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嚴復都被視為西學家。梁啟超贊譽他為“清季輸入歐化之第一人”，蔡元培說：“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復為第一?！弊鳛槲鲗W家，嚴復對西學的介紹、宣傳和翻譯引起了社會轟動，影響了中國幾代人。問題的關鍵是，宣傳西學是否證明嚴復的思想以西學為價值旨歸，與中學無關？筆者以為，從嚴復宣傳、介紹西學的初衷和方法來看，西學家的素養(yǎng)和身份恰恰成就了作為中學家的嚴復。

    從理論初衷來看，嚴復介紹、宣傳西學是出于強烈的救亡圖存的動機和意圖。中國近代的“救亡”口號是嚴復最早發(fā)出的，甲午戰(zhàn)爭給嚴復以強烈震撼和巨大創(chuàng)痛。1895年，他在天津《直報》上連續(xù)發(fā)表《原強》《論世變之亟》《救亡決論》等論文，在文中指出西方之所以勝我在于其“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谶@一認識，他熱情洋溢地宣傳西學，并且開始翻譯《天演論》和其他西方著作。救亡圖存的現(xiàn)實需要和歷史背景決定了嚴復對西學的宣傳和翻譯并非為西學而西學，而是利用西學建構自己的哲學體系，作為救亡圖存的理論武器和精神支柱。伴隨著對西學的翻譯和了解的深入，他認識到中西文化是相通、相合的。于是，以中學疏導西學，便于中國人理解和介紹，以西學詮釋中學，促進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轉換成為嚴復宣傳、翻譯西學和弘揚中學的一貫做法。在對中學的堅守和轉換中，深厚的西學素養(yǎng)使嚴復對中學的理解和研究獨具一格，別有意蘊。

    從方式方法來看，嚴復介紹、宣傳西學的主要方式是翻譯西方學術著作。救亡圖存的理論初衷決定了嚴復絕非唯西學之馬首是瞻，他對西學的翻譯不可能完全忠實原著，而是根據(jù)中國社會的現(xiàn)實需要進行大膽的取舍和創(chuàng)新。以影響最大的《天演論》為例，該書原名《進化論與倫理學》，作者赫胥黎自稱“達爾文的斗犬”，將達爾文進化論的生存競爭法則運用到社會歷史領域，并且突出人在進化中的作用。引起嚴復興趣的，是書中生存競爭、“與天爭勝”的思想。于是，他只翻譯了該書的前半部分而不是全書，故而取名《天演論》。為了更好地抒發(fā)自己的觀點，嚴復在翻譯中采取了意譯這種可以最大限度自由發(fā)揮的方式，并且夾譯夾議，通過按語表達自己的態(tài)度和觀點，有時按語甚至比譯文還要長。難怪魯迅評價說，嚴復不是“譯”了而是“作”了《天演論》。嚴復在《譯〈天演論〉自序》中說：之所以不選擇達爾文早在1859年就已經出版的《物種起源》而選擇剛出版不久的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是因為“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傳……親切有味，較之覘畢為學者，萬萬有加焉”；之所以“作”而不是“譯”《天演論》，是因為“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會揚己之言也，吾將試舉其灼然不誣者以質天下。大抵古書難讀，中國為尤。二千年來，士徇利祿，守闕殘，無獨辟之慮。是以生今日者，乃轉于西學得識古之用焉”。由此可見，嚴復之所以“作”《天演論》，是因為它有助于“自強保種”，符合中國近代救亡圖存的時代需要，同時因為借此可以證明天下之道是相通的，中國古學不惟不過時，甚至還大大早于西方之學。

    嚴復對西學的翻譯從來就沒有忠實過原著，姑且不論他在按語中對原著觀點的引申、發(fā)揮或反駁，單就其取舍而言，就已經加入了自己的好惡和創(chuàng)造。在這方面，《天演論》并不是個案，嚴復的所有譯作都遵循著以“作”代譯的方式。為了便于中國人理解和接受，他在翻譯西書時往往根據(jù)自己對原著的理解加以重新創(chuàng)作，并將原著中所舉的例子置換成中國人所熟悉的概念或術語。就嚴復的譯作來說，出現(xiàn)誤以為中國書而看不出是譯作的情況并不奇怪。他在譯《名學淺說》序中就曾開誠布公地作出解釋：“中間義恉，則承用原書，而所引喻設譬，則多用己意更易。蓋吾之為書，取足喻人而已，謹合原文與否，所不論也?！?/P>

    進而言之，嚴復之所以選擇譯西學，就是為了借助西學而詮釋中學，以此推動中國本土文化的現(xiàn)代轉換。無論是翻譯西學的宗旨還是以“作”代譯的方式都表明，嚴復翻譯、宣傳西學的過程，是重新詮釋西學的過程。有鑒于此，他對西學的取舍和詮釋始終以中學為旨歸，并且是在與中學的互釋中進行的。無論從初衷還是結果上看，中學始終是目的所在。正是在以中學疏通、詮釋西學的過程中，嚴復以特殊的方式詮釋、宣傳了中學，也完成了中國本土文化的內容轉換——既為中國本土文化注入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近代價值理念，也證明了中學早于西學：比如他認為中國古代就有哲學，《周易》《老子》和《莊子》是中國哲學的代表作，西方哲學所講的內容說到底超不出《老子》“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這十二個字；中國的自然科學源遠流長，進化論濫觴于周，《莊子》和《周易》都是講進化的，與達爾文、赫胥黎和斯賓塞等人的思想如出一轍；中國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內容豐富，既有盧梭所講的“自然狀態(tài)”的平等、自由思想，又不乏無為而治的民主傳統(tǒng)，老子、莊子與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思想別無二致。由此可見，深諳西學的嚴復通過對西學的宣傳和對中學的詮釋，得出的結論是：中學無論在哲學、自然科學還是自由、平等、民主方面都無所欠缺；西學所有者，中學一應俱全，完全呼應了他“舉其灼然不誣者以質天下”的翻譯西學理念。

    實際上，西學家與中學家在嚴復那里是并行不悖的，被視為西學第一人的嚴復骨子里是一位中學家，他對中學的堅守和詮釋基于對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對西學的深入了解使嚴復相信，中國與西方思想相通且早于西方。這些發(fā)現(xiàn)令嚴復本人大為驚嘆、稱奇，也使他在宣傳、翻譯時樂于以西學詮釋中學。一方面，西學家的素質成就了作為中學家的嚴復，無論是特殊的學術經歷還是深厚的西學素養(yǎng)都影響了嚴復對中學的理解和側重，致使他對中學的理解和研究帶有鮮明個性和獨特意蘊。另一方面，作為中學家則決定了嚴復對西學的取舍、側重和最終態(tài)度。既然一切都是為了“自強保種”的需要，既然他早已認定西方文化使西方“勝我”，那為什么不直接取法西學？正是基于對以西學為主的異質文化的理解，嚴復領悟到了文化的國籍問題，認識到中國本土文化才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為此，他以導揚傳統(tǒng)民族精神作為立國之本，對中學長期堅守直至晚年走向尊孔讀經。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