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jīng)》被稱為中國的群經(jīng)之首、大道之源。它對西方思想有著深刻的影響，歐洲哲學權威捷恩曾說，中國的《易經(jīng)》最有資格稱為世界人類的智慧寶典。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歐美漢學家所譯《易經(jīng)》版本至少58種，包括英文24種，拉丁文6種，法文6種，德文6種，西班牙文6種，俄文2種，意大利文2種，波蘭文2種，捷克文2種，拉脫維亞文和荷蘭文各1種。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早年對中國文化十分著迷，他在自傳中承認他的正反合辯證邏輯定律受到《易經(jīng)》的影響，并說其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讀透《易經(jīng)》。

　　關于《易經(jīng)》的譯介

最早西傳《易經(jīng)》者之一的意大利歷史學家衛(wèi)匡國于1658年在慕尼黑出版了拉丁文著作《中國上古史》（《中國歷史初編十卷》），該書向西方介紹了《易經(jīng)》，說中國的第一門科學就是數(shù)學，因為易卦反映的是天人之間的一種數(shù)學模式，《易經(jīng)》比畢達哥拉斯的著作更早。1753年，法國人孫璋完成了《性理真詮》，這是他十幾年研究的結晶，該書系統(tǒng)地探討了易學的哲學問題，感嘆《易經(jīng)》的博大精深。1697年，法國皇室數(shù)學家白晉在巴黎舉行了一場關于《易經(jīng)》的演講，提出書中蘊含的伏羲思想是“先知預言”，其哲學成分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同樣合理完美，此說記錄于白晉的拉丁文著作《易經(jīng)要旨》。1701年，法國人湯尚賢來華，他能注解《易經(jīng)》的艱深難解之處，湯尚賢的室號“賓齋”中的“賓”字來自《周易·象》“觀國之光，尚賓也”，表現(xiàn)出他對《易經(jīng)》的著迷程度。1981年，俄羅斯?jié)h學家尼·特·費德林的專著《中國的文學遺產與現(xiàn)代》出版，書中表示《易經(jīng)》等儒經(jīng)具有超越時空的魅力，“是通往未來成就的大門”，“是一代傳一代的精神遺產”。漢學家對《易經(jīng)》的贊譽不可勝數(shù)，相關研究成果浩如煙海。

刊登《易經(jīng)》研究的國際英文期刊很多。美國國際易經(jīng)學會主辦了專門的英文期刊《周易研究》，法國“周易中心”（也稱“易經(jīng)研究與應用協(xié)會”）創(chuàng)辦了兩份易學刊物，分別是《周易小冊子》和《卦》，刊載了大量易學愛好者和易學專家的文章。國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也在中國出版。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美國著名物理學家卡普拉的《物理學之“道”：現(xiàn)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1991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海外中國哲學研究代表人物成中英的專著《文化·倫理與管理》，該書涉及易學與管理學的關系。1992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與現(xiàn)代化》，其中收錄了成中英的論文《〈易經(jīng)〉研究的現(xiàn)代化問題》。這些論著研究《易經(jīng)》的應用問題。

譯介《易經(jīng)》的西方人至少可以分為五個流派：索隱派、語境批評派、哲學派、自然科學派和藝術派。索隱派以白晉、傅圣澤和馬若瑟為代表，他們相信，包括《易經(jīng)》在內的中國古經(jīng)之中蘊含了超自然的信息。語境批評派以韋利、閔福德、夏含夷、孔理靄等為代表，他們將《易經(jīng)》置于特定的歷史時期和地點加以闡釋，結合20世紀中國考古研究成果、天文學、民俗學以及音韻學等，還原《易經(jīng)》的筮書本色，向人們展現(xiàn)其中所描繪的中國原始社會風貌。哲學派以衛(wèi)禮賢為代表，他從對立統(tǒng)一、藝術精神以及變化與持恒等方面淋漓盡致地闡發(fā)了《易經(jīng)》哲理，旨在從古老的東方汲取智慧之泉，挽救二戰(zhàn)后歐洲社會的文化和精神危機。自然科學派的基本范式是在《易經(jīng)》哲學與現(xiàn)代科學之間建立相互發(fā)現(xiàn)和相互認同的關系。一方面，現(xiàn)代科學為人們重新認識《易經(jīng)》提供了重要渠道，另一方面，《易經(jīng)》的符號體系和方法也為現(xiàn)代科學思維提供了很多啟示。藝術派的特點則主要體現(xiàn)在對《易經(jīng)》的創(chuàng)造性運用，將其融入現(xiàn)代文藝的評論和創(chuàng)作實踐中。由五大流派亦可見西方在實踐中運用《易經(jīng)》的程度。

　　《易經(jīng)》對西方的多個學科產生影響

在數(shù)學方面，德國科學家、思想家萊布尼茨的二進制發(fā)明與伏羲八卦圖有關。白晉曾與萊布尼茨通信，討論八卦的卦象，這極大地吸引了萊布尼茨，他發(fā)現(xiàn)陰陽變化的現(xiàn)象與二進制的數(shù)學原理相契合。張西平認為，萊布尼茨二進制的發(fā)明并非他在單純的歐洲知識中發(fā)展起來的，他在二進制的發(fā)明過程中也受到了中國文化，特別是伏羲八卦圖的影響。（張西平：《萊布尼茨和白晉關于二進制與〈易經(jīng)〉的討論》，《中國哲學史》2020（6））與白晉通信切磋之后，萊布尼茨吸收了白晉提供給他的伏羲八卦圖的符號內容，對自己的二進制算法論文進行增補和修改，將題目改為《關于只用兩個記號 0 和 1 的二進制算術的解釋——和對它的用途以及它所給出的中國古代伏羲圖的意義的評注》，并再次提交給法國科學院。曾在美國油墨行工作的沈仲濤于1924年在《中國時報》上連載發(fā)表《易卦與代數(shù)之定律》，對二項式六次方解析式與《易經(jīng)》六十四卦進行了對比研究，并通過幾何分析揭示了一個正立方體中蘊含的易卦信息。沈仲濤最具代表性的英文著作是《易卦與科學》，其中也有數(shù)學與易卦相互啟發(fā)的內容。這些作品以新內容、用新方法拓寬了象數(shù)易學的內涵，在當時頗受追捧。在心理學方面，瑞士著名心理學家榮格依據(jù)《易經(jīng)》的原理開創(chuàng)了心理學研究的新路徑。榮格基于衛(wèi)禮賢的《易經(jīng)》譯本提出“共時性原則”，作為其分析心理學發(fā)展的新支點，以彌補以因果性原則為主導的傳統(tǒng)心理學的缺陷。榮格曾為美國漢學家貝恩斯的《易經(jīng)》譯本作了長序。他在序言里說，西方傳統(tǒng)哲學重因果性，《易經(jīng)》研究的焦點是偶然性，而世界的運作是充滿偶然性的。榮格之后的心理學家多是《易經(jīng)》的推崇者，將之運用于心理學研究，心理學學術會議愛諾思圓桌研討會均圍繞《易經(jīng)》而進行。

在物理學方面，諾貝爾獎獲得者、量子物理學大師玻爾將太極魚圖作為自己的族徽，因為他一生中最得意的發(fā)現(xiàn)“并協(xié)性原理”與《易經(jīng)》的陰陽互補原理有著內在的深刻的共通性。量子論所謂的光具有波粒互補的形態(tài)，體現(xiàn)了《易經(jīng)》陰陽互補的思想。哲學家成中英也認為，量子論所謂的測不準原理，若從《易經(jīng)》的更高層次上看，是由于主客體在觀察活動中的關系及其相互依存性可以大體確定，所以兩者的統(tǒng)一性還是可以建立起來的。因而，如何用微觀來證實宏觀，用宏觀來協(xié)調微觀，《易經(jīng)》的思維模式至少在量子論研究的哲學層面上是富有啟發(fā)性的。（成中英：《歐美〈易經(jīng)〉研究總論》，載《中華易學大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在《易經(jīng)》的物理學研究方面，美國物理學家弗里喬夫·卡普拉是影響力最大的學者之一。他所著的《物理學之“道”》一書是科學易經(jīng)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書中對《易經(jīng)》的現(xiàn)代物理學基本思想與東方神秘主義作平行性探索。他將《易經(jīng)》的陰陽變易思想與引力場理論、量子場論、S矩陣理論等相關聯(lián)?？ㄆ绽囊娊庖褳椴糠謱W者所接受，并被進一步闡釋。東密歇根大學教授柏嘯虎在評論此書的時候認為，它不僅解釋了東方哲學，而且還解釋了現(xiàn)代物理學與其他思想的聯(lián)系。該書1975年出版后掀起了東亞哲學研究熱潮。截至目前，其在全世界范圍內已至少被譯為12種語言。

在《易經(jīng)》與天文學方面，法國巴黎大學博士劉子華的研究頗引人注目。他基于太陽系的金、木、水、火、土等星體和太極八卦的對應關系，運用一系列天文參數(shù)進行運算。經(jīng)過十余年的刻苦鉆研，他于1940年在巴黎出版了自己的法文博士論文《八卦宇宙論與現(xiàn)代天文》，第一個向世界宣布：太陽系肯定存在第十顆行星，并命名為“木王星”。其論文以全太陽系星球速度或密度的總合數(shù)與八卦原理相結合而證明天極中心的存在。劉子華的研究成果吸引了西方的專業(yè)雜志、報紙和廣播電臺等對其進行著重報道，并引起西方天文學家、哲學家和科學家們的關注，他們想不到中國幾千年前創(chuàng)造的八卦竟能與現(xiàn)代天文相互印證，甚為驚奇。（劉子華：《八卦宇宙論與現(xiàn)代天文：一顆新行星的預測，日月的胎時地位》，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版）2005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科學家宣布，他們發(fā)現(xiàn)了太陽系內的第十顆行星。

在生化領域，科學家們在DNA 的基本結構中發(fā)現(xiàn)了《易經(jīng)》象數(shù)模式的內核，從而將其結構與六十四卦作整體的配合。譬如，1973年法國學者馬丁·申伯格出版《易經(jīng)與遺傳密碼：生命之秘匙》，論述六十四卦與64個真核生物密碼子一一對應的關系：堿基腺嘌呤對應少陽，鳥嘌呤對應少陰，胞嘧啶對應太陰，尿嘧啶或胸腺嘧啶對應少陰等等。中醫(yī)學者謝文緯曾在美國學習細胞分子學，并在凱斯西部大學附屬醫(yī)學院開創(chuàng)和講授中醫(yī)課程，他在《兩部天書的對話——易經(jīng)與DNA》一書中也論述了《易經(jīng)》中六十四卦與DNA中64個遺傳密碼之間的內在關系。另外，美國科學家、肯特州立大學博士Johnson F. Yan 的專著《DNA與〈易經(jīng)〉：生命之道》、謝爾蓋·費多托夫的文章《破解〈易經(jīng)〉密碼的DNA結構》，以及美國貝勒醫(yī)學院的卡斯特羅·卡韋斯的文章也都作了類似的探索。

在文學領域，羅森菲爾德受《易經(jīng)》的啟發(fā)而創(chuàng)作出小說《死亡與易經(jīng)》，每一章都以一個卦名為標題。美國科幻小說作家菲利普·迪克在設計《高堡奇人》的小說情節(jié)時也大量借鑒了《易經(jīng)》，書中幾乎每個人物都用《易經(jīng)》卜卦以做出重要決定，而他們所卜的卦都預示了后來事件的發(fā)生。迪克的小說反映了《易經(jīng)》在那個時代的文化重要性，該書1963年獲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易經(jīng)》也曾深刻影響過黑塞的文學創(chuàng)作，其晚期的集大成之作《玻璃球游戲》就以《易經(jīng)》的卦象之意義為核心元素之一。歐美詩歌領域也有《易經(jīng)》的影響痕跡，英國著名詩人李道的詩歌集《變易》主要基于《易經(jīng)》而創(chuàng)作，西班牙詩人米拉格羅斯·薩爾瓦多和葛洛麗亞·利瑪?shù)暮现娂洱埮c月》以《易經(jīng)》的六十四卦為題，表達他們對卦象的理解與感悟。

在音樂和舞蹈領域，20世紀50年代初先鋒派領軍人物、美國音樂家約翰·凱奇基于《易經(jīng)》，通過卜卦記錄樂譜，進行“偶然性音樂”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演奏法與記譜法都迥異于傳統(tǒng)的空前轉變。這種全新的美學理念吸引并啟迪了一批年輕的作曲家，使得他們繼續(xù)反思和探索。約翰的密友，舞蹈家默斯·坎寧漢也是《易經(jīng)》的忠實擁躉，他基于《易經(jīng)》進行“偶然性”舞蹈創(chuàng)作，這種創(chuàng)作被稱為“機遇編舞法”。這種舞蹈反過來又對中國現(xiàn)代舞產生了重要影響。

人類在心靈深處是相通的，萬物本源也是相通的，《易經(jīng)》揭示了這種相通性，使西方文化在某些層面得以浸潤與滋養(yǎng)，在促進中西互鑒方面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

　　（作者單位：福州外語外貿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