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以前徽州的學術

自宋至明，徽州地方的學術，既有程朱理學的傳衍，又有陽明心學的流布。朱熹祖籍為婺源，但他大部分時光或四處為官，或寓居福建。文獻所載，朱熹一生只到過徽州兩次。一為紹興十九年（1149）十二月，回婺源展墓，封識其先祖墳塋，拜會宗族、姻親、鄉(xiāng)黨，謁朱氏家廟。次年正月間，往歙縣拜其外祖父祝確，三月即從婺源歸。[1]另一次為淳熙三年（1176）四月，朱熹至婺源掃墓，停留期間，徽州地方士子多來從學。據(jù)夏炘（1789—1871）考證，當時從游者甚多，婺源有滕璘、滕珙、汪子卿、汪清卿、李季札，歙縣有吳昶，海陽有程先、程永奇，“皆極一時之選，其余不可考者尚多”。[2]趁此契機，徽州士子或從朱熹講學，或與朱熹書信往來討論學術，新安學風為之一變，地方士子開啟了研習理學、闡發(fā)朱子學的風氣。[3]

宋元鼎革之后，以胡一桂、胡炳文、陳櫟為代表的徽州士人群體，以“附錄纂疏”的方式纂輯群言，以此羽翼朱熹經(jīng)說。面對其它學者對朱熹著作理解上的錯訛疏漏，則著書批斥，以圖撥亂反正，并對朱熹著作中存在問題的經(jīng)說進行修正。元后期新安理學家如朱升、鄭玉、趙汸等人為了改變前輩學者對朱學“辨理析義”略顯龐雜的解說，在闡發(fā)、傳播朱熹思想中“和會朱陸”“引陸入朱”，但其初衷在于由博返約，是為了使世人更易領會朱學要旨。[4]

入明之后，隨著新安理學宿儒（如鄭玉、朱升、趙汸、汪克寬等）的凋謝，他們的弟子在學術上甚少建樹，與元代相比，明代新安理學呈現(xiàn)出頹勢。[5]但理學一脈尚有傳衍，明代中葉以后，汪循、程曈、程敏政等人持守朱子學門戶，傳承朱子學說。[6]正德間，程曈編有《新安學系錄》一書，梳理新安理學的歷史。在序文中，程氏稱：

程曈以二程、朱熹皆出自徽州，二程明孔孟之道，朱熹承程氏之學，集諸儒之大成。新安士人與二程、朱子師友相傳，由宋至明，理學一脈，連綿不絕。在書中，程曈以程朱理學為主線，將宋、元、明三代的新安士人，按照他所排列的師承關系，演繹為理學發(fā)展中的一個流派，構(gòu)建了新安地方理學傳衍的譜系。

正德、嘉靖以降，講學之風盛行，“搢紳之士，遺佚之老，聯(lián)講會，立書院，相望于遠近”[8]，徽州也受到了影響。嘉靖十六年（1536），湛若水先后于婺源福山書院、歙縣斗山書院、休寧天泉書院講學，開徽州地方講學之先河。湛氏講學徽州，還培養(yǎng)了一批徽州籍弟子，如洪垣、方純?nèi)?、謝顯等。其后，徽州地方士人又邀請王陽明門人王畿、鄒守益、錢德洪赴徽州講學，并創(chuàng)六邑大會。[9]受此影響，陽明學講會遍布新安，“于歙則斗山、汪村、崇文、向杲寺、等覺寺、福田寺，于休則天泉、建初、汶溪、落石、斗山、還古、白岳，于婺則福山、虹東、雪源、普濟寺、天仙觀、三賢寺、黃連山房，于黟則中天、延慶，于祁則東山、十王山、洞元觀、謝氏方氏馬氏諸宗祠，于績則太平山房、許氏家祠。自嘉靖以訖于明末，皆是也”[10]，以至于“童稚孺子概知講學入會為美事，一舉筆便能言良知天理”[11]。

本為朱子故里的徽州，地方士人紛紛轉(zhuǎn)向王學。[12]清初，休寧學者汪佑回顧這段歷史時，感嘆道：“自陽明樹幟宇內(nèi)，其徒驅(qū)煽薰炙，侈為心學，狹小宋儒。嗣后新安大會，多聘王氏高弟闡教，如心齋、緒山、龍溪、東廓、師泉、復所、近溪諸公，迭主齊盟。自此新安多王氏之學，有非復朱子之舊者矣”“新安大會，自正德乙亥至天啟辛酉，歷百有七年。會講大旨，非良知莫宗，主教諸賢，多姚江高座?！?/span>[13]可見，明中期至明末，徽州地方流行的學術是陽明心學。

二、清初徽州學術與《紫陽書院志》的編纂

入清之后，徽州崇尚朱子之學的士人取得了地方學術的主導權(quán)，朱學開始復興。受天啟六年（1626）禁毀書院以及其后時局動蕩的影響，徽州講會盛況難再。崇禎十二年（1639）休寧舉行大會之后，“頻年饑饉，各邑會貲磬如……而心學之朋后先凋零”，六邑大會停歇，僅休寧還古書院每年仲秋還在舉行講會。[14]明清鼎革之際，休寧人金聲（1598－1645）起兵抗清，順治二年（1645）兵敗被殺。金聲起兵前曾主講還古書院，受此牽連，“書院余蓄并契墨亦同陷沒”[15]，徽州講會停輟。

金聲之后，徽州地方士人吳侃、吳巘等人開始興復還古書院，楊泗祥、楊侃如等人招集汪佑、吳汝遴、汪浚等朱子學信徒于書院講學。[16]以還古書院為基地，朱子學開始在休寧傳播。順治十六年（1659），歙縣人汪德元、楊泗祥等招集同人，講學于紫陽書院，闡發(fā)朱子之學，并“訂紫陽會規(guī)”“一洗前明之習，異學不得而託焉”[17]，朱子學講會開始在紫陽書院舉行。其后，汪佑、吳曰慎、施璜等人以紫陽、還古兩書院為基地，邀請新安地方朱學學者，舉辦朱子學講會，以廓清心學的影響，“使數(shù)十余年沉溺姚江、龍溪之區(qū)，一旦變?yōu)檎龑W昌明之地”[18]。

清初徽州地方講學士人中，施璜是十分重要的人物。施璜（？—1706），字虹玉，號誠齋，休寧人，順治、康熙間，長期參與歙縣紫陽書院、休寧還古書院講會，著有《思誠錄》《五子近思錄發(fā)明》《小學發(fā)明》等書。施氏學宗程朱，亦致力于程朱學說之傳布。施璜“與同志講習五子于紫陽、還古兩書院者有年”，認為明儒薛敬軒、胡居仁、羅欽順、高攀龍四人為羽翼周程張朱五先生者，于是匯萃四人著作中之精要內(nèi)容，“以四先生之言發(fā)明五先生之旨”，編成《五子近思錄發(fā)明》一書，“于窮鄉(xiāng)晚進之士得此而玩心焉，亦庶幾有少資助云”。[19]《四庫總目》著錄其所著《誠齋文集》，稱該書“皆講學之語，排斥陸王，不遺余力”[20]。施璜去世后，入祀還古書院德鄰祠，告文稱其“力肩斯道，祖孔宗朱。陸王偏頗，是屏是驅(qū)?？駷懸恢史Q醇儒”[21]。由上可知施璜為堅定的朱子學信徒。在清初徽州程朱理學的復興中，施璜發(fā)揮了重要作用。[22]

施璜在世之時，紫陽書院講會興盛。他鑒于書院無志書，“恐久而湮沒”，遂有編纂《紫陽書院志》之舉[23]，草創(chuàng)未就而歿。其孫施澴遵照施氏遺命，將稿本付吳瞻淇、吳瞻泰兄弟，希望能修成志書。吳氏兄弟在施氏原稿之上，訂正成書。

修成后的《紫陽書院志》凡十八卷，附《四書講義》五卷。書前有張伯行、鄂爾泰序，末有吳瞻淇后序。卷一圖考，卷二建置，卷三祀典，卷四朱獻靖公本末，卷五子朱子本末，卷六至卷十三為列傳，分別載配享、從祀獻靖公、文公諸先賢、先儒傳記，以及朱熹外祖父祝確、有功書院之衛(wèi)道諸儒、講學書院之衍緒諸儒、書院山長傳記。卷十四為表奏，收與書院相關之公文。卷十五為會規(guī)，收《白鹿洞學規(guī)》《紫陽講堂會約》《崇實會約》《紫陽規(guī)約》。卷十六為會紀，載宋至清紫陽書院講會記錄。卷十七為土宇，載書院院基、田畝。卷十八為藝文，收與書院相關之記、序、書信等。卷末所附《四書講義》，為清初紫陽書院會講諸人講語。雍正三年（1725），江蘇布政使鄂爾泰捐資刊刻。

施璜主持紫陽、還古兩書院講會多年，除《紫陽書院志》外，還輯有《還古書院志》，其孫施澴述其纂志緣由：“海陽以還古書院為講席者歷百五十余載，其山川、人物、祀典、會規(guī)、講義、藝文詳記之而始有所征，所以重道統(tǒng)也。澴先祖誠齋先生惓惓于此，嘗欲輯前賢少游吳先生《紀略》、星溪汪先生《會籍》匯為一志，而增修其所未備，用見還古大業(yè)，闡揚經(jīng)傳，來四方之賢俊，萃衣冠于一堂，俾子朱子之遺緒久而彌著?！?/span>[24]即施璜編纂《還古書院志》在于“俾子朱子之遺緒久而彌著”?！蹲详枙褐尽返木幾?，未見施璜、吳瞻淇明示其修志意圖，但也不會脫離“重道統(tǒng)”“俾子朱子之遺緒久而彌著”的宗旨。

三、《紫陽書院志》中的徽州學術史書寫

明清易代之后，為挽救朱子之學在徽州的頹勢，徽州士人采取了種種措施，如會講以朱子之學為宗旨，建立塾講制度，重刊《新安學系錄》，強化徽州理學的學術譜系等。[25]《紫陽書院志》的編纂，也不離這一興復朱學的大背景。施璜學宗程朱，其纂志也是以繼承道統(tǒng)、宣揚朱子之學為目的。明代王學的興起及其在徽州的流傳，于謹守門戶之見的施璜、汪佑等人看來，是對宋代以來徽州地方朱學傳統(tǒng)的巨大沖擊。面對朱子之學、陽明心學這兩種學術在地方交替的歷史，施璜等人在編纂書院志的過程中，通過鼓吹徽州理學傳統(tǒng)，淡化乃至隱去王學流傳的歷史，并對王學猛烈批判等策略，力圖使地方學術“一返于正”。

（一）鼓吹朱學傳統(tǒng)

徽州朱子學的傳衍，經(jīng)由程曈等人的發(fā)掘、建構(gòu)，形成了一個傳承譜系，并為徽州地方士人所接受。[26]施璜編纂書院志，意在弘揚朱學、表彰地方理學傳統(tǒng)，這一意圖，被貫徹到了書院志的編纂之中。

紫陽書院祭祀朱熹外祖父朱確、朱熹本人，以及“朱子高第之在新安者與前代諸儒先之篤信朱子者”“皆道統(tǒng)學脈大關系”[27]。不難看出，施璜等人試圖通過祭祀人物的選擇建構(gòu)理學在新安傳承的脈絡。書院志是對書院歷史的記載，紫陽書院祭祀活動的開展，則影響到書院志的編纂。

在《紫陽書院志》中，施璜通過人物傳記，建構(gòu)起了徽州理學傳承的譜系?！读袀鳌匪杖宋餅闀杭漓胫?，據(jù)施璜與吳瞻泰的書信，他對書院祭祀人物的選擇，參考了《新安文獻志》《新安學系錄》《程朱闕里志》及《府志》，“必以篤信朱子之學，無夾雜，有紀實可考者”。[28]施璜將這些人物分為五類，一為朱子及其父、外祖父，一為配享朱子及其父者，一為從祀朱子之先賢、先儒，一為衛(wèi)道齋所祀有功于紫陽書院之郡、縣長官，一為衍緒齋所祀曾于書院講學、闡揚朱子學說者。這一祭祀群體呈現(xiàn)出圍繞朱熹及其所代表道統(tǒng)的特點：傳記中的先賢為朱熹弟子，先儒則是朱熹的再傳弟子、私淑弟子；本來與朱熹及朱學并無關系的地方官，因?qū)ψ详枙旱呢暙I，也即有功于護衛(wèi)以紫陽書院為代表的道脈，被施璜納入“衛(wèi)道”的行列；對于后來講學書院諸人，他們是在傳播發(fā)揚朱子學說，是道統(tǒng)的“衍緒”者。如此，施璜以朱熹及其代表的道統(tǒng)為主線，將與書院相關的官員、學者以合乎理學道脈傳承的方式連綴起來，并將之具體化為朱學在徽州地方上的延續(xù)。

在人物傳記部分，《紫陽書院志》的編纂者還刻意強調(diào)傳主對朱學的推崇與傳播。如卷十為講學書院諸人傳記，施璜在述各人生平、學行的同時，多強調(diào)他們尊崇朱學的事跡。如《楊處士》篇，為楊泗祥傳記。有關楊泗祥的傳記，在《紫陽書院志》成書之前，見于康熙《徽州府志》、康熙《休寧縣志》，他書未見有收錄。比對《楊處士》與康熙《徽州府志》、康熙《休寧縣志》中的傳記，不難看出該篇是依據(jù)康熙《休寧縣志》中“楊泗祥”條剪裁而成，[29]但施璜在傳記中，特意增入了楊泗祥登紫陽山瞻禮朱子以斯道為己任的事跡，又將其草創(chuàng)紫陽書院會講的內(nèi)容細致化。[30]

其它如《吳處士》篇稱吳汝遴“生平以講學為重……負擔道脈，稱有力焉?！查喼T儒語錄，有崇尚朱子者，必手錄”[31]，以表彰吳汝遴尊崇朱子學說?！吨x處士》篇述謝天達游武夷山，“見壁上有'不宗朱子原非學，看到武夷方是山’之句，喟然興嘆曰：'今之學人，務為新說，畔朱子者多矣。不知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實集群圣之大成也。烏可畔乎’”，借謝氏之口彰顯朱子之功；又稱其“嘗輯明儒篤信朱子者十數(shù)家，題曰'明儒語要’以自隨”[32]，來表彰其對朱子學說的尊崇。

（二）隱沒王學在徽州流傳的歷史

卷十六“會紀”以編年形式記載徽州講會的歷史，但施璜在編纂書院志之時，將王學講會摒棄不錄。明后期，徽州講會興盛，紫陽書院所在的歙縣也不例外。據(jù)《新安理學先覺會言》載，嘉靖年間歙縣舉行過的大會就有三次：嘉靖十六年，湛若水“北上過新安，會六邑同志于斗山”[33]；嘉靖二十九年，鄒守益“與師泉劉子，游齊云，謁紫陽祠，以宿書院，六邑同志咸集”[34]；嘉靖三十六年（1557）歙縣士子程元道等迎王畿講學于福田山房，舉行六邑大會。[35]而且，在嘉靖二十九年之時，謝顯、鄒守益開創(chuàng)新安六邑大會，約定輪年舉行，“首祁門，次歙，次婺源，次休寧”[36]，歙縣赫然在列。其后，陽明后學劉邦采、王畿、錢德洪等人都曾赴新安主講，新安大會盛極一時。[37]受此影響，歙縣斗山、汪村、崇文、向杲寺、等覺寺、福田寺都有王學講會。但施璜持守程朱門戶，以王學講會“地非紫陽之地，學背紫陽之學。而徒聚訟紛爭，侈為大會，非唯正學之弗明，當亦朱子所不樂也”，在編纂書院志之時，將其“擯棄不錄”。[38]

為了淡化王學在徽州流傳的歷史，施璜等人在編纂書院志之時，還增入偽史。據(jù)《紫陽書院志》載，慶元二年（1196）九月，新安郡城天寧山房舉行講會，朱熹任主講。但此事并非真實，江永《天寧寺會講辯》、夏炘《慶元二年丙辰九月朱子無主講新安郡城考》作有詳細考證，確證此事為子虛烏有。朱熹會講新安郡城之事，源自陽明學者汪六符所編《新安學會錄》一書。據(jù)該書記載，慶元二年朱熹會講新安郡城天寧山房，有當時會講之答問十四條傳世。汪佑、施璜等人認為“答問十四條”是汪六符為了證明“朱陸早異晚同”之說而虛構(gòu)，《新安學會錄》不足為信。但在追溯徽州地方講學歷史之時，為了避開心學講會實開徽州講會之先河的事實，依然以朱熹新安郡城會講為新安講會之始，試圖淡化王學在徽州地方的影響，呈現(xiàn)新安地方朱子學一脈相承的態(tài)勢。[39]

（三）批判王學

施璜等人嚴守門戶，規(guī)定書院講學以程朱為宗、非正學者不得與會，在編纂書院志的過程中，除強調(diào)朱學在徽州的傳統(tǒng)、隱沒王學在徽州地方流傳的歷史外，還對王學猛烈批判。

正德十年（1515），徽州知府熊世芳復新紫陽書院，選六郡儒學生員肄業(yè)其中，諸生集書院興廢歷史以及朱熹《白鹿洞規(guī)》，編成《紫陽書院集》，并請王陽明作序。在《〈紫陽書院集〉序》中，王陽明對朱熹《白鹿洞規(guī)》作有闡發(fā)。朱熹《白鹿洞規(guī)》五條，首列五教之目，次列為學之序，再列修身之要，復列處事之要，最后列接物之要。王陽明主張“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以朱子《白鹿洞規(guī)》五教之目、為學次第、修身、處事、接物之要為支離，而將其統(tǒng)統(tǒng)納入“心”的范疇之中。[40]

因朱熹學說宋代之后就為官方所接受，并加以扶持，影響深遠，朱子為白鹿洞所作《學規(guī)》，也成了后世書院教育的經(jīng)典文獻，明、清書院志中，不論此書院與朱熹是否有直接關聯(lián)，多將《白鹿洞學規(guī)》收入。紫陽書院原本是為紀念朱熹而建，《紫陽書院志》收錄朱熹所作學規(guī)，再自然不過，這同時也是尊崇朱子及其學說的體現(xiàn)。但王陽明以心學理念對《白鹿洞學規(guī)》的發(fā)揮，令《紫陽書院志》的編纂者無法接受。在《會規(guī)》之前的小序中，施璜等人不惜筆墨進行反駁：

（《白鹿洞學規(guī)》）其為教者五，皆使人靠實用功，不為虛無空洞之學，誠萬古不易之準則也。昔熊世芳太守刊石書院屋壁，寓書姚江，請為集《序》。姚江復書，謂朱子白鹿洞條規(guī)，蓋懼初學之靡所持循而然，誠恐學者不得其要，而徒依擬仿像于形似之間以為學，故私揭一“心”字，以為諸生告。嗚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大端，堯以之傳舜，舜以之命契，循至夏、商、周庠序?qū)W校之設，一皆以明人倫為本，豈人倫都無著落，而惟以任此心為得其要乎？夫依擬仿像正任其心之病，姚江不以為心病，而反以為明倫之病，固已惑矣。及覽其序曰“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直以中庸五之字為指心而言，是舉圣賢用功之目，為黑漆冥悟之機，其可乎？[41]

施璜表彰朱子所訂《白鹿洞規(guī)》“使人靠實用功”，是萬古不易之準則，不滿王陽明在《〈紫陽書院集〉序》中以“心”作為“學”的最終歸宿。《白鹿洞規(guī)》首列“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要求學者首先要明人倫，施璜則批評王陽明只講“得其心”而不顧此為學之基。朱熹引《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白鹿洞規(guī)》第二條“為學之序”，王陽明將這五“之”的對象歸于人之本心，施璜指責王陽明將圣賢為學的次序變成了“黑漆冥悟之機”。

施璜等人在編纂書院志之時，不但對與書院志內(nèi)容有關的王學觀點進行批駁，還在人物傳記中，特意強調(diào)諸人的學術立場，彰顯他們對朱學的推崇，對王學的批判。卷九為從祀諸人列傳，其中有《程峩山先生》一篇，是施璜為明人程曈所立傳記。在介紹完程氏生平之后，施璜著重介紹程曈著《閑辟錄》，駁程篁墩《道一編》所論朱陸早異晚同之說，及著書駁斥王陽明《傳習錄》《朱子晚年定論》，表彰其在尊崇朱學、力辟王學方面的成就。[42]

卷十為書院講學諸人傳記，施璜等人在為諸人作傳過程中，亦不忘強調(diào)他們崇朱辟王的事跡。如稱江恒“日奉程朱之言……所著有《王學類禪臆斷》，辨別《傳習錄》之非共百三十二則”[43]，稱汪佑“嘗著《朱子升祔議》，欲請尊為敬圣，升祔四配之班……于會語備述王學之非，謂應罷其祀?！?/span>[44]吳瞻淇、吳瞻泰兄弟在《紫陽書院志》中補入施璜的傳記，述其觀點：“顏曾思孟周程朱八子既為正統(tǒng)，象山、姚江為雜統(tǒng)，則學宮配位，宜升祔周、程、朱，與顏曾思孟并列，而黜陸王，則邪正是非明，而學術定矣。”[45]除上述幾人外，諸人傳記中此類尊朱辟王觀點尚多。

結(jié) 語

歷史研究是學者通過歷史文獻獲取信息，建構(gòu)歷史的過程。但文獻本身并不“透明”，它包含了文本制作者因應種種語境的個人意圖在其中，這些因素制約著文本的形成及其對后世的意義。徽州為朱子故里，南宋至明前期，朱學代有傳人，徽州士人亦梳理出本地朱子學傳承的脈絡。但在明中后期，該地流行的卻是陽明心學。入清之后，徽州地方士人楊泗祥、汪佑、施璜等朱子學信徒于還古、紫陽書院講授朱子學，試圖奪回朱子學陣地，復興朱子之學。在編纂《紫陽書院志》的過程中，施璜等人通過鼓吹朱學傳統(tǒng)、隱沒王學在徽州流傳的歷史、批判陽明學說等策略，重新書寫徽州地方的學術史，來實現(xiàn)廓清陽明學在徽州的影響、使地方學術“一返于正”的目的。

施璜等人通過編纂《紫陽書院志》，重新書寫徽州地方的學術史，透露出文本形成背后的學術思潮的變化以及個人的學術傾向，呈現(xiàn)了文獻記載與歷史真實之間的距離。施璜等人對地方學術史的創(chuàng)造，也成為清代學術史的一部分。通過解析《紫陽書院志》，揭示施璜等人通過書院志編纂對地方學術史的重新建構(gòu)，不僅啟發(fā)我們重新思考大的學術風潮之下學術轉(zhuǎn)型在地方生發(fā)的具體過程，于我們重新思考文獻的價值、反思史料與史實的關系，亦具一定價值。

（本文在投稿的過程中，承匿名評審專家提供寶貴意見，獲益良多，謹致謝忱。）

[1]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37頁。

[2] 夏炘《述朱質(zhì)疑》卷16，清咸豐景紫山房刻本，第14B頁。

[3] 周曉光《新安理學》，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8頁；解光宇：《新安理學論綱》，安徽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7－40頁。

[4] 參見劉成群《元代徽州理學家群體與新安理學的傳承發(fā)展》第三章“元代前期新安理學的學術特點”、第五章“元代后期新安理學的學術特點”，中華書局2015年版。

[5] 劉成群《元代徽州理學家群體與新安理學的傳承發(fā)展》，第268－272頁。

[6] 周曉光《新安理學》，第160－192頁。

[7] 程曈編，王國良、張健點?！缎掳矊W系錄》，黃山書社2006年版，第1頁。

[8] 《明史》卷231，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560頁。

[9] 陳時龍對明末徽州府的講會活動有細致梳理，參見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附錄“16－17世紀徽州府的講會活動”，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10] 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蹲详枙褐尽肪?6，黃山書社2010年版，第292－293頁。

[11] 解光宇《新安理學論綱》附錄《新安理學先覺要言》，第261頁。

[12] 有關明中后期王學在徽州的流傳情形及其原因，參見李琳琦《明中后期心學在徽州的流布及其原因》，《學術月刊》2004年第5期；解光宇、劉艷《陽明學在徽州的傳播及其意義——以〈新安理學先覺會言〉為中心》，《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7年第6期。

[13] 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蹲详枙褐尽肪?6，第293頁。

[14]施璜、施澴輯《還古書院志》卷11，《中國歷代書院志》第8冊，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19頁。

[15]施璜、施澴輯《還古書院志》卷15，《中國歷代書院志》第8冊，第663頁。

[16]施璜、施澴輯《還古書院志》卷15，《中國歷代書院志》第8冊，第662頁。

[17]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蹲详枙褐尽肪?2，第237頁。

[18]施璜、施澴輯《還古書院志》卷13，《中國歷代書院志》第8冊，第 633頁。

[19]施璜《〈五子近思錄發(fā)明〉序》，施璜著，李慧玲點?！段遄咏间洶l(fā)明》，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2頁。

[20]紀昀等纂，四庫全書研究所整理《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下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2512頁。

[21]施璜、施澴輯《還古書院志》卷14，《中國歷代書院志》第8冊，第659頁。

[22]參見張緒《論施璜對清初徽州理學及書院文化的貢獻與影響》，《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

[23]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校《紫陽書院志》卷18，第415頁。

[24]施璜、施澴輯《還古書院志》，《中國歷代書院志》第8冊，第538頁。

[25]參見李自華《清初徽州學術界對理學傳統(tǒng)的重建》，《蘭州學刊》2006年第5期。

[26]《新安學系錄》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又有重刻，徽州地方士人吳曰慎在為此書作序時，稱“道統(tǒng)歸于程、朱三夫子，而學系之正，莫如新安，故獨標之。以見上自唐虞，下迨魯鄒，其所以相授受者，皆由此可溯其源，探其本也”，標榜新安理學學系之正，并稱贊此書“崇正抑邪”“述先賢學行，為后世儀型……其有功于人心世道非淺”。見程曈編，王國良、張健點校《新安學系錄》，黃山書社2006年版，第5頁。

[27]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校《紫陽書院志》卷18，第 411頁。

[28]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校《紫陽書院志》卷18，第 411－412頁。

[29]康熙《休寧縣志》卷6，清康熙三十二年刊本。

[30]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蹲详枙褐尽肪?2，第237頁。

[31]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校《紫陽書院志》卷12，第240頁。

[32]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蹲详枙褐尽肪?2，第244頁。

[33]解光宇《新安理學論綱》附錄《新安理學先覺要言》，第249頁。

[34]解光宇《新安理學論綱》附錄《新安理學先覺要言》，第241頁。

[35]解光宇《新安理學論綱》附錄《新安理學先覺要言》，第243頁。

[36]解光宇《新安理學論綱》附錄《新安理學先覺要言》，第241頁。

[37]陳時龍對明中后期至清初徽州的講學活動有專門研究，見陳時龍《明代中晚期講學運動（1522－1626）》附錄《16－17世紀徽州府的講學活動》第二節(jié)“徽州府講學的王學時代：1550－1575”，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01－308頁。

[38]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校《紫陽書院志》卷16，第292－293頁。

[39]參見劉艷偉《慶元二年朱熹會講新安郡城說考論》，《中國典籍與文化》2022年第3期。

[40]王陽明著，吳光、錢明、董平等編?！锻蹶柮魅肪?，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版，第201－202頁。

[41]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蹲详枙褐尽肪?5，第272－273頁。

[42]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校：《紫陽書院志》卷9，第222頁。

[43]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校：《紫陽書院志》卷12，第238頁。

[44]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校：《紫陽書院志》卷12，第242頁。

[45]施璜、吳瞻泰、吳瞻淇編，陳聯(lián)、胡中生點校：《紫陽書院志》卷12，第247頁。

劉艷偉，河南商水人，歷史學博士。西華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教育史、歷史文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