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劍（學者）

　　漢文帝即位之前，宮廷內斗，熱火朝天，各方神圣赤膊上陣，很亂。不過，最后的成功者面目太猙獰，大家看著怕，真的不敢把這路下手太狠、出招太陰的貨色，推到皇帝崗位。代王劉恒這時候正在北方山溝里，安心過日子，長期與世無爭（想爭也沒條件），據說還是個愛學習、懂禮貌的好孩子，關鍵是不愛做出格的事兒，應該是個講理的人。但成為皇帝的劉恒看來是不能完全依靠那幫在內亂中上躥下跳的功臣宿將，畢竟，這些人是他成為九五之尊的重要推手，以后一旦形成干啥都聽這些人的局面，恩人們最后也會習慣性地騎到自己的脖子上，不把自己當回事兒，皇帝這個職業(yè)就會變得很惡心、很糟心。

　　一般而言，老百姓得點好處就感恩、給點好臉色就激動，文帝要拋棄這些人，就要把自己的恩澤普及到蕓蕓眾生那里，文帝的投入產出比會很高。他上臺后，降下的第一滴雨露就是廢除連坐制。這應該不是漢文帝拍腦袋想出來，而是精挑細選出來的仁政。這么看，就是皇帝本人也認為，連坐制不是個好東西，老百姓就更不會對它有什么好感了。從后來皇帝制度頑強生存的歷史看，文帝廢除了這個制度，但后世的皇帝，包括文帝的兒子景帝，從來就沒有想著把這個制度完全放棄，一直到清朝和民國，連坐制度都非常理直氣壯的活著。連坐制具有非常長和非常強的生命力。雖然中國使用它，并不是獨一份，但應該是范圍最廣、時間最漫長、執(zhí)行得最嚴厲，對它依賴性也最強的國家。

　　說起來，這個制度與春秋戰(zhàn)國時期集體互助制度和井田制聯(lián)系緊密，作為法律化的激勵方式，管子最先把它發(fā)明出來。通過這個制度，管子把那些一盤散沙的社會個體，緊密的糅合到一起。到了商鞅登臺表演，就把它發(fā)揚光大，作為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組成。那時候，秦國把老百姓都納入準軍事化組織，對于不好好生產的，不聽從法律的，沒事就搞私斗的，趁人不注意偷東西的，上戰(zhàn)場因為怕死，就把主將和戰(zhàn)友扔一邊不管的，等等，都要繩之以法、無情打擊?？上В导樗；?、作奸犯科的人又不是傻子，沒人會傻到犯錯不撒謊、不隱匿的。連坐制度要求，因為壞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其他遵紀守法、老實聽話的人有義務揭發(fā)他們，如果因為和壞人關系好或者自己心地良善，就對壞人網開一面，甚至幫著壞人們東躲西藏，國家一旦知道，壞人不得好死，這些人也一樣跟著受懲。秦律規(guī)定，因為看見罪犯逍遙法外，假裝沒看見，就要接受腰斬的酷刑。從這點看，國家更痛恨袖手旁觀的人士。我們不太理解的是，如果一哥們僅僅搞個搶劫，按律判個充軍或者有期徒刑，那么不告奸的人被拉出去攔腰砍斷，豈不是太虧了。當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看客，都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有些人因此對這一法律產生狐疑，認為我們曲解了秦國的法律制度。

　　不過，如果作為皇帝和他們的幫兇，你們會深切的感到，法律制定其實很容易，拍腦袋想想，開個座談會，討論一下，皇帝一點頭，明天就發(fā)下去了?？墒?，執(zhí)行起來往往很困難。難點主要在，如何鑒別誰犯了法？什么時候犯了法？要知道，在交通工具基本靠馬車，道路基本是土路的時代，發(fā)現(xiàn)犯罪行為的成本實在太高了。比如，一個人不想交稅，想換個地方活著，等這個犯法的人從容收拾細軟，拖家?guī)Э?，走到了國境線，或者進入山林落草為寇很長時間了，朝廷的公差們還可能蒙在鼓里。當然，有些人認為，可以多設置朝廷的爪牙，深入民間，時刻看著老百姓。說起來很在理，可執(zhí)行起來，更麻煩。這些官吏也是離不開“食、色、性”的人物，為此，這些人平時就沒少借助皇帝威名，欺壓良善，以權謀私。讓這些人泛濫起來，老百姓基本上就沒啥活路了。更何況，這些人也是犯法的高手和欺上瞞下的能人，一旦這些流竄鄉(xiāng)間舍里，穿堂入戶，皇帝和他的天下都會死得更難看，死了多少年后，還讓人罵得禽獸不如。這樣大家就理解了，為什么古代官員一直都不太多，比如，官員在漢朝、唐朝有10多萬名，但從宋朝以后，就銳減到3萬人以下，在明代后期也不會超過8萬人。一般而言，一個縣衙也就是三四個在編的官員，其他都是臨時聘請的師爺、衙役之類的小吏，盡管這些人加起來也很多，但與那時候老百姓的人數(shù)相比，還是比較少的。至于百姓們經常表示受不了貪官污吏的糟蹋，那只說明這些人折騰的能力實在太強，而不是因為他們太多。

　　當然，僅僅靠連坐制還是不能讓老百姓們自覺自愿地你告我、我告他，都是鄉(xiāng)里鄉(xiāng)親、比鄰而居的，昨天還去人家那里借把掃帚，人家的老人還給自己家的小孩糖果吃，一般人誰會腆著臉，為從朝廷得個好處，就跑到衙門去告狀呢。畢竟，讓大家覺得這樣做很不要臉，好說不好聽。而古代社會里，一個村落一般都是一個或者幾個家族群居，即使鄰里間平時也會摔鍋打盆，糾紛不斷，但很多人之間實際上都是有血緣關系的親人，中國的儒家宣揚的道德中，非常崇尚“親親相隱”，讓這些人出首告密，情何以堪？讓人咋活？皇帝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在推行連坐制度同時，在基層讓老百姓推舉族長做村長，幫助皇帝在村里推行法律。村長們害怕“連坐”到自己和周圍的親屬，一個人一旦從小就暴露出違法亂紀潛質，村長會自覺地在平時加強對他的監(jiān)管，對于大多數(shù)的子弟們，也都能做好普法和教育工作，最大可能地減少暴徒在自己村里誕生。宋朝以后直到民國，保甲制大行其道，它就是建立在居于族群基礎上的連坐制。日本鬼子也很欣賞這個制度，那時候，他們把這些保甲長叫做維持會長。

　　皇帝們很清楚，家族連帶的根基是基于血緣關系的儒家倫理，如果配套使用連坐制度，統(tǒng)治成本就會被降低到最低，連坐制讓皇帝制度很穩(wěn)固。但是，總是有些人讓皇帝可恨又可氣，特別是有些人自命不凡，想造反，皇帝對這些人決不能下手輕，必須有人頭落地，血流成河，這樣才能讓皇帝解氣，更重要的是能威懾其他蠢蠢欲動的人。而殺一個人，是不足以產生足夠的威嚇力，畢竟，“耍光棍”和不惜命的人還是大有人在的，用誅九族、誅三族之類的連坐法，讓以后的人看看，再敢出來玩命，搶皇帝的寶座，是什么血淋淋的下場。以后即使光棍們還耐不住，他們那些膽小怕事的親屬們也不答應，從情理上看，這些親屬們會用眼淚把這些人摧殘成乖人，用棍棒幫著皇帝把這人按到地上，打成殘廢，從此大家都消停了。

　　連坐制動輒殺人殺一片、罰人罰一群，動靜很大，很嚇人，不過，如果周圍人實在不知道那人辦壞事，還遭受“連坐”，就會讓人不服氣。這樣既顯得皇帝殘暴，又會對社會生產力造成極大傷害。漢武帝時代，廷尉張湯就建議皇帝，實施連坐制要分清楚周圍人到底是知道不說，還是真的不知道，如果不是后者，可以“免坐”，同時可以用錢贖罪，只要錢出夠，就可以保命和不用被判刑。不過，如果是造反，就另當別論，即使小孩，皇帝也不會放過，“與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這樣做，并不是因為高喊仁義禮信的皇帝太虛偽、太無情，而是社會太險惡，造反太可怕，不用這種讓人絕種的手段，皇帝也不好辦啊。

　　后來，為了更好地落實連坐制，皇帝不得不把老百姓牢牢地控制在土地上，搞好“編戶齊民”，定期普查人口，這樣便于連坐的時候，不用滿大街找人。為此，重農抑商也是必不可少了，把商人按到社會底層，加以嚴格管理，主要是防止老百姓以經商的名義，到處流竄，有人犯事了，需要“連坐”他，不好找他；他犯事，也不好找到其他人“連坐”。說實話，難道皇帝們不知道商業(yè)發(fā)達，自己的收入就很高？但與掙錢相比，穩(wěn)固統(tǒng)治還是第一位的。對于皇帝來說，應該是“如果錢沒花完，人沒了，這才是人生最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