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睂W(xué)的基本方法——校法四例校勘學(xué)

一、前人的校勘方法與“校法四例”的產(chǎn)生

?？逼鹪淳眠h，但進行系統(tǒng)總結(jié)為原則方法，是清代以來之事。比較有名的是章學(xué)誠《校讎通義》。尤其是清末葉德輝《藏書十約》，概括為“死校”和“活校”兩種方法：“死校者，據(jù)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幾字鉤乙如其書，一點一畫，照錄而不改，雖有誤字，必存原本，顧千里廣圻、黃蕘圃丕烈所刻之書是也；活校者，以群書所引，改其誤字，補其闕文，又或錯舉他刻，擇善而從，別為叢書，板歸一式，盧抱經(jīng)文弨、孫淵如星衍所刻之書是也。”當然作為?？狈椒ǎ叭艘恢笔褂?，但明確歸納為這樣的原則方法，是一個進步。但這種歸納總結(jié)，仍相當粗率。真正做出科學(xué)總結(jié)、從而成為一個指導(dǎo)性的學(xué)科學(xué)說，是陳垣先生“校法四例”的提出。

清末沈家本校刻《元典章》，民國初陳垣據(jù)故宮藏元刻本及元抄本等其他幾個抄本共六個本子校沈刻本，校出沈刻本訛誤一萬二千余條，寫成《元典章校補》十卷（札記六卷、闕文三卷、表格一卷），又從一萬二千余條訛誤中，“籀其十之一以為之例，而疏釋之”，是為《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目的很明確，就是想要“于此得一代語言特例，并古籍竄亂通弊，比彭叔夏之《文苑英華辨證》，尚欲更進一層。”（自序）建國后１９５９年改名為《?？睂W(xué)釋例》重印，在《重印后記》中說：“余昔為同學(xué)講校勘學(xué)，要舉例說明，欲廣引群書則檢對不易，欲單引一書，則例子不多。例子多就是錯誤多，錯誤多未必是好書，未必是重要的書，要找一本好而又重要又錯誤多的書，莫如沈刻《元典章》，”“最適合為?？睂W(xué)的反面教材，一展卷而錯誤諸例悉備矣。”《釋例》前五卷列舉誤例，共五大類四十二小類，第六卷校例，是全書的重點所在，即?？睂W(xué)的原則，其中的“校法四例”，是作者總結(jié)出的?？睂W(xué)的四種基本方法，現(xiàn)已得到學(xué)界的公認，其理論成就不僅遠過前人，而且成為后代遵循的原則方法。

二、底本與對校本

?？钡囊粋€必要前提，是選擇好底本。常使用的幾個概念需要有所了解。首先是“底本”，底本是?？睍r選用為主的本子，再用種種方法對這個本子進行?？碧幚?，這個本子就是校勘用的底本。一般情況下也可叫“工作本”。選擇底本要盡量選用善本。這里說的善本是指?？本珜彽谋咀樱€有一個用法，是指有收藏價值的版本，是文物性善本，留待講版本時再說。選定底本之后，還應(yīng)考慮選用對校本的問題。對校本就是用來?？钡妆镜耐瑫渌煌陌姹?。選擇底本和對校本，都會遇到祖本的問題，祖本是指某書多種傳本中，有淵源關(guān)系的各本中，最早的那個本子。如果可供選擇的對校本較多，對于這些本子還要進一步甄選，各個本子之間有何關(guān)系，即所謂淵源遞嬗，一般應(yīng)選擇出自不同淵源的本子，同源之本，一般不會提供較多?？狈矫娴男畔?，只要先擇祖本或與祖本關(guān)系最近的本子即可，否則很可能只是增加了不必要的重復(fù)工作?？晒πＶ静恢挂粋€時，往往在各個校本之間，還需選擇確定主校本和參校本，主校本，顧名思義，就是用來為主校勘的對校之本，主校本原則上應(yīng)選用與底本不同淵源的本子，如果可用來對校之本有若干個，而其中不同淵源之本又不止一個，主校本也可能不止一個。參校本，一般是指主校本之外其他用來對校之本，可以選用某些與底本出入不大的本子作為參校本。一般來說，對校本應(yīng)主要考慮舊本、足本、?？陛^精之本。底本及對校本的選擇，涉及到版本學(xué)范疇。

三、校法四例

1、對校

就是在底本確定以后，用同一部書其他不同的版本來?？薄！缎？睂W(xué)釋例》“校法四例”：“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于其旁。劉向《別錄》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者，即此法也。”這是講基本方法。又講了這種方法的優(yōu)點以及局限：“此法最簡便，最穩(wěn)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故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相當于前人說的“死校。

這里講“凡校一書，必須先用對校法”，可知對校應(yīng)是?？钡牡谝徊?。陳垣從兩個方面舉例來說明對校的重要性。一是“有非對校不知其誤者，以其文義表面上無誤可疑也”，就是說只從底本本身，看不出錯誤，但用他本對校，錯誤就暴露出來了，如沈刻本“元關(guān)本錢二十定”似無錯誤，但元刻本作“二千定”，是形近而誤；二是“有知其誤，非對校無以知為何誤者”，是說只從底本本身，雖能看出錯誤，但不知為什么錯，只有通過對校，才能找出致誤的原因，如沈刻本“每月五十五日”，顯然有誤，但誤在哪里，卻說不上。用元刻本對校，作“每五月十五日”，是上下字關(guān)聯(lián)而倒。

所謂校異同，不校是非，也就是前人所說的死校，主要是為了存真。前人這樣做，有一定的道理，從前珍善之本多在一些個人藏家手中，想要一見十分不易，一旦到手，總想盡量照原樣留下一個副本，往往是明知有誤，也照錄不誤，使對校本的面目能盡可能保留在底本上。我們今天從事?？迸c前人不同，一般不是為了收藏，重點也不是要研究底本和對校本之間有多少異同，而是為了學(xué)術(shù)，為了校出一部在文字語句上較少錯誤的新善本來，另外，現(xiàn)在善本一般是在圖書館，一些重要善本、罕見珍希之本有許多已有影印本，留真的需要也不如古人那樣迫切，所以不必過分拘泥于僅校異同，不校是非。

2、本校

是用一部書的本身進行校勘。“校法四例”：“本校法者，以本書前后互證，而抉摘其異同，則知其中之謬誤。吳縝之《新唐書糾謬》、汪輝祖之《元史本證》，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別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綱目校目錄，以目錄校書，以書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節(jié)目訛誤者若干條。至于字句之間，則徇覽上下文義，近而數(shù)葉，遠而數(shù)卷，屬詞比事，牴牾自見，不必盡據(jù)異本也。”

就是用同書前后互證，找出其中思想內(nèi)容上、語氣文句上、文詞字句上的差異，從而發(fā)現(xiàn)并改正錯誤。

同一部書，尤其是出于一人之手者，在思想內(nèi)容和語言文句上應(yīng)該互有聯(lián)系，風(fēng)格一致，這是本校的基本依據(jù)。因此可以利用相同的詞匯文句相互參校，假如不合，則應(yīng)懷疑有誤。《史記·五帝本紀》：“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于西陵之女。”王念孫校曰：“西陵下脫氏字。下有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嚳娶陳鋒氏女，皆有氏字。”又舉《太平御覽·皇王部》《皇親部》所引均有氏字為證。前邊一步用的就是本校法。再如駢文喜用排比對偶，句式、詞性均應(yīng)對稱，如不合則肯定有誤。

使用本校需要注意，古籍有時并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尤其先秦古籍，大多經(jīng)歷了一個時期，成于多人，如經(jīng)書，多存在這種情況，《周易》，卦辭爻辭與傳肯定不是同時同一人所作；《尚書》今文與偽古文不待言，即使今文也有古代與后人擬作之別；《詩經(jīng)》本來來源就不同，當然不會出于一時一人；《禮記》是戰(zhàn)國至秦漢時人論禮的文章和有關(guān)禮的資料的匯編，也不會出于一手。至于原本認為一人的著作，也存在這種情況，如《論語》，即使本身前十篇與后十篇文字風(fēng)格出有明顯差異；《荀子》真?zhèn)坞s糅；《莊子》除內(nèi)篇篇目整齊可認為出于一手，外篇、雜篇也非出自一手，等等。此外，史書又有史源問題，如資料來源不同其內(nèi)容和文字出現(xiàn)歧異在所難免，古人修史常承用舊文，不予做統(tǒng)一文字之類的改動工作，如《史記》，就有不盡一致處，有的是因為承用舊文，而更有一個原因，本來就是成于父子二人之手，其父子至少在學(xué)術(shù)思想上就不完全一致。班固《漢書》，武帝以前多用《史記》，本無改動，今本《漢書》文字比《史記》簡潔，據(jù)呂思勉先生說法，是后人傳抄所致，因《漢書》讀者多，廣經(jīng)傳抄，一些無關(guān)文義的虛詞等往往被省略，武帝以后才是班固的文字，與前一部分文風(fēng)不一致，并不能作為本校的依據(jù)。唐代以前，史書多有此類情況，因此前后不一致是正常的只是到宋代以后，修史者才注意到文字風(fēng)格的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但對記載的歧異，并未強求劃一。

當然，如果是陳垣說到的如《元典章》那種情況，目錄與正文不一致，正文與表不一致等，可以據(jù)正，但一定要區(qū)分是原書作者之誤還是傳抄刊刻之誤，如屬前者，僅需在校記中指明即可，不可輕易改動正文，因為?？敝皇潜M可能接近原本，而不是代原作者修改文章。

本校法與對校相比，對?？闭叩囊蟾撸莆樟硗馊舾上嚓P(guān)知識，古代文學(xué)如詩文賦，語言學(xué)如音韻文字訓(xùn)詁古人習(xí)語表達方式，史學(xué)如典章制度人名地名，古代思想學(xué)術(shù)如思想流派學(xué)術(shù)源流，等等，這樣才能發(fā)現(xiàn)并校正錯誤。在利用本校方法從事?？睍r，應(yīng)特別謹慎從事，避免因?？辈簧鳎衷斐尚碌挠炚`。

3、他校

不是用本書，而是用其他有關(guān)的書進行?？?。“校法四例”：“他校法者，以他書校本書。凡其書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書校之，有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書校之，其史料有為同時之書所并載者，可以同時之書校之。此等校法，范圍較廣，用力較勞，而有時非此不能證明其訛誤。丁國鈞之《晉書校文》、岑（建功）之《舊唐書?？庇洝?，皆此法也。”

這里將他人之書分作前人之書、后人之書、同時之書。古書常有相互轉(zhuǎn)引，如類書、詩文選本、前人舊注等，雖不是同書，但這些相關(guān)文字可以用作?？辈牧?。

如《晉書·食貨志》記載田制的一段文字：“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根據(jù)南北朝到初唐的田制，課田應(yīng)在占田之內(nèi)，“其外”的規(guī)定，顯然不合理，而且田數(shù)過大?！锻ǖ?#183;食貨門》引用此文時，作“其丁男課田”，顯然是正確的，而后世傳本《晉書》之“外”字，應(yīng)屬衍文。這雖是利用后世之書，但與用前人之書、同時之書的道理是相通的。

使用他校，需要對目錄學(xué)有相當?shù)恼莆?。需要知道準備?？钡墓偶幸们叭酥畷?、后人之書、同時之書的大概情況，大致有哪些可以利用來他校。

尤其需要注意類書和舊注，在使用他校時有特殊作用。類書是分類的資料匯編，宋代以前的早期類書中引用的大量古籍今已失傳，可用于輯佚，沒有失傳的在文句上也往往與今傳本不同，有時比今本正確，清代學(xué)者十分注意利用類書來?？?，如《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白氏六帖》、《太平御覽》，以及雖不是類書但有同樣作用的《太平廣記》、《太平寰宇記》等，從前引王念孫《讀書雜志》所舉的例子可見一斑。與古類書有同樣作用的還有幾部有名的古籍舊注，如《三國志》裴注、《世說新語》梁劉孝標注、《水經(jīng)注》、《文選》唐李善注等，這些注引書極多，前人也常用來他?，F(xiàn)存古籍。

在使用他校時，需特別注意，因為古人引書不謹嚴，不像今人引書要一仍原書，不能改動，而古人引書時為行文方便，常會改動原文，有時是憑記憶引書，只及大意，文字出入就更大；再有今人引書如遇關(guān)系不大的文字省略時要加省略號，而古人則不是如此，至近代有學(xué)者仍是如此，如陳寅恪作“某書略曰”以示對原書有所省略，而陳垣則不作任何區(qū)別。還有前人引書不一定都是使用善本，引文有些地方可能比要?？钡谋咀雍茫幢靥幪幎急葌鞅靖呙?。

由于上述原因，因此在使用他校時，一般只能用于校專有名詞、專門術(shù)語以及關(guān)鍵性的字句，但也是擇善而從，判斷不了是非，在校記中列出。至于行文方面有出入、虛詞或有或無，不可據(jù)改，也不必出校，文字有增減也不必過于認真，本書引文有缺略不一定是本書有脫文，不必據(jù)他書引文補足，本書引文比他書有增多也不一定是本書有衍文，不必據(jù)刪。一般來說這類情況甚至不必出校記，否則繁不勝繁，出不勝出。

另外，在校史部書時，可以尤其注意利用同時之書，因為在編纂史書時，所用的很多原始文獻如詔令、奏議以及其他的文書檔案可以被幾種書共同采用，如修兩《唐書》若干志中的記載與《大唐六典》、《通典》、《唐會要》、《冊府元龜》就往往是同源，可以互校，但還是以校專門名詞術(shù)語，以及年月日等為主，行文上的差異可以從寬，就是這些地方校出異同，一般也只需在校記中指出即可，而不要輕易改動原文，因為有可能是修書者的錯誤，我們今天不能確指哪些錯誤是流傳過程中造成的，哪些是原書作者的，而從事?？敝惺且３鲆粋€盡量符合原作者稿本面目的本子，而不是替古人改書。就是發(fā)現(xiàn)原書中明顯的錯誤還是應(yīng)遵循這樣的原則。

4、理校

在?？睍r，根據(jù)個人學(xué)識進行推理，來校訂錯誤。“校法四例”：“段玉裁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定其是非之難。’所謂理校法也。遇無古本可據(jù)，或數(shù)本互異，而無所適從之時，則須用此法。此法須通識為之，否則鹵莽滅裂，以不誤為誤，而糾紛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險者亦此法。”又舉錢大昕?！逗鬂h書·郭太傳》“太始至南州”一段為例，原是從詞句上產(chǎn)生懷疑，后見宋本和明嘉靖福建本，證實確實是將章懷太子引謝承《后漢書》的小注錯成正文。又說：“今《廿二史考異》中所謂某當作某者，后得古本證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為不可及。經(jīng)學(xué)中之王（氏父子）、段（玉裁），亦庶幾焉。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顯然易見之錯誤而已，非有確證，不敢借口理校而憑臆見也。”

使用理校，需要注意：一是有接近原稿的古本可據(jù)時，當然要依據(jù)古本，而不能舍棄古本而片面強調(diào)理校；二是在實在找不到古本，只有幾種非古本可利用對校，而又無法決定是非，無所適從時，或根本沒有別本可供對校時，則只能采用本校、他?；蚶硇＃绻拘?、他校也無法采用，更是只能依賴理校，是萬不得已的辦法，總比明明看出有問題卻罷手不校為好。

如何在理校中避免發(fā)生“以不誤為誤”，據(jù)陳垣先生的經(jīng)驗，一是不能“鹵莽滅裂”，即態(tài)度一定要謹嚴，一定要小心從事；二是要有所謂“通識”。陳垣先生所舉二王父子、段玉裁都是考據(jù)大師，當然具有通識，對我們來說，這種通識應(yīng)包含兩個層次：一是從事文史工作應(yīng)具備的常識，二是各種有關(guān)的知識，如錢大昕懷疑通行本《后漢書·郭太傳》末七十四字為衍文，舉出了四個理由：“蔚宗避其父名，篇中前后，皆稱林宗，即它傳亦然，此獨書其名，一疑也；且其事已載《黃憲傳》，不當重出，二疑也；叔度（黃憲）書字而不書姓，三疑也；前云‘于是名震京師’，此又云‘以是名震天下’，詞意重沓，四疑也。”（《廿二史考異》卷一二）其中第一疑關(guān)系到史學(xué)上的避諱知識，第二第三疑關(guān)系到古代修史體例，第四疑關(guān)系到文理，都是常識之外的專門知識。由此可見，采用理校法的要求之高。

四、從事?？钡幕疽?/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