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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時期的視覺文化

       丁沖 2007-01-07
        眼睛作為造化的產(chǎn)物,天生是用來觀看的。借助眼睛這樣的器官而展示的視覺行為,其實就是一個發(fā)現(xiàn)世界與認識世界的過程。黑格爾說過,視覺不同于其他感官,屬于認識性的感官,意指透過視覺,人們可以自由地把握世界及其規(guī)律。確實如此,我們對世界的把握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于視覺。視覺作為一種文化的存在,其實很早就有了。在先秦時期,這種視覺文化已經(jīng)是很成熟的文化,并呈現(xiàn)出一定的特征。
        
        先秦時期視覺文化的表現(xiàn)
        
        首先,先秦時期的人們已經(jīng)認識到,視覺行為是人自身很自然的本性流露。莊子認為,“人之情,目欲視色”(《莊子·盜跖》),(天下)“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莊子·至樂》)。孟子認為,“目之于色也……性也”(《孟子·盡心》),這里把人的眼睛對于美色的需求,理解為“人之情”、“(天下)所樂”和“性也”,都是對人之視覺行為天然化正常化的恰當表述。
        先秦時人還認識到,眼能通神,人們眼中眸子的明亮程度是觀察其心理活動的重要依據(jù)。孟子認為:“存人者,莫良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哉?”(《孟子·離婁上》)這里把觀察一個人的眼睛放在突出地位,足以說明人的視覺行為是其心理行為的重要表征。描述人之眼睛明亮程度的詞語除了用“”以外,《詩經(jīng)》中還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和“美目揚兮”、“美目清兮”(《猗嗟》)這樣的詞匯,俊眼流轉(zhuǎn),眼神清澈,恰如一泓清水,這樣的描述足以說明時人對于眼睛視覺效果的觀察是很細致的。有了眼睛,才談得上眼神。沒有眼睛,就無從談起。莊子認為,“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莊子·大宗師》),“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莊子·逍遙游》),“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莊子·秋水》)。這些表述,都是基于對眼睛天然性能和視覺行為的細心觀察而得出的結(jié)論。
        眼睛的天然性能是看世界,但是,人作為社會的動物,其視覺行為還不能濫用。如“五色令人目盲”(《老子》十二章)、“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莊子·天地》)、“視強則目不明”(《韓非子·解老》)、“耳目竭于聲色,故中無主”(《韓非子·喻老》)、“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氣為五味,發(fā)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等看法,都是防止視覺行為過度的一些主張。但是,防止濫用并不是堅決杜絕,尤其是眼睛對于美色的天然需求方面,更是如此?!澳恐娬呙郎坏靡?,謂之閼明”(《列子·楊朱篇》),這里說的“閼明”,即含有淤塞使不得通的意思,充分考慮到了視覺行為的天然屬性層面,可見,古人對于視覺行為的社會適應(yīng)性的看法還是具有辯證色彩的。
        其次,先秦時期的人們更多關(guān)注的是視覺行為的社會倫理性,即受到政治屬性的約束。
        從有關(guān)記載來看,這方面的情形指的是進入階級以后的事情。最典型的說法是“非禮勿視”(《論語·顏淵》),不屬于禮節(jié)約束的不要去看,合于社會倫理范圍的,才可以去看。
        《禮記》一書中有很多的視覺行為規(guī)范,如“立必正方”(《曲禮上》),“將入戶,視必下……視瞻毋回”(《曲禮上》),“毋淫視”(《曲禮上》),“居喪之禮,視聽不衰”(《曲禮上》),“立視五,式視馬尾,顧不過轂”(立乘者在車上只能向前看相當于車輪五周的距離,行軾禮時看著馬尾,回頭看時目光不得超過車軸頭)(《曲禮上》),“天子視不上于袷,不下于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凡視,上于面則敖,下于帶則憂,傾則奸”(看天子時目光不過衣領(lǐng)的交疊處,下不過衣帶??磭龝r目光要稍低于面部??创蠓驎r要平視??词繒r目光可旁及士周圍五步以內(nèi)的地方。凡看人,向上超過面部就顯得傲慢,向下低于衣帶就顯得憂愁,歪著頭看就顯得用心不正)(《曲禮下》),“君子……目容端。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累累,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視容清明”(君子應(yīng)目不斜視。凡祭祀,容貌臉色要像看見了所祭的人那樣。服喪時顯出瘦病疲憊的樣子,臉上顯出憂思的神色,目光顯得模糊不清……在軍中目光顯出清澈明察的樣子)(《玉藻》),這些視覺要求有些近于苛刻,讓今天的人們看來,是很難做到的。不過,有些內(nèi)容在今天看來,還是有積極意義的,比如談到的在不同場合應(yīng)該有不同的視覺場合適應(yīng)性,其原則也是今天社會所要求的。
        上引《禮記》中所說的視覺行為規(guī)范在春秋時期確有其事。如春秋時人評價晉厲公“視遠步高”時,要求做到“目以定體”、“觀其容而知其心”以及“目以處義,足以步目”,如果“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就會“其心必異矣”和“日棄其德”(《國語·周語中》)。在時人看來,視覺行為不僅僅是自然行為,還是社會規(guī)范行為,君子必須堅持“目以定體”和“目以處義”的原則,必須堅持目光和身體的相互協(xié)調(diào)與配合(目體相從),使其符合“義”和“德”的需要。這里完全把特定人物的視覺行為倫理化和道德化了。
        其三,在軍事場合,視覺行為充分顯示了重要的察覺功能。
        在戰(zhàn)場上,人們可以通過觀察敵人戰(zhàn)車輪子軋過的痕跡迷亂程度以及戰(zhàn)旗是否倒下來判斷敵軍的情況,這就是春秋時期魯國曹劌所說的“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左傳》莊公十年)。偵探人員的視覺觀察效果在戰(zhàn)爭中也很重要,如“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酥埂保ā蹲髠鳌非f公二十八年),這里偵探人員通過觀察楚軍的帳幕情況(楚軍拋棄帳幕而逃。幕無人居,烏鴉止其上),從而得出楚軍已經(jīng)逃跑的結(jié)論,為安頓鄭軍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在戰(zhàn)爭中用得最多的視覺行為是觀察戰(zhàn)旗和主帥的方位和動向。如春秋初期的葛之戰(zhàn)中,鄭莊公命令左右兩個方陣說“動而鼓”(《左傳》桓公五年),又如齊晉之戰(zhàn)中,晉將解張說“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左傳》成公二年),把人的聽覺和視覺比做“師之耳目”,充分說明了旗幟作為視覺指向中心的重要性。而主帥在戰(zhàn)場上也是很受視覺注意的重點。如晉軍主帥荀偃下令說“唯余馬首是瞻”(《左傳》襄公十四年),是以主帥所騎之馬的馬頭動向為進軍的方向。
        有時人們還利用視覺誤差來進行軍事偽裝。如魯宋乘丘之戰(zhàn)中,魯人公子偃“蒙皋比(蒙上虎皮)而先犯之”(《左傳》莊公十年)。類似的把戲晉國人也玩過,在城濮之戰(zhàn)中,晉將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guī)煗ⅰ保ā蹲髠鳌焚夜四辏?,在這次戰(zhàn)爭中,晉將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以引誘楚軍,從而攔腰襲擊。又如公元前555年齊靈公登上巫山眺望晉軍時,晉國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輿曳柴而從之”(《左傳》襄公十八年),其結(jié)果就使得齊靈公害怕晉軍人多,于是脫離前線而逃跑了。這些都是善于使用視覺誤差的典型例子。
        其四,先秦時期的人們還善于通過視覺來觀測天文氣象以及某些物理現(xiàn)象。
        人的視野是很開闊的。茫茫的宇宙中,星象的位移與變化已經(jīng)引起先秦時期人們的注目,因為它們與地球上人們的生產(chǎn)和生活是緊密相關(guān)的,尤其是對于以農(nóng)業(yè)為本的先秦時期的人們來說,對于星象的視覺觀測更為重要。周王室的單襄公曾批評陳國不注重根據(jù)觀測天象的變化來安排農(nóng)事和土木工程,“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jié)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鹬跻?,期于司里……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國語·周語中》)。類似的記載還見于《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土功,龍見而畢務(wù),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載,日至而畢”。這幾則記載提到了角星、天根星、氐星、房星、心宿星、定星、蒼龍星、大火星以及大水星等出現(xiàn)在不同時期,應(yīng)該與人間的農(nóng)事活動安排時間一致起來。
      登高才能望遠。古人很注重建造高臺來眺望遠方。于是在先秦時期有很多的高臺建筑,有的臺以其視覺效果好而得名,如趙武靈王時的“望臺”;有些因視野開闊而被時人所夸耀,如楚靈王曾夸耀自己的章華臺“臺美夫!”對此傲視心態(tài),大夫伍舉通過分析臺之高低與視覺規(guī)范二者之間的關(guān)系來予以批評,他認為,“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度于臨觀之高”,即不能超過能觀測預(yù)兆國家吉兇的云氣。“若于目觀則美,縮于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安用目觀?”(《國語·楚語上》)這里極力反對把滿足眼睛的觀賞看作美,實際上也是在批評楚靈王建立在別人痛苦之上的視覺享受。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視覺觀測上,先秦時期的人們有登臺“望氛”之舉。古代有一種很奇特的占驗吉兇的預(yù)言方式,即“觀氛”。“觀”即觀望,“氛”即古人對于云氣現(xiàn)象的判斷,他們把吉祥或妖孽之氣叫做“氛”。相傳周文王筑有“靈臺”,“用來觀象察氣之妖祥”。據(jù)《周禮》記載,周代有“視之官,其職責是:“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兇。一曰,二曰象,三曰鐫,四曰監(jiān)?!彼^“十輝”,皆為日旁云氣之象。這種“視”或“觀氛”在春秋時期較普遍。如魯僖公“登觀臺以望(天象或日旁云氣之色)”(《左傳·僖公五年》)。當時最有名的“望氛”專家是申須、梓慎、裨灶等人,尤其是梓慎,其望氛最多。在《左傳》昭公十七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以及二十四年都有梓慎通過觀察星象、融風、云氣和日食等的變化,來預(yù)言水旱以及國家的災(zāi)異。其中雖然有附會的成分,但是我們應(yīng)該看到千百年來人們對于視覺經(jīng)驗的依賴感,已經(jīng)成為人們溝通茫茫宇宙與人間禍福的重要橋梁,其中寄托的視覺思考很值得人們關(guān)注。這些視覺行為以及由此得出的結(jié)論在今天看來是幼稚的,但是它在當時是人們努力擴展自己眼光、認識未知領(lǐng)域的一種嘗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為以后的目測天文學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先秦時期人們對于光的視覺敏感度同樣值得我們關(guān)注。太陽崇拜在史前時期的遺址中就有發(fā)現(xiàn)。對于光之起源,春秋時醫(yī)和提出,“天有六氣……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左傳·昭公元年》)晦、明是光的不同表現(xiàn)形式,差別在于光的強弱不同。因此,醫(yī)和此言可以理解成他主張光是一種氣。對于光的傳播范圍,古人提出光行有限的理論。戰(zhàn)國時天文學家石申曾說過:“日光旁照十六萬二千里,徑三十二萬四千里?!保ā堕_元占經(jīng)》卷五引)說明光的運行范圍是有限的。光的傳播是否需要時間?中國古人沒有超距作用觀念,他們先驗地認為光的傳播需要時間,即光是有速度的。戰(zhàn)國時的《墨經(jīng)》記載過一個小孔成像實驗,《經(jīng)說下》云:“光之入,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卞X臨照院士對此條做了精辟闡釋,并特別論述了其中“射”字的含義,說:“我于此實驗敘述原文得一‘射’字焉……射之一字涵義凡三,一曰直,二曰疾,三曰自近及遠。于以推墨翟之所以知光亦有三焉。一為光之直線進行,二為光有甚大之速度,三為光發(fā)自光體而及于他處?!保ㄥX臨照:《釋〈墨經(jīng)〉中光學力學諸條》,《科學史論集》,中國科學技術(shù)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錢先生的論述,使我們可以把此條作為中國古代光有速度觀念的一個例證??梢?,先秦時期的人們對于光線的認識都是基于長期視覺實踐的深入思考。
        其五,先秦時期人們生活中的視覺糾錯行為。
        這包括三層含義。一是使視覺盡量避開有誘惑的東西,如女色或者“惡色”(《孟子·萬章》)等。對比度強的色彩(即視強)易形成視覺張力,會增強對視覺的刺激強度,從而造成“目不明”、“目盲”、“而有震?!保ā秶Z·周語下》)的后果,所以,從視覺感受的角度來說,人們提倡趨于視覺的協(xié)調(diào)與平和(即目不淫于色或視正則明),考慮的是視覺行為的可接受性,這樣的糾錯實際上是通過心理上的自我調(diào)適來實現(xiàn)的。
        一是出于對生命的關(guān)愛,由視覺的經(jīng)驗感受來糾正行為上的不足。孟子認為,“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是以君子遠庖廚”(《孟子·梁惠王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公孫丑上》),這些都是由于視覺上的接觸而生成的心理體驗。
        一是關(guān)乎人們身體健康的視覺糾錯。在長期視覺實踐的基礎(chǔ)上,先秦時期的人們已經(jīng)能夠通過視覺觀察來判斷人體各部位的病理情況?!懊駸o菜色”(《禮記·王制》)和“面無饑色”(《孟子·梁惠王上》)既是政治家所追求的安民理想,也是視覺糾錯的重要反映。在周代設(shè)有疾醫(yī)一職,其任務(wù)是“掌養(yǎng)萬民之疾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周禮·天官》),鄭注:“三者劇易之征,見于外者……五色,面貌青赤黃白黑也。察其盈虛休王,吉兇可知。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边@樣的例子見于《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求醫(yī)于秦,秦伯使醫(y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贬t(yī)和通過觀察晉侯的臉色即能夠判斷其健康狀況,可見當時確實有醫(yī)術(shù)高明的人能夠通過望診來診斷。
        其六,視覺場的存在也是先秦社會視覺行為的重要方面。在一個具體的情境中,有許多不同的眼光在相互作用,這些不同的目光或交叉觀看,或圍繞某個焦點而注目,從而構(gòu)成了一個文化含義復(fù)雜的“視覺場”。先秦時期的視覺場有以下特點。
        一是在行禮場合,眾多參與人員的目光匯集成視覺場,其中行禮者的目光如何,還會受到周圍所有人的目光的監(jiān)督。如“及至(王)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悅”(《孟子·滕文公》),“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像這些都是以某個個體為中心的視覺焦點關(guān)注,從而產(chǎn)生強烈的心理反應(yīng)。也正因為如此,有些情況下,人們試圖躲避視覺場中的視覺交叉作用,把自己隱蔽起來。如齊頃公的夫人把自己藏在帷幕后面觀看來行禮的跛子克(《左傳》宣公十七年),先秦帝王用冕前垂下的旒條遮住自己的眼睛以不使臣子看到自己眼光中的心意。
        一是借助于視覺交流時所傳達的視覺信息,來表達某種含義。如“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國語·周語上》),“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早莫(暮),侍坐者請出矣”(《禮記·曲禮上》)。很顯然,這些視覺場中的目光傳播著大量的視覺信息,有人稱為行為語言或者肢體語言,而這些無聲的語言含義則是通過會說話的眼睛來表達的。
        
        先秦時期視覺文化的特征
        
        先秦時期的視覺文化有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視覺行為具有自然性,人們對其進行了深入的哲理性思考,并且試圖突破視覺器官自身的局限性,來實現(xiàn)視覺延伸的夢想。
        視覺是很神奇的現(xiàn)象,先秦時期的人們曾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如“為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禮記·曲禮上》),是說做兒子的,雖不見父母的身影也能揣知父母要指使自己了。如“水無當于五色,五色弗得五章”(《禮記·學記》),是說水與五色并不相關(guān),五色沒有水的調(diào)和不能鮮明。如老子說過,“道”這個東西“視之不可見”(《老子》三十五章),完全超越了視覺的范圍。又說“大象無形”(《老子》四十一章)“見小曰明”(《老子》五十二章),大的形象看不見,覺察到細微處就是眼睛明亮。類似的說法見于《左傳》成公十六年:“《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笨床灰姷牟攀且枰钥紤]的。再如《莊子·養(yǎng)生主》中庖丁的論述更精彩,“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這些分析都很有深度,無不折射著哲學的光輝。
       在先秦的有關(guān)資料和器物中,有夸大視覺器官的現(xiàn)象。如黃帝的史官倉頡據(jù)說有四只眼睛,他看見了地上獸蹄兒、鳥爪兒的痕跡,于是便造起文字來。黃帝時還有一個大臣叫朱之明,他的視力特別好,能夠“察箴末于百步之外”(可看到百步外的針尖)(《淮南子·原道訓》)。而在四川三星堆青銅人像的面孔中,其“縱目”的眼球外突出10多厘米,其視覺效果和視覺崇拜是很明顯的。此外,在《山海經(jīng)》中還有三只、四只或六只眼睛的鳥以及人吃了可以治療眼睛昏花的草,而在《海外北經(jīng)》中則有鐘山山神燭陰特殊功能“視為晝,暝為夜”的記載,這些傳說或者故事以及青銅面具均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均是采用夸張的手法,其表述方式具有超越視覺極限的特征,表現(xiàn)出來的抽象思維觀念已經(jīng)超過了具象的寫實觀念,體現(xiàn)出來的也正是視覺功能的延伸。
        第二,視覺行為具有社會約束性,有著深刻的社會倫理性特征,在性別上有著不平等性。
        階級社會自有其一套行為法則,視覺行為也不例外。它要求人們必須遵循“視思明”(《論語·季氏》)、“好德如好色”(《論語·子罕》)、“目不淫于色”(《國語·楚語下》)等視覺倫理規(guī)范。而對于觀禮、觀兵、觀光、觀魚以及觀社等視覺享受行為也有著約束性,這些均是視覺禁忌和視覺壓抑的體現(xiàn)。
        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對于女色的視覺約束。對于女色的視覺欣賞,在先秦的文化中不乏其例。如《左傳》桓公元年記載,宋國的華父督在路上見到孔父之妻時:“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倍`王好細腰,則將女子形體的纖細移植于升鼎之身(河南淅川下寺出土有楚國的王子午升鼎,其風格為楚式的束腰收腹,產(chǎn)生靈巧、生動的視覺效果)??梢?,從本性上來說,人們的視線始終渴望遭遇身體,尋求欲望與快感在視覺的空間得到釋放。
        在先秦的視覺文化中,女性總是被展示的對象,男性則處于優(yōu)越的狀態(tài)。顯然,透過視覺文化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瞥見復(fù)雜交錯的文化現(xiàn)象,視覺主體的地位及視覺對象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不平等性,這是傳統(tǒng)社會的普遍現(xiàn)象。
        第三,視覺行為具有功用性和表達性以及信息的傳播性等特征。
        視覺作為造化的產(chǎn)物,天生就是用來認識世界的,人們可以把自己的視覺用于對自然和社會的觀察。除了以上所說的軍事功用、天文觀察以及視覺糾錯等以外,突出的方面還包括:1.觀相。如《國語·周語中》中說魯國叔孫僑如的長相“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楚國商臣長得“蜂目而豺聲”(《左傳》文公元年),叔魚長得“虎目而豕喙”(《國語·晉語八》),這是對于人的長相的觀察。此外,人們還對動物的相貌進行了觀察,并總結(jié)了一套觀相的理論。如相狗時認為狗有三等神態(tài)(《莊子·徐無鬼》),秦穆公時伯樂曾評論九方堙的相馬方法:“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nèi)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保ā痘茨献印さ缿?yīng)訓》)2.作為品評人、使用人或鑒別人的重要依據(jù)。如“堯之舉舜也,決之于目”(《淮南子·齊俗訓》),如周文王為百姓求官時的考評中有“視聲、觀色”的要求(《逸周書·官人解》),又如“晉國有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列子·說符篇》),這些都是把視覺運用于人才的選拔和使用之中的范例。有時還要借助視覺來觀察下臣的不端行為,“奸物在目,奸聲在耳,耳目皆有疑”(《逸周書·常訓解》)。3.殺一儆百的視覺示范效應(yīng)。如“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這種示范效應(yīng)是警示他人最有效的方式。
        先秦時期的人們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存,如陰山、賀蘭山、烏蘭察布草原等地的史前巖畫,上面展示了先民的生產(chǎn)勞動、氏族群居、巫術(shù)祭祀的生活場景;如先民的刻畫符號以及甲骨文和金文;如大量的彩陶或青銅器,上面刻繪的紋飾圖案豐富多彩,有取法于自然也有取法于社會生活的;如《山海經(jīng)圖》、《河圖》、《中山王陵兆域圖》以及戰(zhàn)國帛畫《人物御龍圖》等圖畫遺存。那么,這些文化遺存是以什么樣的方式在給我們傳達豐富的信息呢?很顯然,從視覺文化的角度來說,先秦時期的人們借助于他們的視覺觀察,借助于視覺表層的攝取,經(jīng)過思維過程,最終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文化遺存。透過這些實物遺存,我們感覺到的是先秦時期人們的視覺信號,是他們的視覺記憶,其中滲透著他們的視覺思維。因此,這些實物遺存,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是時人視覺表達方式的外現(xiàn),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視覺行為遺留下來的見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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