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陳獨秀是否對加入國民黨仍舊心懷疑慮，他幾乎馬上就參加了國民黨，并成為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會的成員。頗能反映此后陳獨秀與共產國際關系特點的一個重要表現是，陳獨秀很快接受了馬林的說法，開始公開宣傳說：

“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代表國民運動的革命黨，不是代表那一個階級的”。

“國民黨雖然有許多缺點與錯誤，然終為中國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聯合戰(zhàn)線中重要分子，在國民黨為民主政治及統(tǒng)一政策斗爭時期，無產階級不但要和他們合作參加此爭斗，而且要在國民黨中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及為工人階級利益與自由的口號，以擴大其爭斗”。

他并且承認：“以前，我們黨的政策是唯心主義的，不切合實際的”。 

然而，宣傳歸宣傳，這并不等于說陳獨秀根本改變了自己的看法，要“一心不亂地干國民革命”了。只要看一看他1922年11月前后在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對國民黨所做的分析，和為中國共產黨規(guī)定的任務，就可以了解到這一點，即他并非如我們許多文章所說的，一下子跳到了另一個極端。

他當時寫道：國民黨員百分之七八十是知識分子和小商人，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工人，主要成員都是鉆營家和官僚，只有孫中山一人算是真正的革命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是“暫時支持國民黨”。我們加入國民黨，為的是按照共產國際的要求，糾正這個黨接近張作霖和日本的錯誤，“向國民黨中工人分子宣傳促進他們階級的覺悟，使他們了解國民黨終非為無產階級利益爭斗的政黨”。因為中國工人是共產黨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工人運動前景廣闊，深受壓迫的中國工人甚至會比先進國家的工人更具戰(zhàn)斗精神。因此，根據他的歸納，由劉仁靜在共產國際四大宣布的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任務，概括起來其實就是：第一，通過對國民黨內工人的宣傳，把他們爭取到我們這邊來。第二，擺脫孤立局面，把群眾團結到我們周圍，一面向帝國主義斗爭，一面分化國民黨。

真的按照陳獨秀的上述方針來指導共產黨人，大概是很難適應國共黨內合作這一特殊形式的。需要注意的是，陳獨秀的這些說法并沒有受到共產國際的任何批評。不僅如此，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共產國際這段時期有關中國問題的指示，就不難發(fā)覺，共產國際其實同樣贊成把爭取工人群眾當作共產黨人的頭等重要的任務。即使是在馬林1922年8月帶回來的那個國際指示當中，也是突出強調要組織勞動群眾，建立工會，爭取國民黨內的無產階級分子和手工業(yè)工人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12月5日就中國問題通過的決議，更是明確主張：“共產黨人應該將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組織工人群眾、成立工會和建立堅強的群眾性共產黨方面。”決議對國共合作的問題幾乎一句沒提。這同共產國際后來的方針有極大的差別。由此可以看出，不論是陳獨秀，還是共產國際，他們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其實都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的。

陳獨秀真的打算“二次革命”？

要求中共將主要注意力都用于發(fā)展自身，這未免與共產國際剛剛確定的聯合戰(zhàn)線政策有些矛盾。由于回莫斯科述職的馬林堅決反對，一個月之后，即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又專門就國共關系通過了一個決議。決議一上來就宣稱：“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盡管決議再度重申了共產黨人要加緊組織和教育工人群眾，建立工會，以便為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準備基礎的觀點，但強調的重點已經明顯變化，原來要求共產黨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這方面，如今則強調，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反帝反封建，組織和教育工人群眾只是共產黨人“重要而特殊的任務”。它并且特別提醒中共中央說：由于中國的“工人階級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因此，共產黨需要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應該留在國民黨內，并且，共產黨應避免同民族革命運動發(fā)生沖突。

一面強調民族革命是中心任務，一面要求共產黨仍舊要把組織工人當成“重要而特殊的任務”，這無疑給中共中央出了一個難題。

其實，關于中國“工人階級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因此需要實行聯合戰(zhàn)線的觀點，與陳獨秀的看法并無太多矛盾。問題在于，共產黨人自己的首要任務是什么，是加緊在革命的過程中為社會革命的目的組織無產階級，還是全力去幫助資產階級首先實現民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