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在位期間，都曾廣收王羲之真跡，并交由宮廷書家精心摹刻拓印和鉤填。但是，由于“安史之亂”以及長安數(shù)次被攻破，這些真跡絕大多數(shù)流落民間、散如星斗。到了南唐后主李煜在位時，他決定重新搜集王羲之真跡，編集一部堪比《圣教序》《十七帖》的“大部頭”。

經(jīng)過大臣的尋訪，最終有100余件被收入宮中，李煜精于書法和鑒定，他親自過目每一帖，將其中的偽帖和水平相對較低者全部剔除，最終留下了60余件，合成了一部叢帖。這部叢帖不僅選帖嚴謹、摹刻精湛，而且很多帖非常罕見，每一筆都是正宗的魏晉筆法。

后來，趙匡胤攻滅南唐，李煜投降，內(nèi)府所藏的珍寶字畫盡數(shù)被帶到汴梁，其中就包括這部作品。趙匡胤深愛此帖，視其為“傳家寶”，還命宮廷書家將它拓印并隨葬永昌陵。宋太宗在位時編《淳化閣帖》，便是以這部法帖為母本。

“靖康之變”后，此帖不知所蹤，南宋時被泰州提舉常平使施宿所得，他在“澄清堂”內(nèi)將這部作品修復、摹刻，因此得名《澄清堂帖》。此帖曾被王文治、孫承澤、張伯英、翁方綱、何紹基等人珍藏，何紹基贊其：“于淳化、大觀、絳、潭、太清樓諸拓為遠勝也。”

這就是說，相比于《淳化閣帖》《絳帖》《大觀帖》等，這部《澄清堂帖》不論是內(nèi)容的真實性、摹刻的細膩程度還是篇幅之長、保存之完好，都居于魁首，它才是我們學習王羲之行草書的“標準教科書”和“用筆范本”。

王文治點評：“右軍草書一冊，當是淳化閣所摹，毫芒飛動，使轉(zhuǎn)縱橫，晉人神韻，賴此以傳?！洞笥^》雖工致過之，精氣弗及也。此種宋刻宋拓之右軍書，真世間稀有之寶！”《澄清堂帖》為白紙鑲邊剪方裱本，麻紙烏墨拓，總計82頁，每頁縱約26.5厘米，橫約13.4厘米，卷上有孫承澤、潘仕成、耆英等17段跋文，鈐藏印28方。

《澄清堂帖》筆法去粗存精，相較《淳化》的刀刻失真與《大觀》的線條板滯，精準保留原作筆勢，起收筆細節(jié)清晰，提按變化如實還原，中鋒絞轉(zhuǎn)、粗細變化纖毫畢現(xiàn)。結字更具真跡鮮活感，欹側(cè)取勢無造作，牽絲映帶如實刻出，通過刀法輕重還原墨色濃淡。清代吳榮光稱《澄清堂帖》：“下真跡一等，勝《淳化》《大觀》處在于見筆見墨”，值得畢生臨摹。

此作在上世紀70年代被利榮森博士捐贈給香港中文大學，是“北山十寶”之首，還被國家評為“珍貴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