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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飄搖：晚清名臣立身處世之道》封面 《風雨飄搖：晚清名臣立身處世之道》
對歷史類書籍，可以從“選”、“述”、“論”三個方面進行探討。“選”，即選取史料；“述”，即陳述史實；“論”，即闡發(fā)史論。
選取史料面對“晚清名臣立身處世之道”這個課題，作者在史料選取方面有三個特點。 晚清名臣：一群湖南人首先，作者選取的“晚清名臣”，基本都是湖南人。 本書著重介紹了三十余位人物。三十余人中，除了俞樾（浙江人）和鄧傳密家族（安徽人）之外，其余大名鼎鼎的曾國藩家族、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等，以及不那么為人所知的朱堯階、夏瑚、蕭錦忠等，全都是湖南人。 “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講近代史、晚清史，繞不開這群湖南人。何況，作者本人也是一個“以省籍而自豪”、“愛自己的故鄉(xiāng)，對本省本縣本鄉(xiāng)名人與有榮焉”的湖南人。將“晚清名臣”的光環(huán)聚焦在這群“湘系大佬”身上，可謂公私兩便。  封底（局部）和腰封（局部） 不過，如果咬定“名臣”標準不放松，朱堯階、夏瑚、蕭錦忠等人多少有點名不符實。至于本書壓軸介紹的那位“讀《申報》的湘西少年”，更與“名臣”南轅北轍。 將這些人選入“晚清名臣”的書籍中，顯然是作者對梓里的情有獨鐘。  讀《申報》的湘西少年 當然，這份情有獨鐘也可以說成夾帶私貨。是褒是貶，恐怕要看作者的初心：寫作本書的目的，究竟是寫“晚清名臣”，還是寫“一群湖南人”？從作者自序來看，恐怕后者才是重點：
“探究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一百來年的時間段里，何以能從三湘四水那些荒村和小鎮(zhèn)走出眾多的杰出人物，推動著中國乃至世界的運行車輪”——由此觀之，沈從文與“晚清名臣”們并列入選毫不意外；反倒是俞樾、鄧傳密等人的出現(xiàn)，多少有點“逾越”了。 立身處世之道：一些小故事即使縮小了人物范圍，講述他們的哪些事跡，仍是一個難題。本書沒有落入宏大敘事的窠臼，而是另辟蹊徑地從一些小故事入手。這便是作者選取史料的第二個特點。 開卷第一篇，講的是曾家兄弟為娘舅祝壽的故事。繼續(xù)翻閱，還有兄弟間搶零嘴的趣事、大舅哥和妹夫的顧此失彼，還有老朋友的分道揚鑣、“老冤家”的互相看顧，還有官場失意的牢騷語、背井離鄉(xiāng)的莼鱸之思……如果隱去姓名、身份，誰能分得清故事主角是某中堂、某爵爺，還是鄰家曾大爺、左大叔？
 含飴弄孫，天倫之樂。本圖由AI生成。 談到大爺大叔們的大事業(yè)時，作者的取舍角度也與眾不同：他對這份事業(yè)本身著墨不多，而把重點放在成就事業(yè)前后的作為上。攻克天京城前后，曾國藩做了什么？曾國荃做了什么？“戊戌六君子”就義前后，曾廣河做了什么？“天津教案”之后，曾國藩是怎樣的心態(tài)？收復新疆前后，左宗棠、劉錦棠、魏光燾等人做了什么？
 “夙嬰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北緢D由AI生成。 從結(jié)果來看，決定個人命運、事業(yè)成敗的也許是一些大機遇、大事件。從較短的過程來看，人品、性格、認知、思想決定著個人能否抓住命運機遇、左右事件走向。然而，從更長遠的過程來看，養(yǎng)成人品、磨礪性格、積累認知、培育思想的，正是家庭、鄉(xiāng)里、朋友、同事間的一件件小事。也正是這些小事、細節(jié)，清晰而深刻地反映著它們所作育的這個人。 “探究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一百來年的時間段里，何以能從三湘四水那些荒村和小鎮(zhèn)走出眾多的杰出人物，推動著中國乃至世界的運行車輪”，作者選擇的這條以小見大的路，也許沒有險絕奇峻的風景。但曲徑通幽處，一定會有耐人尋味的收獲。 取材廣博這些小故事絕非道聽途說的稗官野史，而是作者從大量資料中挖掘、整理、還原出來的。本書選取史料的第三個特點就在其中：參考資料之廣博，令人稱奇。 根據(jù)腳注中的引用文獻進行統(tǒng)計，本書共引用了74份資料。其中既有《明史》、《清史稿》、《清實錄》、《清史列傳》這樣的官方史籍，也有《曾國藩全集》、《曾國荃全集》、《曾紀澤日記》、《郭嵩燾日記》等一手史料，還有《能靜居日記》、《雨窗消意錄》、《三十年聞見錄》等同時代人的著述，更有《以曾國藩為視角觀察清代京官的經(jīng)濟生活》、《鐘叔河評點曾國藩家書》、《清代土地權(quán)利中的“墳禁”習俗探析》等后人的研究專著。本書取材之廣，可見一斑。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對同一個歷史人物，作者會博采不同的資料，從不同版本、不同角度中還原更全面立體的人物形象和歷史事件。僅對曾國藩一人，本書就引用了《曾國藩全集》（岳麓書社，2011年）、《以曾國藩為視角觀察清代京官的經(jīng)濟生活》（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11年）、《鍾叔河評點曾國藩家書》（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曾文正公年譜，崇德老人紀念冊[附]聶曾紀芬自訂年譜》（臺海出版社，1966年）、《清政府鎮(zhèn)壓太平天國史料》（社科文獻出版社，1992年）、《曾寶蓀回憶錄[附]崇德老人自訂年譜》（岳麓書社，1986年）、《曾國藩日記》（岳麓書社，2015年）、《曾文正公文集》（線裝書局，2015年）、《曾國藩聯(lián)語輯注》（岳麓書社，2004年）等九份材料。其余如曾紀澤、左宗棠、郭嵩燾等人也都有若干份史料互相印證。甚至《從文自傳》還有岳麓書社2010年版和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兩個版本。作者選材之用心，令人佩服。 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惫湃嗽疲骸凹媛爠t明，偏聽則暗”。從取材廣博這一點，可見作者之多聞，亦可見本作之“兼聽則明”。這樣的作者、這樣的書，居然“流布不廣”，令人費解。
陳述史實“流布不廣”的原因，也許可以從“述”字上略窺一二。 文字中的情感作為一個“以省籍而自豪”、“愛自己的故鄉(xiāng)，對本省本縣本鄉(xiāng)名人與有榮焉”的湖南人，作者在字里行間流露的情感可謂真摯而醇厚。 這份情感，尤見于曾氏家族。例如，作者對曾國藩的評價是：
對曾國荃，作者著重記錄的是這些事跡：
這份感情，甚至無需過多文字，只看作者對曾氏兄弟的稱謂就能感受到：  文正公  曾文正公  文正公  九帥 曾九帥 稱曾國荃為“九帥”，這一點尤其值得玩味。曾國荃在曾氏族內(nèi)排行第九，又是湘軍重要統(tǒng)帥，因此人稱“九帥”。這個稱謂，既有喊“老九”的親近，又有喊“大帥”的尊重；比用謚號代稱更顯親近，又比直呼其名更顯尊重。這一聲聲“九帥”中傾注了作者怎樣的情感，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吧。 相比之下，左宗棠、胡林翼等人連一聲“左公”、“胡公”都不易得。作者對曾氏兄弟的偏愛，躍然紙上。 此外，書中還出現(xiàn)了不少的“我”，即作者的第一人稱代指。這種指稱會是一種化公議為私事，將讀者視線從公眾人物、公共事件拉到作者個人經(jīng)歷、個體感受上。有的時候，這樣做能夠拉近歷史人物、作者和讀者之間的距離。更多時候，這種手法會模糊文章焦點，轉(zhuǎn)移讀者注意，更會淡化作品主題：作者究竟是想“探究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一百來年的時間段里，何以能從三湘四水那些荒村和小鎮(zhèn)走出眾多的杰出人物，推動著中國乃至世界的運行車輪”，還是想敘述個人經(jīng)歷、抒發(fā)個人感觸呢？ 在文字中表達強烈的個人情感，是一把雙刃劍。一般來說，真摯而醇厚的情感更容易打動讀者、引起共鳴。同時，它也會給作品打上深深的個人烙印。也許在散文、詩歌等文體中，這樣的個人化值得鼓勵。但是在歷史文章中，強烈的個人情感很容易把客觀敘事和秉公持論變成私人化表達，進而拉低作品本應有的高度。 例如，對曾國荃“殺人如麻，揮金如土”的作風，對曾國藩“曾剃頭”的外號，對曾國藩和湯鵬的斷交，對張百熙治下“風氣依舊保守和老舊”的京師大學堂……作者大都以回護為基調(diào)。實際上，作者的觀點不無道理。然而，用明顯帶有情感傾向的文字表達出來，有理也要矮三分。 其實，個人情感、私人化表達，并不是寫歷史的雷池禁地。本書《這個世界的繁華和喧囂已與他無關(guān)》和《漣水源頭，一只等待游子平安歸來的石龜 》等篇章就寫的非常好——也因為這種情感和表達，這兩篇可以歸為圍繞歷史展開的散文。即便那些以“我”為中心的文字，也可以稍作改寫，取其拉進近讀作距離之長，避其化公為私之短。 歷史不應該變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書寫歷史還是應該盡量克制個人情感，盡量客觀敘事、秉公持論。 組織中的微瑕“文字中的情感”不含褒貶，“組織中的微瑕”可就帶傾向了。 平心而論，本書的文字并無大過，只是在文句和段落的組織上有點白璧微瑕。 比較直觀的問題出在起承轉(zhuǎn)合上。有些句子和段落如“鐵騎突出刀槍鳴”一樣，在平順的上下文中或突然殺出、或戛然而止，有時令人不知所云，有時甚至產(chǎn)生歧義。 例如下面這段文字：
這“老泰山的余蔭”，是指“左宗棠……特別關(guān)照”，還指“曾紀芬這位賢內(nèi)助的輔佐”？依據(jù)指代關(guān)系的就近原則，很容易把“老泰山”和“左宗棠”聯(lián)系起來。但實際上，“老泰山的余蔭”是指“曾紀芬這位賢內(nèi)助的輔佐”。左宗棠異軍突起、將整句攔腰截斷，就容易造成誤解。 此外，這一段、以及這一章，與胡林翼一點關(guān)系都沒有。為什么突然冒出一句“胡林翼年輕時亦是如此做派”？為什么提過一嘴胡林翼后又戛然而止？倘若司機這樣一把急轉(zhuǎn)彎、一腳急剎車地開車，乘客早就吐滿車廂了。如果胡林翼與本章主題相關(guān)，那就展開說說；如果無關(guān)，那就干脆不寫。這樣天上一腳地上一腳地飯后閑聊風格，不太適合正式嚴肅的歷史文章。 類似的還有：
宋庠、宋祁兄弟二人都寫過《落花詩》，其中與本段、本章主題相關(guān)的是宋祁的詩句。本段前半部分已將這層意思寫明、寫盡。為什么段尾還要再添上“宋庠有句……”呢？如果因為“兄弟二人都寫過《落花詩》”而想要把兩人的詩句都收錄進來，那何不把它們放到一起呢？“兄弟二人都寫過……宋庠有句……宋祁詩中名句……曾國藩當年看……”，這樣的語序，是不是更平順一點呢？ 句子中這類“急轉(zhuǎn)急剎”的問題，也存在于段落組織中。例如下面這段文字：
這段話出自《這個大舅哥不好當：曾紀澤的煩惱》，位于本書第28頁。這段話之前，作者用大段篇幅記述了曾紀澤對兩位妹夫的一拉一放。這段話之后，作者用更大的篇幅補充了曾紀澤給幾位妹妹的信、以及小妹留在信后的題記。 那么問題來了：曾紀澤委托李鴻章給曾紀鴻轉(zhuǎn)一點工資，與上下文所述曾紀澤與妹妹、妹夫之間的往事，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呢？在緊鑼密鼓的《鐘馗嫁妹》中，突然竄出來一嗓子《五臺會兄》，難道不突兀嗎？ 曾國藩去世后，曾紀鴻多病、缺錢的困窘，在本章靠前的段落中已經(jīng)寫過。在《曾國荃詳說人情大學問：哪些人送的賻儀可以收》、《左宗棠為何關(guān)照“老冤家”曾國藩的兒女》等章節(jié)也多次提到此事。要體現(xiàn)哥哥對弟弟的關(guān)心，有很多更好的時機。在和妹妹妹夫“扯皮”時黑不提白不提地把弟弟提出來，只怕多心人更要覺得偏心了。 在陳述史實方面，還有兩處細節(jié)值得商榷。 本書在第98頁，即《劉錦棠：上馬殺賊、下馬撫民的前敵總指揮》一章中提到：“1883年，清廷批準新疆正式建省……”。在第103頁的《魏光燾：治理新疆二三事》中，又寫到“光緒十年（1884年），清廷批準新疆建省……”。歷史上，1884 年 11 月 17 日（光緒十年九月三十日）批準新疆建??；1884 年 11 月 19 日，清政府頒發(fā)上諭，任命劉錦棠為新疆巡撫，魏光燾為新疆布政使。這標志著新疆省的正式建立。第98頁處應為作者筆誤。 在《“學歷”是九帥心中難言的痛》一章中，本書提到“曾國荃……到了北京后，同治帝因患梅毒駕崩了?！鼻迨覚n案《萬歲爺進藥用藥底簿》、《翁同龢日記》中記載的癥狀表現(xiàn)，以及故宮博物院和醫(yī)學專家的協(xié)作研究，都更支持同治死于天花一說。所謂“同治帝因患梅毒駕崩”，更偏稗官野史，出現(xiàn)在本書之中，似有不妥。
闡發(fā)史論闡發(fā)史論可能受充沛的情感影響而產(chǎn)生傾向性，前文已述。從另一方面講，飽含情感的發(fā)論也更容易深入人心。 例如《這個大舅哥不好當：曾紀澤的煩惱》一章全文引用曾紀芬在曾紀澤信后附上的題記，其中寫道：
蘇軾和蘇轍的鹡鸰之情，可謂千載美談。小妹面對長兄的遺物，引用二蘇典故，此心可鑒。結(jié)尾的“感慨系之矣”五個字，又不能不令人聯(lián)系起《蘭亭集序》，“情隨事遷”、“已為陳跡”、“終期于盡”、“豈不痛哉！”千頭萬緒一并噴涌而出。 本章末尾，作者動情地寫道：
“八旬老人睹物思人，該是何等的感慨”！從曾紀芬的題記，可以清晰感受到老人的感慨。結(jié)合本書的后記，不難感受到作者的感慨。讀者如果也曾有過睹物思人的經(jīng)歷，心中又該是何等的感慨呢？ 又如《若論綜合才能，此人應在曾、左二人之上 》中所寫：
“胡林翼就是這樣漢子”，詼諧幽默間的肯定，仿佛作者在笑容滿面地向這位漢子頻頻點頭，也令人不禁在會心一笑間為兩人各豎一個大拇指。 由本書后記可知，作者在本書寫作過程中經(jīng)歷了一些家庭變故。書中多次出現(xiàn)的對于“壽數(shù)”的感嘆，恐怕都由此而出：
《哈利波特》里說，只有親見過死亡的人才能看見夜騏?？峙乱仓挥薪?jīng)歷過喪親之痛的人，才能理解作者對“壽數(shù)”的執(zhí)著背后，藏著怎樣的深情吧。 不過，從沛然的情感中冷靜下來，審視文章中的論點和論證，筆者與作者恐怕要爭鳴一番。 首先，部分觀點的立論落腳點似乎可以更“高上大”一點。 例如，作者評價譚延闿“格局大，見識廣，才華出眾”。這十字考語不可謂不美，可惜下一句落在“總能在重要的時刻趨利避害”上。 又如，作者體會到“那些被損害的利益集團，能量頗大，掌握話語權(quán)，他們團結(jié)一心對付你一個外來的巡撫，辦法多的是”，因而提出《切莫得罪當?shù)氐墓倮簟?，未免太過明哲保身。以此評論“名臣”，略顯有失風范。 還有《為家鄉(xiāng)爭利益，天經(jīng)地義》：若單說這話，沒什么問題；可若只說這話，未免小家子氣。更何況，作者在下一章《一百多年前的“爭路”往事》里就寫道：
鐵路之爭，不僅有湖南和江西的地域之爭，更有先賢們從“整個國家”和“造福一方”著眼的胸懷。這樣的家國情懷，不比“為家鄉(xiāng)爭利益”更適合立論嗎？ 京廣鐵路與京九鐵路示意圖?！兑话俣嗄昵暗摹盃幝贰蓖隆?，爭的就是武漢到廣州的鐵路。圖源見右下角水印。 在論證方面，本書有些邏輯也值得商榷。 例如，《曾國荃：用榮祿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中寫：
然而，還記得前文所錄左宗棠與曾國荃的對話嗎：
光緒十年，曾國荃仍然“鋒芒畢露、敢說敢干”。說十年前他就“已修煉得通達圓融”，似有矛盾。 《“官牒牙牌書不盡”的傳統(tǒng) 》中，作者在開篇就寫：
這則軼事怎么能說明領導很忙呢？莫非作者的思路是“官銜多就職務多，職務多就工作忙”？頭銜顯然并不代表實際職務，更不能代表工作量。遠一點說，杜甫因“檢校工部侍郎”而被稱為“杜工部”，其實他連工部衙門朝哪開都不知道。近一點說，本書提到李興銳被清廷任命為大名府知府，可實際上“李興銳并沒有去大名府履職”，他先是在京城滯留一年，后被曾國藩帶去天津、金陵。這位大名府知府也未必知道知府衙門朝哪開。 此外，本書對歷史人物的內(nèi)心想法做了不少推測。大部分情況下，這些推測比較符合人之常情。但也有一些，恐怕主要出于作者臆測，不太站得住腳。 例如，《當學霸的成績成為負擔：說說清代狀元蕭錦忠》中，作者認為“從蕭錦忠的長沙府同鄉(xiāng)曾國藩家信的兩段記載中，可以對其辭官歸里的原因做一些推測，或許是狀元的榮耀和做小京官的清貧落寞產(chǎn)生巨大的反差?！?/span> 曾國藩家信這兩段記載都被本書引用如下，信中的蕭史樓即蕭錦忠：
曾國藩這兩封信中，與蕭錦忠辭官歸里有關(guān)的只有一句：“史樓現(xiàn)未得差，若八月不放學政，則渠必告假回籍”。從這句話推測“或許是狀元的榮耀和做小京官的清貧落寞產(chǎn)生巨大的反差”，是否有點過度聯(lián)想？ 《別讓恩師成為自己的下屬》一章中也有類似的問題。本章引用《樊錐傳略》提到：
雖然樊錐確實是蔡鍔的老師，但從所引材料來看，樊錐的這一系列行為并不一定是因為他“性格過于狷急了，以為當年的學生翅膀硬了，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自尊受到了極大的傷害，竟然氣得吐血……”也有可能是因為樊錐認為蔡鍔走上了歪門邪道，自己作為老師既不能引導匡正，又無法坐視不理，愛徒心切、急火攻心，才在某次“言事不合”后“暴怒，嘔血數(shù)斗”。 后來樊錐繞過蔡鍔，直接上書廣西巡撫張鳴岐，也未必是“希望通過直接找蔡鍔的上司，以獲得重用”，也有可能是樊錐為了“治病救人”才越級上書，希望蔡鍔的上司能夠讓他浪子回頭。 這兩個“也有可能”，當然是沒有多少史料支撐的臆測。如果作者掌握有更充分的資料證據(jù)，適當?shù)剡x入書中，也許能夠更好地論證觀點。 蔡鍔將軍。圖片源自網(wǎng)絡。 正如一千個人眼里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人眼里也會有一千個一家之言。作者所書，不無道理；筆者所評，也不過是姑妄言之。讀者們?nèi)粲信d趣，不妨買一本來讀一讀，也算是與歷史人物同行共處、與作者神交對談了（沒錯，我就是在推銷哈哈哈）。
編輯修訂如果說選、述、論是作者的功夫，那么編輯修訂就是編輯的功夫。 本來，我對編輯工作了解不深，雖然有點意見，也許還是閉嘴的好。然而，本書“牢騷都不敢發(fā)還寫什么詩”一章，讓我產(chǎn)生了深深的共鳴：“牢騷都不敢發(fā)還寫什么書評”。因此，有點小牢騷，還是決定一吐為快。 主要的牢騷針對文內(nèi)注解，即“筆者注”、“按”和直截了當?shù)睦ㄌ栄a充： “筆者注”、“按”和括號補充 三者之中，“筆者注 ”最為明確，即為本書作者添加的注腳。由此推之，按語當是“編者按”而非“作者按”，否則直書“筆者注”即可，無需再“按”。那么，為什么還有未加“筆者注”或“按”的括號補充呢？是作者和編者之外的某位“脂硯齋”的注疏嗎？ 此外，有些注解雖然內(nèi)容無誤，但出現(xiàn)的位置有點令人不解。就以上圖為例，“故中丞公一生感激文襄知遇最深”一句中，“文襄”二字后有按語“左宗棠的謚號”。然而抬頭看看，就在三行之上，“文襄”二字已然出現(xiàn)，且未加按語。前文不按而后文按，莫非是踐行西諺“better late than never”？ 同樣在上圖中，曾紀芬回憶文字“待中丞公不啻子侄”中，“中丞公”后有按語“曾紀芬的夫君聶緝椝”。然而抬頭看看，就在上一段落，已有“曾紀芬的丈夫聶緝椝”、“聶官至巡撫，巡撫雅稱中丞，筆者注”等文字。前文已注而后文又按，未免有床上疊床之嫌。 第二條牢騷，還要說回“晚清名臣：一群湖南人”。 在“晚清名臣”和“一群湖南人”之間，本書顯然更側(cè)重于后者。將本書副標題定為“晚清名臣……”，看起來能擴大潛在客戶群體——即使一名對李鴻章仰慕已久的安徽人，也有可能慕“晚清名臣”之名而購買此書——實際上，這樣會模糊核心的目標客戶群體。 本書“品牌定位”是晚清時期的“湖湘精英”，那么核心目標客戶顯然應該“以省籍而自豪”、“愛自己的故鄉(xiāng)，對本省本縣本鄉(xiāng)名人與有榮焉”的湖南人們。對一名湖南人來說，“晚清名臣”和“湖湘精英”，誰更有吸引力？誰更能說服自己慷慨解囊、為人說項？對一名安徽人來說，慕李鴻章之名買下本書之后，他會怎樣評價此書，又會不會向其他人推薦此書呢？ 再說了，這群湖南人連半部近代史都能撐起來，難道還撐不起一本書的書名、營銷嗎？ 封底（局部）和腰封（局部） 其它一些小牢騷，如腳注中有“[宋]陸游”、“[明]張居正”、“[清]魏源”，而黎庶昌、王伯恭、張廷玉等人則有姓名無朝代等格式不統(tǒng)一的問題，當屬筆者的潔癖，無傷大雅。
結(jié)語綜合選、述、論、編來看，本書雖白璧微瑕，但頗為可觀，實屬佳作。 無論是不是湖南人，都可以從中一窺晚清名臣的立身處世之道，更可以史為鑒、以人為鑒，以他山之石攻自己之玉。 從歷史人物的生活細節(jié)到現(xiàn)代生活的一點一滴，雖時代不同、立場不同，為人處世之道總是一以貫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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