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您認為歷史教學中有哪些能夠吸引人的東西？ 鄧老師：過去我曾經(jīng)在一個中學代課，但教的是政治。我發(fā)現(xiàn)那里的歷史老師竟然能教的學生不喜歡歷史，覺得很奇怪，就有跟她換換，讓她教政治我去教歷史的沖動。我覺得歷史天然就很能吸引人。小孩兒都是聽著故事長大的，故事不就是歷史嗎？沒有不喜歡聽故事的孩子。為什么當這些故事連到一起，就變成一個枯燥的學科呢？我特別不能理解。 我覺得，教歷史就是要發(fā)揮它本來就能吸引人的那一面，還有它厚重的一面。學生的興趣是多方面的，有的人可能對生活感興趣，從而很關心古人穿什么衣服，怎么走路；有的人對皇帝、對政治感興趣，喜歡研究怎么治理天下國家。不管哪方面的興趣，都可以從歷史里面找到相應的材料，或者說，歷史都會對你的興趣有所回應。另外，不管你的興趣點是什么，歷史都是一個厚重的東西，因為豐富的積淀而無比厚重。任何一個民族都有它自己的靈魂，有它自己的根。這種靈魂或根，就是從這些厚重的東西里面呈現(xiàn)出來的。這些東西都是歷史本身渾然天成的特質(zhì)。 記者：確實我也覺得高中之前學的歷史，就像流水賬一樣枯燥無味?！吨袊糯贰肥菤v史系本科生的基礎課，在教學中您是如何培養(yǎng)學生對歷史的感覺和興趣的呢？ 鄧老師：北大基本上是一個研究型大學，所以像《中國古代史》這種主干基礎課，還是要引導學生往學術創(chuàng)新的路上走。首先不能把歷史弄成死記硬背的東西，歷史是一個需要感悟的學科。歷史實際上是一個整體的脈絡，我覺得最重要的也是要培養(yǎng)學生的歷史脈絡感。我們雖然是一段一段的講歷史，但最終目標卻不是把歷史切成一塊一塊的豆腐塊，然后讓學生抱著一堆“積木”回去。所以，講完一章或者一個段落之后，我都會讓大家回過頭去想一想。歷史上有很多重大的變革，從延續(xù)的角度，我們要知道哪些因素對歷史的演進和變遷發(fā)生了影響，為什么會這樣；前期的制度調(diào)整或再創(chuàng)了，是來自于什么推動力，對后期有什么影響。歷史有不同的側(cè)面，不同的提法凸顯出來的內(nèi)容可能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到武則天，我們會說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現(xiàn)在的女性研究者也很為之自豪。但是，女皇帝是否就意味著女性政治？武則天有沒有可能突破當時整體的秩序框架？我覺得，如果武則天當年有辦法的話，她一定會把她的性別改掉。一個事實上并不愿意接受自己女性身份的女皇帝，如何能實現(xiàn)真正的女性政治？我的目的就是讓學生從不同的角度來思考一些常見的歷史問題。
學術前沿，一類是新的材料，還有一類就是新的學術研究，包括學界的論文和專著。這些內(nèi)容其實都很多，如果讓學生自己去看的話，不啻于“知識爆炸”，想把握住很難。我們要向?qū)W生介紹哪些是應該優(yōu)先閱讀的學術精華。我介紹的可能是數(shù)十年以前的經(jīng)典，也可能是這些年的新成就。對于學界的新觀點，我經(jīng)常會提醒學生思考：新研究為什么會得出新的認識，是因為有新材料，還是因為有新的思考角度呢？ 對于同一個問題，這位先生這樣認識，那位先生那樣認識，在課上我會啟發(fā)學生思考其中的異同。討論課上，把學生按照他們不同的觀點分成組，讓他們充分準備之后，各抒己見。學生討論往往是此起彼伏，非常踴躍。有一些東西也會闡發(fā)的很深，正常上課不可能講到的細致內(nèi)容都提出來了?？梢钥闯觯麄冊谡n下看了很多東西，真正動了腦筋。他們提出來的問題，有一些比較簡單，我就會提醒他們到什么地方去找工具書、查資料，自己去尋找答案；有的問題我會肯定，說提得不錯，但還要進一步讓大家討論應該如何解釋。我想，所謂的創(chuàng)新能力首先是提問題的能力，通過不斷的追問，就能把比較表層的問題通過邏輯的延伸進行深化，這其實就是創(chuàng)新的前提。 記者：您覺得歷史系的學生哪方面能力最重要？ 鄧老師：那就是處理材料的能力。一年級的時候我們會讓學生對一些學術經(jīng)典進行縮寫，如果原著是三十萬字，要用三千字把它寫出來。這就要有一個把握的功夫，必須真正理解了那三十萬字，才能寫出這三千字來。專題課上，我可能會讓學生寫綜述，若干著述都講這個問題，他們分別是怎么研究的，各自的長短是什么，如果你研究這個問題你會怎么辦？這樣就又往前走了一步。到三年級的時候，學生就要寫學年論文，用五千至八千字寫一篇小論文，這就是綜合能力訓練了。四年級會有畢業(yè)論文，學術上的要求更高一些，也是對四年的知識與能力的一種總結。 歷史系大概有一半學生繼續(xù)讀研究生，另一半就投入到各行各業(yè)之中了。歷史學訓練的處理材料的能力不光是學術研究的基礎，也是工作能力的體現(xiàn)。你去當秘書，要找材料、處理材料；你當領導，也得大量審閱、處理材料。很多工作實質(zhì)上都是處理材料，而且從歷史中也能學到經(jīng)驗和思維方法，所以我覺得歷史系的學生干實際工作還是很有優(yōu)勢的。我自己的學生，不僅有當教師的，也有搞新聞出版的、做公務員的、開公司的、辦實業(yè)的，干什么的都有，各行各業(yè)都有非常出色的。 記者：您的《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是全校通選課，在教學上與專業(yè)基礎課有什么不同嗎？ 鄧老師：這門課的學生來自全校不同的院系，所以也是一個多學科互動的平臺。我記得在一次討論課上，學生聯(lián)系老師講過的內(nèi)容，說魏晉南北朝的士大夫喜歡吃“寒食散”，這是當時士人的集體時尚，一個化學系的學生用PPT演示了“寒食散”的配方，列出了化學分子式，并解釋其中的哪些成分能給人帶來快感。大家都覺得非常有趣。 另外，各個系科的學生考慮問題的角度不一樣，他們都會從本學科的角度出發(fā)，提出很多質(zhì)疑。比如，我在課堂上講到唐代的律令格式、法典體系，會講到當時如何把儒家的原則引入到法家的體系里面來。這時候，法律系的學生會談到他們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理解。因為政治文化涉及到很多方面，有時候我會說到理學、道學的問題，哲學系的學生就會講他們專業(yè)的老師是怎么理解理學的。這樣，學生的意見就從不同的角度豐富了我的理解，在下一次講的時候，我可能會考慮他們的認識角度，并適當調(diào)整講課的內(nèi)容。 記者：您對我們當下的歷史教育，以及學科建設方面有什么意見嗎？ 鄧老師：我覺得學校的教學體制還是有很大調(diào)整的空間?，F(xiàn)在都說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要跟國際接軌，我覺得最重要的接軌是體制運行方式的接軌。學校行政化的問題還是很大的影響了各個學科的健全發(fā)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學術的判斷標準。 在這個接軌的過程中，還要注意興利除弊，我們既有的優(yōu)勢要考慮怎么發(fā)揚。在中國古代史領域，我們是經(jīng)過艱苦的努力才得到世界承認。在八十年代的時候，美國人想學中國古代史，都是去日本、臺灣，沒有人到我們這兒來，即便來也都是來找材料的。這些年就不一樣了，有一些對話的議題都是我們先提出來的，我們的一些研究方向也牽動著世界性的研究，這些都是很難得的。北大具有世界優(yōu)勢的學科并不是很多，不該任其自生自滅，但學校似乎缺乏相關意識，沒有針對性的支持措施。 具體教學上，要想進一步提高質(zhì)量，應該建立合理的課程與教師評價體系?，F(xiàn)在的教師，教學時數(shù)有要求，質(zhì)量卻因人而異，某種程度上說，只是憑良心做事。
研究型大學，應該提倡更有針對性的“小班教學”。即便小班教學保證不了，小班討論總可以吧？但像前面提到的，八十個人的課只設一個助教，而且連討論的教學場地也難找，結果就是鼓勵照本宣科、應付式的教學。 另外，在學生培養(yǎng)方法上還有很多可改進的地方。國內(nèi)大學教育的針對性不夠，視野也不夠，不利于充分發(fā)揮學生的特長。國外研究生會有不同的field，一個做中國史的學生，一定要有歷史以外的第二研究領域，他可以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yè)，這樣學術視野會比較開闊。其實我們也很想做，但這不是一個系能做起來的，必須通過學校層面的努力，才能打通系科之間的壁壘。 記者：大眾歷史知識的來源往往不是客觀的學術研究，而是歷史小說之類的東西。比如對于三國，人們熟悉的不是《三國志》而是《三國演義》。您對公眾的歷史教育問題有什么看法？ 鄧老師：我覺得受過歷史學學術訓練的人要積極介入大眾歷史、大眾史學，而不能自以為是的保持清高、不摻和，不摻和就是把陣地讓給別人了。以前可能會覺得做大眾史學是在自貶身價，我覺得應該改變這樣一種觀念。在臺灣有些人就專門做這種大眾史學，做史學的普及教育，并且都是一流的學者。但是大陸現(xiàn)在還沒有這樣一個成型的圈子。 記者：那您覺得公眾有一種錯誤的歷史觀念對社會有不良影響嗎？學術界有沒有這種必要去糾正這種大眾對歷史的錯誤理解？ 鄧老師：還是有責任的。當然，有一些細枝末節(jié)上的錯誤都不太要緊，他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或者他理解錯了也好，都沒有太大的關系；但有一些問題是比較重要的，這就需要有一個正確的把握。我沒看過《百家講壇》，很多人都跟我抱怨說宋史講的太不像話，不顧一些史學基本原則而出格了。專業(yè)的歷史學研究者要有責任感，如果口才不錯，還是值得去做這種事情的，我也一直鼓勵別人去參與這種工作。 記者：好，我們的采訪就到這里，再次感謝鄧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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