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隨著“中行別業(yè)”工程的啟動，在中國銀行職工中間開始流傳起這樣一則故事，說是：不久前，中行上海分行經(jīng)理宋漢章在前往一名病逝老職工家中慰問時發(fā)現(xiàn)，該職工家境貧寒，一家人擠在石庫門底樓一間狹小的房間內(nèi)，過著窘迫的生活。此情此景，令宋漢章悲從中來，不禁感嘆道：“這位老職工為中行服務了一輩子，最后居然連一間像樣的居室都沒有！”于是，一個“為職工建造住宅區(qū)”想法在他的腦海中浮現(xiàn)出來，最終，經(jīng)中行常務董事會討論通過，將這片住宅區(qū)選址在了當時的極司菲爾路上。

萬航渡路舊稱極司菲爾路，據(jù)說取自當時工部局總董約翰·麥克格雷戈妻子的名字。它始筑于19世紀60年代，南起愚園路，北至曹家渡折向西，最終至長寧路，銜接婁山關路，1943年更名梵皇渡路（梵皇渡原為蘇州河邊渡口，據(jù)《長寧區(qū)地名志》記載，舊址位于萬航渡路滬杭鐵路二號橋東首蘇州河邊），1964年改稱萬航渡路至今。有關這條馬路的故事，大抵還要從曹家渡的歷史說起。

曹家渡地區(qū)泛指由萬航渡路、萬航渡后路、長壽路、長寧路、長寧支路五條道路交匯后所輻射開來的區(qū)域，曾是滬西煙火萬家、商業(yè)鬧市所在，也是上海另一處被稱為“五角場”的地標。

曹家渡原為吳淞江（蘇州河）畔的一片荒地，明代隆慶萬歷年間時因曹姓族人在此捐資造船、義渡行人而得名。19世紀末至20世紀10年代，隨著周邊道路辟筑、電車開通運營、梵皇渡車站設立，曹家渡地區(qū)的城市化進程得以加快，據(jù)《法華鄉(xiāng)志》記載，“光緒十八年（1892年），有人購地建筑油車（榨油坊），是為城市之始。繼而西段開辦繅絲廠，東段開辦面粉廠，招募男女工作，衣于斯，食于斯，聚集于斯者不下數(shù)千人。由是馬路兩旁造房開店，百工居肆而市成矣......中外富商巨賈莫不挾其資設廠經(jīng)商。除綴絲面粉廠外，若洋紗廠、織布廠、雞毛廠、牛皮廠、榨油廠、電燈廠不數(shù)年間相繼成立……”因此也有了“滬西小上?！钡拿雷u。

曹家渡今貌

與工商業(yè)日新月異同時而來的，還有人文氣息的日益濃厚。位于如今萬航渡路與華陽路交匯處的蘇州河畔，曾有一座名為“小萬柳堂”的私家花園（建筑已不存），原是無錫名士廉泉與其妻吳芝瑛在上海的住所，因廉泉祖上元代名臣廉希憲在元大都（現(xiàn)北京）建有“萬柳堂”，故襲其堂名冠以“小”字。廉、吳夫婦在此居住期間，以書畫、詩詞聞名，中外訪客絡繹不絕，其中就有“鑒湖女俠”秋瑾。

由于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吳芝瑛早在北京生活期間，便與秋瑾義結(jié)金蘭，秋瑾在贈予她的詩中有寫到“不結(jié)死生盟總泛”“文字之交管鮑誼”，可見二人友情之深。1904年，吳芝瑛遷居上海后，秋瑾曾為“小萬柳堂”座上賓，酒席間二人說到動情之處時，秋瑾拔劍起舞、慷慨悲歌。1906年，秋瑾在上?；I辦《中國女報》，宣揚男女平等，吳芝瑛聽聞后，不僅在家中設宴遍請滬上名媛，發(fā)動大家集資，而且還自己慷慨解囊。對秋瑾投身革命，她熱情贊頌：“英雄尚毅力，志士多苦心?！?/span>

1907年７月15日，秋瑾在紹興軒亭口就義后，吳芝瑛為完成她“埋骨西泠”的遺愿，冒死將其遺體運往杭州，安葬于西湖白堤盡頭西泠橋畔，并親自為她題寫碑文。之后，又在“小萬柳堂”內(nèi)辟建“悲秋閣”，以示對秋瑾的紀念。

辛亥革命爆發(fā)后，秋瑾生前所致力于推翻的清王朝就此走到了窮途末路。1913年2月1日，孫中山先生受邀來到距離“小萬柳堂”不遠處的圣約翰大學校園內(nèi)（現(xiàn)華東政法大學校址），并在“思顏堂”（現(xiàn)40號樓）登臺發(fā)表演說，他告誡青年：“既有知識，必當授人。民主國家，教育為本。人民愛學，無不樂承，先覺覺后，責無旁貸，以若所得，教若國人，幸勿自秘其光?！标U述科學教育的重要性。

圣約翰大學舊址（思顏堂）

在宋漢章的記憶中，“小萬柳堂”也見證了他人生中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幕。那是在1912年3月24日，宋漢章在受邀前往“小萬柳堂”赴宴時突遭滬軍都督陳其美秘密派人拘捕，究其原委與當時的一場金融博弈有關。

上海光復后，滬軍都督府月支過百萬，為籌軍餉，陳其美曾欲籌組上海中華銀行，作為“日后開辦中央銀行之基”。他向?qū)O中山再三吁請，將中華銀行設立為中央銀行，以沒收大清銀行官股，充作日常用度。孫中山并不支持陳其美的主張，而是力主由大清銀行改組為中國銀行，繼續(xù)承擔中央銀行之職責。陳其美的如意算盤落了空，遂設計將宋漢章逮捕，以阻撓大清銀行改組，逼宋就范。（讀史老張著《漢口路上》）

此事一出，社會嘩然，最終在各界的聲援下，被扣押20余天的宋漢章取保獲釋，宋也因此獲得了極高的贊譽。

據(jù)當時財政總長熊希齡批示：“該員（宋漢章）辦理前清銀行聲名甚好。此次雖因公受累，前晤滬軍陳（其美）都督亦謂該員辦事謹慎，廉潔私清，并無所虧……大抵前清銀行辦法志在牟利，頗失國家宗旨，致貽商民怨謗，其咎在前清之無政策，對該員實不相涉。今幸公家徹底查清，水落石出，正可表見該員之無私弊，此后益昭信用，切不可因此灰心也?！保?912年4月29日《申報》）

四年后，北洋政府對中國銀行下達鈔票停兌、存款止付的“停兌令”，宋漢章再次被推到風口浪尖，他臨危不亂，與中行上海分行副經(jīng)理張嘉璈一起為維護中行信譽，同心協(xié)力抵制“停兌令”，因此又使中行名聲大振，存款數(shù)額也由此迅速提升。

到1926年，中行全行存款達3.2848億元，占全國25家重要華商銀行存款總額的35.1%，集中全國資金已達到十分可觀的程度。（洪葭管《張嘉璈在中國銀行的二十二年》）

充裕的資金儲備為中行建造職工住宅區(qū)創(chuàng)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宋漢章等人的推動下，中行上海分行自1923年起，開始在極司菲爾路96號（現(xiàn)萬航渡路623弄）投資興建“中行別業(yè)”，并在該地塊上建造起集宿舍樓、公寓樓、聯(lián)體別墅（也稱“九幢頭”或“九宅頭”）、學校、圖書館、飲食店、診所、運動場等于一體的綜合型社區(qū)，至20世紀30年代中旬，不少在滬工作的中行職工已經(jīng)擁有了屬于自己的“15分鐘生活圈”，作家程乃珊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當年都曾是“中行別業(yè)”的住戶。

中行別業(yè)

好景不長，1937年淞滬抗戰(zhàn)結(jié)束后，上海進入“孤島時期”，隨著臭名昭著的“汪偽特工總部”進駐極司菲爾路76號（現(xiàn)萬航渡路435號，建筑已不存），極司菲爾路及周邊地區(qū)逐漸淪為日偽特務猖獗的“滬西歹土”。1939年初，原本居住于極司菲爾路40號（建筑已不存）的出版家張元濟鑒于家境窘迫及家人安全等原因，被迫賣掉老宅舉家遷居至霞飛路（現(xiàn)淮海中路）上方花園24號；1940年2月的一個夜晚，位于極司菲爾路愚園路轉(zhuǎn)角處的“百樂門舞廳”內(nèi)槍聲響起，紅舞女陳曼麗應聲倒地并在送醫(yī)搶救無效后宣告身亡，案情至今仍是撲朔迷離……那時的極司菲爾路儼然已成為了“是非之地”的代名詞。

百樂門舞廳

在那個多事之秋中，肩負著“守衛(wèi)國家金融命脈重任”的中行職工們，依然寸步不離他們的“陣地”。1941年初，汪偽政府成立偽中央儲備銀行并指示76號特工總部不擇手段強制推行“中儲券”，以中行為代表的各大華資銀行對此進行了堅決的抵制，一致拒收偽鈔。加之同時期，國民黨軍統(tǒng)特工又接連不斷對偽中儲行人員實施“鋤奸行動”，這些令偽中儲行總裁周佛海惱羞成怒，遂下令76號特工總部頭子李士群展開報復行動，為此“中行別業(yè)”曾幾度遭受“腥風血雨”，僅在1941年3月22日凌晨的一次“搜捕”中，中行就有128名員工及家屬被非法逮捕，后經(jīng)各界人士積極營救，其中的多數(shù)人才最終獲釋。期間，中行其余員工不畏艱險照舊堅守崗位，贏得了當時輿論的贊譽。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隨著大批中行職工陸續(xù)返滬，為緩解住宿問題，中行上海分行在1946-1947年間，又在“中行別業(yè)”內(nèi)建造了一批5層公寓樓，也稱“新公寓”。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公寓”71號和72號的過道兩側(cè)上方各鑲有八個大字，分別寫著“筑室百堵，爰居爰處”與“殖殖其庭，君子攸寧”，這些出自《詩經(jīng)·小雅·斯干》中的名句，寄托了當時中行別業(yè)居民對于美好安定生活的向往。

中行別業(yè)新公寓引自《詩經(jīng)》的文字

1949年5月25日，上海市蘇州河以南地區(qū)已迎來解放，正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zhàn)軍司令員陳毅即將進駐“第一宿營地”——圣約翰大學“交誼室”之際，兩條長約30米、由中行別業(yè)居民葉子圣手書“慶祝大上海解放”和“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巨幅標語已在中行地下黨支部黨員與積極分子的互送下安全抵達外灘，并從中行大樓上如兩條瀑布般飛泄而下，迎接著第一縷破曉曙光的到來。

圣約翰大學舊址（交誼室）

本文主要內(nèi)容首發(fā)于《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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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王陽明66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