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二日，廣田外相終于把德國大使召到外務省來，將日本政府對蔣介石十二月三日信件的答復交給他。正如廣田已經(jīng)在十二月十日所暗示的那樣，日本人現(xiàn)在要求蔣接受比十一月轉達給他的條款更為苛刻的新條款。 [ 注：該條款載《外務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86頁。F·C·瓊斯的《一九三一——一九四五年日本東亞新秩序的興亡》第65頁從德文譯本引的該條款，內(nèi)容稍有出入。 ] 根據(jù)未次海軍大將的建議，日本故意使新建議的內(nèi)容含糊不清。其要點如下：中國必須正式承認滿洲國，這個要求在先前提出的條款中是沒有的；必須同意在華北和內(nèi)蒙古建立一個（范圍未定的）非軍事區(qū)；必須償付“適當?shù)馁r款”，這是又一項新要求；并且必須同意在華北建立一個特殊的政治機構，以實現(xiàn)日華滿三國的共榮。狄克遜要求對此點加以澄清，但廣田只說，他所設想的華北“特殊政治機構”是一個擁有“廣泛權力” 的政權而且這個政權“不一定是隸屬于蔣介石政府之下的”。 [ 注：見《外務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87頁。 ]

　　 狄克遜對條款措詞之含糊、內(nèi)容之苛刻感到十分不安。在此后幾天里，他又多次要求廣田作詳細說明。他說，如果不加以說明，那就很難設想中國人會接受這些條款。同時他很不高興地向柏林發(fā)出電報說，他確信日本領導人并不期望對方接受新的條款。狄克遜說，確實日本人希望對方對此加以一一拒絕，以便他們有借口來繼續(xù)進行其消滅國民黨政府的戰(zhàn)爭。廣田不但沒有說明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條款，反而把這些條款變成一項最后通牒：中國必須在年底左右表示準備接受“所有這些”條款，否則日本將“不得不從完全不同的觀點出發(fā)來“處理當前的局勢”。 [ 注：狄克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給德國外交部的報告見《一九一八— —一九四五年德國外交政策文件：選自德國外交部檔案》第一卷第802— 803頁。 ] 不僅和平條款的內(nèi)容含糊，甚至連威脅的措詞也很不明確。

　　 據(jù)河邊虎四郎大佐說，多田將軍曾一再推遲進攻南京的決定。他曾經(jīng)爭辯說，占領敵人的“京城”非但不能象松井將軍和其他人所保證的那樣會加速蔣的投降，反而會使和平解決成為不可能。 [ 注：見河邊虎四郎的《恒德親王和河邊虎四郎少將的會晤記錄》（載現(xiàn)代史資料》第十二卷第437頁）。 ] 然而有人向多田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要他批準這次進攻。等到他自己的作戰(zhàn)課課長河邊大佐也倒向了那些敦促他改變主意的人們時，他終于讓步了，并在十二月一日下令向南京進軍。盡管如此，他還是得到了一點可以算是勝利的東西。他在發(fā)布進軍令時加列了一個條件：攻占南京一事不得“妨礙將來同南京政府達成和議”。 [ 注：克勞利的《日本謀求自治》第358頁引外務省檔案。 ]

　　 但是，跡象日益證明，文職和軍方的領導人都決心要摧毀國民政府而不想和它打交道，多田將軍和他手下反對這種政策的參謀人員也變得越來越堅決了。這個反對力量的中心是作戰(zhàn)部以堀場一雄中佐為首的戰(zhàn)爭指導課。堀場后來成為本書所涉及史實的最重要的編年記錄者之一。他同他的上司河邊一樣，也是石原莞爾的門生。堀場是一個研究蘇聯(lián)及其經(jīng)濟計劃的專家，在駐蘇聯(lián)和駐波蘭的武官處工作多年。他回到日本后，和石原一起制訂了發(fā)展日本和滿洲工業(yè)的五年計劃。 [ 注：關于堀場一雄的這點介紹是從稻場正夫與原四郎為堀場的《支那事變戰(zhàn)爭指導史》寫的序言（第一卷第3—7頁）中摘錄的。 ]

　　 政府決定把對中國的要求加以升級一事受到堀場所在單位的極力反對。他后來回憶說，“他們（擴張主義派）激怒了我們，我們下定決心要頂住他們，我們要自告奮勇把我們的國家從險境中拯救出來?！?[ 注：《支那事變戰(zhàn)爭指導史》，第117頁。 ] 堀場堅信：是近衛(wèi)在極力推行同國民黨政府決裂的強硬政策，以便把這一整套堅決的政策提交新的一屆國會，這一點使他特別感到忿怒。總之，他深信，近衛(wèi)寧可危及國家的命運，而不愿作出政治上較難推行的決定。堀場和他的頂頭上司河邊討論了這個問題，但是河邊卻懦怯地向上級屈服了。他說：“上級已經(jīng)作了決定，現(xiàn)在除了服從命令，沒有什么別的辦法了。”堀場發(fā)現(xiàn)河邊“在嚴酷的環(huán)境中缺乏反抗和斗爭的勇氣”。 [ 注：《支那事變戰(zhàn)爭指導史》，第116—118頁。 ] 他說：這也是意想得到的事。

　　 堀場把河邊的意見傳達給了戰(zhàn)爭指導課的幾個同事聽，他發(fā)現(xiàn)他們?nèi)匀挥袥Q心要干到底。他們決定要堀場去見陸軍次官梅津將軍，設法使他感到極其有必要回到原來提出的和平建議，因為那個建議已被蔣介石作為協(xié)商的基礎而接受了下來。高島少佐也同樣要去見參謀次長多田將軍。堀場的使命毫無結果，但是多田將軍則頗受感動，這可能是由于他的下屬進行了強烈的呼吁，也可能是出自他自己的信念。他決定去作最后一次驚人的努力，以防止這次外交嘗試遭到破壞。他將此事稟奏天皇裁決。

一月十一日的御前會議

　　 上一次利用御前會議來決定國策還是在日俄戰(zhàn)爭期間。多田顯然認為，如果迫使內(nèi)閣和軍方到天皇面前討論解決支那事變的辦法的話，他們就非得提出一項較為寬大的對華政策不可。其實天皇對和平協(xié)商的進展是很關心的，看來多田可能知道這一點。多田希望一項比較有克制的政策會獲得天皇的批準，從而成為無可爭議的國策。正如近衛(wèi)說的，“（多田）希望能夠制止最近由松井和寺內(nèi)等人提出的極端強硬的意見，用'已經(jīng)御前會議決定’這樣一句話去封住他們的嘴。” [ 注：見原田熊雄的《西園寺公爵與政局》第六卷第203頁。 ]

　　 海軍省和外務省都不想召開這樣的會議。近衛(wèi)顯然也不想這樣做，這可以從他對多田的評價判斷出來：“多田是一個莫明其妙的人。我有時都在奇怪，他怎么竟會走得那么遠?！?[ 注：見原田熊雄的《西園寺公爵與政局》第六卷第203頁。 ] 不過，近衛(wèi)希望避免召開御前會議的動機并不單單是為了推行他自己對支那事變的主張。作為高貴的藤原家族中地位最高的一支后裔（在日本歷史的初期，日本的天皇和皇后就是從藤原家族選出來的 [ 譯者注：原文如此。 ] 。），近衛(wèi)一直力圖不去驚動天皇，免得他費心去調(diào)解派別爭論的問題。在舉行關于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那次有歷史意義的御前會議以前，天皇幾乎始終沒有積極地參加過決策。 [ 注：大衛(wèi)·伯蓋米尼的《日本天皇的陰謀》（紐約，一九七一年）一書是在本書付型后出版的，因此我無法對他書中的主要新論點加以評價。這些論點是以這樣的副標題加以概括的：“裕仁天皇如何將日本引向對西方作戰(zhàn)”。 ] 不過，要是天皇偶爾皺一下眉頭，或者向內(nèi)閣提出一個為難的問題，那就會引起巨大的惶恐并促使內(nèi)閣重新考慮那些看來已使天皇感到不快的問題。

　　 在參謀本部的堅決要求下，近衛(wèi)同意召開御前會議。但他首先想出一個辦法，保證會議的召開不至于有損天皇至高無上的尊嚴，他說服宮廷官員向天皇奏明，會上將要提出的政策早已由政府確定下來了，因此他也就不必再查問了。 [ 注：見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文件第3090號。 ] 近衛(wèi)當然不僅僅只是為了要保持天皇的尊嚴，而且還要保證參謀本部的政策得不到天皇的批準。相反地，天皇的緘默可以被所有與會者看做是贊同政府的政策。近衛(wèi)的手腕以及他能夠這樣地操縱御前會議頗能說明：軍人雖有直接上奏天皇的權利，但這種權利顯然并不象乍看起來那么有用。近衛(wèi)成功地操縱決策過程這一點，把他自己（在戰(zhàn)后回憶錄中所說）的話大大地打了一個折扣。他說，他曾經(jīng)努力阻止強硬派將領們把日本投進戰(zhàn)爭的深淵，可是勞而無功?？肆_利寫道：“近衛(wèi)把對華戰(zhàn)爭的責任推到軍國主義集團身上的做法，把與他同時代的人和歷史學家們都弄糊涂了。他這樣做也未免太妄自菲薄了，譬如說，他置自己靈巧的政治領導于何地？” [ 注：見克勞利的《日本謀求自治》第393頁。 ]

　　 一月十一日下午兩點鐘，日本的十一位最高級文武官員聚集在皇宮的東廳，圍著兩張長方形的桌子坐下，天皇坐在桌首的高壇上。坐得最靠近天皇的是陸軍參謀總長閑院宮和海軍軍令部總長伏見宮兩位親王。陸軍參謀次長多田將軍和海軍軍令部次長古賀峰一將軍坐在末席，離天皇最遠。廣田外相宣讀了《處理支那事變的根本方針》，奏請?zhí)旎逝鷾剩@項政策是在當天早晨才由內(nèi)閣通過的。 [ 注：《處理支那事變的根本方針》在堀場一雄的《支那事變戰(zhàn)爭指導史》第一卷第123頁中提到。 ] 接著閑院宮大將就概括地提出了參謀本部被磨去了棱角的保留意見，最后表示贊同內(nèi)閣的決定。日本人遇事一向力求取得一致意見的這一傾向占了上風，也就顧不上所爭論的問題究竟有多么緊要了。在其一他與會者發(fā)表了類似的溫和保留意見后，五十五分鐘的會議便告結束。天皇一句話沒說便退席了。由此產(chǎn)生的《根本方針》，不僅肯定了擴張主義派所提出的最苛刻的要求，而且還要對中國發(fā)出另一道最后通碟。上述苛刻的要求包括賠款以及建立“一個在華北享有廣泛權力的……新政治機構”。

　　 兩天以后，核心內(nèi)閣在一月十三日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把最后通牒的時限定為七十二小時。如果國民黨政權在這個限期內(nèi)不接受《根本方針》的條件，日本就要“消滅”它或者采取措施把它合并到一個新的中央政府中去。這個在日本幫助下組成的新政府將是這樣的一個政府：“日本可以與之協(xié)商以調(diào)整彼此的關系，并將和它合作以實現(xiàn)中國的新生?！笔聦嵣?，內(nèi)閣已經(jīng)在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會議上確立了這項政策，而且比一月十一日的文件更為明確地宣稱：新近成立的臨時政府“成為新生的中國的中心力量之前，將予以擴大和加強”。 [ 注：《支那事變戰(zhàn)爭指導史》，第136頁。也見石射豬太郎的《外交家的一生》第302頁。 ]

一月十五日的大本營、政府聯(lián)席會議

　　 《根本方針》的內(nèi)容雖然嚴厲，但同三周以前委托狄克遜轉達給中國的四個含糊的條件相比，至少它的條款還較明確。然而廣田外相并沒有按照御前會議的指示轉達這些條款，隨著最后通牒的限期即將屆滿，他對中國外交部長要他作補充說明的請求置若罔聞。沒有什么比廣田故意保持緘默更能說明日本政府已經(jīng)決定和蔣破裂了。其實，在一月十六日以前，廣田連以七十二小時為限期的最后通牒都沒有讓狄克遜知道，可是到了一月十六日限期已經(jīng)屆滿。 [ 注：但是德國駐東京大使館參贊于一月十二日接到外務省官員的通知說，如果到一月十五日還沒有接到中國的答復，日本就要“保留她的行動自由”。（見普雷塞森的《德國和日本：對一九三三——一九四一年間極權主義國家外交的研究》第141頁） ] 在一月十五日舉行了一整天爭論很激烈的聯(lián)席會議上，多田就長期戰(zhàn)爭意味著有災難性的后果提出了警告，并且再次要求澄清所提條件的內(nèi)容以及延長最后通碟的期限。但是海相米內(nèi)光政的話使他怒而不語，米內(nèi)聲稱：“如果參謀本部不信任政府，那末不是參謀本部辭職，便是政府辭職。” [ 注：見矢部貞治的《近衛(wèi)文麿傳》第一卷第468頁。 ] 大家心里都明白，米內(nèi)究竟是在要求哪一方辭職。

　　 從閑院宮和近衛(wèi)的交談中，更可以明顯地看出政府不肯一讓步的態(tài)度。親王問廣田，如果在“不以蔣介石為對手”的政策宣布后，蔣說他想要和平，那怎么辦，廣田一下子無言以對，近衛(wèi)便接著回答說：“絕對不（和蔣）打交道?！?[ 注：《近衛(wèi)文麿傳》第一卷第468頁。 ]

　　 一月十五日的聯(lián)席會議對多田來說，日子是很不好過的。唯一支持他的是海軍軍令部次長古賀峰一。杉山陸相把中國沒有答復日本的要求這一點看成是有意拖延時間，因而站在政府一邊要求同蔣破裂。正如堀場所評論的那樣，“這次會議說明參謀本部和陸軍省之間存在著矛盾，其程度并不下于政府和帝國大本營之間的矛盾。” [ 注：見堀場的《支那事變戰(zhàn)爭指導史》第一卷第130頁。 ]

　　 在下午近傍晚的休會時間里，疲憊不堪的多田回到參謀本部，把政府堅決要同國民黨政府斷絕關系的情況告知他的下屬：近衛(wèi)、杉山、廣田和其他人都對中國人“無誠意”表示不耐煩，都說再談判下去也沒有什么用處，所以日本應該鮮明地采取堅定的立場。在陸軍參謀本部里，有一個集團（以堀場中佐為核心）告誡多田不要屈服于那些意見。他們極力勸說多田，如果一切其他辦法都失敗了，就行使參謀本部直接上奏天皇的權利（帷幄上奏）。這樣可以使天皇知道軍方領導人對于政府的計劃是持反對意見的。他們感到，如果天皇充分理解到“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策所包含的災難性后果，他就不會饒過這項預定于次日宣布的嚴厲政策。他們打了電話給皇宮的侍從武官長，問他是否可以把體弱的閑院宮大將安排在近衛(wèi)首相之前去謁見天皇。對方回答說：天皇的日程表上還有幾分鐘空隙時間，剛剛夠在首相之前讓閑院宮大將去謁見天皇。

　　 但同時另一幫人卻告誡多田說，要是繼續(xù)反對政府的意旨并極力要求天皇干預的話，那就只能導致政府垮臺。最后，多田同意了這些人的意見，他不愿意在戰(zhàn)時向敵人暴露日本領導人之間存在深刻裂痕，決定不行使參謀本部“帷幄上奏”的特權。這就再一次表明，這種被人們大事渲染但卻很少行使的特權的用處是很有限的 [ 注：根據(jù)有關這一事件的另一說法，閑院官親王的確行使過參謀本部的特權。我不便透露對我講過這些話的人的名字，不過此人所了解的情況卻是非?？煽康?。據(jù)他說，別人為閑院宮大將準備了他對天皇的奏詞的提綱，并且用大字（以便于年邁的親王閱讀） 為他寫了好幾頁備忘錄，但是閑院宮在上奏天皇時不知怎么搞的，漏讀了兩三頁備忘錄。參謀本部這個被弄得面目全非的意見使天皇聽不懂，所以未受重視。接著天皇便接見近衛(wèi)首相，同意了政府“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決定。假定這個說法是正確的話，至少有兩個理由可以說明為什么（就我所知）它還不曾見于書報：第一，出于對閑院宮親王的尊敬；第二，因為這個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而不是軍事問題，參謀本部就此事行使覲見天皇的權利是沒有什么憲法上的根據(jù)的。 ] 。因此多田在傍晚就回到聯(lián)席會議的會場去宣布，陸軍參謀本部勉強接受了政府停止同中國國民政府談判的決定。

　　 第二天中午， [ 注：堀場說：一月十五日的會議休會過兩次。在第一次（中午）休會時，多田告訴堀場，他決心不讓參謀本部同意“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策。但是等到第二次休會時，陸軍省的中島鐵藏中將已經(jīng)說服多田作讓步并接受政府的決定。堀場寫道：“他們強調(diào)說，多田如果不贊同，那就意味著政府的垮臺，這就會引起很大的反響?！保ㄒ娷龅摹吨鞘伦儜?zhàn)爭指導史》第一卷第130頁） ] “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就發(fā)表了。廣田立即通知德國大使，日本政府感謝德國的斡旋，但是現(xiàn)在已無此必要了。 [ 注：見瓊斯的《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日本東亞新秩序的興亡》第69頁。 ]

　　 近衛(wèi)在一月十六日聲明中所選用的詞匯，反映了他是有意違背五天前在御前會議上決定使用的語言。御前會議的決議中本來有這樣一句說明：如果中國拒絕日本的條件，“帝國今后將不（單單）依靠它（國民政府）作為解決支那事變的伙伴”。 [ 注：“帝國今后將不（單單）依靠它（國民政府）作為解決支那事變的伙伴”一語見堀場的《支那事變戰(zhàn)爭指導史》第一卷第123頁。 ] 在近衛(wèi)于十六日所作的公開聲明中，這句話變得更為強硬了：“帝國政府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 注：“帝國政府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一月十六日聲明收錄于外務省編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對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386頁?！都~約時報>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刊登了英譯本。 ]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更動，無論在語調(diào)和內(nèi)容上都更加好戰(zhàn)。 [ 注：見秦郁彥的《日中戰(zhàn)爭之軍事進展》（《通往太平洋戰(zhàn)爭的道路》第四卷第40頁）。 ] 而且，甚至連近衛(wèi)的朋友也對使用“對手”這個詞提出意見，因為它通常是指一個人的對立面，但在軍事上使用它時則往往帶有敵意和侮辱性的味道。據(jù)近衛(wèi)的顧問犬養(yǎng)健說：這個令人反感的字是由外務省起草文件的官員加進去的；由于近衛(wèi)使用了這個粗暴、不準確和非法律性質(zhì)的詞，這個起草人曾“備受責難”。近衛(wèi)的傳記作者也認為，這次演說很可能是由外務省正式起草的；但近衛(wèi)本人卻堅持說，由于華北派遣軍施加壓力，他才把話說得那么強硬，而派遣軍則受到了新成立的臨時政府中那些對日合作者的壓力。 [ 注：見犬養(yǎng)健的《揚子江仍在奔流》第41頁。又見矢部的《近衛(wèi)文麿傳》第一卷第469頁。矢部同意關于由于華北派遣軍施加壓力的說法，但不同意關于陸軍軍官是代表傀儡王克敏的見解。他寫道，這只不過是他們的“理論根據(jù)”而已，他們早就橫下一條心，日本必定要同蔣破裂。關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的措詞問題，見《外務省百年史》第二卷第228頁。 ]

　　 不管措詞作了聳人聽聞的轉變的原因何在，反正在這樣一個事關重大的文件中竟會使用一個如此隨隨便便的詞，這就立即會使人產(chǎn)生猜疑。日本是不是要同中國斷絕外交關系呢，格魯大使在一月十七日早晨和廣田晤談后，向華盛頓報告說，“這個聲明并不算是同中國斷絕外交關系的具體行動，它只不過意味著停止和漢口打交道而已，其理由是，在漢口的政府已不再代表中國了。外相說，日本政府要等待事態(tài)的發(fā)展，不會立即承認任何其他政權。不論實際上將承認哪一個政府，華北的政權都將構成該政府的基本力量”。 [ 注：見美國國務院編的《有關美國對外關系的文件：日本，一九三一——一九四一年》第一卷第438頁。 ]

　　 在一月十八日發(fā)布的官方消息中，政府對這個措詞作了說明。政府的“補充聲明”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含義比不承認那個政府更為“強硬”。 [ 注：見外務省編的《一八四〇——一九四五年日本對外政策年表及重要文件》第二卷第387頁。 ] 廣田在回答國會的質(zhì)詢時，更進一步宣稱，這個聲明“甚至比宣戰(zhàn)更為強硬”。 [ 注：見重光葵的《昭和時代的動亂》第二卷第183頁。 ] 于是，謀求和平的正式外交活動就到此為止了。在過去未經(jīng)宣戰(zhàn)的六個月中，一直留在東京的中國駐日大使終于被召回國。日本也著手去進行建立一個使她能夠“與之更加充分地合作”的政府。

　　 歷史學家秦郁彥在談到日本領導人未能制訂一項解決支那事變的有效政策時寫道，這個“'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明顯地把日本的苦處都概括出來了”。 [ 注：見秦郁彥的《日中戰(zhàn)爭之軍事進展》第41頁。 ] 主張實行溫和的對華政策、謀求和平解決辦法的任務竟只由這樣少的一些人擔當起來，他們基本上都集中在參謀本部；而其他領導公眾的廣大官員竟會對在大陸進行長期戰(zhàn)爭所包含的災難性后果如此漠不關心，對日軍在中國激起的全民抗戰(zhàn)怒潮如此茫然無知?；叵肫饋恚@一切似乎都是難以置信的。

　　 參謀本部中屬于反擴張主義派的少數(shù)人發(fā)現(xiàn)，他們一方面要應付軍人中那些認為中國不堪“一擊”的傲慢自大、盲目樂觀分子，另一方面又要應付近衛(wèi)內(nèi)閣。正如歷史學家田井勝美所說的，這個內(nèi)閣“從全面戰(zhàn)爭爆發(fā)后（即自從八月間戰(zhàn)爭擴大到上海以后）便一直在侈談軍事上的成就，以及從中可以取得多少利益的問題”。 [ 注：見臼井勝美的《資料解說》（《現(xiàn)代史資料》第九卷序言第29頁）。 ] 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內(nèi)閣就已對以下各個發(fā)展階段作出了規(guī)劃：即，調(diào)解終將失??；戰(zhàn)爭將長期拖下去； 根據(jù)內(nèi)閣的決定將利用軍事上的勝利建立起各個傀儡政權；內(nèi)閣將以“'隨著戰(zhàn)線的擴大，人民希望從戰(zhàn)爭中得到越來越多的東西’為理由，決定從中國攫取重要特權”。 [ 注：臼井勝美的《資料解說》（《現(xiàn)代史資料》第九卷序言第29頁）。 ]

　　 近衛(wèi)在幾個月之后就對“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感到后悔，因為不久就可看出，石原—堀場關于戰(zhàn)爭要拖下去并成為消耗國家資源的無底洞這一預言即將成為事實。據(jù)說，近衛(wèi)還沒有過半年就說：那次演說是個“毫無意義的舉動” 。 [ 注：在鏡田澤一郎的《松籟政談》第270頁上涉及宇垣的部分，記載了宇垣曾把這句話告訴鐮田。關于近衛(wèi)自己對“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表示不滿的其他證據(jù)，可參看吉田東雄的《兩國之間的橋梁》第202—205頁。書中論及近衛(wèi)打算派吉田帶一封對聲明表示遺憾的信去見蔣；也可參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告文件第2104 號，第1頁。在這里面，近衛(wèi)寫道：“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的聲明絲毫沒有取得有利的結果，這一事實用不著任何人向我指出，我心里就十分明白了，我自己承認，那完全是一個錯誤?！?]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九三八年還沒有結束，近衛(wèi)就采取了廢除一月十六日聲明的步驟，并且設法尋找通往重慶的橋梁?？墒峭饨粯蛄阂呀?jīng)被“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所摧毀了。正如近衛(wèi)后來發(fā)現(xiàn)的那樣，事實證明，將橋梁毀掉要比架橋容易得多。

　　 盡管“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是個“毫無意義的舉動”，不過它同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一月之間事態(tài)發(fā)展的趨勢還是完全不矛盾的。我們要是只顧批評幾個用得不妥的字眼，而忽略了比這個重大得多的政策問題，那就錯了，因為正是這些政策才引導人們?nèi)ナ褂媚切┳盅鄣?。貽害近衛(wèi)和他的國家的并不是錯用了幾個字，而是日本舉國上下犯了視而不見的致命錯誤。日本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石原將軍主張中明智之處：即，同日本作戰(zhàn)的敵人極為堅強，遠非以前的腐敗軍閥所能比擬。石原曾警告說，中國已經(jīng)覺醒了，她是決不會投降的，日本非但不因這一驚人的警告而有所覺悟，反而繼續(xù)沉醉于認為這個敵人乃是一個軟弱而孤立的軍閥政權的夢幻之中，滿以為只消迅速地對它加以致命的一擊，它就一定會垮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