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　器

　　我們現(xiàn)在所用的各種青銅器名稱，多數(shù)是沿用宋代金石學家的定名。青銅器的分類，科學的方法是以用途分類，可分為食器、酒器、兵器、樂器等。食器又可分為飪食器與盛食器兩大類。飪食器有鼎、鬲、甗；盛食器有簋、簠、盨、敦、豆、鋪、盂、盆等。

　　鬲

　　飪食器和禮器。流行于商代至戰(zhàn)國時期。商代鬲的造型仿新石器時代陶鬲制成，器身較高，兩直耳立于口沿上，侈口，圓腹，腹下部做成中空的袋狀，以便烹煮時擴大受火面積，腹底有3個錐形短足，花紋簡單。商中期后，鬲身開始裝飾精美的花紋。商晚期至西周時，袋足逐漸蛻化，器身也由豎高向橫寬發(fā)展；還有方鬲，下部有門可以開合。西周中期后出現(xiàn)附耳，有的口沿外侈無耳，晚期部分鬲為蹄形足。春秋基本沿襲西周造型。戰(zhàn)國晚期后銅鬲消失。

　　西周中期后，鬲除炊粥外，也作為祭器陪鼎使用，一般以鬲二、四器與列鼎三、五組合。

　　鼎

　　飪食器和禮器。流行于商至漢代。造型以圓腹、雙耳、三足為主，腹用以盛魚肉等食物，耳用鉤鉤起或用棍棒抬起鼎體。商早中期，鼎為小直耳、深腹、短錐形足，其中一耳與一足在一條直線上，一耳在另外兩足之間。鼎體較薄，花紋簡單。商后期至西周早期鼎腹稍淺，兩耳稍大，三足變?yōu)閳A柱形，兩耳位于三足之間，胎體厚重，花紋精美，這一時期也有分襠鼎、四足方鼎和扁足圓鼎。西周中后期，鼎開始出現(xiàn)附耳、獸蹄形足。春秋時則均變?yōu)楦蕉?，蹄足，鼎身漸薄，出現(xiàn)鼎蓋。戰(zhàn)國后期，鼎胎更薄，蓋上加環(huán)，可翻轉(zhuǎn)過來用作盤，鼎身紋飾細碎。秦漢時，鼎為素面，器型沿襲戰(zhàn)國式樣，有的鼎足做成熊足狀。

　　商周時期，鼎不僅是實用品，也是奴隸主貴族身份和權勢的象征。鼎的使用有著嚴格的制度，不允許隨意僭越。等級越高，使用鼎的數(shù)目越多，反之則少。禮書記載，西周時，天子用九鼎，分別盛放牛、羊、豕、魚、臘、腸胃、膚、鮮魚、鮮臘，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而一般平民和奴隸則不能用鼎。

　　簠

　　盛食器和禮器。流行于西周至戰(zhàn)國時期。作用與簋、盨相同，用于祭祀時盛放煮熟：的飯食。造型為長方體，口部外侈，上大下小，四壁斜直，平底。腹壁外有兩耳，下有四面做出缺口的方角圈足或四短足。

　　簋

　　簋，又寫作匭、朹，盛食器和禮器。流行于商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主要用于放置煮熟的飯食。簋的形制很多，變化較大。商代簋形體厚重，多為圓形，侈口，深腹，圈足，兩耳或無耳。器身多飾繁縟的獸面紋，有的器耳做成獸首狀。西周除原有式樣外，又出現(xiàn)了四耳簋、四足簋、圓身方座簋、三足簋、弇口簋等各種形式，部分簋上加蓋。商周時多數(shù)簋體形厚重，飾饕餮、云雷、乳釘?shù)燃y飾，少數(shù)為素面或僅飾一二道弦紋。春秋時期，簋的銅胎變薄，花紋細碎，有的簋蓋鑄成蓮瓣形。戰(zhàn)國以后，簋極少見到。簋是商周時重要的禮器。宴享和祭祀時，以偶數(shù)與列鼎配合使用。史書記載，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

　　盨

　　盛食器和禮器。流行于西周中后期。作用與簋相同，都是放置黍、稷、稻、粱等飯食的器具。造型為橢圓形或圓角長方形，斂口，鼓腹，兩側有獸形耳或附耳，下有圈足，有的在圈足下附四個矮足。帶蓋，蓋上有四短足或凸起的圈足，可翻轉(zhuǎn)過來仰置食物。

　　甗

　　飪食器和禮器。流行于商至漢代，造型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稱為甑，甑底是一有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過；下部是鬲，用以煮水，鬲足間可燒火加熱。商代覷多為圓形，直耳，侈口，束腰，袋狀腹，腹下設錐是足或柱形足，器體厚重。商早期花紋簡單，晚期多用獸面紋裝飾。西周除沿襲商代形式外，還出現(xiàn)了附耳，有的上下部可以分開，在下半部也加附耳，同時還出現(xiàn)了長方形甗。春秋戰(zhàn)國時，器身變薄，袋足消失，許多器物不再用花紋裝飾。甑在商代早期至西周晚期，基本上都是甑鬲合體的，春秋早期以后則多為甑鬲式。商代的甗一般甑部較深，比例上略大干鬲部，多為立耳。西周的甗則甑部與鬲部的高度相差不大，附耳較多。西周中期開始出現(xiàn)方甗。春秋以后，甗的甑部多為大口斜腹的式樣，即甑的底徑要大大地小于口徑。殷墟婦好墓出土的三聯(lián)甗，卻是在一個長方形鬲部上置3個甑，這僅是極個別的特例。除實用外，西周末春秋初，甗還是禮器，與鼎、簋、豆、壺、盤、匜等組成成套隨葬品。

　　豆

　　盛食器和禮器。源于新石器時代的同名陶器，出現(xiàn)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最早用于盛放黍稷，后演變?yōu)閷ｉT盛放腌菜、肉醬等調(diào)味品的器物。豆的造型類似高足盤，上部呈圓盤狀，盤下有柄，柄下有圈足。商周時豆多淺腹，粗柄，無耳，無蓋。春秋戰(zhàn)國時豆的形制較多，有淺盤、深盤、長柄、短柄、附耳、環(huán)耳等各種形狀，上有蓋可仰置盛放食物，亦有方形的豆。豆身常見紋飾有蟠螭紋、蟠虺紋等。使用時，豆也常以偶數(shù)出現(xiàn)，按尊卑長幼，亦有數(shù)量多少之分。

　　敦

　　盛食器和禮器。流行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由鼎、簋的形制結合發(fā)展而成。基本造型為圓腹、雙環(huán)耳、三足或圈足，有蓋。器身常飾有環(huán)帶紋、蟠虺紋等紋樣。

　　酒器和水器

　　酒器和水器均是古代青銅器中的主要種類。酒器主要可分為飲酒器和盛酒器兩大類。水器多用于盥洗，所以亦稱為盥器，又可分為注水器、承水器、盛水器三種，器型不多，主要有盤、匜、鑒。

　　斝和卣

　　斝，盛酒器和禮器，由新石器時代陶斝發(fā)展而成。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用于盛酒或溫酒?；驹煨蜑槌蘅?，口沿有柱，寬身，體側有鋬，下有長足。斝的形制較多，器身有圓形、方形兩種，有的有蓋，有的無蓋；口沿上有一柱或二柱，柱有蘑菇形、鳥形等不同形式；腹有直筒狀、鼓腹狀及下腹作分襠袋狀幾種；鋬有的是扁平素面，有的用獸頭裝飾；底有平底、圓底；足有三足、四足、錐狀空足、錐狀實足、柱形足等。一般來說，商早期斝多為平底、空錐形足或較瘦的袋狀足，胎體輕薄，紋飾簡單，一般只有一層花紋。商中期至西周早期，斝多為圓底或肥圓的袋狀腹，柱形足，器體厚重，花紋繁縟，常用蕉葉紋、饕餮紋、云雷紋等紋樣裝飾，有的以云雷紋做地，其上飾有多層花紋。斝作為禮器，常與觚、爵等組合成套使用。

　　卣，盛酒器和禮器。盛行于商和西周時期，作用是祭祀時盛放(牛+巨)鬯(一種香草泡過的酒)。造型多為橢圓形，頸微束，垂腹，圈足，帶提梁，俗稱提梁卣，也有部分方形和直筒形卣。此外，鳥獸形有提梁的盛酒器，習慣上稱為鳥獸形卣。已發(fā)現(xiàn)的鳥獸形卣有雙鳥、單鳥、鴞、豕、虎等造型，鴞卣一般是器的兩側各為一個貓頭鷹形象，蓋為鴞首，器為鴞身，足為鴞足；豕卣也如此，由對稱的兩豕形象合成，足為豕蹄形。提梁卣的器身與尊一樣，飾有繁縟的云雷紋和各種獸面紋、動物紋，并將裝提梁的系做成各種動物頭像，與厚重的器物造型相呼應，顯得雄渾而莊重。

　　爵、角和觚

　　爵，飲酒器和禮器。流行于夏商周時期，作用相當于酒杯。圓腹，也有個別方腹，一側的口部前端有流(即倒酒的流槽)，后部有尖狀尾，流與口之間有立柱，腹部一旁有鋬(即把手)，下有3個錐狀長足。夏代爵胎體輕薄，制作粗糙；橢圓形器身，流長而狹，短尾，流口間多不設柱，平底，一般沒有銘文和花紋，偶見有連珠紋者。商早期流與口之間開始出現(xiàn)短柱，下腹部中空；有的透鏤有圓孔，以便溫酒加火時透風。商中期后，爵演變?yōu)閳A身，圓底，流口增高，多設一柱或二柱，柱身加長并向后移，三是粗實且棱角分明，器身加厚。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爵體厚重，制作精美；爵身飾有饕餮、云雷、蕉葉等精美的紋飾，鋬上端和柱上也飾有動物形象；有少數(shù)無柱而帶蓋的爵，蓋鑄成獸首形。西周前期還有一種器表鑄有扉棱的爵，往往以云雷紋作地，飾有兩層或三層花紋，紋飾繁縟而精美。西周后期，爵逐漸消失。

　　角，飲酒器。流行于夏商周時期。是下級官吏及平民使用之物，出土數(shù)量很少。器物造型與爵相似，不同之處是口沿無柱，流變形成與爵尾相同的尖形角狀。多有蓋，有的蓋做成禽鳥展翅飛翔狀，非常美觀。傳世有一件角的杯體中有一管狀流，形制和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陶角相似，可以認為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角。商代和西周早期的角有蓋。西周中期以后，角便不復存在。

　　觚，飲酒器和禮器。盛行于商周時期，作用相當于酒杯。造型為圓形細長身，喇叭形大口，侈口，細腰，圈足外撇。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處用兩段扉棱作為裝飾。商早中期，觚的器身較為粗矮，圈足上部有一“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觚身細長，中腰更細，口沿和圈足外撇更甚，圈是上無“十”字孔。這一時期的觚胎體厚重，器身常飾有蠶紋、饕餮、蕉葉等紋飾。西周后期。觚逐漸消失。

　　方　彝

　　盛酒器。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彝本是青銅禮器的通稱，宋人始稱這類器物為方彝。方彝的造型特征是長方形器身，帶蓋，直口，直腹，圈足。器蓋上小底大，做成斜坡式屋頂形，圈足上往往每邊都有一個缺口。也有少數(shù)方彝下腹外鼓成曲腹狀。方彝的蓋與器身往往鑄有4條或8條凸起的扉棱，全器滿飾云雷紋地，上凸雕出獸面、動物等紋樣，給人以莊重華麗的感覺。商代晚期的方彝一般多是直壁，上口大于底部。在河南安陽婦好墓曾出土一件長體有肩附耳式的方彝，器身橫長兩倍丁縱長，有斜肩，猶如兩個方彝之組合，故人稱偶方彝，是商代晚期的代表作。西周早期的方彝四壁多作弧線狀，因此器腹鼓出，圈足上的缺口也多不見了。西周中期的方彝有作直角方形的，即器的上口與底部一樣大小，此為方彝的最后形式，流傳較少。

　　觥

　　盛酒器。流行于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橢圓形或方形器身，有流和鋬，圈足或四足。帶蓋，蓋做成有角的獸頭或長鼻上卷的象頭狀。有的觥全器做成動物狀，頭、背為蓋，身為腹，尾為鋬，四腿做足。且觥的裝飾紋樣同犧尊、鳥獸形卣相似，因此有人將其誤以為獸形尊。然觥與獸形尊不同，觥蓋做成獸首連接獸背脊的形狀，觥的流部為獸形的頸部，可用作傾酒。

　　盆

　　大型食器與水器。流行于春秋時期，戰(zhàn)國秦漢也可見到，用途與盂相同，盛放熟食兼用盛水。器形為圓形，折肩，深腹，平底，雙環(huán)耳或獸耳。多數(shù)帶蓋，有底設三足的。器身多飾有春秋戰(zhàn)國時流行的銅器紋樣，亦有少數(shù)為素面。

　　尊

　　大中型盛酒器和禮器。流行于商周時期，春秋后期偶有所見。尊與彝一樣，原是成組禮器的共稱，宋朝之后開始專指一類器物。尊的基本造型是侈口，長頸，圓腹或方腹，高圈足。商早中期，尊均有肩，圈足上多帶“十”字孔，主要是圓體尊。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有方形尊和觚形尊。方形尊仍帶肩，肩上多飾有數(shù)個圓雕獸頭；觚形尊又稱大口筒形尊，形似觚而體較粗，商晚期圈足上有“十”字孔或象征性的“寸’”字，西周早期“十”字消失。這兩種尊器表多飾有凸起的扉棱，雕鑄著繁縟厚重的蕉葉、云雷和獸面紋，顯得雄渾而神秘。西周時，又出現(xiàn)了垂腹的圓尊，形狀為大口，長頸，鼓腹下垂，圈足低矮。整件器物線條柔和，花紋也比較簡單，已失去了有肩的圓、方形尊和觚形尊的氣勢。

　　除上述各式尊外，商周至戰(zhàn)國期間還有犧尊。將尊鑄成牛、羊、虎、象、豕、馬、鳥、雁、鳳等動物形象，統(tǒng)稱為犧尊。犧尊上裝飾有各種華麗的紋飾，獸背或頭做成尊蓋，既是實用器皿，又是藝術價值極高的工藝品。

　　壺和鈁

　　壺，盛酒器和水器。流行于商至漢代，用于裝酒和裝水。壺使用的年代較長，式樣也很多，大致有圓形、方形、扁圓形、八角形、瓠形等。斷面為扁圓形，深腹下垂，帶扁方形貫耳和圈足的壺大多為商代器物，但商代也有長頸鼓腹的圓壺。西周壺除承襲商代式樣外，多設有圈頂壺蓋，蓋可倒置用作杯。耳多為半環(huán)耳或獸首銜環(huán)狀耳。春秋壺造型較商周壺輕巧，多為扁圓壺或方壺。許多壺蓋上端做成蓮瓣形，也有一些在壺蓋或壺身外表裝飾鶴、龍、螭虎等立體動物形象。戰(zhàn)國和漢代的壺由垂腹改為鼓腹，下腹部內(nèi)收，圈足微外撇或平底，底部小巧而穩(wěn)重，顯得秀麗靈巧。這一時期也有提梁壺，提梁用數(shù)十節(jié)銅鏈串接而成，便于外出攜帶。瓠形壺主要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作品。造型為長頸，圓腹，腹旁有鋬，平底或圈足。壺頸向一側傾斜，形狀類似瓠瓜。

　　鈁，酒器，即方壺。戰(zhàn)國末年改稱鈁，多為素面，流行于戰(zhàn)國末期至漢代。造型為方身，長頸，大腹，圈足，帶蓋。少數(shù)器身有花紋，花紋不用銅器傳統(tǒng)圖案，多用菱形或三角形等幾何紋飾。

　　罍和瓿

　　罍，大型盛酒器和禮器。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造型有圓形、方形兩種。圓形罍造型為斂口，廣肩，豐腹，圈足或平底；肩部兩側有兩耳或四耳，耳作環(huán)形或獸首形；下腹部一側有穿鼻。方形罍多為小口，斜肩，深腹，圈足式，亦有少數(shù)為平底；有蓋，蓋作斜坡式屋頂狀；下腹近圈足處亦有穿鼻。罍的器身一般都滿飾花紋，常見紋飾有饕餮紋、蟠龍紋和蕉葉紋等。繁縟的花紋配以厚重的胎體，顯得深邃神秘，凝重大方。

　　瓿，盛酒器和盛水器，亦用于盛醬。流行于商代至戰(zhàn)國。器型似尊，但較尊矮小。圓體，斂口，廣肩，大腹，圈足，帶蓋，有帶耳與不帶耳兩種，亦有方形瓿。器身常裝飾饕餮、乳釘、云雷等紋飾，兩耳多做成獸頭狀。

　　盉

　　盛酒器和盛水器。流行于商代至戰(zhàn)國，主要用途是盛水以調(diào)酒?；驹煨蜑閳A腹，帶蓋，前有流，后有鋬，下設三是或四足。商周時期，盉口大，腹深，流直，多作分襠式袋足或柱形足，商代是則多做成空心。春秋戰(zhàn)國時，盉口變小，腹部扁圓，流往往做成彎曲的鳥頭或獸頭狀，蹄形足較為常見，有的蹄形是做成動物形象。許多盉還加上彎曲的提梁，并用環(huán)索連結盉蓋與提梁，造型輕盈秀巧。

　　缶

　　酒器和盛水器。流行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實用缶多為陶器，青銅缶數(shù)量很少。基本造型為圓體，大口，深腹，圈足或平底，上腹部有四環(huán)耳可套繩索，有蓋。有極個別方形缶。

　　盤

　承水器。流行于商代至戰(zhàn)國，作用是承接盥洗時用匜或盉澆下的洗手后的污水。商早期即出現(xiàn)，至戰(zhàn)國以后演變?yōu)橄矗栽谑褂?。商早期和晚期的盤均為圓形，敞口，平緣，腹較深，圈足上有“十”字孔或方孔。西周盤多為圈足，附耳，有的盤前有寬流，后有獸首形鋬，也有的為環(huán)耳。春秋時期，圈足盤數(shù)量漸少，至中期，盤大致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淺腹，直壁，平底無圈足，三蹄足式；另一種為平折口沿，深腹，斜壁，平底式。戰(zhàn)國的盤多數(shù)無足，折腹，圓底，式樣接近于漢代的洗。

　　鑒和匜

　　鑒，盛水器。流行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鑒即是大盆，作用有三：一是盛水照面，用作鏡子；二是盛冰；三是沐浴洗澡。造型為圓形或方形，大腹，獸首形雙耳或四耳，平底或圈足。器身裝飾有春秋戰(zhàn)國時的流行紋飾。

　　匜，注水器。流行于西周至漢代，用于盥洗時往手上倒水。匜身為橢圓形，前有注水的流，后有端持的鋬，下有足。西周至春秋早中期多為四足，獸首形鋬。春秋中期后，出現(xiàn)圈足，并有一些將流做成獸首形。春秋晚期以后，是逐漸消失，變?yōu)槠降住?

　　兵　器

　　兵器是考古發(fā)掘中出土的青銅器中較多的一類，它包括戈、矛、戟、鉞、刀、劍、匕首等。

　　戈、矛和戟

　　戈，流行于商至漢代，用于鉤殺。由戈頭、戈柲(用于手執(zhí)的木、竹、銅柄)、柲冒(柲頂端的銅冒)和銅鐏(柲末端的銅頭)4個部分組成。戈頭每部分又有專用名稱。戈下部為刃，戈刃上面的長條形部分叫“援”，刃與援之間的尖端叫“鋒”。戈嵌入木柲中的部分叫“內(nèi)”，由刃部向柲部轉(zhuǎn)折而下的部分叫“胡”，胡上用于穿繩縛柲的長方形小孔稱“穿”。商代早期和中期的戈，器身短而粗，無胡，有的內(nèi)有銎用以穿柲，有直內(nèi)和曲內(nèi)等不同形式。商代晚期至西周，部分戈開始出現(xiàn)胡，胡上有一穿或二穿。春秋戰(zhàn)國的戈，援部細長，胡上有三穿，有的內(nèi)上刻有銘文或花紋。此外，春秋戰(zhàn)國時還有許多特殊形式的戈。

　　矛，流行于商至漢代，用于刺殺。由矛身和矛骹兩部分組成。矛身有一鋒二刃，中部為隆起的脊。矛骰即矛的銎，為直筒狀，用于安裝木、竹或藤條制作的長柲，柲的末端有銅制的鐓。商周時，矛骹的兩旁常鑄有兩個環(huán)耳。商早期矛身短而狹。商晚期、西周和春秋初期矛身寬大。春秋中期后的矛，多細而長，有血槽，有的在骹部鑄有精美的花紋，各地出土的矛數(shù)量較多。

　　戟，流行于商代至戰(zhàn)國。戟是戈和矛的合體，即在戈柲的頂端鑄有或裝上矛形尖刺，西周時期也有戈和刀的合體。戟集戈與矛的性能于一體，既可刺殺又可鉤殺，殺傷力較強。商周時的戟，戈、矛多鑄成一體，戈體和矛身均短而寬。戰(zhàn)國時的戟，一般為戈、矛分鑄，矛頭可隨意裝卸，戈體與矛身都較細長。這一時期，也有在戟柲上裝有兩件或三件無內(nèi)戈的多戈戟，殺傷力更強。

　　劍、鉞、鏃和匕首

　　劍，流行于西周至漢代。是隨身攜帶的短兵器，可斬可刺，由劍身、劍把兩部分組成。各部位均有特定的名稱，劍身前端突出的尖稱“鋒”，中間凸起的棱稱“脊”，脊兩旁從棱至刃的斜坡部分稱“從”，從兩邊的刃部稱“鍔”，脊與兩從合稱為“臘”。圓形或扁形的劍把稱“莖”，劍把與劍身之間的相隔處稱“格”，又稱“衛(wèi)”、“鐔”，莖末端的圓形部分稱“首”。劍鞘頂端的玉飾稱“珌”，中部穿帶的玉飾稱“珥”。西周的劍短而寬，春秋戰(zhàn)國的劍細而長。

　　鉞，兵器和禮器。流行于商至戰(zhàn)國時期。鉞即是大斧，既用于實戰(zhàn)，也作為儀仗用具。鉞的基本形狀是長方形或方形，也有的呈月牙狀。一端有刃，另一端有穿或銎，用于捆縛或插上木制的柲。由于是儀仗用具，多裝飾精美，有的飾有人頭，有的雕鏤獸首，也有的飾有各種動物紋飾和幾何紋飾。

　　鏃，指用弓弩射發(fā)的箭頭。流行于商至漢代。前端有尖頭，兩側有張開的兩翼，中有凸起的棱，后有安裝木制箭桿部分的鋌。鏃各部分也有特定的名稱，尖頭稱“前鋒”，中部凸起的棱稱“脊”，兩側的三角形葉片稱“翼”，翼的兩個銳利的邊稱“刃”，兩翼尾部的尖頭稱“后鋒”，后鋒與脊的連接部稱“本”，脊與后部鋌的相連處稱“關”，關后端的圓棍稱“鋌”。春秋中期后出現(xiàn)了刃部為三角形的鏃，這種鏃無雙翼，脊上等距離分布著3條窄而鋒利的刃。漢代還有一種平頭鏃，前端無鋒，呈圓棍狀，不是實用品。

　　匕首，即短劍，是隨身攜帶的小型近身殺傷武器。器身短而扁平，有的一面有脊，一面平，柄亦較短。許多匕首上裝飾著有時代特色的花紋，可作為斷代的依據(jù)。

　　樂　器

　　中國是禮樂之邦，青銅禮器和青銅樂器是古代禮樂的重要物質(zhì)載體。青銅樂器主要有鈴、鐃、鉦、鐘、鎛、錞于、鐸、鼓等。

　　鐃和鼓

　　鐃，流行于商周時期。主要用途有兩種：一是戰(zhàn)爭中退軍時敲擊，指示停止攻擊；二是祭祀和宴樂時配合其他樂器擊奏打節(jié)拍。形似鈴而稍大，橫闊豎短或橫豎相當，上部為直口或稍凹的弧形口，體內(nèi)中空，底部正中有管狀短柄，柄中空可插木把。器表多飾獸面紋，也有的在鐃體邊緣或內(nèi)部刻畫虎、象、魚等動物形象。使用時口部朝上，一手執(zhí)柄，另一手執(zhí)棒敲擊。以大小不同的3個或5個為一組。

　　鼓，流行于商至漢代。常用于指揮戰(zhàn)爭，也用于樂舞宴享。中原地區(qū)出土的銅鼓很少，形狀為橫置的長圓筒形。頂部有兩頭高、中部低的枕形座，用以插桿飾。鼓身兩側蒙罩革制鼓面，周緣有釘鼓面的釘紋，下部有四足。廣西、云南、貴州、四川、湖南等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區(qū)大量出土銅鼓。這些銅鼓整體用銅制作，鼓面雕鑄有精美的花紋。鼓身中空，兩側有環(huán)耳，腰部略細，無底。演奏時，一般直接放在地上，也有懸掛在鼓架上的。

　　鉦

　　又名丁寧、金鼓。主要流行于春秋戰(zhàn)國時南方的徐、楚等國。形似鐃，但較鐃高大，呈微下凹的弧形，兩角尖銳，底部中央為管狀短柄，柄中空與鉦體相通。使用時口部向上，銅柄插入帶有底座的木把之上，以棒敲擊。

　　鐘

　　鐘，由鐃發(fā)展而成，流行于商代至戰(zhàn)國，有甬鐘、紐鐘和鎛鐘之分。最早出現(xiàn)的是甬鐘，它的基本形狀是圓形或橢圓形，鐘頂有懸柄，鐘壁有獸面紋和乳釘裝飾，鐘口為凹弧式口。使用方法是口朝下懸掛在鐘架上，以槌敲擊。鐘的各部位均有特定名稱，懸掛鐘的柄部稱“甬”，甬頂稱“衡”，甬中段突出部分稱“旋”，旋的上孔稱“干”，鐘頂稱“舞”。鐘壁中上部突出的乳釘稱“枚”，枚頂部稱“景”，枚與枚之間的豎條間隔部分稱“鉦”，枚的上下橫向間隔部分稱“篆”。鐘壁下部稱“鼓”，弧式口稱“于”，弧口的兩個角稱“銑”。甬鐘的甬側有旋，是斜掛在鐘架上的。西周中期，開始出現(xiàn)紐鐘，形狀與甬鐘大體相同，只是將懸掛的“甬”改為半圓形紐，直掛在鐘架上。鎛鐘鐘頂作扁圓紐或伏獸形紐，下口平直。商代以后，器樂演奏時鐘往往成組出現(xiàn)，每組由3枚至數(shù)十枚不等，稱為編鐘。

　　銅　鏡

　　銅鏡是古人用來照面飾容的日常用具，在我國流行了數(shù)千年，直到清代玻璃鏡普及后才退出了歷史舞臺。銅鏡既是實用器具又是精美的工藝品，被視為我國古代文化遺產(chǎn)中的珍品，歷來受到古玩收藏者的垂青。

　　齊家文化至南北朝銅鏡

　　從齊家文化到西周時期的銅鏡，合金均為青銅，質(zhì)地粗糙。鏡全為圓形，一般直徑為6至7厘米；厚為0.2至0.4厘米。鏡紐較小，且多為弓形紐，無紐座。鏡背面光素無紋飾者居多，而有紋飾者以幾何紋為土。

　　戰(zhàn)國銅鏡的制作特點是形制輕巧，多圓形，少數(shù)為方形。鏡的厚度在0.1至0.8厘米之間，直徑一般在10至20厘米之間。鏡紐多為細小的弓形紐，紐上也常有幾道弦紋。紐的周緣常有圓形或方形紐座。圓形鏡多為素卷緣，方形鏡有較寬的邊沿。戰(zhàn)國銅鏡不鑄銘文，但花紋樣式極其豐富多彩，除素面的外，也有單層或雙層花紋。

　　漢代銅鏡較之戰(zhàn)國銅鏡要厚重。除氧化“黑漆古”外，銅鏡的表面多呈銀灰色、紅色銹。鏡紐主要為半圓形，十分規(guī)整。東漢時期鏡紐又加高加大。均有紐座。鏡緣多為寬厚緣，邊厚向內(nèi)微坡。漢鏡紋飾有別于其他時代的紋飾，乳釘紋經(jīng)常用作裝飾，有尖乳、圓凸乳和中心下凹的乳釘。另外，銅鏡邊緣卜的鋸齒紋、雙線紋、雙線三角紋、流云紋也是區(qū)別戰(zhàn)國和唐以后銅鏡的重要標志。漢鏡銘文減字、減句、省筆略畫現(xiàn)象普遍，這種現(xiàn)象在唐以后的銅鏡銘文中是很少見的。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銅鏡均為圓形，鏡正面明顯外凸，呈弧形，背面內(nèi)凹。胎質(zhì)較漢鏡要輕薄，鏡體也大為減小。南朝還出現(xiàn)了小型鏡，一般直徑為5厘米左右，鏡紐最大特點是矮扁，頂部盡平，銅鏡紋飾主要沿用漢鏡的風格。

　　隋唐銅鏡

　　隋鏡鏡面大，壁厚，最大直徑達33厘米，造型均為圓形。半圓形紐，較唐鏡要豐滿，皆有紐座，多為連珠紋和柿蒂紋。鏡緣高平向外略有斜坡，緣內(nèi)側多飾鋸齒紋一周。隋鏡紋飾繁縟工整，圖案多四方配置，講求對稱，并設置有界格，大致可分為3類，即四獸紋、十二生肖紋及四神十二生肖紋。

　　唐鏡外觀厚實，表面多呈銀白色、黑褐色(俗稱“黑漆古”)和深綠色(俗稱“綠漆古”)。造型除傳統(tǒng)的方、圓形外，又創(chuàng)新出了八瓣菱花形、八瓣葵花形、委角方形、亞字形、八棱形。鏡紐以半圓形紐為主，并有獸形紐、方形紐、樹枝形紐。鏡緣多呈斜面內(nèi)傾，并飾花紋。唐初，鏡緣裝飾有忍冬、卷草紋；唐中晚期，多飾水波紋、重瓣花紋、花枝紋和流云紋等。唐鏡背面的裝飾圖案，偏重于自由寫實或故事，表現(xiàn)手法也由繁亂紛雜而轉(zhuǎn)為清鮮優(yōu)雅。唐初期，銅鏡的主題紋飾以瑞獸為主，造型豐腴、活潑，最引入注目的是海獸葡萄紋鏡，它以高浮雕葡萄為主題，間飾海獸、雀鳥、蜂蝶和花草，紋飾華麗而繁縟。此外還有寶相花紋，它是一種將某些自然形態(tài)的花朵(主要是荷花)進行藝術處理，變成的一種裝飾化的花朵紋樣。唐中期，銅鏡的紋飾，格調(diào)新穎，題材廣泛，主要流行對鳥紋、蟠龍紋以及人物故事圖案。唐后期，銅鏡的紋飾趨于簡單、粗拙，失去了盛唐時期富麗堂皇的風格。這時期，含有宗教色彩的紋飾特別盛行，有道教意味的紋樣，以八卦為主紋，配以附錄、星象和干支；具有佛教色彩，佛意為吉祥萬德之所集的萬字標志也被用作紋飾。唐鏡銘文十分規(guī)整，字體多為正楷，字形擴大，字文清晰，幾乎是千篇一律的四字或五字駢體銘文。銘文依據(jù)意義可分為兩種：一是歌頌贊美銘文，均為韻語，多四言、五言及少數(shù)長短句，其長者達數(shù)百字；二是宗教銘文，多配山川、日月、干支、十二辰圖文。

　　五代至元代銅鏡

　　五代十國銅鏡造型主要有圓形、葵花形，亦有方形和方形委角的。紋飾除四靈八卦紋外，尚有花鳥紋和花朵紋圖案。一般銅鏡為素面，有的鏡上鑄有吉祥語或作坊鑄工名。

　　宋鏡造型仍繼承唐代多樣化的風格，并創(chuàng)出了一些新式樣。紐制變小，紐弓窄而孔顯大，紐頂趨平。無紐座、圓紐座和花瓣紐座居多。鏡緣主要有兩種：一種較寬，里厚向外緩坡；另一種為窄邊，比較方正。帶柄鏡的鏡緣與鏡柄的凸邊連成一氣。宋鏡大致自北宋政和年間開始出現(xiàn)銘文，銘文絕大多數(shù)為商標銘記，多置于鏡紐一側的方格內(nèi)。

　　遼代銅鏡在形制上，主要有圓形、“亞”字形和葵花形，此外還有八角形。在紋飾上，主要有雙魚紋、八卦紋、童子戲花紋、荷花紋、連錢紋和牡丹龜背紋等。遼鏡上也見有吉祥語句，不僅有漢字，還有契丹字。

　　金鏡造型常見的主要有圓形、菱花形和帶柄鏡等。鏡紐以圓紐為多，紐上部較尖，尖頂為平面。鏡緣多外薄里厚，與宋鏡特征相仿。區(qū)別于其他時代銅鏡的特征是：在圓形鏡邊緣內(nèi)側常鑄有一個二層臺，二層臺有寬有窄，寬者上面多飾有花紋或鑄有銘文。金代銅鏡銘文意義漸乏趣味，偏重實用，惟有特殊情況，則為陰刻、邊刻、地名、官名。

　　元代銅鏡一般可以說是“粗者甚粗，精者頗精”。式樣較少，除流行的圓形和圓形帶柄鏡外，早期常見的還有菱花形和葵花形鏡，與金鏡不同，它仍保留著宋鏡六分法的形制。元鏡鏡緣多為素寬緣，里厚外薄，里直外坡。鏡紐多為半圓形紐，較之宋金時期的鏡紐要大。紐座主要有方形和圓形紐座兩種。另外，無紐座銅鏡此時仍占有很大比例。元鏡紋飾有淺浮雕和浮雕兩種。元代前期銅鏡均無銘文，后期銘文內(nèi)容也較簡單，紀年銘文多繞紐配置。

　　明清仿古銅鏡

　　明代仿古銅鏡的鉛質(zhì)比宋，金好，質(zhì)細，表面多呈灰白色，但無漢唐銅鏡的那種光澤。仿制的唐鏡多有銘文，內(nèi)區(qū)大于外區(qū)；而宋代仿制銅鏡則正好相反。明代仿制的唐鏡鏡紐，比宋仿要大；紐頂多磨平，這是因為鑄造時銅汁從此孔道流入，冷卻后需打磨才能平整。唐以前銅鏡紐絕無平頂，當時銅汁從范邊流入范內(nèi)。鑄造方法的變更，為我們提供了斷代的依據(jù)。明代仿漢唐銅鏡，有的在裝飾上明顯具有本時代的特征。如明仿昭明鏡的形制，卻去掉紋飾變?yōu)樗冂R，再于紐至邊緣的區(qū)間鑄以銘文；仿唐重輪鏡往往將中間的弦紋移到鏡子的邊緣，以便于內(nèi)區(qū)鑄以醒目的銘文；仿唐素圓鏡上也多添鑄銘文。

　　清代仿制銅鏡比明代還要精細，而且數(shù)量增多，并首次出現(xiàn)了宮廷仿制的銅鏡。乾隆年間，宮廷內(nèi)務府造辦處照本仿制了一批漢唐銅鏡，主要有仿漢“鳥獸規(guī)矩紋鏡”、“八乳禽獸紋鏡”；仿隋“十二辰鏡”；仿唐“瑞獸鸞鳥鏡”、“四神規(guī)矩紋鏡”、“雙鸞紋鏡”、“盤龍紋鏡”。清官仿制的銅鏡，銅質(zhì)為鉛灰色，鏡正面多仍可光亮鑒人。民間仿制的銅鏡，銅質(zhì)則為白中閃黃。清仿銅鏡，特別是宮廷仿制的銅鏡，多照本模仿古鏡，大體與原器整體造型一致，但棱角分明，厚重壓手。清仿銅鏡只重形似，而在裝飾上，常常添枝加葉或隨意變化。如仿漢銅鏡，不僅鏡體加厚許多，而且鏡紐鑄成很小的鼻紐，圖案紋飾變形、走樣，實際已流于不倫不類。

　　古錢幣

　　古錢幣是中國幾千年來經(jīng)濟活動的實物見證，它從一開始就與古代社會的經(jīng)濟、政治活動緊緊相連。在漫長的使用和演變過程中，其猶如一個萬花筒，折射出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和藝術的各個方面。

　　夏商至晉代錢幣

　　我國最初的貨幣是“海貝”，流通于夏、商之際。商代中晚期，產(chǎn)生了我國最早的金屬鑄幣——銅仿貝。春秋戰(zhàn)國時期，青銅鑄幣成為主要通貨。早期布幣空首，形體較大，戰(zhàn)國以后，布幣形制逐漸變小，首部變平，鏟形無銎。用刀幣的主要國家是齊、燕、趙和中山等，有尖首刀、明刀、圓首刀、齊刀之分。早期的圓錢為圓孔，方孔圓錢是戰(zhàn)國晚期流通貨幣的一種，目前發(fā)現(xiàn)僅齊、燕、秦等國鑄行。

　　秦統(tǒng)一中國后，廢除列國幣制，以秦的方孔圓錢為統(tǒng)—的貨幣形式，這種形式一直延續(xù)到清末民初。西漢時期，最初仍沿用秦半兩錢，后來將半兩錢分為八銖、四銖和“榆莢”等兒種。武帝元狩五年(前118)，開始鑄造五銖錢，半兩錢始更名。王莽代漢建立新朝后，曾經(jīng)進行了4次幣制方面的改革。東漢初年仍使用西漢的五銖錢和王莽舊錢，并于建武十六年(40)恢復了五銖錢的鑄行。漢代末年，小錢名曰“五銖”，實不足一銖；剪輪、環(huán)五銖此時也充斥市場。

　　三國時期，劉備占據(jù)四川，鑄造了“直百五銖”及其他錢幣；孫吳鑄造了“大泉當千”、“大泉五百”等錢幣；曹魏初年，廢止五銖錢，而明帝初年，又恢復廠五銖錢。晉成帝咸康四年(338)，李壽改國號漢，于漢興年間鑄“漢興”錢，這是我國最早的年號錢。公元407年，赫連勃勃建大夏國，419年鑄“大夏真興”錢，開創(chuàng)了國號、年號合為一體，同鑄于幣文的先例。

　　南北朝至遼金錢幣

　　南朝宋、齊、梁、陳均鑄錢，北魏建國以后直到太和十九年(495)，才開始鑄造“太和五銖”錢，此后各朝均鑄有錢幣。北齊初期，仍用北魏的“永安五銖”，到天保四年(553)才改鑄“常平五銖”。后周之初，也沿用北魏舊錢，武帝時鑄造了“布泉”、“五行大布”錢，宣帝時鑄行了“永通萬國”錢。

　　隋建國后，于開皇元年(581)鑄行五銖錢，隋五銖是中國古錢中五銖錢的最后一種。唐代剛建立時，用隋五銖錢。高祖武德四年(621)，鑄造了開元錢“開元通寶”，高宗時改鑄“乾封泉寶”，肅宗時又鑄“乾元重寶”，后兩種錢均與“開元通寶”并行使用。

　　宋初的“宋元通寶”仿自開元錢，以后凡如此大小者皆為小平錢，另有折二、折三、折五等錢，但鑄量最多的仍為小平錢。宋錢書體多變，有真、草、隸、篆、行等體，是我國貨幣書法藝術的巔峰。而且，北宋錢幣的一大特色就是“對錢”的盛行。除使用金屬貨幣外，北宋中期還創(chuàng)行了紙幣——交子，這是世界的首創(chuàng)。南宋繼承了北宋貨幣制度，銅、鐵錢仍是主要通貨。流通中的銅錢，以折二、折三錢為多。北宋的“對錢”沿用到南宋淳熙七年(1180)才絕跡，代之以一種紀年和紀地錢文的形式。南宋末年出現(xiàn)了當百大錢，錢文書體漸趨單一化?！敖蛔印笔悄纤巫钪饕募垘?，面額有一貫、200文、300文、500文。

　　遼建國后，多用唐、宋以來的舊錢。現(xiàn)今，遼前期錢幣發(fā)現(xiàn)極少，是為泉界珍品，主要是漢文錢，契丹文錢罕見。金初，使用遼、宋舊錢，海陵王貞元二年(1154)設交鈔庫，發(fā)行紙幣，稱為“交鈔”。金正式鑄錢是在海陵王正隆年間，金錢皆用漢文，可與宋錢相媲美。西夏福圣承道元年(1053)以后開始鑄錢，仁宗時正式設立鑄錢機構——通濟監(jiān)，以漢、西夏兩種文字為錢文，有銅、鐵兩種銅錢區(qū)。

　　元明清錢幣

　　元代主要流通紙幣，中統(tǒng)元年(1260)，政府印行“中統(tǒng)元寶交鈔”，從此，紙幣的發(fā)行權完全屬于政府。直到武宗至大二年(1309)，才大量鑄造銅錢。錢文分漢文和八思巴文兩種，形制有小平、折二、折三、折十四等。元末，各地建立了多個農(nóng)民起義政權。這些政權有國號、紀年，也鑄造貨幣，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nèi)流通。徐壽輝鑄有“天啟通寶”和“天定通寶”，張土誠鑄有“天佑通寶”，韓林兒鑄有“龍鳳通寶”，陳友諒鑄有“大義通寶”，朱元璋鑄有“大中通寶”等。

　　明初期沿襲元代紙幣制度，從洪武年間就發(fā)行“大明通行寶鈔”，成為定制。明后期紙幣貶值，銅錢鑄造開始增多。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鑄“永昌通寶”錢，分小平、折五兩種，張獻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鑄“大順通寶”等錢。明亡以后，明代藩王紛紛自立抗清，設官署，建年號，又各自鑄有錢幣，以永歷錢鑄量最大，傳世較多。

　　清代的幣制以銀為本，錢為末，但民間使用的主要還是銅錢。清軍入關以前就已經(jīng)開始鑄造錢幣了，如努爾哈赤鑄“天命汗錢”、皇太極鑄“天聰汗錢”。入關后，從順治開始歷代相沿，各朝都鑄造以年號為名的制錢，面文是年號加“通寶”或“元寶”，背文為滿文或滿漢合璧，分紀局、紀地、紀值，或星、月、圓點等。清政府除在中央工、戶兩部設局鑄錢外，各省亦允許設局鑄錢，制錢成為主要通貨，白銀作為大額支付而行使貨幣職能。咸豐年間發(fā)行了當五、當十，直至當五百、當千的多種錢幣。清末，幣制發(fā)生了極大的變化，機器壓制的銅幣取代了方孔錢，銀元和新式鈔票開始進入流通領域。咸豐元年(1851)，洪秀全在廣西發(fā)動起義，國號“太平天國”，初期曾鑄行“通寶”錢。咸豐三年(1853)定都南京(后改天京)后，鑄造太平天國錢幣，版式繁多，背文為“圣寶”等字。

　　金銅佛像

　　中國佛教的金銅佛造像依照語言和流行地區(qū)劃分為漢傳、藏傳和南傳三大系統(tǒng)，其中流傳地域廣泛、影響最大的是漢、藏兩系佛教造像。

　　漢傳佛教造像——魏晉南北朝時期

　　金銅佛在中國佛教初傳期稱作金人或金泥銅像。東漢末年，下邳相笮融施造可容納3000人的佛寺，于中“以銅為人，黃金涂身，衣以錦采”，一般認為即是金銅佛像，這是中國立寺造像首次見于史載。隨著古代中國與南亞次大陸的佛教文化交流，在印度顯教期出現(xiàn)的犍陀羅、馬土臘和笈多藝術，以及密教期形成的東印度帕拉、尼泊爾、斯瓦特和克什米爾等造像模式先后傳人中國。北魏初期佛像就有較多的犍陀羅佛像痕跡，同時又受到馬土臘造像的影響。佛的造型多為坐姿施禪定印，發(fā)髻呈水波紋狀，通肩大衣薄柔貼體，衣紋走向呈u形或變形s狀，與中國人物畫“曹衣出水”的技法有異曲同工之妙。隨著云岡石窟的開鑿，金銅佛也呈現(xiàn)出新的風格，其中以釋迦牟尼佛坐像最具有特色，其額寬頰豐、鼻挺嘴小、大耳垂肩。身穿袒右肩式大衣，內(nèi)著紋線細密的僧祗支，結跏端坐于四方臺座上。光背為大舟形，由頭光背和身光背兩層紋飾組成，內(nèi)飾化佛。這類造像流行于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qū)，成為北魏遷都洛陽前的主導樣式。北魏晚期佛像以龍門風格為主導，出現(xiàn)了形象上的“秀骨清像”和服飾上的“褒衣博帶”，可謂是清談玄學的南朝士大夫的寫照。西魏造像面龐豐同，體軀壯實，褶襞稠密。東魏和北齊的金銅佛，繼承了北魏造像的某些樣式。東魏承北魏清瘦的遺風，像身衲衣貼體，褶襞較為簡潔。北齊造像身體修長，衣著輕柔而線條簡潔，同時顯示了向隋唐造像過渡的新作風。

　　漢傳佛教造像——隋至宋遼時期

　　隋代造像保留了北齊、北周的遺韻。佛造像廣額豐頤，軀體敦實，姿勢顯得凝重呆板。菩薩像多是頭戴花冠和發(fā)髻冠，前腹挺起，站立的重心向前傾，身體比例略顯失調(diào)。瓔珞顆粒粗碩，深垂過膝?？晭Ш袜隗w側低垂，缺乏動感。流行的銅鎏金菩薩像，身材修長，蓮瓣狀背光呈前拱狀，上端尖銳，火焰紋淺顯細膩，佛床為雙重式四足方型，有的鏨刻銘文。

　　唐代金銅佛在形體上以豐腴為美，佛頭飾螺發(fā)，面龐及像身圓潤渾厚，胸部可見肌肉凸起，天王力士像的肌肉感尤為突出。菩薩像以女性成熟豐盈的體態(tài)作為表現(xiàn)形式，多束高髻，上軀袒露，或斜披絡腋，下著羊腸大裙。從胸部至腰際形成突出的弧線，并配以像身的外輪廓和帔帛的曲線，構成造型上的三折枝式，這是唐代菩薩像最流行的樣式。唐代佛造像的衣紋起伏流走自然，特別是一些坐姿佛像，垂落千座前的衣縐布排有序，繁而不亂，富于時代感。

　　宋代造像以寫實著稱，基本是依據(jù)世俗的審美情趣和要求來塑造佛像，當時最流行的題材是觀音及羅漢等。此時的菩薩像如同現(xiàn)實中的貴婦，頭戴花冠或發(fā)髻冠，中嵌寶珠，并飾有繁復的蔓草紋；身披網(wǎng)狀瓔珞珠飾，衣褶寬大流暢，呈現(xiàn)出一派富貴氣象。佛像的衣著也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出現(xiàn)了一種內(nèi)著V領僧衣、外斜披袈裟的新樣式，這實際是將宋代僧人的衣著借鑒到佛像上。

　　遼代佛像在沿襲中原文化藝術傳統(tǒng)的前提下，又融合本民族的特色而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佛像面龐豐圓，肉髻呈緩丘狀，身著袒胸衲衣，下著長裙；菩薩像多頭戴花蔓冠，冠箍的形制較特別，束發(fā)披肩，裝飾較宋地簡潔。坐像上身挺拔，雙膝緊收，而立像則兩腿顯得板直。臺座均為束腰式，多見上部仰蓮寬肥舒展，下承圓形或六角、八角形的底座，表現(xiàn)出一種權衡之美，有別于宋像。

　　漢傳佛教造像——元明清時期

　　元、明、清三代隨著藏傳佛教在內(nèi)陸的傳播，漢式傳統(tǒng)造像雖然在承襲前代風格的基礎上繼續(xù)發(fā)展，但已呈衰落趨勢。明代嘉靖以后，特別是萬歷年間，漢地造像又獨盛一時，造型多頭大身長，體態(tài)豐臃，傳世品較多。明代的漢傳佛教造像特別是中早期造像，比例比較適中，身軀飽滿結實，線條簡潔流暢，豐腴而不虛，近人而不俗。像身胸、腹的起伏和平簡的外衣形成對照，富有整體感。清代的漢傳佛教造像的主要特征是頰豐頤滿，彎眉細長，鼻高且直，寬肩細腰。佛像大都是著袒右式衲衣，質(zhì)地顯得比較厚實。菩薩像多為漢式裝束，服飾貼體而輕柔，衣紋和衣飾的刻畫運用寫實手法，真實感覺較強；只是在表現(xiàn)手法上顯得纖巧無力，缺乏藝術感染力。

　　藏傳佛教造像——西藏地區(qū)

　　西藏地接中亞和印巴次人陸，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西藏佛教藝術深受外來文化的影響。雖然吐蕃時期的法王重視以本土審美標準塑造佛像，但從七八世紀至十二三世紀，西藏的金銅佛還是以模仿斯瓦特、克什米爾、東北印度和尼泊爾等外國作品為主，其中以克什米爾、尼泊爾風格的造像居多，人致在13世紀左右才逐漸形成了本土的藝術風格。具體表現(xiàn)為高肉髻、顴骨略顯高突、腭部呈尖狀、闊胸高乳、細腰大臀等體貌特征，而對于猛相神則突出其兇忿的形貌和律動感。此外，造像的衣冠形式、蓮座背光式樣也趨于統(tǒng)一。

　　在選材與造型風格上，13至15世紀的藏西(阿里地區(qū))佛像深受克什米爾和東印度造像的影響，多采用黃銅制作。面頰略瘦，額部較寬，五官深刻，細眉突起，眉弓處加刻陰線。發(fā)髻高聳，寶繒曲卷外揚，與身后飄逸的帛帶糾結而成鏤空的光背狀，有的還輔以梁架起到加固的作用；還有的在瓔珞釧鐲、衣緣、臺座覆布及眼白、眉毛等處嵌紅銅、白銀或鑲松石等，一般不鎏金。17世紀后，隨著古格王朝的滅亡，藏西造像所見稀少。以拉薩為核心的藏中地區(qū)，12至13世紀的佛造像主要汲取藏西、尼泊爾、克什米爾及印度的工藝技巧，明清以來義融入了漢地造像的藝術風格。傳世的明代藏傳金銅佛多產(chǎn)于藏中地區(qū)，特別是14至17世紀的寫實技法空前提高，高僧的肖像作品比較流行。這一時期的造像普遍比例協(xié)調(diào)，五官端正優(yōu)美，細部刻畫生動，有的像身開設槽眼，鑲嵌松石、珊瑚等，又喜在裙上飾以凸起的雙籀紋，如繩鏈般纏于腿部，膝間露出的裙角，宛若倒置的折扇，給人以突出的印象。有些作品追摹明代宮廷造像。拉薩多覺邊肯、扎什倫布寺及康區(qū)德格等地的金銅佛，都與永樂青銅塑像和東印度佛像的風格相近。

　　藏傳佛教造像——藏東、內(nèi)蒙及喀爾喀蒙古

　　除西藏外，四川、甘肅、青海、內(nèi)蒙古、北京、承德以及蒙古的藏傳佛像制作也頗為興盛。以昌都為中心的川、青、甘等地制作的佛像最具特點，造型質(zhì)樸，在風格和表現(xiàn)技法上頗受內(nèi)蒙古和內(nèi)陸造像的影響，通稱為藏東佛像。

　　內(nèi)蒙古與蒙古的金銅佛多為清順治至乾隆時期的作品，二者的風格既有區(qū)別亦有聯(lián)系。內(nèi)蒙古的造像面龐寬闊，雙目平直，鼻若懸錘，顴骨突顯，表情憨厚。冠飾及肩花大而繁復，又喜嵌松石、瑪瑙和青金石。菩薩佛造像多戴五佛冠，梳葫蘆形發(fā)髻，項掛長珠鏈多從兩乳外側繞過，繒帶和帔帛呈祥云狀飄于體側。有些作品采用銅皮錘揲、分段接合而成，質(zhì)地輕盈，鎏金略顯稀薄，也有以金或銀板錘揲而成。臺座多為仰覆蓮瓣，但蓮瓣寬肥，輪廓迂緩，缺乏雋秀之氣。內(nèi)蒙古系統(tǒng)造像的產(chǎn)地包括呼和浩特、烏蘭巴托以及北京、承德等地，國外學者又稱其為內(nèi)蒙古察哈爾式，即流布于呼和浩特、包頭、集寧、張家口以至甘、青一帶的造像式樣。

　　蒙古是指清代漠北蒙古喀爾喀各部所在地區(qū)，其造像風格始創(chuàng)于第一世哲布尊丹巴洛桑丹貝圣贊，世稱“丹巴體系”。其祖型源自藏中風格，特征是面容端麗，上軀挺直，肩胸寬闊，腰部收斂，花飾精巧。佛像多穿袒右式大衣，菩薩下著裙，仍是不重刻畫衣褶而使肢體突顯的薩爾那特樣式。有的裙部陰刻U形紋，并敲刻梅花點，結跏的雙腿間露出扇形的裙角。菩薩像的裝飾略多，胸前的長珠鏈大多從兩乳外側環(huán)繞，融入了東印度帕拉和尼泊爾造像的某些因素，端正中不失纖巧與柔軟感。臺座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束腰不深的高臺座，仰覆蓮瓣交互排列，緊貼座壁，底邊呈卷唇狀．另一種是鼓形蓮座，上敞下斂，蓮瓣層層包裹，但多扁薄，這種臺座是喀爾喀蒙古造像的特色。

　　藏傳佛教造像——元明清宮廷

　　元代宮廷專門設立梵像提舉司負責塑造藏式怫像，與制作銅佛有關的部門還有出蠟局提舉司。尼泊爾、西藏的造型技藝傳播到內(nèi)陸，流風所及影響了元代整個藝壇。元代藏系怫像雖然承襲了尼泊爾風格，但其面目已趨藏化，同時融入了漢地的審美因素和表現(xiàn)技法。菩薩像均袒上身，下著裙，瓔珞顆粒較大。佛像面龐網(wǎng)滿，肩胸寬厚，肢體突顯，衣紋簡潔。

　　明代宮廷造像，尤其是永樂、宣德時期的宮廷造像，直接以兩減作品為模范，多用紅銅以失蠟法澆鑄而成。風格傳承脈絡清晰，同時又融人了漢地的審美觀念和傳統(tǒng)表現(xiàn)手法，只是更加鋪張細節(jié)，浮雕珠寶密實鑲邊。原來在西藏所特別強調(diào)的兇忿形象，在內(nèi)陸也已經(jīng)淡化了。在形象塑造方面，注重神情刻畫，面部男方女圓，略帶漢族人物造型特征。菩薩佛母像多呈三折枝態(tài)，身上裝具制作精巧。蓮座通常是圓形或方形兩種造型，仰覆蓮瓣上短下長，束腰內(nèi)收成銳角狀，主瓣問露出底層蓮瓣一角，微微卜翹。蓮座上下層各鑲一圈精致的連珠，富而堂皇。這些造像多為中央政府賜贈減傳佛教各派高僧的禮品，一般都鐫有“大明永樂年施”、“大明宣德年施”楷書陰識，對西藏金銅造像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清代宮廷造像始于康熙時期，至乾隆時期達到了高峰，不僅摹造克什米爾、東印度帕拉、尼泊爾等多種風格的佛像，而且還雕鑄了大量宮廷匠師設計的作品。這些造像多在皇帝及章嘉、土觀呼圖克圖的直接參與下完成，臺座上通常有“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刻款、“大清乾隆年敬造”鑄款以及佛名、部屬等楷書陰識。造型端莊，面相寬平，銅質(zhì)精煉，衣褶線條若行云流水，富于漢族審美品味，但已趨于程式化。據(jù)清宮檔案記載，有的佛像并非宮廷所造，只是將進貢的佛像重新修整或刮去款識再加刻官款。

　　法　器

　　法器又稱為佛器，佛具、法具或道具。就廣義而言，凡是在佛教寺院內(nèi)，所有莊嚴佛壇，以及用于祈請、修法、供養(yǎng)、法會等各類佛事的器具，或是佛教徒所攜帶的念珠，乃至錫杖等修行用的器具，都可稱之為法器。

　　法器以用途來區(qū)分，一般可分為莊嚴具、供佛器、報時器、容置器、攜行器及密教法器等6種。具體來說，莊嚴道場的佛具包括佛壇、須彌壇、幡、蓋、經(jīng)幢等物；供養(yǎng)用的佛具包括燈。華、香、瑜伽器等；梵唄贊誦用的法器包括木魚、鐘、鼓、磬、云板等；古代比丘生活日用器具包括缽、三衣、澡豆、頭巾、手巾、齒木、濾水囊、念珠等，其中缽為比丘游化乞食時所用，依個人食量差異而有不同大小，材質(zhì)則以鐵缽、瓦缽為主；置物用的法器包括佛龕、舍利塔、經(jīng)箱、戒體箱等；密教的法器包括曼荼羅、金剛鈴、金剛杵、法螺、護摩器具等。其中金剛杵有獨鈷杵、三鈷杵、五鈷杵、九鈷杵等幾種，其各鈷形狀呈鬼面，或為人形，鈷之上方則呈握狀，可供行者手持之用。另外還有藏密特別的法器，如八吉祥、七寶等。

　　法器具有非常豐富的宗教內(nèi)涵及很高的藝術觀賞價值。從法器的宗教內(nèi)涵來看，法器一般都有一套與宗教活動密切相關的儀軌，如它使用的場合、方法、目的及意義等。法器的宗教內(nèi)涵除了體現(xiàn)在功用上外，還體現(xiàn)在其藝術造型和裝飾上。均有佛教思想和文化的明顯標志，所以這些也歸于宗教內(nèi)涵的具體表現(xiàn)方面。從法器的藝術觀賞價值上說，其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造型和工藝上。不同的法器造型各異，神秘而完美，都體現(xiàn)了一種獨特的藝術手法和審美隋趣，令人嘆為觀止。

　　銅　爐

　　銅爐是人們?nèi)粘Ｉ钪胁豢苫蛉钡囊粋€重要角色。根據(jù)用途、形制的不同，可分為薰爐，宣德爐和手爐等。

　　薰爐是薰香用具，流行于兩漢魏晉時期。由爐身、爐蓋和底座3部分組成。爐身為中空的半球形，內(nèi)置香料。爐蓋與爐身蓋合，上小下大，鏤空雕刻以利于香煙冒出。底座為圓形，或做成各種雕塑，上有圓柱與爐身相接。除普通薰爐外，較常見的還有爐蓋做成山巒狀的博山爐。這種爐爐蓋雕鏤成高低錯落、群山疊嶂的形狀，山上雕刻有花草樹木或龍、虎、猿等各種動物以及騎獵人物等，有的還配以鎏金、錯銀的花紋。許多博山爐下設盛水的圓盤，燃香時造成云霧繚繞、水天相接的效果，象征著海上仙山——博山，因之稱為博山爐。

　　宣德爐是指明宣德年間鑄造的一批宮廷專用的香爐。器型為圓身，斂口，三足。胎料為南洋進口，加入多種金屬反復燒煉4至12次之后制成。爐身以褐色為基調(diào)，發(fā)出青、綠、紅、藍、黃、褐、白、金等數(shù)十種顏色，異常美觀。底有“宣德年制”或“大明宣德年制”款識。宣德爐外形美觀，價值很高，自制成后即有仿制者，清代至民國年間的仿造品更是不可勝數(shù)。

　　手爐又稱“袖爐”、“捧爐”、“火籠”，顧名思義就是暖手用的工具。手爐由爐身、爐底、爐蓋(爐罩)、提梁(提柄或提把)等組成，但也有無柄的。蓋為爐的散熱區(qū)，有許多小孔。手爐表面有千變?nèi)f化的紋飾，有的還在爐身、爐柄等處刻有人物、山水、花鳥、花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