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以討論詩歌與睡眠著稱的公眾微信平臺讓我推薦并朗讀一首詩。雖然近年來的狗血總編輯生涯毫無詩意可言，然而鑒于該平臺成千上萬的女青年用戶，我仍然很有誠意地推薦了茨維塔耶娃的《安德列·舍尼?！?，還很投入地吟誦了一遍。

這算是首小組詩，共兩首，其中第一首是這樣子的：

安德列·舍尼埃走上了斷頭臺/而我還活著——這是恐怖的罪孽/有一些時間，對大家來說都很殘酷/那在火藥桶上歌唱的人，不是歌手//那在大門旁掀掉兒子盔甲的人/又怎么能說是他的父親//有一些時間，太陽是致命的罪孽/在我們的時代，活著的不是人。

（資料圖：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Цветаева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1892-1941）。編輯配圖，圖片來自網(wǎng)絡(luò)。）

茨維塔耶娃和阿赫瑪托娃是我最鐘愛的兩位俄羅斯女詩人，她們都是忍辱偷生在紅色蘇俄的貴族的后代。早在中學(xué)時期，我就在《蘇聯(lián)三女詩人集》中領(lǐng)略過她們非凡的才情。同一個集子里的英培爾，很快從我的記憶中消失，而在白銀時代一起歌唱，在蘇維埃帝國一起哀鳴的茨維塔耶娃和阿赫瑪托娃，一直伴隨著我從輕狂少年到落寞中年。我總是會在旅行包里放上她們的作品，大多數(shù)失眠的夜晚，都會拿出來翻一翻。

茨維塔耶娃的這首《安德列·舍尼?！?，創(chuàng)作于1918年。我查不到她究竟是在哪種情形下寫出這首詩的，但我想，那是《列寧在1918》的1918年，暴力革命正在裹挾每一個善良的人，傳統(tǒng)的道義與生存的欲望都奄奄一息，時代的汪洋大海與人生的小小浪花如此格格不入。從被雅各賓黨絞死的法國詩人安德列·舍尼埃身上，茨維塔耶娃似乎預(yù)感到了自己無可挽回的悲劇命運(yùn)——她可能比阿赫瑪托娃更聰慧，但毫無疑問，她比這位密友更脆弱。她是從巴黎回來的人，她是嫁過白軍軍官的人，在骨子里，她與蘇維埃是如此格格不入。

23年后，貧病交加的天才女詩人，在向黨領(lǐng)導(dǎo)下的作協(xié)食堂謀求一份洗碗工的工作而不得之后，用一根無情的繩索結(jié)束了自己生不逢時的性命。在留給兒子的遺言中，她寫道：“請轉(zhuǎn)告爸爸和阿利婭——如果你能見到的話——我直到最后一刻都愛著他們，請向他們解釋，我已陷入了絕境”，她不知道，丈夫艾伏隆與女兒阿利婭，已經(jīng)被斯大林當(dāng)局秘密處決。

我曾在十篇以上的文章中引用茨維塔耶娃的這首詩。每當(dāng)我敲下“在我們的時代，活著的不是人”這句話，悲涼與絕望，就會將我卷入情緒的深淵，就像委身在那種最令人沮喪的通感，她對恐懼的描述是多么的一針見血啊，精確到連憤怒都沒有容身之地了。

很多時候，我還喜歡把《安德列·舍尼埃》跟馬雅可夫斯基這首哀婉的短詩放在一起讀：

我想，讓我的祖國了解我/如果我不被了解——那會怎樣？/那我只得/像斜雨一樣/從祖國的一旁/走過。

我常常一邊讀，一邊在心里不停地問自己：那會怎樣？那又怎樣？對此，我不敢做出答案。我知道，寫這首詩的時候，斯大林認(rèn)為馬雅可夫斯基有點(diǎn)不正常。

與茨維塔耶娃不同的是，馬雅可夫斯基一度為蘇維埃的老大哥所賞識，與茨維塔耶娃相同的是，馬雅可夫斯基也用自殺的方式唾棄了那個令他生厭的世界。馬先生憤而辭世時，茨維塔耶娃稱頌他“作為一個人而生，并且作為一個詩人而死”，而她本人自縊身亡后，愛倫堡說她是“作為一個詩人而生，并且作為一個人而死”。

蘇維埃的詩人們，一個接著一個死去。而我們，曾經(jīng)和他們一樣傻逼。

（責(zé)任編輯：余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