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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在見識了英國議會政治后，發(fā)出“三代之治在英吉利”的感慨；他的識見與思想遠超時代，認為洋務運動只是在追逐西方的“末”，而沒有觸及西方的“本”。從某種程度上說，他才是晚清真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然而，“獨醒者”注定是孤獨與苦悶的。超前的見識被同僚所不解，對于保守派來說，他學習西方的主張是“數典忘祖”，其曾經的幕僚、與其一同前往英國擔任副使的劉錫鴻，大罵他為“漢奸”“賣國賊”，他的好朋友王闿運說他中了“洋毒”，同朝為官的何金壽彈劾他“有二心于英國”……他記錄英國見聞與思考的《使西紀程》，在眾人的攻擊之下慘遭封禁，甚至其家鄉(xiāng)人都差點燒了他的房子......在洋務派的眼中，他同樣太過超前。雖然恭親王、李鴻章對他十分欣賞，但他卻說李鴻章辦洋務是“求洋人末務而忘其本”，甚至說林則徐處置洋務也不得要領，之所以不痛斥林則徐，是因為林的人格實在令人欽敬。先知先覺者總是被時代所不容。他一生郁郁寡歡，悲痛于時代的昏沉；他去世后，雖有李鴻章等人為他陳詞，但朝廷仍然不愿給他謚號。然而他對自己卻有堅定且清晰的認知。去世前不久，他在一首小詩中這樣描述自己：“流傳百代千齡后，定識人間有此人”。他就是1876年出使英法，擔任首位駐兩國公使的晚清名臣——郭嵩燾。 
郭嵩燾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陰，1847年與李鴻章同年考中進士。1856年初，他奉曾國藩之命去浙江籌餉，順道去了趟上海，第一次與洋人打了交道。此行令他大開眼界——傳說中的“紅毛”“鬼佬”，居然長得很漂亮，居然很講禮貌，修的房子居然窗明幾凈，葡萄酒居然也不難喝，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船艦，尤其超乎想象，那完全是一種新文明的產物。1875年，英國駐華使館翻譯馬嘉理在云南被中國人打死，引發(fā)一場不小的外交風波，史稱“馬嘉理事件”。為了向英國賠罪，郭嵩燾被派遣至英國，成了清廷第一個正式的駐外公使。在英國的兩年里，他像海綿一樣吸納西方文明，尋找這種文明的動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嘆國家遲暮，將自己的思考記錄在日記中。郭嵩燾在當時士大夫中算得上一個“異數”，他諸多“先知先覺”的觀點，即使今天的很多人，仍然沒有真正意識到。他不認為列強是為了占領中國，說“夷人之于中國，要求通商而已”，我們“得其道而順用之，亦足為中國之利”。郭嵩燾主張學習西洋之法，并且看到了西方社會是商業(yè)社會的本質，指出“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豈有百姓窮困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更難得的是，他的眼光早已超越堅船利炮，他說，“商賈、造船、制器”只是西方的“末”，而“朝廷政教”才是西方立國之本。由于看到了西方政治制度才是根本，早在甲午戰(zhàn)爭二十年前，他就指出了洋務運動的無本之術，必將敗于日本的全面改革。
面對時代的昏沉，他很悲觀。晚清早期維新思想家王韜曾說，中國不到百年，便可以用西洋之法走向富強。而郭嵩燾卻認為，中國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漢以來累積的弊病。他說，如果只看武器、機器，我們努力三五十年就能趕上世界，但百年樹人，再百年樹人心風俗，中國社會的全方位改變，沒有三百年的努力，根本不可能。但是，歷史不只有前進，經常還會曲折倒退，悲觀來看，三百年也是未必。以上對郭嵩燾一生及其思想的簡短回顧，均來自中南大學孟澤教授的《獨醒之累：郭嵩燾與晚清大變局》一書。臺灣歷史學者王榮祖稱郭嵩燾“眾醉而斯人獨醒”，孟澤以“獨醒之累”為書名，既道出了郭嵩燾的超前，又道出了他的悲劇。然而，個人的悲劇，又何嘗不是時代與國家的悲劇？直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的見識超過了郭嵩燾？《獨醒之累：郭嵩燾與晚清大變局》既是一部郭嵩燾的個人傳記，也是一部完整的晚清變革史與思想變革史。如今，我們仍處在現代化轉型的艱難道路上，溯源歷史，找到變革之初最警醒的思想，對于今天仍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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