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學者均認識到《道悳經》并非老子之作，而是黃帝之書，清魏源云“有黃老之學，有老莊之學，黃老之學出于上古，故五千言中動稱經言及太上有言”（魏源《老子本義序》），“老子道，太古道；書，太古書也。曷征乎，征諸柱下史也。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故左史在楚，能讀墳索；尼山適周，亦問老聃。今考《老子》書《谷神不死章》，《列子》引為黃帝書，而或以五千言皆容成氏書”（魏源《老子本義·論老子二》）。張爾田在《史微·原道》中認為“昔者黃帝既執(zhí)道以濟天下矣，知道為君人之要術，得之者昌，失之者亡，故立史官而世守之，以垂誡后王”，“降及東遷，天子失官，老聃乃以守藏史述黃帝上古之言，著《道德》五千言，莊、列、關尹之徒羽翼之，號為道家，蓋始此矣”。

所謂黃老之學，實黃帝之學也；黃帝之學，即三皇五帝之學也。黃帝之學是伏羲、神農、黃帝與黃帝諸子及五帝的學說，是數(shù)千年幾百代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人類歷史上耗時最長、參與人員最多的一門學問，綜羅百代，博大精微。古史所載黃帝之學的原始文獻有《丹書》，見于《武王踐祚》；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見于《左傳》。

《左傳·昭公十二年》載“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是前530年東征伐徐，楚靈王對右尹子革說的話。左史倚相和老聃是同時代的人物，這說明到老聃時期，《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些黃帝之學的原始文獻仍然保存良好。孔穎達《尚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這個論述是言之成理的。

《史記·老子列傳》載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索隱按“藏室史，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蒼傳》'老子為柱下史’，蓋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周禮·春官宗伯第三》載“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作為周守藏室之史，老子最有條件精通三皇五帝之書，最有條件精通《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些黃帝之學的原始文獻。

完全可以肯定《道悳經》源自黃帝之學原始文獻的是《武王踐阼》，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武王踐阼》載“【武】王問于師尚父曰：不知黃帝、顓頊、堯、舜之道在乎？意微喪不可得而睹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如欲觀之，盍祈乎，將以書見”，武王以極其莊嚴的儀式拜讀《丹書》之后，將《丹書》的言論刻成各種銘文，“為銘于席之四端曰：安樂必戒，右端曰：毋行可悔”，“楹銘誨：毋曰何傷，亓禍將長；【毋】曰胡害，亓禍將大；毋曰何殘，亓禍將燃”，這些銘文即后世所傳《金人銘》的原始版本?！督鹑算憽吩凇兜缾溄洝分芯哂袠O其重要的地位，《道悳經》多次引用和闡述《金人銘》的言論與思想，由此可見《丹書》是《道悳經》的直接源頭。

可以肯定，老聃僅僅是《道悳經》一書的編纂者，《道悳經》是黃帝之學原始文獻《丹書》、《三墳》、《五典》的縮影，是黃帝、顓頊、堯舜之道，明了這一點對于我們深入理解《道悳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我們誤將老聃視作《道悳經》的原始作者，那就會錯誤地將春秋時期視作《道悳經》一書的思想、文化與時代背景。而只有認識到黃帝與黃帝諸子及五帝（顓頊、堯舜）是《道悳經》的原始作者，《道悳經》一書的思想、文化與時代背景才會得到正確的復原。在先秦黃帝書中，還有一部與《道悳經》相似的著作，《七略》載“《黃帝君臣》十篇”，《漢書·藝文志》注“與《老子》相似也”，《黃帝君臣》與《道悳經》相似，有力地說明《道悳經》就是黃帝書。

《七略》所載先秦黃帝書有12類25種188篇另300卷，代表性著作包括道家《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五行《黃帝陰陽》二十五卷、《黃帝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醫(yī)經《黃帝內經》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等。在先秦黃帝書中，最重要的兩大經典就是《道悳經》與《黃帝四經》。

那么先秦黃帝書又是如何編纂起來的呢？這大概與王子朝之亂典籍入楚有關聯(lián)。王子朝是周景王之庶長子，因嫡長子太子壽早死，原立姬猛為太子，但周景王又寵愛庶子姬朝。前520年4月，周景王因病猝死，姬猛繼位，是為悼王。6月，景王庶子王子朝率百工及靈王、景王的族人與悼王爭位，11月悼王卒，其弟王子匄（音丐）立，是為敬王。前516年11月，在晉國的幫助下，周敬王擊敗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周之典籍入楚，是中國文化史上極為重大的事件，它意味著《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等黃帝之學的原始文獻盡皆流入楚國，這也是為什么先秦黃帝書均由楚人所編纂的緣由。作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聃，亦可能隨典籍而入楚，老子出函谷關去楚之南陽，這就是后來的所謂出關之說。

由楚人用楚國方言所編纂的黃帝書，是以流入楚國的周室典籍為基礎的，因此黃帝書來自周室典籍。先秦能夠以經相稱的典籍，大多出自黃帝書，《道悳經》、《黃帝四經》、《黃帝內經》、《黃帝外經》是具有經書地位的偉大經典，其地位和成就是子書所不能比擬的。

除了論道之外，黃帝之學的學術主題是邏輯陰陽學說，《七略》載《黃帝泰素》20篇，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作為邏輯的陰陽學說在《黃帝內經》中得到了最集中的體現(xiàn)和運用，本書作者在《類關系邏輯》一書中系統(tǒng)地恢復和闡述了陰陽（不同性質的兩個類）五行（兩個類之間相同相異相交相含相離五種關系）四時（加減乘除四種關系運算）的邏輯內涵，《黃帝內經》是在純粹的邏輯意義上運用陰陽五行四時的。而遠在《洪范》和《周易》時期，學者們已不明了陰陽五行的邏輯內涵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學者同樣不明了陰陽五行的邏輯內涵，才導致騶衍“五德終始論”這樣的奇談怪論。這間接說明《黃帝內經》的基本學說來自于類關系邏輯尚存的新石器時代。

以陰陽五行四時為主體的類關系邏輯，證明了東方民族的先民所取得的成就極其偉大，《黃帝內經》所代表的邏輯高度和《道悳經》所代表的思想高度，這是先秦諸子望塵莫及的?？鬃铀粝聛淼乃枷肴纭墩撜Z》、《孔子家語》、《易傳》等，和《道悳經》、《黃帝內經》、《歸藏》相比，水平差距之大，完全不是一個層級上的。而孔子和老子是同時代的人物，作為同時代的人物，兩者之間的水平不可能相差這么大，這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老子僅僅是《道悳經》的編纂者，以孔子所在時代所代表的思想水平，不足以撰寫出《道悳經》這樣的偉大著作，《道悳經》只可能是漫長歷史長河偉大人物集體智慧的文化結晶。

或許作為編者的老子僅僅是過去老者的泛指而已，是一個群體，而不是某一個個體。因此之故，司馬遷也弄不清楚老子究竟是誰，《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云老子或是老聃李耳，也可能是太史儋，也可能是老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