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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譯者身份的界定
[導讀] 關于譯者的身份，歷來翻譯界就有“仆人”說和“主人”說之爭。
 摘要：關于譯者的身份，歷來翻譯界就有“仆人”說和“主人”說之爭。本文先從歷時性出發(fā)，先評述中西翻譯史上關于譯者身份的種種說法，再從共時性分析譯者在翻譯中所發(fā)揮的作用，最后，結合作者、譯者在、讀者三者的關系，試圖重新界定譯者的身份。
 一、引言 自從盤古開天地，部落，民群間相互交流有賴于翻譯。譯人應天時、地利、人和而生。某種程度上人類文明史也就是一部翻譯史。翻譯人員在人類文明的傳播、發(fā)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然而，從歷時的角度來看，對于譯者的身份有兩種迥然不同的觀點。一種是觀點認為譯者是隱性的—譯者的地位卑微低下。在一些傳統(tǒng)譯論中，譯者之角色與地位歷來是在依附性與被動性的話語譜系中得以定位的。如“譯者，舌人也”；甚至更加負面的形象，諸如“應聲蟲”、“作者肚子里的蛔蟲”。另一種觀點認為譯者是顯性的，這是對前一種觀點的強烈回應，認為譯者是“征服者”、“主人”、“施暴者”。這些言論具有合理的一面，符合當時的潮流和趨勢，但亦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掩蓋了譯者的在翻譯中的實際地位。 那么究竟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發(fā)揮了什么樣的作用？新世紀如何界定譯者的身份？筆者擬從歷時的角度開始，先評述中西翻譯史上對譯者身份的種種說法，再從現(xiàn)時角度及譯者、作者、讀者三者的關系來探討、商榷翻譯中譯者的身份，試圖重新界定譯者的身份。
 二、歷時對比 （一）中國翻譯史上譯者的身份 中國的翻譯史可謂源遠流長。然而關于譯者身份的言論卻是鳳毛麟角。最早關于譯者的記載見于《周記》和《禮記》兩書，《周記.秋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喻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xié)其禮與其言辭傳之。”漢代與匈奴的戰(zhàn)亂頻繁，譯官的活動受到很大的限制，《史記》和前后《漢書》大抵不提譯人。佛經翻譯是中國翻譯史最波瀾壯闊的事情，其間涌現(xiàn)了許許多多的優(yōu)秀佛經翻譯家，如安世高、支婁迦讖、支謙、竺法護、鳩摩羅什、玄奘。他們提出了一些關于翻譯方法和技巧的言論，但涉及譯者身份的言論卻寥若晨星。 嚴復的 “信達雅”翻譯標準影響深遠。許均尊嚴氏為我國近代譯學之父，指出“嚴復的信達雅三難說，……表現(xiàn)出譯者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對譯事的自覺追求……并提出明確的標準來規(guī)范自己的實踐”（許均,1998）。嚴復是中國翻譯史上第一個體現(xiàn)了譯者主體地位的大翻譯家。 （二）西方翻譯史上譯者的身份 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是，西方一有翻譯，就開始關注譯者的身份。羅馬帝國時代，翻譯的目的是使外來文化歸順并溶入目的語文化，從而豐富目的語的審美情趣，因此采取掠奪式的翻譯，是否準確傳達原作的語言內涵和語義內涵，不是譯者的首要考慮。到了公元四世紀，哲羅姆甚至宣稱譯者把原文的思想內容看作囚犯, 利用征服者的特權將其移植進目的語。尼采說得更清楚，“翻譯意味著征服”。中世紀英國的阿爾弗烈德國王對原作采取一種隨心所欲的態(tài)度，譯者應根據(jù)自己的需要進行取舍。翻譯具有極大的靈活性，譯者是征服者，是主人。 隨著民族語言的形成再到文藝復興時期，翻譯依然未擺脫對原文進行殘酷剝削。譯者考慮如何將外來語的語言結構引進目的語中來豐富其語言結構，并嘗試引進新的寫作風格,是否曲解了原文的固有意義則不是譯者關心的事。譯者是一個剝削者的形象。譯者的譯作就是在原作的基礎上的重新寫作。最典型的是阿米歐和諾思，阿米歐譯的《名人傳》是阿米歐自己的《名人傳》，諾思筆下的《名人傳》成了諾思自己的《名人傳》，都不同于普塔克原著的《名人傳》。 到了十八世紀中期，翻譯家關于譯者身份的態(tài)度有了明顯的變化。翻譯開始容忍文化的差異，翻譯只能試探性地接近原文，鼓勵向原文靠近。德萊頓認為譯者是原作者的奴隸，認為奴隸只能在別人的莊園里勞動，給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釀出的酒卻屬于主人的。整個西方翻譯史上譯者經歷從征服者變成了奴隸的過程。
 三、共時性分析 （一）共時概述 二十世紀是翻譯的世紀，各種翻譯理論層出不窮。這一時期無論是翻譯實踐還是翻譯理論都較前期有了很大的進步，中西方翻譯學者在很多方面因交流的加深而取得了共識。關于譯者的身份也有了更多更中肯的說法。 我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們對翻譯研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進行了廣泛的探討，提出建立翻譯學的構想。其中對譯者的主體性也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臺灣的余光中說“原作者是神靈，則譯者就是巫師，任務是把神的話傳給人……譯者介余神人之間，既要通天意，又得說人話，真是‘左右為巫難’”。 西方翻譯史上更是出現(xiàn)了百花齊放的大好局面。在本雅明發(fā)表了《譯者的任務》一文后，譯者的身份得以重新定位。本雅明認為翻譯是原作的再生，譯者的任務就是在翻譯再創(chuàng)作時釋放和解放被禁錮在原作中的純語言。巴斯奈特認為傳統(tǒng)的二元翻譯理論把原文和譯文分成兩極，原文是男性的，主導的，譯文是女性的，從屬的。她主張翻譯是雙性的，從而否認譯文和譯者的從屬地位。 （二）新的界定 翻譯是一種藝術創(chuàng)作或更嚴謹?shù)恼f是一種藝術再創(chuàng)作。藝術創(chuàng)作要求無論是在藝術作品的內容還是形式上都要求有所創(chuàng)新。翻譯藝術創(chuàng)造性典型地體現(xiàn)于譯者主體對客體的藝術再現(xiàn)于藝術表現(xiàn)。根據(jù)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譯者的主體地位與作用具有雙重性，因為譯者既是原文讀者，即原文認識主體，又是譯文作者，即譯文創(chuàng)作主體。譯者既要自覺地接受客體的作用，又要能動地作用于客體。主客體的關系是作用于反作用、制約與反制約、對立與統(tǒng)一、互動與互補的關系。 信息從作者流向譯者，譯者經過加工處理，再把它傳輸給讀者（目的語）。譯者在加工處理的過程中（即翻譯），一方面要極力貼近原文，另一方面要迎合讀者的要求，但無論如何他/她肯定避免不了留下自己的痕跡。譯者的翻譯就像蜜蜂釀蜜，要千辛萬苦去采集花粉中的蜜（原作品），在經過體內的加工釀造變成蜂蜜（譯作），再奉獻給人類（讀者）。羅伯特.布格蘭德認為翻譯是譯者、作者、讀者之間相互作用的一個過程。 因此，我們必須首先肯定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肯定發(fā)揮了一定程度上的主體作用，一千個人翻譯《哈姆雷特》，或許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譯者和作者應處于平等的地位。他們共同服務的對象為讀者。正如藝術必須為人民服務，，翻譯也必須為人民服務。所以
 四、結語 何一種觀點總有一個從不完善到完善、從不成熟到成熟、片面到合理的發(fā)展過程。本文不旨在批評、抑或貶抑哪一種觀點，僅旨在陳述他們的看法，歸納概括前人的得失。在此基礎上再發(fā)表自己或許不成熟的看法。對譯者身份的界定是翻譯研究領域的應有之題。本文僅是一種探索，一種嘗試。借此筆者援引德國啟蒙思想家萊辛的一局名言作為結語：“對真理的追求要比對真理的占有更可貴”來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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