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剛從大山里走出來的客家人張偉明還在干他的質(zhì)檢員工作，最輝煌的履歷是在一家日資企業(yè)里當上了IQC（負責進料檢驗）。

    那時，安子還在一家電子廠的流水線上沒日沒夜地干活，被人稱作第一代打工妹。

    那時，初中畢業(yè)的王十月在一家建筑工地做小工。

    那時，安石榴也只是工廠流水線上的一顆螺絲釘，后來他還擺過地攤。

    與別人不大一樣的是，這些人把打工之余的時間都用來讀書。直到有一天，書香和車間里流下的汗水產(chǎn)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yīng)，催生出富有深圳特色的打工文學和為打工者立傳的作家群體。

    如果不是那段相似的讀書經(jīng)歷，可能干質(zhì)檢的還在干質(zhì)檢，擺地攤的也還在擺地攤。

    張偉明被認為是中國打工文學的發(fā)起人之一。這位廣東文學院的簽約作家在打工之前曾經(jīng)閉門讀書6年，他試圖通過讀書去了解世界及了解自己。然而1987年，當他貿(mào)然闖進深圳這座新興的城市時，一時間卻找不到自己的落腳點?？偹闶菓{借翻過幾本關(guān)于質(zhì)檢培訓的書，他在這個工種上從零做起，3年后在一家日資企業(yè)里當上了IQC，獲得了近乎白領(lǐng)的收入。

    但是對一位醉心于閱讀的年輕人來說，“打工打到一定的時候，會覺得人像機器”。他開始想念書。

    那時候，關(guān)外的寶安區(qū)還很荒涼，孤零零的一些廠房，根本找不到新華書店。沒有書攤，沒有報亭，純粹是上班下班。打了幾年工，張偉明越干越麻木。他問自己：“人怎么能變成這樣？”

    “我坐在廠房外的河邊讀書，夕陽和我一樣孤獨。三班倒的工作制，月亮和太陽經(jīng)常走錯家門……”很多年以后，他在回憶起那段讀書經(jīng)歷時開列了一長串書名：《紅樓夢》、《水滸》、《戰(zhàn)爭與和平》、《格蘭特船長的兒女》、《幾度夕陽紅》、《基督山恩仇記》、《唐宋詩選》、《酒徒》、《百年孤獨》、《弗蘭德公路》、《荒原狼》、《金瓶梅詞話全本》、《生活之惡》、《北回歸線》……

    等這些書都被翻爛之后，張偉明干脆借口“家里有事”，辭了工。因為擔心被認為“大腦有問題”，他沒敢跟老板說辭工只是為了能坐下來讀書。

    他借了一輛自行車，沿著坑坑洼洼的黃土路，騎到南頭關(guān)內(nèi)，滿大街跑，就想找一個有書的地方。在一間比家用衛(wèi)生間大不了多少的書店里，他買到了一本馬爾科姆·考利的《流放者歸來》，里面記錄著包括海明威在內(nèi)的美國上世紀20年代作家們的文學流浪生涯。

    “他們的思維太像我們這些打工仔啦！”在書里，張偉明發(fā)現(xiàn)，海明威那代人對美國這個新興國家的認識居然與這些初到深圳的打工者暗合——沒有生氣，沒有出路，看上去就像是文化沙漠。

    為什么不像海明威他們那樣，把這些自己的經(jīng)歷和想法寫下來呢？張偉明開始投稿，結(jié)果“只要是寫打工的，沒有發(fā)不了的”。于是一種閱讀加體驗混合成的打工文學樣態(tài)在深圳興起，很快蓋過了同樣萌發(fā)于深圳的“新都市文學”。

    “在一座移民城市里，你很難有機會跟人溝通，閱讀是溝通的一條重要渠道。”張偉明覺得，這是打工文學容易在深圳興起的原因，“有時候，人活得很糟糕，卻裝作不糟糕。至少嘴里不會說出來，卻都愿意寫在書里。”

    張偉明筆下的工友老劉，“待過很多山寨廠，住在鐵皮房，白天到街上擺攤賣衣服，在工廠上晚班累得尿褲子”。張偉明在家鄉(xiāng)父老面前，從不說自己焦頭爛額。有時候，老鄉(xiāng)們讀完了他的小說卻會問：“打工人不會像你寫得那么慘吧？”其實他就是在寫他自己。

    于是，一個摯愛讀書的打工者的作品轉(zhuǎn)而成為打工者摯愛的讀物。一捆捆的讀者來信中有一封說：“我也有很多故事，但我寫不出來?？吹絼e人寫的故事跟我親身經(jīng)歷的一樣，我感覺很滿足。對打工者而言，這是一種心靈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