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社會集體意識也為家庭賦予了區(qū)分較為明顯的父母的角色身份，父親與母親的角色責任劃分進一步導致了焦慮密集的母職，以及低參與的父職。筆者通過詢問身邊的教育工作者A老師了解到，在幼兒園階段，基本由母親負責照料孩子；當教師出面處理學生個人問題時，也會優(yōu)先聯(lián)系孩子的母親，A老師戲稱幼兒園的爸爸們“都擺爛了”。而進入到初高中階段，父親的出面次數(shù)逐漸增加了，但多數(shù)參與的是與子女成績相關的問題，母親依舊是家校聯(lián)系的“代言人”。

      學者林曉珊曾指出，母職的焦慮是從“準媽媽”開始的，對母職焦慮的研究幾乎涵蓋了孩子孕育、撫育、教育的各個階段。如今的母親們承擔著過多的身份，她們既要擔任孩子的主要“撫育者”，孩子生活乃至未來的規(guī)劃者，與孩子情感連接的主要溝通者，日常生活中柴米油鹽的籌備者，又不能忘記忙碌于自己的事業(yè)。母親的職責變得繁雜且相互交匯，甚至顯得有些混亂。社會與在家庭的職能之間產(chǎn)生的種種沖突，讓母職的焦慮愈發(fā)嚴重，并且投射到了子女身上。

      而社會對于父職的期望則是家庭的“供養(yǎng)者”，是家庭的話語權(quán)和權(quán)威。父親的家庭責任更多地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供養(yǎng)，這基本被認為是父親對家庭的個體責任，這一社會期望看起來根深蒂固，比如當問起誰該主要負責家庭經(jīng)濟來源時，答案往往是父親。父職的單一化，也導致父親對孩子日常照顧的缺席。

      上文提到低參與的父職，其實我更愿意稱為模糊的父職。我們的社會并沒有對父親的職責做出一個明確的定義或劃分。如今關于母親在家庭中職能的建議有許多，但關于父親在家庭中的“缺位”好像沒有太多可實施的解決方法。一方面，在有關父職缺位的討論中，公眾并未特別關注這些加劇育兒壓力的外在社會因素，而是試圖從家庭內(nèi)部尋求解決方案，呼吁由父親來承擔孩子的照料和養(yǎng)育工作。[1]但另一方面，男性從制度上就很難獲得充足的育兒時間，社會給了男性更多的人力資源機會，也因此無法給父親太多“行父職”的機會。試想身邊有多少“全職爸爸”呢？讓爸爸們?nèi)簧疃葏⑴c家庭教育，似乎并不現(xiàn)實，甚至給父母雙方都會帶來一定程度上的“家庭教育內(nèi)卷”，使雙方都更加疲憊。

      而對于母親，社會的進步使得女性地位得到提高，但是否能回歸家庭似乎仍然是評判女性是否是一個合格母親的標準。一個常年在外出差的媽媽，往往會受到類似于“不顧家”“不管小孩”的譴責。社會給予女性更多的資源，卻也隱含著對女性的更高要求，既不提倡“全職媽媽”，又要求母親“顧家”，甚至在如今教育資源不平衡，以及內(nèi)卷現(xiàn)象嚴重的大環(huán)境下，教育的母職化又將母職焦慮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有人說“減負是家長的增負”，對普通家庭來說，雞娃同時還得雞自己，誰又來為這些焦頭爛額的父母吶喊呢？

      總之，父職缺位與母職焦慮是長期社會集體意識推動的產(chǎn)物。首先是男主外與女主內(nèi)的傳統(tǒng)分工雖在理論上受到擯棄，但在現(xiàn)代家庭中依舊普遍；其次是角色身份不同，父親供養(yǎng)者與母親撫育者的責任劃分明確而固化，導致一系列沖突；最后是社會問責迥異，對父職和母職的要求相區(qū)隔。要解決這些問題而促進父親與母親職責的融通，還需要社會進行長期的探索，并將之努力付諸實踐。

[1]唐詠.被建構(gòu)的焦慮母職和參與父職：基于深圳中產(chǎn)階層家庭教育的質(zhì)性研究[J].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06):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