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聽到額爾古納的這首烏蘭巴托的夜，不知為何想起了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明朝內(nèi)閣首輔。天賦異稟，幼時殿試頗得景泰歡心；長大后富有才華卻謙遜有禮，長相一般，性詼諧愛幽默。年輕時不討宰相喜歡，晉升極慢，同僚都替他鳴不平，他卻表現(xiàn)得毫不在意，淡然瀟灑。后入內(nèi)閣，為人穩(wěn)重善謀略，在明史里面，有這么一句：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李就是說得李東陽。思以緩得，謀略縝密；同時頭腦清醒，不被名相所累。后來碰上正德這么個好玩兒的主子，偏信宦官，在那個讀書人地位及其崇高的年代，神童出身，飽讀詩書，位極人臣的他站在官場鄙視鏈的頂端卻能委曲求全，甘心隱忍劉瑾多年，甚至被人譏笑為“伴食宰相”他也不以為意。雖被人譏諷，卻也得以保全了朝中不少忠義之士，為日后扳倒劉瑾保存了力量。更讓人喜歡的是他雖居廟堂之高，卻也醉心詩書浪漫風(fēng)雅之事，茶陵詩派的核心人物，倜儻風(fēng)流，他的《懷麓堂詩稿》，由清人編纂整理，流傳至今。對待家庭，寵愛兒子，嬌慣女兒，想來應(yīng)該也是位可愛慈祥的父親吧。謚號是文人中最高級別的“文正”，后世的曾國藩，宋朝的范仲淹亦有此號。

想到李東陽，忍不住拿北宋的晏殊和他作對比。晏殊也是神童出身，早而夙慧；和李東陽一樣，幼年殿試頗得圣上賞識；和李東陽一樣，思維慎密周全；和李東陽一樣，學(xué)富五車，能書善詞；甚至仕途初期也和李東陽一樣，李東陽是讓時相不喜，晏殊則是得罪了太后；二人仕途雖都有起伏，卻也一路做到宰相一職。

這兩位神童宰相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但有一點不一樣——性格。李東陽活絡(luò)周全，即使劉瑾當(dāng)?shù)酪材苄δ樝嘤?，是一朵能屈能伸的人間富貴花。晏殊為人剛毅直率，在朝廷，曾經(jīng)有一次發(fā)火把內(nèi)侍的門牙打掉導(dǎo)致貶官；做州官，官吏和百姓對他急躁的性格都很畏懼。但他為人真誠，為政有方，重視教育，獎掖人才，歐陽修贊嘆他“自五代以來，天下學(xué)廢，興自公始”，亦可見其心胸寬廣。試想李晏二人角色互換，在北宋，李東陽有很大可能繼續(xù)鮮花怒馬，有聲有色；但你要晏殊這么一個剛直漢子穿越到明朝去對太監(jiān)溜須拍馬，曲意逢迎？簡直做夢！可能還沒等到寧夏那邊反劉瑾（也是劉瑾自己作死），晏殊這樣不屈，恐怕早就被劉瑾搞掉了，何談善終？

由此想到，性格決定命運(yùn)。但有時候，也是生在好時候。關(guān)于性格，就像法國哲學(xué)家布萊士·帕斯卡的賭博理論（Pari de Pascal），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如果他不存在，作為無神論者沒有任何好處，但是如果他存在，作為無神論者我將有很大的壞處。由此可知，信上帝的人要么受到獎賞，要么沒事，而無神論者要么下地獄要么沒事，怎么看都是信神比較好，所以，出于理性，寧愿相信上帝存在。雖然我一向不喜歡帕斯卡的思維方式，但是我不反駁他的結(jié)論。在我看來，帕斯卡的賭博理論或許充滿絕望，卻適用于李東陽和晏殊。殊途，同歸。命也。

附：

我為什么不喜歡帕斯卡：

一個人如果在沒有得到任何功利好處或者與其相關(guān)的許諾期冀的條件下，主動用這么一種冷酷功利的方式看待信仰，說明他已經(jīng)對信仰思索了很久，懷疑了很久，那他必然經(jīng)歷過很多生活險惡，使得他有充分的理由對自己曾經(jīng)深信不疑的信仰進(jìn)行充滿痛苦的思考。這一過程必將充斥著痛苦與撕裂——因為這不僅僅是談及某一外身之物，于己無關(guān)，而是對自我的挑戰(zhàn)。信仰構(gòu)成了過去的他，與他的生活息息相關(guān)，因此懷疑信仰不外乎于懷疑自己，以及對自己過往，自己現(xiàn)在以及自我存在的懷疑、否定與挑戰(zhàn)，單單是這種想法都足以讓人害怕到發(fā)抖，何況乎親身經(jīng)歷！在這其間，他或許彷徨，或許焦灼，或許無助，或許決絕；他不斷地試圖說服自己，但卻不敢、也不能放棄自己的信仰，以至于到最后得出這么一個功利的賭徒理論的安慰劑，來說服自己，信仰上帝是理性的選擇而非出于個人的痛苦，因而他的存在和現(xiàn)實得到了令人愉悅的和解狀態(tài)，在精神領(lǐng)域，他得以繼續(xù)存活下去。這是多么被動可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