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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門指的是以今天的蘇州市為中心的地區(qū)，隨著北宋以降中國傳統(tǒng)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它一直是江南地區(qū)經濟、文化的中心。明代初年，由于蘇州曾是與朱元璋爭天下的吳王張士誠的根據地，受到明王朝的有意壓制，吳門地區(qū)發(fā)展遲緩。但經濟、文化發(fā)展的歷史大趨勢并非政治所能完全控制，到了明代中期，吳門的經濟、文化得到了更大發(fā)展，商品經濟發(fā)達，市民階層興起，政治控制放松，為書法藝術等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條件。當時的吳門各種文化藝術都得到發(fā)展，人才輩出，比如有文學上的“吳中四才子”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徐禎卿，繪畫上的“吳門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書法上的“吳門三家”祝允明、文征明、王寵。就書法而言，也有的在上面的“吳門三家”外再加上陳淳成為“吳門四家”。吳門書法在明代中期達到鼎盛期，有所謂“天下書法歸吾吳”的說法，成為明代書法成就的典型代表。 明代書法的典型形態(tài)成熟于吳門書派，在此之前經歷了一個發(fā)展的過程。明代初年的書法是接著元末發(fā)展的，生活在蘇州地區(qū)的書法家宋克的影響最大。宋克（1327年——1387年），字仲溫，他一生大半生活在元代，一方面繼承了趙孟頫的中和典雅的書法傳統(tǒng)，另一方面又接受了元末楊維楨等人反叛傳統(tǒng)的怪誕書法的影響，呈現出內在的矛盾。宋克的小楷書古樸典雅（見附圖1），對明代書法影響很大，后來吳門書派中成就較高的也是小楷，像祝允明、文征明、王寵等人，他們的小楷書就是從趙孟頫、宋克起步，進一步上溯魏晉鐘繇、王羲之的古典傳統(tǒng)。宋克的行草書將今草與章草作了有機融合，線條尖利強健，章法穿插多變，整體風格剛健灑脫（見附圖2）。除了宋克等人繼承元人書法傳統(tǒng)之外，明代初年書法上因適應明王朝統(tǒng)治的需要，端正的楷書和優(yōu)美的行草書盛行，形成了所謂臺閣體書法，著名人物如以書法直接為朝廷服務的沈度、沈粲兄弟，才氣放逸的大學士謝縉，以及位列宰輔的“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楊榮等人身居高位，但書法作品筆法勁健、結構嚴謹（見附圖3）。
吳門書派以祝允明、文征明等為主導，在此之前的先行人物有徐有貞、沈周、吳寬、李應楨等人，他們都受到元代書風和明代初年的臺閣體書風的影響，但又不滿足于追隨時人，有的倡導回歸古典，有的反對模仿力求創(chuàng)新。吳寬效法蘇軾，沈周效法黃庭堅，試圖通過對北宋書法的學習來超越元代書法，在元代書風之外走出了一條具體的書法學習之路?？梢哉f，吳門書法正是在借鑒宋、元的基礎上再上溯晉、唐，在小楷書、行書、大草書領域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征明、王寵和陳淳。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祝允明、文征明、王寵、陳淳以及唐寅等吳門書派、吳門畫派的代表人物，都是科舉失意，無法進入仕途，這一點也是他們后來走向以書畫安身立命的主要原因。 祝允明（1460年——1526年），字希哲，因手上天生多長了一根手指，故自號支指生、枝指生、枝山、枝山居士等，在吳門書派中他是第一個取得了廣泛影響的代表人物。祝允明出身官宦世家，他的外祖父徐有貞、岳父李應禎都是吳門書法的先驅，他從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和書法熏陶，多次應舉失意后，寄情書法，在小楷書、大草書領域成就卓著。祝允明的小楷書從元代趙孟頫、宋克等進一步上溯魏晉，取法鐘繇、王羲之，點畫起止自然，不刻意藏頭護尾，結構上雍容大度，不追求唐代楷書那種嚴謹整齊，確實有魏晉楷書的氣質（見附圖4）。祝允明性格豪放，中年以后生活放縱，某種程度上他的大草書就是其性情的體現，他的大草書試圖超越宋、元兩代，而上溯唐代的張旭、懷素，但就其作品來看，北宋黃庭堅的影響是很大的，只是更加恣肆狂放，但他能夠在狂放中不失點畫的精到（見附圖5）。不過，我認為祝允明的大草書有點過又有點不及，過是指其一味縱肆，有放少收，總體上平均用力，不及指其狂放是平面的，是“惡的無限”，他也在點畫上追求變化，但卻顯得單調，而且他變化得越多就越顯得單調，因為缺乏縱貫意義上的深度內涵。有一點值得提出的是，祝允明的小楷書取法鐘繇、王羲之，這就使其書法消除了典型的唐代楷書影響下的筆法、結構上的復雜化動作，從而為其大草書上的縱橫揮灑提供了便利，這也使他成為明代唯一一位以大草書名世的書法家，但凡事有一利則有一弊，早期楷書的簡單化為他的大草書創(chuàng)作提供了便利，同時也限制了他大草書上的一些深入變化，使其從根本上無法超越張旭、懷素、黃庭堅等前代大草書大師。
文征明（1470年——1559年），初名壁，字征明，后以字行，更字征仲，他智力上屬于較愚鈍的人，但卻終生勤奮于藝文，詩、文、書、畫都達到當時的一流水平，并且在個人品行上嚴于律己、謙遜誠樸，是一個正人君子型的才子。文征明在書法上各體兼擅，但最有成就的是小楷書和行書。文征明的小楷書和祝允明一樣試圖從元代趙孟頫、宋克等進一步上溯魏晉鐘繇、王羲之，但他的小楷書風格和祝允明的古樸淡雅不同，而是十分的精工雅致（見附圖6），為一般普通大眾所喜愛。文征明行書的主導風格是以元代趙孟頫為基礎加以勁健，但筆法上顯得剛薄，缺少趙孟頫的典雅雍容（見附圖7）。文征明的大字行書取法黃庭堅，但線條表現上缺乏內在的擒縱戰(zhàn)掣，結構上也顯單調（見附圖8）。文征明的行書中都有蘇軾書法的影子，這大概是受到了他的老師吳寬專攻蘇軾書法的影響。此外，文征明在隸書上也下了很大工夫，這在吳門書派中是少有的，其水平也是當時的第一流。在吳門書派四大家中，文征明比祝允明小十歲，比王寵大二十四歲，比他的學生陳淳大十三歲，但他活了九十歲，這時祝允明已去世三十三年，王寵已去世二十六年，陳淳已去世十五年，而且他也比吳門畫派的沈周、唐寅等長壽，所以，在其人生的最后三十年里，他是吳門書法、繪畫界的絕對領袖，就藝術的全面性和影響的深遠而言，他是繼趙孟頫之后書畫領域的又一標志性人物，但總體來說，創(chuàng)新性不強，作品格調不高，苛刻地說，他是現實世界中的君子，但在藝術世界中卻稍嫌平庸。另外，文征明的子孫也多有書畫上的成就，他的兒子文彭、文嘉和曾孫文震孟等，在書畫上都能克紹家風，有的還能有所增益，而文彭更在文人篆刻上開出一片新天地，成為明清流派印章的鼻祖。
與吳門書派尤其是與文征明的代表性行書相接近的，同樣是學習元代趙孟頫而加以變化的書法家，當時還有吳門畫派的代表人物唐寅和明代心學代表人物王守仁。唐寅（1470年——1523年），字伯虎，號六如居士等，后世有關于他的種種風流傳說，實際上他家境一般，在聲色上的放縱遠不如祝允明等人，他與沈周、文征明、仇英并列繪畫上的“吳門四家”，而書法也很高妙，筆法厚重而綿軟，結構寬博平正，幾可與文征明相抗衡（見附圖9）。王守仁（1472年——1528年），是中國哲學史上的標志性人物，也是當時政壇的風云人物，他與吳門諸子大致同時，其行書在趙孟頫基礎上加以猛利，線條明利灑脫，結構倚側變化，真可與其心學的直接明快相發(fā)明（見附圖10）。
王寵（1494年——1533年），初字履仁，后改字履吉，號雅宜山人，他曾八次參加科舉考試均落第，去世時僅四十歲。王寵家境一般，青年時期即從文征明游學，他的書法成就主要在小楷書和行草書上。王寵雖然向文征明學習，但他在書法上卻堅持學習傳統(tǒng)，不過他主要取法的是宋代以來的刻帖，后人對此多有批評，沈尹默先生說：“王寵臨晉人字，雖用功甚勤，連棗木板氣息都能顯現在紙上，可謂難能，但神理去王甚遠”。（《二王法書管窺》，《書法論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頁）但這種評價是站在晉人原作風貌本位上的，實際上，書法本身是在發(fā)展之中，對于書法的表現和書法的審美也在發(fā)展之中，王寵臨習刻帖所呈現出來的面貌，就如同魏碑經刀刻以及后世風雨剝蝕后呈現出來的蒼勁古雅風貌一樣，都自有其自身審美價值。王寵的小楷書取法鐘繇、王羲之傳統(tǒng)，筆法簡潔，點畫形態(tài)稚拙少變化，點畫間多化連為斷，顯現出濃厚的散淡意味（見附圖11）。王寵的行草書同樣具有濃厚的散淡意味，但多了一些清雅灑脫之氣，顯得更有生機，尤其是他的一些行草書信札以平淡、質樸的筆法寫出，有不食人間煙火之意，令人愛不釋手（見附圖12）。我過去很少注意王寵的行草書，這次看到他的這幅信札，真正發(fā)自內心地感受到書法的美和那種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情趣之美，沒想到“小白臉”竟然是如此秀美、清爽、雅致，近現代我們的很多價值觀比如說刻意追求壯美、宏大等，可能是為了補偏救弊而有意提出的，就事情本身而言往往是扭曲的。我嘗試臨習王寵的信札精品（見附圖13），感覺自己對書法中運筆、氣質表現等有新的體會。同時，我覺得王寵的這種筆法運用、散淡氣質對后世書法也是很有影響的，比如八大山人的書法作品，雖然其線條質量比起王寵來要差得多，但整體的氣質、格調卻非常接近，這應該與他們同為明代帖學文化大傳統(tǒng)中人有關。
陳淳（1483年——1544年），字道復，后以字行，改字復甫，號白陽山人，明代中期書畫名家。陳淳出身世家，師從吳門書畫的領軍人物文征明，但他三十三歲父親去世后性格大變，縱情酒色，逐漸與持身謹嚴的文征明關系疏遠，而他的書法也逐漸擺脫師門束縛自創(chuàng)新格，尤以行草書最為杰出。陳淳的行書是以米芾為骨干的，但點畫對比更強烈，結構上倚側變化更復雜（見附圖14），對后來的徐渭以至明清之際的王鐸等人都有影響，我試著臨習（見附圖15）。陳淳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應該數行草書，他以大草書的氣勢寫行書、小草書的字形，縱橫變化，意趣橫生（見附圖16），真有逸出張旭、懷素、黃庭堅之外的妙處，格調遠在祝允明之上，也為其后的徐渭、王鐸所不及，我也嘗試臨習，只是不能得其仿佛（見附圖17）。吳門書法發(fā)展到陳淳，才算真正擺脫開了元代趙孟頫、宋克等人書風的籠罩，開啟了一條新的發(fā)展道路。我個人認為，就書法藝術所取得的最高境界而言，陳淳在吳門書派中是杰出的，超越了包括其老師文征明在內的各大家，同時在整個明代書法中也是杰出的，可惜受明代書法整體格局狹小的限制，他的書法還達不到超越宋、元的境界。陳淳在繪畫上的成就也很大，他是中國傳統(tǒng)水墨大寫意花鳥畫的奠基者，與稍后的徐渭并稱“青藤白陽”，對后世影響很大。陳淳受到吳門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的熏陶，他的書法是在吳門書畫藝術的土壤中成長起來的，也給吳門書畫帶來了異樣的光彩。
明代書法從總體上說是接續(xù)宋、元兩代書法的余緒，但宋、元兩代的書法卻有著重大的風格上的差別，從而給明代書法的發(fā)展帶來了內在的張力。以蘇軾、黃庭堅、米芾為代表的宋代書法崇尚個人情感意志的發(fā)抒，在筆法、結構上則繼承發(fā)揚顏真卿、柳公權以來的書法新傳統(tǒng)，用筆以提按為主，單字結構上注重寬博取勢和穿插開闔，總體上呈現出雄渾、自由的風格。以趙孟頫為代表的元代書法試圖超唐邁宋直接魏晉，以尖鋒入筆，但由于軟毫筆的使用等因素，線條溫潤，在單字結構上，小字楷書追摹魏晉的自然灑脫，但大字楷書仍然承續(xù)著唐代楷書的風范。經過吳門書派的發(fā)展演進，上述兩種書法路徑逐漸融合變通形成兩種新的書法發(fā)展趨勢：一種是由趙孟頫為代表的元代書法進一步純化，追求精工典雅的古典主義風格，這可以祝允明、文征明、王寵等的小楷書和文征明、唐寅等的行草書為代表；另一種則是由蘇軾、黃庭堅、米芾為代表的宋代尚意書風進一步與大草書傳統(tǒng)結合，形成一種狂放的浪漫主義，這可以祝允明的大草書和王寵、陳淳的行草書為代表。明代書法的浪漫主義趨勢在稍后于吳門書派的徐渭書法中得到更加狂放甚至惡俗的表現，而古典主義趨勢則在明代末年董其昌的書法中達到大成。 徐渭（1521年——1593年），初字文清，更字文長，號天池山人、天池生、青藤道人等，山陰人（今浙江紹興）。徐渭出生后三月即喪父，成年后入贅婦家，一生經歷豐富，曾作為胡宗憲的幕僚參與抗倭軍事行動，后長期不得志，因疑心而殺死第四位繼妻，民間關于他的神奇?zhèn)髡f實多無謂。徐渭思想上受王守仁心學后學的影響，在詩、文、書、畫方面多有成就，他的書法可能受到北宋黃庭堅、米芾、蘇軾等人的影響，但他基本上多為個人情性的放縱表述，頗有氣勢、趣味，但其中時有丑怪惡俗之氣（見附圖18）。明末著名文學家、“公安派”的領袖人物袁宏道稱譽徐渭的書法為“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俠客”，將徐渭書法的好處表達得淋漓盡致，令人驚佩文人之用筆如刀。將徐渭與陳淳比較，兩人皆是浪漫主義狂放書風的代表人物，但徐渭的書法既有寒傖氣又有造作意，而陳淳的書法則是儒雅之極歸于狂放，“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陳淳的狂才是真狂。今年春節(jié)期間，我曾去紹興城中的徐渭故居青藤書屋拜訪（見附圖19），睹物思人，感慨不已。而走出青藤書屋，紹興古城的悠悠水巷真正令人神往（見附圖20），生活于斯，不風流人亦風流。
董其昌（1555年——1636年），字玄宰，號思翁、思白，別署香光居士，松江府上海人，明代末年著名的書畫家，在繪畫上提出“南北宗”論，對后來的文人畫創(chuàng)作影響很大，書法上楷、行、草兼善，以他為中心所形成的書法按照其鄉(xiāng)里稱為云間派、松江派、華亭派等。董其昌仕途較順利，官位甚顯，家資巨萬，晚年因自身不檢點及放縱子嗣不法，發(fā)生了著名的“民抄董宦”事件，憤怒的鄉(xiāng)民沖進董府焚燒房屋、打砸物品，這件事情當時即有種種說法，明、清兩代史傳也各異詞，新中國成立后，把董其昌批判為大地主、土豪劣紳，改革開放以來評價又轉向同情董其昌，整個事情已經成為一個“羅生門”。就書法而言，董其昌自視極高，但我認為，他的實際水平及影響力大致接續(xù)趙孟頫、文征明，他的楷書初學顏真卿《多寶塔碑》，終身不出此范圍（見附圖21），他的行書則在趙孟頫精致典雅的基礎上加以豐腴流便（見附圖22），章法上則追求潔凈疏朗，再加上使用的筆墨精良，整體上呈現出清淡雅致的古典審美趣味，在當時及清代前期影響很大。我個人一直不喜歡董其昌的書法，最近琢磨出來一個原因，這就是我喜歡的是那種能夠體現出在控制與縱情之間糾結的作品，而董其昌的書法以縱筆為主，很少控制?？梢园讯洳男胁輹蛥情T書派祝允明的大草書作個比較，祝允明的大草書縱橫開合爛漫無節(jié)制，這個無節(jié)制還是在形上，而董其昌的行草書也是爛漫無節(jié)制，但這個無節(jié)制卻是在骨子里。我想我的解讀主要還是出自對其作品的直覺感受，并非出于“以人論書”的角度，當然也可能我潛意識里還是以此為出發(fā)點，只是自己也無法判斷到底我的直覺是否是真直覺。
總體而言，以吳門書派為代表的明代書法強調在復古基礎上的創(chuàng)新，但就實際成就來看，他們在大的格局上幾乎沒有突破，小楷書以復魏晉之古為極則，行書基本不出北宋尚意書風的范圍，大草書比之張旭、懷素、黃庭堅則要等而下之。我個人的感覺是，明代書法是中國書法大普及的時代，一般士人都能寫一筆好字，但卻難以出現唐、宋時期那樣的杰出大家，像吳門書派中的王寵、陳淳頗有發(fā)展出新的潛能，但終于為時代所壓不能高古，某種程度上它意味著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氣數已薄，這塊古老的土地承載了太多的世故。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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