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經驗說明：我們不該過度指責“莆田系”？｜微思客

HeadJacky1 2016-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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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最近魏則西事件、陳仲偉醫(yī)生事件在公共輿論間引發(fā)極大爭議，而對于民間資本（比如莆田系）、政府力量（公立醫(yī)院下的種種行政力量）在醫(yī)療行業(yè)到底應該扮演何種角色的討論，也引起學者間的討論。事實上，不僅在醫(yī)療領域，中國整體的社會保障與民生領域中，政府是否過度插手，民間力量到底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一直以來都是爭議不斷。本文以哈佛大學傅高義教授《日本第一》為基礎，希望借助對日本社保的經驗，對中國民生問題的解決提供另一種思路。

日本社保何以第一？

楊松林

談及社會保障，我們可能想到的主要是救災濟貧等措施，但事實上，其涉及到了包括就業(yè)、養(yǎng)老、醫(yī)療、人口、慈善、公共設施等一系列和我們每一位社會公民都緊密相連的方方面面，是關注度最高和反應最敏感的民生領域，其背后涉及的“政府－市場”主體性討論，甚至會牽涉到部分意識形態(tài)，因而政府在社保領域的政策推行方式，最能反映出政府的執(zhí)政思路和理念。

參照中國歷史，但凡涉及社會保障，基本都遵循一整套政府主導的邏輯發(fā)展，人大鄭功成教授曾撰文分析，“中國社會保障自古以來貫穿著高度的國家(政府)責任，具有家國存于一體的特征?！辈豢煞裾J，這一特征對于維持中國超穩(wěn)定的社會結構作出了極大貢獻。

但這種所謂的“超穩(wěn)定結構”，到了近現代的中國，卻越來越呈現出一種低水平，缺乏足夠公平的形態(tài)。尤其在今日，現有的社保體制，是基于高度的國家主導及適應計劃經濟形態(tài)而形成的。而對于其能否維持越來越龐大和脆弱的中國社會，以及適應未來老齡化不可逆轉的趨勢，也愈發(fā)引起質疑和討論。

概括來說，對于社保體制的形態(tài)，或者說對于社保改革的走向，無論學術界還是民間，一直都呈現出“市場化”和“公益化”兩種思路；當然，這兩種思路背后，蘊含著所謂“大政府小社會”和“小政府大社會”的兩種類似于哈耶克與凱恩斯的經濟學理念爭鋒，也就是所謂的“關于政府對于經濟發(fā)展的外部性影響”討論。

魏則西事件似乎在暗示民間資本進入醫(yī)療行業(yè)的危險性

當然，從政策的語境上，我們還是可以明晰中央政府對于強化社保領域中的“政府主體”；但是，這種“主體性”到底是一種指導意義上的“理論主體”，還是強調更廣泛參與的“實際主體”？至少從目前來看，政府更愿意成為后者，不僅在于其背后的巨大利益，更因為政府對于自身在福利經濟外部性中，相比于市場的正效應要更為確信。（而“魏則西事件”后，顯然醫(yī)療行業(yè)“公益化”這種類似的觀點會更受輿論歡迎，而對“莆田系”的輿論指責，顯然已經呈壓倒趨勢）

但批評也在體制內外同時產生。其中，對于政府過度參與的公平性指責最多，不少體制外學者認為，政府在社保領域的過度參與，將極大阻礙社會和市場發(fā)揮自身作用；而一些體制內人員也開始反思，政府同樣存在自身局限，過度干涉，不僅無法做到面面俱到，還可能降低政府行政效率，引發(fā)不必要的社會問題。

中國政府是否過度干預了社會保障的運行和改革？當雙方在“主體性”問題的理論討論中各執(zhí)一詞時，40多年前，日本在相似情況下，面對相似問題上的反思和實踐，或許對我們會有所啟發(fā)。

和中國一樣，日本經過了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大發(fā)展后，對于“老齡化”的擔憂，在六十年代末的社會也開始顯現出來：一方面，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規(guī)模的急劇增加，對應的卻是極為落后的福利設施，無論是類似于排水系統(tǒng)、綠化公園這些公共基礎設施，還是住宅數目和住房補貼，都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tài)；另一方面，日本社會空巢老人的數量劇增，他們大多與社會隔絕，孤獨凄慘，因而出現了年紀越老自殺率越高的現象。

于是到了60年代，當“老齡化”社會越來越接近時，日本的學者和體制人員均開始反思，政府對于福利開支的補貼力度是否過于缺乏。學者Jon Woronoff在其書《The Japan Syndrome: Symptoms, Ailments, and Remedies》就曾描寫道，“日本曾經為此建立起所謂的‘純國民福利’（Neutral National Welfare）委員會，強調使用NNW指數，來取代單一的國民生產總值（GNP）。然而，到了70年代，當面臨石油危機后，日本政府的關注點迅速從福利轉變?yōu)樯a，NNW指數也就無疾而終”。（參考中國的綠色GDP提法，以及最終的政策走向，我們會發(fā)現很多的相似性）

日本政府對于老齡人群體的重視程度，可能并非印象中那么顯著

由于日本政府在經濟改革，尤其是在生產領域去產能、調結構的傾向，對于增加福利開支的積極性開始消退。體制內部因此出現很多反對“福利經濟”的說法，比如對于瑞典、英國這些“福利國家”，前首相田中角榮在一次談話時明確表示，這是一種“高負擔、低效率”的福利體制，日本不能走政府全方位補貼福利的道路，從而明確了政府控制福利開支的執(zhí)政思路。這種思路不僅停留在官方話語中。學者傅高義記載，70年代的日本，從輿論到普通民眾，大多認同這樣一種福利理念：“在最近經濟發(fā)展滯緩時期，國家財政困難，無法保證用以消除經濟不景氣的必要財政開支，因而，更多的財政收入應投到經濟生產部門，而福利所需開支應該由企業(yè)家和家族成員所負擔，只有當他們無法做到這一點時，才由國家代替他們承擔這一任務。”

基于這一理念，日本的社會保障，也形成了一種“國家名義指導，企業(yè)實際主導”的福利體制，國家退居幕后，而企業(yè)、市場和集體，更多承擔著肩負解決日本過億人口生活的任務。

具體來說，日本的社會保障制度，具備兩個方面：

國家的職責：最低保障

和我們的刻板印象不同，日本政府對于社會保障的關注，遠遠不及目前的中國政府。相對于中國政府在社保各方面的全面管理，日本政府基于自身福利開支的有限，以及輿論的影響，僅把重點放在醫(yī)療和養(yǎng)老金制度上，而對于其他領域基本沒有涉獵。

而即使在醫(yī)療和養(yǎng)老金領域，日本政府也更愿意在保障最低生活水平后，由企業(yè)和社會承擔更為廣泛的社會責任。比如在醫(yī)療行業(yè)，日本醫(yī)療保險制度可以允許患者自主選擇醫(yī)生，支付健康保險規(guī)定的一定數額費用。其中患者負擔比例30%，國家支付剩余費用；但由于對于醫(yī)生開業(yè)制度的寬松和私人醫(yī)療服務的低廉，醫(yī)療機構、保險公司、醫(yī)藥公司發(fā)揮出了應有的功效；而在養(yǎng)老金領域，無論“厚生養(yǎng)老金”還是“國民養(yǎng)老金”，設定的福利范圍局限性很大，除了基本保障外，國家“養(yǎng)老金”制度并沒有給予老人更多的福利保障。

日本厚生勞動省外景

除此之外，對于最低生活的保護規(guī)定，適合對象只能是“其工資收入低于厚生省規(guī)定的根據保護標準計算出來的最低生活費，才能對其不足部分進行補助?！碑斎?，日本人本身對于接受最低生活補助也有抵觸心理，認為福利問題，除非是年齡或健康等不可控原因，否則無需由國家承擔。

企業(yè)的職責：高福利下的凝聚力

相比之下，日本企業(yè)對于社保所承擔的責任要更大一些。傅高義分析，日本的職工福利保障制度，很有可能是參考了德國俾斯麥首相設立的“各種企業(yè)分別制定福利計劃”，而國家盡量避免直接參與的方法。這一“分行業(yè)社保制度”，首先強調了行業(yè)間差異下，福利保障也應該根據各自實際情況調整，這就為提升就業(yè)率和行業(yè)吸引力作出了貢獻。但其優(yōu)越性絕不僅僅在這里。

對于老員工而言，企業(yè)所提供的福利保障非?？捎^。首先，日本總人口的一半，接近50%的購房費用由企業(yè)所出；其次，日本企業(yè)大多擁有專業(yè)的醫(yī)療設施來提供對老員工的福利保障；再次，日本公司會對退休員工給予足夠的福利保障，最后，很多公司都強調終身雇傭制。這些舉措，都極大增加老員工的凝聚力和歸屬感，減少跳槽和流動率。日本公司的“家文化”，也證明了這一點。

對于新員工而言，日本的雇傭制度具備極大優(yōu)越性。尤其是基于經濟的下滑，更具活力、潛力且工資更低的年輕人顯然更受企業(yè)的喜愛，到了1977年，企業(yè)要求雇傭年輕人的人數，要比整個尋求工作的人數超出一倍以上。這些都有效降低了失業(yè)率。

日本這一社保體制為何行之有效？筆者認為，有四個原因：

（1）其遵循了日本社會發(fā)展的“重視集體”特征，走出了“符合國情”的集體福利道路。人們在這一體制下普遍存有幸福感，工作、生活都能有效融合在一起，降低了社會不穩(wěn)定。

（2）各種參與要素各司其職，政府、市場力量都得到最大發(fā)揮，而兩者的局限性都被有效規(guī)避。

（3）社保制度足夠透明，具備廣泛性，保證了社會公平。

（4）分行業(y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于整個行業(yè)體系的全面和完善有突出貢獻。

中國的社保改革，如上文所言，一直陷入“市場化”、“公益化”兩種對立語境中。事實上，二元話語本身就是一種思維的禁錮，只有跳出這種對立語境，尋求在一個更廣泛的制度下，使得市場、政府力量都得到有效發(fā)揮，才是可行的思考方式。中國政府是否過度干涉社保改革？中國政府是否應該干涉社保改革？我們或許更應該問，中國政府如何正確發(fā)揮自身力量，以推動社保改革？日本的“集體化”例子，也許就是這“第三條道路”。

作者、編輯：

楊松林，微思客WeThinker傳媒編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東亞系研究助理，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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