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固定電話發(fā)展簡史

溪上雅士 2023-07-04 發(fā)布于甘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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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始時中國固定電話網的發(fā)展情況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固定電話網發(fā)展十分落后。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第一，電話數(shù)量嚴重不足。

1949年，當時我國的電話普及率不到0.05%，全國的電話總用戶數(shù)只有26萬，使用電話只是少數(shù)人的特權。

1980年，全國電話總數(shù)才400多萬部，還不到香港一個城市的數(shù)目。中國擁有的話機總數(shù)還不到世界話機總數(shù)的1%。

1980年，中國每百人平均擁有電話不到半部，中國的電話普及率為0.43%，僅是非洲平均普及率的1/3，亞洲平均普及率的1/7，世界平均普及率的1/10。

第二，技術落后。

解放后，我國電話交換機主要以人工交換機為主，步進制交換機為輔。

不過，我們也開始研制自己的縱橫制電話交換機。

1960年，我國自行研制的第一套1000門縱橫制自動電話交換機在上海吳淞局開通使用。

我國的通信技術取得了一定的發(fā)展，但是此后陷入了長期的停滯階段，縱橫制交換機在我國服役了長達40年的時間。

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都還在使用縱橫制、步進制交換機，甚至是人工交換機。

此時，西方國家已經普及程控交換機了。

以固定電話為代表的電信行業(yè)落后，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因素。

安裝電話不僅費用高，條件高，而且時間長！

80年代安裝一部電話需要上萬元，還要單位介紹信。

就算這樣，還要等好幾個月，甚至一年半載。

經濟發(fā)展對電信業(yè)有巨大的需求，特區(qū)深圳這種感受最明顯。

當時的深圳，流行著這樣一段描述外商考察投資環(huán)境的順口溜：

一問電話二問路，三問項目四問住——可見通信服務對于經濟發(fā)展已經成為首要問題。

為什么經濟發(fā)展對電信服務有如此巨大的需求？

因為及時的通信能夠極大的提高溝通效率，而效率意味著經濟利益。

七國八制的年代（1980-1990）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渴望快速發(fā)展電信行業(yè)以促進經濟的發(fā)展。

但是電信行業(yè)的發(fā)展受制于兩個因素：資金和設備。

錢從哪里來？電話交換機從哪里來？

電信行業(yè)投資資金問題的解決

電信行業(yè)投資資金的解決主要靠兩個途徑：

一是國家給政策；

二是借外債。

改革開放前，國家每年給電信行業(yè)的投資大概是1億元左右，這點資金遠遠不夠！

改革開放后，國內各個行業(yè)的發(fā)展都需要資金，國家無力拿出更多的資金投入到電信行業(yè)。

這怎么辦！

既然給不了錢，那就給“政策”！

中央給了郵電部門許多優(yōu)惠政策，主要是初裝費、＂三個倒一九”等政策，即只上交10%的企業(yè)所得稅；撥款改貸款只償還10%；外匯收入只上交10%。

正是這些政策給郵電通信發(fā)展帶來了資金。

“電話初裝費和三個倒一九”是屬于電信行業(yè)自己造血的范疇，僅靠這些措施還不夠。

在打破“既無內債又又外債”的思想鋼印之后，舉債成為電信行業(yè)發(fā)展的重要出路。

1984年，中央明確指示，郵電部可以采取各種形式積極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和設備。

日本、西歐、北美以及我國香港地區(qū)有大量資金在尋找出路，這都是我們能夠利用的資金來源。

除此之外，進口國外設備還可以利用設備出口方提供的政府貸款、買方貸款、合作信貸等多種途徑。

以改革開放的橋頭堡廣東為例，通過利用外資極大的加快了電信業(yè)的發(fā)展。

“七五”期間（1986-1990），廣東先后利用政府貸款、買方貸款、合作信貸等各種方式籌集外資，突進式的通信建設在廣東省全面鋪開。

以廣州為例，繼1985年引進2.6萬門程控電話交換機后，廣州電信局1986年又引進了1.4萬門程控交換機。同時，利用日本政府貸款99億日元和瑞典政府貸款1670萬元引進25萬門程控交換設備，加上其他項目的投資，這一時期先后向國內銀行貸款達人民幣7575萬元，形成“籌資一建設一生產一再投資”這樣滾雪球式的良性循環(huán)。

通過走負債經營、超常規(guī)發(fā)展的道路，廣州電信的面貌得到迅速改觀。到1994年，廣州市話容量突破了100萬門；長途電路從361路增至53720路，增長了149倍；長途交換設備發(fā)展到63000線；實現(xiàn)了與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以及國內1900多個城鎮(zhèn)的長途自動直撥；建成開通了自動轉報系統(tǒng)、用戶電報系統(tǒng)、分組交換系統(tǒng)、移動電話系統(tǒng)、無線尋呼系統(tǒng)，形成了一個門類齊全的立體通信網。

固定資產原值從1978年的0.47億元增至1994年的38億元。

改革開放之初到1990年十年間，全國郵電部門共引進外資11.6億美元，折合人民幣約93億元?！捌呶濉逼陂g（1986-1990），全國郵電固定資產投資完成202億元，相當于“六五”時期的3.4倍，超過前36年投資總和。

到“八五”期間（1991-1995），電信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2109.1億元，是“七五”的14倍，前4年逐年翻番。在資金來源中，國家預算內撥款只占1%，其余都是企業(yè)自籌或國內外貸款。

電信行業(yè)通信設備問題的解決

電話系統(tǒng)通常由三部分組成，一是電話機，二是線路，還有一個是電話交換機。

交換機是核心，電話系統(tǒng)的通話容量、質量，很大程度取決于交換機的技術水平。

世界固定電話發(fā)展已經有一百多年，交換技術主要經歷了人工式、步進制、縱橫制、準電子、程控五個大階段。

世界首部程控電話交換機在1970年由法國人研制成功，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擁有了成熟的機型投入運營，隨后程控化步伐開始加快。

電信設備特別是電話交換機也是制約中國電信業(yè)快速發(fā)展的重要因素！

當時中國的電話交換機只有原來電子部以及郵電部的兩個工廠生產，產品還是已經落后的縱橫制交換機，一年的產量也不過10萬線左右的容量。

因此當時中國一年電話數(shù)目最多能增加幾十萬部。

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國產的縱橫制設備才剛剛趨于成熟并開始產業(yè)化。

上程控證是上縱橫？

是按部就班分三步走——縱橫制、準電子、程控，還是分兩步走先上縱橫制再跨過準電子上程控？

縱橫制交換機容量小，體積大，征地拆遷和局房改造周期太長，靠縱橫制交換機解決供需矛盾不可能。

發(fā)展程控交換機才是明智的選擇！

經過嚴謹?shù)募夹g對比和深思熟慮之后，我國郵電部的專家和領導們做出了決策：直接上最先進的程控交換機。

在郵電部和福建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福建省郵電管理局成為首個吃螃蟹的部門，完成了一次極為精彩的引進談判。

1980年12月24日，福建省郵電管理局與富士通株式會社簽訂了引進 FETEX -150程控交換機系統(tǒng)的合同，全部設備包括程控市話交換系統(tǒng)10000門、長途自動交換系統(tǒng)500線、脈碼調制（PCM )60個系統(tǒng)、一個計費中心，還有2000部電話機。

經過我國專家們的爭取和談判，這套系統(tǒng)的總價幾乎為當時國際市場價格的一半（這是日本富士生產的首套系統(tǒng)，當時還沒有成功運營的經驗）。

1982年11月27日，中國第一套萬門程控電話交換系統(tǒng)在福州開通了，為中國當代通信史寫下了濃重的一筆。一夜之間，福州的電話通信水平實現(xiàn)了歷史性的跨越，一下子從第二代的步進制躍升到國際上還沒有普遍采用的第五代全數(shù)字程控交換。

在福州電信局的成功示范之下，國內其它省份的電信局也紛紛從國外進口程控交換機。

考慮到中國的人口體量，中國立馬成為國際程控交換機生產企業(yè)垂涎的市場。

1985年國外程控交換機企業(yè)聞風而動，AT&T、諾基亞、愛立信，紛紛跑來設立辦事處。

在這些國外通信企業(yè)的“幫助”下，我們國家很快就進入了“七國八制”的混亂發(fā)展階段。

七國八制：當時中國通訊市場上，總共有8種制式的機型，分別來自7個國家（日本、比利時、美國、德國、瑞典、加拿大、法國等）。

引進技術的代表——上海貝爾

改革開放后，我國通過大規(guī)模引進市話程控交換機初步緩解了市話的緊張局面。

但是直接購買國外的程控交換機，代價太高?！俺炭亟粨Q機400多美元一線，價格昂貴，而且這是國外最新的技術，別人愿不愿意賣還是個問題呢。

從國外大量進口程控，國內的工廠怎么辦？十萬人的制造企業(yè)員工靠什么來養(yǎng)活？”

這是擺在郵電部門領導人面前的一個現(xiàn)實難題。

從整個國家經濟建設全局角度來考慮，要想盡快擺脫通信對經濟發(fā)展的瓶頸制約，緩解供需矛盾，除了走引進程控技術之路，別無選擇。

引進技術不能單純采取購買進口設備的方法，那樣就會出現(xiàn)重復引進、重復落后的被動局面。

在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必須考慮到國內科研和工業(yè)的后續(xù)發(fā)展，走市場換技術的道路，加快消化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最后形成我國自己的研究和創(chuàng)新能力，在更高的起點實現(xiàn)通信裝備的現(xiàn)代化和國產化。

這是郵電部門的領導和技術專家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

為能夠真正引進并掌握程控技術，經多次研究，并與國家計委會商后，郵電部擬定了與外商談判的三條原則：

(1）引進代表世界先進水平的全數(shù)字程控交換系統(tǒng)和年產30萬門的生產線；

(2）引進程控交換機的核心——大規(guī)模集成電路生產線；

(3）用部分產品返銷來補償技術轉讓和進口物資所需支付的外匯，實現(xiàn)外匯平衡。

1979年年底到1980年年初，懷揣“引進程控三原則”，郵電部陸續(xù)派出由部領導帶隊的考察團，分赴歐美、日本，開始了行程萬里的“引進之旅”。

由于程控電話交換機和大規(guī)模集成電路技術在“巴統(tǒng)”禁運清單上，郵電部尋找國外的合作方遭遇了多種困難，最終只有比利時政府和比利時貝爾公司明確答復：愿意就轉讓程控交換機技術與中方進行談判。

政府對上海貝爾的支持

上海貝爾成立初期經營遭遇了重大困難，主要原因是產品價格高，技術不成熟。

上海貝爾在生產初期通過進口散件組裝生產，但是散件的進口價格居高不下。

不僅如此，上世紀80年代初，國家對進口程控交換機整機實行免稅的優(yōu)惠政策，進口散件則征收高達20％以上的關稅，這一稅制更加大了進口整機和上海貝爾組裝的整機產品之間的價格差距。

為獲取訂單，上海貝爾決策層被迫將報價從原合營合同規(guī)定的每線280美元，壓低到實際的每線180美元至210美元，這個報價比散件成本還低了50%，真可謂“賠本賺吆喝”。但是即便如此，這個價格仍然比日本富士通等公司的報價高出30%%~40%。

上海貝爾的銷售人員在全國各地四處碰壁，不斷鎩羽而歸，拿到一個訂單簡直比登天還難。即使偶爾有一兩個單子，其訂貨數(shù)量往往也少得可憐。

從1984年到1987年，上海貝爾連續(xù)三年嚴重虧損，資金狀況持續(xù)惡化。

公司僅銷售程控交換機17萬線，虧損就高達1575萬美元，虧損額已接近當時三方股東投人的資本。

比利時貝爾轉讓的S1240機是屬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先進技術，但是由于比方軟件技術尚不成熟，造成已安裝的交換設備不能按時開通。

政府的支持

1988年5月，郵電部向各地郵電管理局正式下發(fā)了通知對購買上海貝爾S1240交換機實行財務補貼，補貼金額相當于每線設備補貼了25%；先訂合同先補貼，多訂合同多補貼；補貼政策實施兩年。

隨后海關、銀行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也接踵而至：海關總署對1988年度上海貝爾進口的22萬線程控電話交換系統(tǒng)散件，特準免征進口關稅和工商統(tǒng)一稅；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以優(yōu)惠利率的貸款，為上海貝爾提供了發(fā)展生產所必需的建設資金和流動資金；上海市政府通過久事公司貸款5000萬美元給上海郵電管理局，專項用于“七五”期間訂購上海貝爾的近20萬門交換機。

政策的頻頻出手，使危急中的上海貝爾終于獲得了喘息之機。

解決技術問題

各種政策扶植之外，最重要的還是要解決S1240程控交換機的產品成熟度問題。

郵電部由宋直元親自出面，與比利時貝爾、阿爾卡特公司就上海貝爾的發(fā)展問題進行了一攬子談判。

阿爾卡特和比利時貝爾同意加強力量，解決S1240進網運行中的技術問題，特別是軟件設計的不足，加速技術轉讓和中方人員培訓，推動上海貝爾盡快形成獨立開發(fā)軟件技術的能力和開局能力，降低散件供貨價格，積極支持S1240國產化。

上海貝爾的發(fā)展

1986年，S1240在全國的訂貨量僅為3萬線，連1985年的一半都不到。

1988年上海貝爾銷量躍升到19余萬線，當年達到盈虧平衡。

1989年生產34萬線，提前一年達到合同規(guī)定的終期年產量30萬線的目標，財務上開始累計盈余。

1989年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通信業(yè)的迅猛發(fā)展，上海貝爾扭虧為贏，開始騰飛。1989年上海貝爾的產量超過30萬線的合同目標，1990年產量直線上升到45多萬線，1991年來臨時，不但當年已簽的合同達70萬線，1992年的合同也簽訂過半。

1996年，上海貝爾實現(xiàn)交換機銷售543萬線，銷售收入45.5億元人民幣，上繳國家稅收4.9億元；

1997年實現(xiàn)銷售595萬線，銷售收入49.9億元，上繳國家稅收6.8億元；

1998年實現(xiàn)銷售785萬線，銷售收入60.6億元，上繳國家稅收7.4億元；

2000年創(chuàng)歷史新高，年銷售達到1079萬線，居世界之首。

1997年朱镕基總理視察上海貝爾時，曾鼓勵貝爾爭取達到年產1000萬線，當時幾乎沒有人敢想象，而時隔三年之后竟然變成了現(xiàn)實。

從1986年12月上海貝爾在安徽合肥開通第一個S1240市話局，到2002年上海貝爾在全國開通了八千多個程控交換局，總運行量超過7800萬線。

上海貝爾為我國的通信建設快速發(fā)展作出的貢獻。

第一，上海貝爾的存在顯著降低了我國進口程控交換機的價格。

上海貝爾實現(xiàn)良性發(fā)展后，產品就大幅度地降價，使整個郵電通信建設受益，程控交換機的價格從最初的500美元/線，降到200美元，再降到140、100、80美元，平抑了交換機在國內的市場價格，節(jié)約了大量的建設資金。國家給S1240的補貼也從中補了回來。

上海貝爾存在的作用與膠片行業(yè)的樂凱完全一樣！

第二，上海貝爾生產的程控交換機是中國固定電話發(fā)展需要設備的主要來源。

在中國電信業(yè)的面貌發(fā)生翻天覆地變化的過程中，上海貝爾和S1240扮演了重要角色。

從1986年正式建成投產往后的10年中，上海貝爾累計生產S1240交換機2500萬線，在網開通運行的S1240交換機約占全國已裝局用程控電話交換機總容重的1/3，長途交換機國家統(tǒng)一制式全部采用了S1240。

在“巨大中華”成長起來之前，上海貝爾躋身世界主要程控電話交換機生產企業(yè)的行列，是國內最大的程控交換機供應商！

第三，上海貝爾的發(fā)展培養(yǎng)了人才，培育了程控交換機的配套產業(yè)。

上海貝爾的發(fā)展培養(yǎng)了人才，鍛煉了隊伍，帶動了國內通信設備制造業(yè)的發(fā)展，為我國通信事業(yè)的騰飛作出了特殊重要的貢獻。

巨大中華的崛起（1990-2000）

八十年代全國上下都是使用國外進口程控交換機設備，中國通信網絡的在“七國八制”的年代一片混亂。

但是在八十年代，大量的中國通信設備制造企業(yè)如雨后春筍一般涌現(xiàn)，它們的研發(fā)目標就是程控交換機，尤其是技術含量較低的小門數(shù)用戶交換機。

這里面，就有兩家日后成長為世界級通信巨頭的企業(yè)——華為和中興通信。

1986年9月，深圳中興半導體公司（中興通訊的前身）從航天部西安691廠和合作單位陜西省郵電器材一廠抽調了七八個技術骨干成立了開發(fā)部，開始了程控交換機研制工作，宋忠慎就是技術骨干之一。

“當時程控交換機已是國外最先進的技術，而對我們研制組成員來說，幾乎都是門外漢，我就是從如何撥打按鈕電話開始學起交換機知識的?！彼沃疑髡f，我們買了外國的一個小機器作為參考，然后就加班加點地干，現(xiàn)在年輕人說996，我們那時候可是007呢，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基本都在工作，心里就只有一個想法，要快點把交換機做出來。

功夫不負有心人。

1987年初，用了不到半年時間，研制組成功研發(fā)出了程控空分交換機。

1989年底，國內自主設計研發(fā)的首臺ZX-500數(shù)字程控交換機問世，并于1991年榮獲航天部科技進步二等獎第一名。

艱苦的環(huán)境并未能阻擋中興自主創(chuàng)新的步伐，1992年以后，中興開發(fā)的500門農話程控交換機、2000門局用程控交換機、大型萬門市話交換機等相繼問世，中興公司也逐步騰飛。

1995年11月，中興通訊自行研制的ZXJ10大容量局用數(shù)字程控交換機獲原郵電部電信總局頒發(fā)的入網許可證，該機終局容量可達17萬線。

與中興同處深圳的華為，也抓住了國內固定電話發(fā)展的機會，開始研發(fā)程控交換機。

1993年，華為成功開發(fā)出第一代數(shù)字程控交換機C&C08型機。

1991年，年方38歲的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院長鄔江興主持研制出了HJD04(簡稱04機)萬門數(shù)字程控交換機，從而一舉打破了國外廠商的壟斷。

當時，中興與華為仍處于千門交換機的水平。

在04機技術基礎上，成立了巨龍通信設備有限公司。短短3年之內，其累計總銷售額高達100多億元，銷量超過1300萬線，成績相當驚人。

雖然大唐電信于1993年成立，但是它背靠原郵電部電信科學研究，技術與人員均來源于后者。

1986年郵電部一所就研制出了DS-2000程控數(shù)字交換機，而1991年10所又研發(fā)出了DS-30萬門市話程控交換機，并于次年投入商用。

1995年，新成立的大唐推出了SP30超級數(shù)字程控交換機，容量可達10萬門以上。

國產程控交換機在關鍵發(fā)展時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1996年，全國電話網絡建設漸入高潮，程控交換機市場的激烈競爭也開始全面進入白熱化。

隨著“巴統(tǒng)”的解散，跨國公司紛紛在中國成立合資公司，搶占程控交換機市場：除中比合資的上海貝爾之外，西門子在北京、 NEC 在天津、北電在廣東、朗訊在青島、愛立信在南京，一大批程控交換機合資企業(yè)拔地而起。

同時，進口的機型也不在少數(shù)，中國通信市場上云集了全世界幾乎所有的交換機品牌?！芭荞R圈地”成為通信市場一道奇觀。

剛剛起步的“巨大中華”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殘酷的市場環(huán)境。論品牌，跨國公司名揚世界，國產品牌鮮為人知；論技術，國外機型成熟穩(wěn)定，國產設備瑕疵眾多；論市場，國外設備根基深厚，國產設備少有認可。

“巨大中華”與跨國公司完全處在不同的重量級上。

1996年4月初，由郵電部計劃建設司牽頭主辦的“國產程控交換機用戶協(xié)調會”在北京低調舉行。參加此次協(xié)調會的廠家只有6個：郵電工業(yè)總公司、華為公司、中興公司、西安大唐、巨龍公司和金鵬的前身之一的北京華科。而全國30多個省、市、自治區(qū)的運營企業(yè)則悉數(shù)到場。

郵電部計劃司司長劉立清在會上對運營企業(yè)代表慷慨陳詞：“此次會議是支持國產程控交換機發(fā)展的重要措施，希望代表們帶著愛惜的感情支持民族工業(yè)，希望在中國市場上有國產交換機的一席之地，有我們自己耀眼的中華牌?！?/p>

這次協(xié)調會簽訂的訂貨總量超過700萬線，平均每家企業(yè)獲得的訂單超過100萬線。

經過一年的市場應用和持續(xù)改進，“巨大中華”在市場上基本站穩(wěn)了腳跟。郵電部決心再對他們“扶上馬，送一程”。不久，更大力度的政策扶持到來了。

1997年7月底，第二次國產程控交換機用戶協(xié)調會在北京再次舉辦。這一次，郵電部計劃建設司司長王建宙把郵電部的政策意圖說得更加清楚：為了支持民族交換產業(yè)發(fā)展，郵電部從1995年年底開始不再安排貸款進口程控交換機。并明確要求運營企業(yè)，在性能價格比相當?shù)那闆r下，應優(yōu)選國內廠家的產品。希望各省市區(qū)在本地網交換機的選型中至少要有一種國內自主研制開發(fā)的交換機，給民族交換產業(yè)更大的發(fā)展天地。

這次協(xié)調會共簽訂訂貨協(xié)議達1700萬線，是首次協(xié)調會訂貨量的2倍多。

1998年，“巨大中華”等國內廠商在第二代移動通信技術上取得關鍵性突破，相繼推出 CSM 交換系統(tǒng)。不久，政策的扶持就及時跟進了。這年的11月3日，“國產移動通信系統(tǒng)設備用戶協(xié)調會”在京舉辦。這是新成立的信息產業(yè)部舉行的一次重要的扶持移動通信設備制造業(yè)發(fā)展的舉措。

三次用戶協(xié)調會的成功舉辦，對于正處在成長中的國內設備制造商提供了難得的發(fā)展機遇，為他們的整體突破和快速發(fā)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98年之后，中興、華為、大唐等企業(yè)邁過了創(chuàng)業(yè)初期的門檻，實現(xiàn)了與運營業(yè)的同步起飛。

10年之后，華為成長為全球第6大通信設備制造商，中興排名第9，雙雙進入全球10大電信設備供應商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