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吳戈兮被犀甲

　　《國殤》是屈原《九歌》組詩中頗為特殊的一篇。《九歌》的其他各篇，大多是描寫纏綿的愛情，充滿了浪漫氣息；而《國殤》卻是描寫壯烈的戰(zhàn)爭場面，著重反映現(xiàn)實生活，其中令人感興趣的正是第一句中的“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眾所周知，今天的中國是不產犀牛的。但在歷史上，犀牛在中原分布的北界曾經(jīng)直抵黃河一帶。不但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遺址發(fā)現(xiàn)了犀牛的骸骨，甚至在安陽殷墟發(fā)掘的動物遺骨中，也有犀牛的遺骨。

　　犀牛是一種厚皮動物，堅固的犀牛皮自然成為先秦時代武士“護身衣”的首選材質?！秶Z》里就有“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的記載，意思就是射死了獨角犀，并用它的皮做成大盔甲。對于武士甲胄的旺盛需求顯然是犀牛分布區(qū)在春秋時期之后以大約每年半公里的速度向西南退縮的重要原因。在犀牛資源日漸匱乏的情況下，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各諸侯國轉而采用較易獲得的牛皮制甲。

　　實際上，當時制作皮甲的技術經(jīng)過近千年的進步已經(jīng)頗為成熟。人類步入文明社會后，首先掌握了青銅的冶鑄技術，由于鋒利的青銅兵器的出現(xiàn)，促使人們改進護身裝具的性能。到了商朝時期，主要的作戰(zhàn)服逐漸形成皮甲。在河南安陽侯家莊1004號墓的南墓道中曾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商代的皮甲殘跡，出土時皮革已經(jīng)腐爛成粉末，只是甲面用黑、紅、白、黃四色漆彩繪的圖案紋理仍遺留在土上。殘跡最大的直徑在400亳米左右，據(jù)此認為是整片的皮甲，這是迄今發(fā)現(xiàn)年代最早、比較可信的一個實例，時間大約可以推定為商代后期，其整體面貌大概與存留到今天的原始甲胄相近。

　　武王伐紂建立周朝之后，中原的皮甲制造工藝完成了兩項比較大的變革：一項是把整片皮革制成的具有固定形式的皮甲改為根據(jù)身體部位的不同而裁剪的大小相去形狀各異的革片，在片上穿孔，用繩連綴，構成可以部分活動的皮甲。另一項皮甲制造工藝的變革則是為了增強甲片的牢固性，把兩層或更多層的皮革合在一起，表面再涂上漆，使其更美觀耐用，稱為“合甲”。在湖北江陵天星觀l號墓曾經(jīng)出土的戰(zhàn)國時期皮甲，全甲共用甲片66片，其中胸甲和背甲各3片，肋片8片，甲裙52片。甲裙由4排甲片組成，每排13片，甲片均上窄下寬，微外弧。甲裙先橫編成排，然后縱聯(lián)，上下兩排通過甲片中部的穿孔做活動編綴，下排壓上排，可以靈活向上推疊活動。

　　同樣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出現(xiàn)了最早記錄皮甲制造技藝的古代文獻，齊國的一部官書：《考工記》。其中規(guī)定了專門制造皮甲的工匠（“函人”），也有了規(guī)范的式樣，“凡為甲，必先為容”，只有按照這樣的規(guī)定制出的皮甲，才能保證密致堅牢，穿著合體，便于作戰(zhàn)。《考工記》的面世既說明當時皮甲制作的技藝已經(jīng)相當成熟，也反映了當時皮甲的使用非常普遍，身著皮甲、手持青銅盾牌的武士，能夠有效地防御青銅兵器的刺擊。甲是當時軍中的主要防護裝具，幾乎每名武士都有一襲皮甲。軍中有多少副甲就相當有多少兵士?！皫Ъ资f”也正是從這時起成為表示軍隊兵員實力的代名詞。

始皇帝的地下軍陣

　　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我國古代青銅兵器發(fā)展的鼎盛時期，但與地中海世界的青銅時代同樣流行青銅盔甲不同，中原各國并不熱衷采用青銅甲胄。這可能有幾個原因，其一，青銅遠較獸皮重，穿著使用不便利，只能采用甲片編鏈的方式制甲。另一個原因可能在于，經(jīng)過多年的生產經(jīng)驗積累，華夏列國的皮甲已經(jīng)制造得相當牢固，足以抵御青銅兵器以及粗制鐵器的穿刺。

　　這可能也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留給后人的地下軍陣——兵馬俑——中的士兵仍以皮甲為主的原因。這個時期的皮甲與以前的比較起來，制作工藝更加精良，已采用了像現(xiàn)代一樣的流水線作業(yè)生產方式，皮甲制作業(yè)的發(fā)展已具有相當規(guī)模。春秋戰(zhàn)國時皮甲由甲身、甲袖和甲裙組成，甲身又由胸甲、背甲肩片、肋片和大領構成。甲片的編綴方法為：橫向均為左片壓右片，縱向均為下排壓上排，均用多片甲片編綴起來。

　　已知秦兵馬俑陶俑坑群包括3座陶俑坑和1座未建成的廢棄坑。僅在一號坑，東端就排列著全身穿著戰(zhàn)袍的戰(zhàn)士俑210人，其余每排68人，前后、左右成行，共計204人，組成方陣的后衛(wèi)?？拥闹虚g，排列著有38路戰(zhàn)車和步兵的縱隊，組成軍隊的主體。這些兵馬俑的服飾，甲衣塑造逼真，甲片的編綴方法也交代得很清楚，與真實的甲胄編綴一般無二，護腿、靴、履等細部，都塑作得非常具體，一絲不茍。從中可以看出，秦俑中戰(zhàn)車兵的皮甲比戰(zhàn)國早期皮甲更靈便適用，簡化了披膊的編綴方法，將長而笨的甲裙改為短的垂緣、但是為馭手增加了長甲袖和手護，增強了防護效能。

　　此外，皮甲的結構款式又根據(jù)將兵的不同等級而有較大差別，森嚴的等級制度在秦始皇陵兵馬俑的甲胄裝束上可見一斑。一般士卒所披的是具有甲身、披膊和垂緣的皮甲；下級軍吏的甲只有胸甲，用兩條背帶十字交叉系于背后，甲片大小與士卒的皮甲大致相同，但外側有寬緣；高級軍吏的甲胄是以整片皮革作底，胸部以下綴以小型甲片，結構細密，周緣飾彩色圖案，胸部平素無甲片，但綴結有花飾彩帶，有的雙肩有小甲片編綴的披膊。不過，所著服裝的色彩，尚看不出有等級貴賤的區(qū)別。

　　對于秦兵馬俑，特別是高級將官的陶俑是否身著金屬甲片至今仍然眾說紛紜，但皮甲仍是兵馬俑主要的護體工具則是毋庸置疑的。兵馬俑出土的兵器幾乎全為青銅制造是一個旁證，而另一個間接證據(jù)則是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簡，許多記載從反面向我們道出秦甲質地是皮革而不是金屬。在這些秦簡律文中，出現(xiàn)了大量關于“貲”的規(guī)定。按照《說文》的解釋，“貲，小罰，以財自贖也”，即令犯罪者通過繳納一定數(shù)量的實物或金錢來抵償徭役或刑罰。有關“貲”的規(guī)定次數(shù)累計共有144次，而其中“貲甲”就達87次之多；譬如在宮殿宿衛(wèi)的武士，若擅離職守，每人罰甲二領。這說明了作為衛(wèi)體使用的“甲”的制作工藝的技術門檻不高，民間能夠制作，其原料也較易獲得。云夢秦簡之中，凡是被處以貲罰兵器的，僅有“盾、甲”而已。其他武器諸如戟、戈、矛、劍等均無一被作為目標，其原因恐怕就在于這些武器除原料系金屬，個人難以采取外，其制作工藝水平也是相當復雜的，恐非一般個人所能為。這實際上就是反證，秦甲的主流仍是皮甲。

從皮甲到鐵鎧

　　雖迄今未見實據(jù)，但秦俑中將領所著甲胄系鐵制這一說法也始終不乏擁躉。這當然不是空穴來風，因為在戰(zhàn)國時期，鐵制盔甲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中原的戰(zhàn)場上了?！稇?zhàn)國策·韓策》中說：“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注曰：“鐵幕，以鐵為臂徑之衣?！边@種能防護到手臂部分的鐵衣，就是早期的鐵甲。

　　鐵兵器在戰(zhàn)國時期登上歷史舞臺是兩方面作用的結果。一方面，青銅的熔點比較低，冶鑄所需溫度不太高 （這意味著冶煉難度低），所以它早在殷商時期就得到較早的應用。相反，冶鐵技術在中國的發(fā)展步履艱難，直到春秋時期，中原才掌握了生鐵冶煉技術。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鐵都無法取得和青銅一樣的性能優(yōu)勢。最早使用鐵器的楚國，其鐵制刀劍在東周時期以昂貴鋒利著稱，但即便如此，仍舊不能與吳越所產青銅寶劍媲美，可見當時華夏諸國的冶鐵技術還極其落后。直到戰(zhàn)國時期，由于發(fā)現(xiàn)了鋼鐵熱處理的技術，并與塊煉鋼技術結合，鐵兵器普及的技術障礙終于被克服了。實事求是地說，和整個世界文明的橫向比較，在戰(zhàn)國時期（前475~前221年）才進入鐵器時代的華夏諸國已經(jīng)遠遠落后了。

　　另一方面，銅礦、錫礦終究比較少，不能滿足大規(guī)模作戰(zhàn)的需要。于是，在戰(zhàn)國時代，鐵制兵器登上舞臺，遂使以前占據(jù)主要地位的青銅兵器黯然減色。而到了西漢時期，鐵制的兵器排擠青銅制的兵器，占據(jù)絕對優(yōu)勢。由于傳統(tǒng)的皮甲無法抵御銳利的鐵制兵器，這又反過來大大刺激了鐵甲的發(fā)展。

　　戰(zhàn)國后期的鐵范、疊鑄、鑄鐵柔化等技術到西漢時期已臻成熟，成為冶鐵業(yè)的常規(guī)工藝。鑄鐵脫碳處理進一步發(fā)展，開始有意識地在高溫下炒煉生鐵，熟鐵由生鐵炒煉而成，再經(jīng)滲碳成為鋼，鑄鐵脫碳成鋼的工藝也得到廣泛應用。因此，到西漢時，鐵甲逐漸替代皮甲成為主要防護裝備，出現(xiàn)了“鎧”與“甲”的區(qū)分?！版z”字從“金”，顯然是個晚出的形聲字，先秦文獻從來有“甲”無“鎧”?！版z”字見于漢代的《說文》。段玉裁在注釋里說明，“古曰甲，漢人曰鎧。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表明當時軍隊已經(jīng)改用鐵質的甲胄。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鐵）“鎧”與（皮）“甲”的本義區(qū)別逐漸湮滅，演變到今天“鎧”“甲”更是變成同義，此是后話不提。

“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

　　漢代鎧甲大都用鐵甲片取代了秦代時的皮革甲片，款式和秦代差不多，由甲身、釬（漢代對披膊的稱呼）和護領組成，甲身由長條形甲片用麻繩編綴而成，和秦代不同的是，此時的鎧甲出現(xiàn)了胸前開襟，并用鐵鉤扣連的款式。釬和甲身下緣用鱗片編綴而成，橫向固定，而上下可以伸縮自如。漢代鐵甲都有襯里，襯里的外層是皮革，內層是絹類織物，甲的各邊緣用織錦包邊。出土于河北省滿城縣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的一領鎧甲，后人稱之為“劉勝甲”，就是有披膊和垂緣的“魚鱗甲”，由2244片魚鱗甲片編綴而成，方口領，前胸對開襟，用絲線做拌扣連。甲片用絲繩組編，披膊的腋下封口形如短袖，披膊與甲身下緣6排甲片為活動編綴，其余為固定編綴。總重16.85公斤，屬于西漢中期漢武帝時代的器物。雖然其用甲片編綴成整領鐵鎧的方法，基本是仍沿襲著先秦皮甲的傳統(tǒng)方法，但鐵甲片的形體遠較皮甲片為小，且全部用同樣尺寸形制的甲片，由此可見鐵鎧的制作工藝十分精湛。

　　自西漢以后，甲片的形制和編組方法變化不大，隨著鋼鐵加工技術的提高，鎧甲的精堅程度日益提高，類型也日益繁多，所防護身軀的部位逐漸加大，功能日趨完備。百煉鋼出現(xiàn)于東漢，自春秋時期開始掌握塊煉鋼技術以后，使鋼鐵冶煉技術前進了一大步。隨后發(fā)明的鑄鐵脫炭鋼和將薄鐵片反復折疊鍛打的百煉鋼技術，使鋼鐵的質量進一步提高。東漢末年的陳琳在《武庫賦》里稱贊這種鎧甲“百煉精鋼，函師震旅”。

　　不過，鐵鎧的成本畢竟要比皮甲高得多，使其裝備的數(shù)量受到了限制。漢軍中一般的情況是，騎兵除盾外，均身披鐵鎧。步兵防護裝具則有所區(qū)別，重步兵披鐵鎧，輕步兵則穿皮甲。尹灣六號漢墓出土木犢《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武庫兵車器集薄》，記載的是當年東方某一武庫的武器名稱和數(shù)量，其中甲有14.2萬件，而鎧的數(shù)量不到其一半，只有6.3萬件。也正因如此，鎧甲一定程度上成為武士的象征，軍中將士對其無不愛惜。譬如西漢名將周亞夫的兒子為他父親專門買了500具鎧甲盾牌作為日后隨葬品，以表示對其父親的崇敬之情，結果這不幸變成了酷吏口中“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的欲加之罪，迫令一代名將含恨而歿。而《三國志》里也記載了東吳將領呂蒙因為一個同鄉(xiāng)軍士拿了老百姓的斗笠來遮蓋鎧甲就將其處決的事情，一方面固然說明呂蒙治軍森嚴秋毫無犯，另一方面也說明士卒愛惜鎧甲這一珍貴的資產，畢竟那不是私人物件，而是“官鎧”。

　　漢代的鐵甲又被稱為“玄甲”，這是因鐵是黑色金屬而得名?！妒酚洝ばl(wèi)將軍驃騎列傳》記載說，霍去病“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fā)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自茂陵”。漢武帝為了哀悼這位年輕將領，調發(fā)邊郡匈奴屬國的武士，身穿黑色的盔甲，排成長隊，從長安到茂陵為霍去病送葬。到了三國年間，魏文帝以十萬大軍耀兵廣陵（今揚州），除了留下“天設長江以限南北”的感慨之外，還在《至廣陵于馬上作詩》留下了“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的詩句以顯示大魏武騎千群的赫赫威勢。

　　正是在漢末三國時期，出現(xiàn)了“甲騎具裝”的萌芽。所謂“甲騎具裝”，“甲，人鎧也；具裝，馬鎧也?！敝蛤T士與戰(zhàn)馬都披甲或鎧的重裝騎兵。官渡之戰(zhàn)（公元200年）前，曹操在《軍策令》中提到：“（袁）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碑敃r袁紹有步兵10萬騎兵l萬，而馬鎧才有300具，只占騎兵總數(shù)的區(qū)區(qū)3％左右。但沒過幾年，統(tǒng)一北方的曹操征討西涼馬超時（公元211年），已經(jīng)能夠“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陣，精光耀日，賊益震恐”，隨著冶煉技術的繼續(xù)進步，這樣的重甲騎士更將迎來“三軍甲馬不知數(shù)，但見動地銀山來”的黃金時代。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　文/郭曄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