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 馬 光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陜州夏縣人（今山西夏縣）。北宋寶元元年進士，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左仆射兼中書侍郎。神宗時期，為變法反對派的領袖，退居洛陽編修《資治通鑒》。在政治上，司馬光是北宋非常重要的中央官員，在立英宗為皇子、濮議、王安石變法、元祐更化等重大事件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在學術上，以他為代表的涑水之學是北宋中后期重要的學術流派。

在司馬光誕辰1003周年之際，今摘選《資治通鑒考異》整理說明部分內(nèi)容，以饗讀者。

《考異》與《通鑒》的關系

說到北宋著名史學家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人們往往以為這是一部為皇帝治理天下提供歷史借鑒的書，即注重其政治功效。這種理解當然不錯，也“名副其實”。但由此也容易產(chǎn)生另一種傾向：沖淡和忽視《通鑒》一書最基本的性質(zhì)，正在于嚴謹?shù)臍v史敘事。司馬光不是道學家，也不會以空洞的理論說教來啟迪帝王。他是史學家，其肩負的使命是向帝王講述歷史上各王朝之成敗興亡，以總結(jié)其中的經(jīng)驗教訓。

毋庸贅言，這些總結(jié)是否能有效地用來指導政治實踐，取決于對歷史的理解是否準確，即《通鑒》把握史實的精準度。通過史料來確定史實，是古代史學家最基本的工作，也是其最高準的。《通鑒》一書撰成，前后凡易十九寒暑，何其慎重其事。司馬光與其助手如何能保證該書的質(zhì)量，充分占有史料自然是第一步。但史料多有多的麻煩，少又有少的苦惱，且真?zhèn)螉A雜，信疑兩難，如何從中鑒別提煉出可信的史實，這是任何高明的史學家都會遭遇到的困擾。能否找到出路，從繁化簡，由晦轉(zhuǎn)明，史家的高下優(yōu)劣，由此判然而分。《資治通鑒考異》三十卷，正是司馬光記述如何處理紛繁復雜的史料，通過考訂鑒別史實，從而纂成信史的一部專書。

《考異》是《通鑒》的輔翼之作，也是《通鑒》的直接副產(chǎn)品之一。它的編纂，是與《通鑒》同時間、同步驟進行的。北宋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四月，英宗詔司馬光自選助手，設立書局于崇文院，開始正式編修《資治通鑒》。其助手先后有劉恕、劉攽、范祖禹三人?！锻ㄨb》編修的方法是，先標列事目，排比史料，以為《叢目》；繼而就史料異同詳略，考訂抉擇，以成《長編》；這些都由助手分任，最后由司馬光刪正定稿。

編次《叢目》，是對史料搜集整理列目編年的過程。司馬光要求助手先取一部較為原始可信的正史或編年史為綱（如唐史則用《實錄》），將史事依年月日標目列出，然后把所有參考書籍中凡與史事相關涉的材料，皆依年月日添附在提綱中，作成一部編年體的資料事目匯編。這部《叢目》中既有相同、相似的記載，也包含大量互相違戾的史料。因此，編次《叢目》的過程，就已經(jīng)藴含了《考異》資料的搜集整理。撰修《長編》，則是在《叢目》的基礎上，對搜集整理好的史料進行取舍鑒別，并寫成《通鑒》草稿的過程。司馬光要求將《叢目》所錄關于一時一事的史料全部檢出：“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并作大字寫出。若彼此年月事跡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jù)分明、情理近于得實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為敘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奔匆钥加啚檎_的史料撰成《長編》正文，而相違戾抵牾的史料以及編纂者的取舍緣由，則以《長編》附注的形式加以保存，這就不僅為《通鑒》刪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為《考異》的纂輯準備了素材。《資治通鑒》定稿，由司馬光親自捉刀。他審核《長編》中已備的考證鑒別，以凝練為《通鑒》，另將附注中的材料編纂成《考異》。

簡而言之，纂輯《叢目》，是廣泛搜集史料并進行編年整理的過程；撰寫《長編》和附注，是鑒別各種史料之異同真?zhèn)?，以供取舍，確定信史；而提出考訂的理由和結(jié)論，則是為取信于時人后世。司馬光在《與范內(nèi)翰論修書帖》的夾注中，曾經(jīng)對如何在《長編》附注中保存不同的史料和取舍緣由，作出嚴格的規(guī)定：“先注所舍者，云某書云云，今按某書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薄犊籍悺返母鳁l，也正是按照這樣的體例編寫起來的。

然而，司馬光對于《考異》，絕非僅有編次之功。首先，《考異》這種史書體裁，是司馬光首創(chuàng)的?！犊籍悺酚兄暾南到y(tǒng)，全書三十卷，二千九百七十七個條目，依據(jù)《通鑒》編年的次序，上起戰(zhàn)國，下迄五代，分屬于周、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十五紀（秦無考異），與《通鑒》的編年體各紀相輔相成?！犊籍悺返捏w例嚴整劃一，每個條目必先取《通鑒》文句標明所考訂的事目，然后逐一列舉各種文獻的不同記載，最后說明自己的考訂意見和取舍依據(jù)。

其次，對于助手在《長編》中鑒別處理過的史料，司馬光并非一味承襲，而是做了認真的審核訂正。若《長編》的考訂正確，便取之直接編入《考異》。如《考異》卷二淮陽王更始二年“刁子都”：“范《書》作'力子都’。同編修劉攽曰：力當作刁，音雕?！庇秩纭犊籍悺肪砣鬂h隱帝乾佑三年“帝為亂兵所弒”條，先注明張昭《漢隱帝實錄》、薛居正《舊五代史》《漢隱帝紀》、《周太祖紀》都記載隱帝為郭允明殺；接著引劉恕曰：“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弒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后諱之，因允明自殺歸罪耳?！弊詈笏抉R光按：“弒帝者未必是允明，但莫知為誰，故止云亂兵。”這里司馬光不僅采納了劉恕的后漢隱帝非郭允明所殺的考證，而且進一步解釋了《通鑒》正文“亂兵”一語的意涵。若司馬光不同意《長編》的考訂，就選取自己認為正確的史料收入《通鑒》，并在《考異》中加以說明。如《考異》卷二十九后唐莊宗同光元年“吳越王镠始建國置百官”條，先舉劉恕《十國紀年》載錢镠如何奢靡荒恣，再列《吳越備史》、錢易《家話》記錢镠如何節(jié)儉，然后曰：“劉恕以為，錢元瓘子信撰《吳越備史》、《備史遺事》、《忠懿王勛業(yè)志》、《戊申英政錄》，弘倧子易撰《家話》，俶子惟演撰《錢氏慶系圖譜》、《家王故事》、《秦國王貢奉錄》，故吳越五王行事失實尤多，虛美隱惡，甚于他國?！弊詈笏抉R光加按語云：“錢镠起于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事，蓋其子孫所為也。今從《家話》?！睂τ趨窃酵蹂X镠的行事，司馬光不同意劉恕的考證，于是改取錢易《家話》的記載修入《通鑒》，并在《考異》中對劉恕的意見作了辨析。

經(jīng)過十九年的不懈努力，宋神宗元豐七年（一〇八四），《資治通鑒考異》與《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目錄》成書。十一月，司馬光上《進書表》，將三書同時上呈。

《考異》的獨特價值

元佑元年（一〇八六），宋哲宗下旨，《資治通鑒考異》與《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目錄》三書于杭州鏤版刊刻，《考異》單行本開始流傳于世。宋末元初，胡三省注釋《資治通鑒》，將《考異》各條散入《通鑒音注》之中，《考異》出現(xiàn)第二種形式的傳本。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獨立的學術價值，《考異》單行本并未湮滅，明清兩代皆有刊刻、鈔錄，流傳不絕。

《考異》是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一部說明修史時如何取舍鑒別史料以考訂史實的專書。自古史家著述，都必定對史料下過一番辨證取舍的工夫，但自創(chuàng)一書，把修史時利用的書籍資料以及對史料的整理考訂情況記錄下來的卻幾乎沒有。東晉孫盛作《魏氏春秋》三十卷與《魏陽秋異同》八卷，似為《通鑒》之有《考異》之濫觴。惜兩書久佚，僅于裴松之《三國志注》存錄片斷，《考異》所采均出自裴《注》，已無法窺見孫氏二書之全貌。劉宋裴注《三國志》，“博引載籍，增廣異聞，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讀者昭然共見”。但其注的主要目的還是博采眾書以補闕疑、備異聞，雖有所辨正補訂，卻并未形成考訂史料的完整體系。司馬光首創(chuàng)《考異》體裁，將浩如煙海、種類繁多且真?zhèn)螉A雜的原始材料逐一列出，并完備地記錄《通鑒》如何進行史料的甄別考訂，判斷真?zhèn)?，取信存疑，從而成為一部具有嚴密系統(tǒng)和統(tǒng)一體例的專書。《考異》的內(nèi)容極為豐富，包括對史時、史地、史事、歷史人物、典章制度等多方面的考訂辨正。故《四庫全書總目》指出：“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實自光始?！碑斒枪手摗?/p>

《考異》又是探究《通鑒》史料來源的主要途徑。為了編撰《資治通鑒》這部編年史巨著，司馬光及助手們“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上抉R光并未留下完整的參考書目，告訴后世《通鑒》修撰究竟憑借了哪些書籍，只能通過《考異》以略窺其涯涘?！犊籍悺芬C書籍資料凡三百四十八種，除了從《史記》、《漢書》到《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的十九部紀傳體正史外，還有種類豐富數(shù)量繁多的編年史、實錄、起居注、雜史、霸史、文集、奏議、譜錄、行狀、別傳、墓志、碑銘、地志、小說、政書、類書等等。這些雖非《通鑒》參考書籍之全部，但已經(jīng)充分顯示《通鑒》史料來源的廣博。分析《考異》對于這些書籍資料的引證考訂和采擇情況，不僅可以了解《通鑒》在編寫各朝各代歷史時史料的主要來源和基本依據(jù)，還能知曉《通鑒》在記述某一具體史事時根據(jù)的是哪些文獻資料。

《考異》還是研究司馬光及其助手的考史方法和治史態(tài)度的最好依據(jù)。《考異》對于史料的考訂形成了一套完備的體系，其中運用了諸如推歷、反證、推理、溯源、常識判斷、文字校訂、存疑等方法，對史料進行嚴格精確的審核，以辨析真?zhèn)?，決定棄取。有時為了辨正一條史料，引書多至十數(shù)種，并綜合運用多種方法進行考證。這對于考察和借鑒司馬光甄別史料的方法和特點，有著極大的幫助。司馬光編纂《考異》的宗旨，是要“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涂”，“使讀者曉然于記載之得失是非，而不復有所歧惑”，以免后世學人在研讀《通鑒》時，把司馬光舍棄的材料再用作糾正《通鑒》不足的根據(jù)。但是司馬光敢于自創(chuàng)《考異》一體，“既著采摭所自，又明去取之由”，正反映了他治史的嚴謹態(tài)度和坦蕩胸懷，充分自信對史料的考訂精審可靠，故不懼后人利用《考異》的材料來訂正自己的錯誤，或者說這正是他的意圖。惟其如此，《考異》與《通鑒》并行九百多年，雖有人指出過司馬光取材考證的某些不足，但《通鑒》作為一部既取材宏富又事實詳核的信史而享譽后世，《考異》之功實不可沒。

《考異》考訂史料的諸多方法，對后世史學的發(fā)展影響深遠。

譬如司馬光非常重視史書源流的考察，并由此確定史料的真?zhèn)闻c取舍。南北朝時期，南北分裂，政權(quán)興替頻仍，因此，這一時期多部紀傳體正史并存，既有斷朝為史的《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等八書，又有通代為史的《南史》、《北史》。司馬光對南北二史評價頗高：“敘事簡徑，比于南北正史（指八書），無煩冗蕪穢之辭?！比欢褪吩囱?，李延壽根據(jù)八書纂成二史，故當八書與二史抵牾時，《通鑒》往往多取八書而少采二史。又如《考異》指出《唐懿宗實錄》、《新唐書》因誤讀林恩《補國史》，而錯載段文楚“更改舊制”的時間，也是通過考察三書的史料淵源，既辨明史事真?zhèn)?，又厘清致誤之由。對于同樣記述五代前蜀、后蜀史事的張與句延慶兩部《錦里耆舊傳》，司馬光雖對張《傳》評價不高，卻也肯定其“敘事甚詳，茍無此書，則仁厚功業(yè)悉沉沒矣”。而“句延慶《耆舊傳》止于鈔改張《傳》為之”，史料源于張《傳》，卻又胡亂改移年歲，故對句《傳》不甚引取。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史學大師陳垣先生在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創(chuàng)設史源學實習（又名清代史學考證法）課程，以《廿二史札記》、《鮚埼亭集》、《日知錄》等清代典籍為讀本，教授學生“追尋其史源，考證其訛誤，以練習讀史之能力，儆惕著論之輕心”，陳垣先生注重史源以考證史事，無疑是受到司馬光《考異》的影響。

年歲月日的確定，是記載歷史不可或缺的元素，編年體史書尤其如此。根據(jù)氣朔閏月與干支紀年、紀日等方法推定年歲月日，是考訂歷史時間的有效方法。《考異》開篇第一條，即運用推歷法據(jù)北宋劉羲叟《長歷》考訂戰(zhàn)國紀年，指出《漢書·律歷志》與《史記·魯世家》集解引皇甫謐所紀“歲次皆合”，而《史記·六國年表》則“差繆，難可盡據(jù)”。至于根據(jù)歷史上的朔閏結(jié)合干支紀日法考證史籍記載的日月舛誤，《考異》中更是多見。司馬光還將《長歷》的氣朔閏月載入《通鑒目錄》。一九二五年，陳垣先生創(chuàng)制《二十史朔閏表》，其中漢代至五代的朔閏，即依據(jù)《通鑒目錄》所載劉氏《長歷》。這是對前代史學家運用推歷法考證歷史時間的發(fā)展，成為歷史年代學的經(jīng)典之作，為治史者不可或缺之工具書。

上世紀三十年代，陳垣先生在《元典章校補釋例》中歸納出“校法四例”，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儼然成為校勘古籍的四種基本方法。夷考其實，這些方法正是司馬光考訂鑒別史料的常用法，亦可稱之為對證、本證、他證、理證法。

對證是以同書的不同版本對勘，以查找諸本之異同，糾正記載的訛誤?！犊籍悺氛饕喙獭稘h書》，就使用了《漢書》、《漢書》舊本、兩浙錢王寫本《漢書》三種版本。對于韓愈等修撰的《唐順宗實錄》，更參考了七個版本，其中“五本略而二本詳”，《考異》引用時“以詳、略為別”。

本證乃是以同書的相關部分互證，抉摘異同，訂正謬誤。其運用在《考異》中俯拾皆是，特別是紀傳體正史，如以《史記》的本紀、世家、表、志、傳記相勘，《晉書》的本紀、傳記與載記互證等等。

他證則比他校的范圍寬泛得多。他校法，是以他書校本書，主要指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后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并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而《考異》中，凡一史事有多種記載，皆可以諸書互證，考訂真?zhèn)?。不僅紀傳體正史之間，《史記》與《漢書》、《后漢書》與《三國志》、八書與二史、《隋書》與新舊《唐書》、新舊《唐書》與新舊《五代史》等可以相互訂正；紀傳史與編年史之間，《漢書》與《漢紀》、《后漢書》與《后漢紀》、新舊《唐書》與《唐實錄》等亦可參據(jù)考證；甚至文集奏議、譜錄行狀、墓志碑銘、地理小說、政書類書等，皆可援據(jù)以訂正史書之記載。

陳垣之所謂理校，是凡無古本可據(jù)，或數(shù)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使用的?？狈?。司馬光之理證法同樣如此。此法既為迫不得已之法，故風險必多，然亦最見史家之眼光識力。凡一史事記載各異難于判定之時，《考異》多用理證之法。例如根據(jù)張九齡《白羽扇賦序》和敕報，說明唐玄宗是“以盛夏遍賜宰臣扇，非以秋日獨賜九齡”，從而駁正《明皇雜錄》與《新唐書》記述張九齡獻賦是惶恐棄捐的錯誤。又如《大業(yè)雜記》載隋煬帝欲殺楊素，毒酒誤飲元德太子致死。《考異》則據(jù)理指出：“它書皆無此說，蓋時人見太子與素相繼薨，妄有此論耳?！?/p>

還須指出，上述諸法非止單獨運用，《考異》常常諸法并用，故其分析史料，辨識真?zhèn)?，為后世所服膺?？梢哉f，司馬光考訂鑒別史料的方法，經(jīng)后世史學大師的傳承光大，方有近代史學和文獻學的巨大進步。

《考異》還保存了大量豐富的史料。在它引據(jù)的近三百五十種書籍資料中，很大部分已經(jīng)湮沒無聞。有些文獻在目錄書中雖有著錄，但因久已散佚，其形式內(nèi)容已不可曉。還有些書籍甚至目錄書亦不見著錄。然而由于《考異》保存了這些書籍的片斷材料，使后世得以窺其大略。如唐代原有各朝實錄二十三種，除韓愈《順宗實錄》外，其他均已亡佚。然而《考異》的隋、唐、五代各紀中，摭引唐代實錄尤多，甚至超過《舊唐書》與《新唐書》，既展示了唐代各朝實錄的大致情況，也為唐史的研究保存了大量原始資料，成為后世輯佚家憑依的重要書籍。

由是可見，《考異》的價值不僅在于可以深入探討《通鑒》本身的許多問題，而且對研究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對史源學和文獻學史，也都具有他書無法取代的作用。司馬光于《通鑒》修成時，不將《考異》作為《通鑒》的附注，而與《通鑒目錄》一并以單行本刊刻，正是考慮到《考異》獨立成書的重要價值。這也正是白壽彝先生堅持以《考異》獨立出版之緣由。

北京師范大學 邱居里

二〇一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