣——人類社會將持續(xù)不斷地運動下去，這似乎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除了既得利益者。

既然政治相當程度上受到人的激情的影響，政治行為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利益的表達——在19世紀人看來，這種政治的制度表達就是議會民主，利益與利益集團的自由發(fā)揮，是政治與社會精力的主要來源。

如此的一個社會邀請每個人進來玩游戲，如果現(xiàn)代化團體發(fā)達，而反動團體勢窮，對這個社會而言就是進步的。另一個我們熟悉的當代自由-資本主義社會運行的例證是，這樣一個社會將嘗試把挑戰(zhàn)它的群眾運動制度化而加以吸收，這也是資本主義自我馴化的一部分，由此，自由-資本主義確實把自己從大灰狼變成了貌似可人的情狀（趙鼎新，2012）。我們僅需謹記，吸收運動的群眾對自由主義來說是一種進步，它在這過程中吸收有益的部分，化解棘手的困難，是其制度生命力的體現(xiàn)，至少支持這種制度者想來如此；如果有一天，這種秩序和信念對新的群體消化不良，那么它也到了系統(tǒng)故障乃至衰落和入土為安的時候。

然而，群眾或暴民卻自外于這種機制，不合于自由主義式去粗取精的進步形式；麥克里蘭說，群眾對現(xiàn)代性是個侮辱，群眾動輒以暴力而非爭論來解決問題或相威脅，而現(xiàn)代生活的特征即是減少武力的使用，以法律來解決問題。

因而，群眾理論是對自由主義構(gòu)成挑戰(zhàn)的理論競爭者；即便此說不夠充分，群眾帶來的不穩(wěn)定性也確實和現(xiàn)有秩序構(gòu)成同生態(tài)位的競爭，它們確實非此即彼，你死我活。

這里赫然出現(xiàn)一個難題：如果群眾政治是最新的民主風格，身份政治、極化政治與民粹主義是人類的當下時尚？二十世紀和今天都顯示出，現(xiàn)代是個群眾的時代。對此，自由主義者的回應多少顯得老派，面對紛繁復雜、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現(xiàn)代社會，他們依舊是選擇再次強調(diào)，各種利益團體的并存和文明對話，以法律而非爭執(zhí)，以憲政和多元主義的方法堅持其辯護——如福山在《身份政治》里的表現(xiàn)，蒂莫西·加頓艾什《事實即顛覆：無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寫作》對這個時代的回答——根據(jù)互相承認的自我利益而競爭或合作，才是日常政治生活的可行之道。

眾所周知，法國大革命啟發(fā)了一系列群眾理論的研究，那么群眾理論就和個人主義一樣，同法國大革命有清楚的聯(lián)系。在大革命（啟蒙運動）許諾的新社會范式里，人仍然有其義務，起碼或只是尊重他人權(quán)利的義務，契約論者會強調(diào)，還有履行你自由同意的契約條件的義務。如此看來，啟蒙運動是自由主義和群眾運動的共同養(yǎng)育者。

如勒龐的群眾理論家開始思考，現(xiàn)代世界是否愈來愈容易導致群眾運動的發(fā)生？

正在騎馬的勒龐

勒龐的策略 /

現(xiàn)在來看看自由主義的對方辯友，古斯塔夫·勒龐的真正駭人（魅人）之處。

勒龐《烏合之眾》能一炮而紅，得力于他成功總結(jié)并利用了時代人的焦慮，此亦一切時尚圖書成功之道。這種焦慮可以用一個連等式括之：群眾=不可避免的絕對混亂=人類倒退回原始人（因此，反駁也甚為簡單，只要證明其中一個等式不能成立，這種粗暴的推理就陷于邏輯斷裂）。

書中，勒龐斷言，群眾必須服從于一位領(lǐng)袖，而領(lǐng)袖也要靠“魅力”征服群眾。主要靠三種手段：斷言法、重復法、傳染法。此三種手段亦是勒龐寫作的手段，如麥克里蘭所說，“他始終用簡單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圖”，他的企圖是把對群眾的恐慌傳染給讀者，群眾愈是至為恐怖，勒龐的寫作效果就越是成功。氏著的形式與內(nèi)容可謂高度統(tǒng)一，說勒龐創(chuàng)造了一種群眾理論的意識形態(tài)，當非虛言。不是像后世群眾心理學更科學的著作那樣，勒龐不是在寫群眾心理學，他真的向我們演示它的機制，不是大眾心理學原理，而是原理之應用：就像魔術(shù)師一邊表演一邊暴露戲法，勒龐對書的目標讀者十分清晰，手段適配，確實有魔術(shù)師的自知之明：我們只能欺騙那些自愿被欺騙的人。

事實上，《烏合之眾》的底色是精英主義的，勒龐分明在說：當前的世界困難叢生無可救藥，這種困難指向一個群體，即群眾，這種麻煩的根源指向的正是精英（其目標讀者），精英不可放任群眾成滔天洪水，所以他們應該師法勒龐，以領(lǐng)袖之道御之，使群眾為精英的價值和利益服務而非造成損害。教有消費能力的精英如何保守是產(chǎn)品暢銷之道，從寫作者的角度出發(fā)，勒龐的修辭術(shù)也的確值得學習: 金句頻出，用形容詞和副詞制造跌宕句式，不時使用諷刺讓你大吃一驚，夸張的表達增強語言的效力……

學者王紹光在《抽簽與民主、共和》里區(qū)分烏合之眾理論（crowd theory）與精英理論（elite theory），這種區(qū)分或可商榷，且不說前者的翻譯就是硬傷（參見下一節(jié)的討論），王紹光區(qū)分的這兩種理論在底色上根本就是一色的。（王紹光，2018）

需得注意，勒龐所說的組織不一定是具形的上街的示威群眾，凡服從“心理同一律”的心理組織都是他所說的群眾（一旦人獲得了一種集體心理，這會使他們的感情、思想和行為變得與他們單獨一個人時的感情、思想和行為很不相同，繼而變得狂熱、極端、不容忍、對領(lǐng)袖惟命是從、肆無忌憚）。他成功喚起了每個人對不確定性和人性惡的恐懼，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里進一步解釋說的：“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section>

“大眾喜歡的英雄，要永遠像凱撒一樣威嚴而殘酷。他的權(quán)杖吸引著他們，他的權(quán)力威懾著他們，他的利劍讓他們心懷敬畏?！?/section>

《烏合之眾》之失

至此我們不能不說到《烏合之眾》的翻譯，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當為《群眾：大眾心理研究》，譯作《烏合之眾》多少有嘩眾取寵的內(nèi)容外考慮，畢竟“烏合之眾”倒譯回英語不可能是“Crowd”，毋寧是群氓（populus）、暴民（mob）、烏合之眾（rabble）（何道寬：2016）?！癈rowd”在英語里并無貶義，“烏合之眾”在漢語里兇相畢露。

指明勒龐從斯賓塞、泰勒、塔德處行偷竊的學者已不可勝數(shù)，這里不必饒舌，值得注意的是勒龐的修辭策略，這位慣犯行偷竊之實時每欲蓋彌彰，指名道姓說出失主姓名，然后斷言他們善意未盡，洞察失職，暗示還看老夫手段如何。杰出的喜鵲可以偷到最好的珠寶——但珠寶也在喜鵲粗糙的處理下一一失去其思想細膩的光澤。

據(jù)勒龐所見，除了群眾只有一個更大的范疇，種族。如果種族主義在斷言說，一些特征能被種族遺傳不變，勒龐則是補充道，群眾是遺傳基因鏈里的變量，承平年代的群眾性格淹沒在種族的類型學里，一旦到了變動的過渡時代，群眾的新特征將給種族帶來基因變異。斷言某種“民族性”（“國民性”）并做嚴厲批判，確實能滿足部分人以偏概全的偏見，并且說服他同時代的有此偏好的讀者，這一策略無疑是暫時成功的。但這種種族主義正在當今的開明讀者中節(jié)節(jié)敗退。

在說明他的結(jié)論時，勒龐每每取用生僻而不可確鑿的報章逸聞，仿佛這樣做除了吸引眼球之外，確實能增強其論證的說明力；如在說明“集體幻覺”的厲害時——他敘述了一艘護衛(wèi)艦上的船員看見晴空下擱淺船只，進而一呼百應地前去援救，官兵恍若看到求救者的情態(tài)如何生動，駛近以后發(fā)現(xiàn)只是幾根浮木而已——即便這些逸聞能從花邊小報進入學術(shù)登堂入室，它們難道能構(gòu)成任何社會科學意義上的說服力嗎？勒龐在書中下了很多斷言，對應地也講了很多引人入勝卻于事無補的故事。勒龐也確實花費了相當篇幅去討論法國的教育制度，但把時間和精力投入在布迪厄的同題論述上或許更為值得。

說勒龐在做社會科學，一定是陰陽怪氣的諷刺之語。讀者能清楚地看到，他把一切解釋不清的機制原理都推給了“無意識”，輔以時代流行的“催眠術(shù)”以為作料，這無異于失敗學者向不可知的乞靈：無意識的神秘力量完成了我觀察到卻無力解釋的神跡。

勒龐的思想風格是“靠聯(lián)想斷定罪過”，凡注意使用批判性思維進行閱讀者，都不會輕易買賬。如第十一章《論刑事陪審團》里，勒龐說，因為陪審團也是群眾，因此陪審團和暴民一樣可怕，一樣危險——若非故意失之武斷，也是思想的懶散。

請允許我對卡內(nèi)蒂《群眾與權(quán)力》繼續(xù)溢美之詞：勒龐以為群眾的心理空無所有，故而領(lǐng)袖可以制而用之，如同空蕩蕩的容器，以領(lǐng)袖的心為心，相反，卡內(nèi)蒂則極盡能事，從“距離”開始說明群眾的機制，最終抵達與領(lǐng)袖的互動關(guān)系；勒龐誤以為群眾只是一類（書名用單數(shù)crowd），卡內(nèi)蒂則如亞里士多德考察政制般窮盡群眾的可能分類（書名用crowds）；勒龐的群眾對領(lǐng)袖可謂無腦忠誠，卡內(nèi)蒂則從人性的深刻洞察指出，恰恰相反，是群眾利用了鼓動家以擺脫其包袱……凡此種種，勒龐之所失即卡內(nèi)蒂之所得。

也許，羅伯特·莫頓的評論算得上公允，“《烏合之眾》的當代意義在于其發(fā)現(xiàn)問題的功能，而不是解決問題的功能”?！稙鹾现姟吩?895年才終于暢銷，1929年勒龐獲得法國政府頒發(fā)的勛章，1931年這位能攀會鉆、渴求過也享用了名譽的人，終于使出了其最后的絕招——他去世了——留給我們這樣一本繼續(xù)暢銷的書繼續(xù)爭論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