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賀山 著名的古文字專家唐蘭先生主張文字起源于圖畫，此說很有影響，請讓我對這一觀點略作評析，他在《中國文字學》中說：“文字的產(chǎn)生，本是很自然的，幾萬年前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已經(jīng)有很好的繪畫，這些畫大抵是動物和人像，這是文字的前驅(qū)?！?/font> 【馬評：文字的產(chǎn)生，并不是自然而然產(chǎn)生的，它是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這個階段有個前提，國家形成，階級出現(xiàn)，社會有了明確分工，結繩記事已滿足不了朝廷的需要，庶業(yè)其繁，飾偽萌生，這時，才能迫切需要產(chǎn)生文字，這時正是黃帝時期，黃帝想把修身治家平天下的道理傳下去，想把當時人們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傳下去，就命令左史倉頡造字，所以說，文字的產(chǎn)生是因為朝廷和黃帝的急切需要，是治國治家治人的需要，而非是勞動人民交流思想感情的需要。唐蘭先生認為，幾萬年前，人類已有了文字的前驅(qū)，那就是畫著動物和人像的繪畫。先民的繪畫——動物和人像，仍然是圖畫，與文字是不同的傳媒工具，將圖畫說成文字的前驅(qū)是誤導讀者，或唐蘭先生頭腦不清楚，盲目認為圖畫孕育了文字，其實文字的產(chǎn)生并不來源于圖畫。】 然而圖畫發(fā)揮文字的作用，轉(zhuǎn)變成文字，只有在“有了較普通、較廣泛的語言”之后才有可能。譬如，有人畫了一只虎，大家見了才會叫它為“虎”；畫了一頭象，大家見了才會叫它為“象”。久而久之，大家約定俗成，類似于上面說的“虎”和“象”這樣的圖畫，就介于圖畫和文字之間，久而用之了。 【馬評：有人畫虎畫象，大家見了，叫虎叫象，這是可以理解的，很自然。但這樣的圖畫仍然是圖畫，久而久之，仍然與文字搭不上肩，攜不上手，大家也不會約定俗成。唐蘭先生的推測和想象，經(jīng)不起任何推敲，與倉頡因受鳥跡的啟發(fā)而創(chuàng)造象形字，相差很遠，不可同日而語?！?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圖畫越來越多，畫得也就不那么逼真了。這樣的圖畫逐漸向文字方向偏移，最終導致文字從圖畫中分離出來。 【馬評：圖畫畫得再簡單，再不逼真，也是圖畫，自始至終都是圖畫，圖畫無法向文字偏移，文字不可能從圖畫中分離出來，這完全是唐蘭先生的主觀臆測和一廂情愿。古今中外，有多少畫家，又有多少不逼真的畫，誰見過圖畫向文字偏離，誰又見過文字是從圖畫分離出來的？這是典型的杜撰，圖畫的一分為二或圖畫文字合二而一，都不曾存在過，唐蘭否定倉頡造字，懷疑倉頡造字，他又說不清文字到底是怎么產(chǎn)生的？他想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文字起源的方法，可他又說不清這種方法到底是怎樣產(chǎn)生文字的，用一些模棱兩可，似是而非的斷定，主觀認為圖畫是文字的主要來源，實際上，這與文字起源于刻劃符號是一樣的，根基淺，證據(jù)不足，只捕捉到了一點蛛絲馬跡，就認定是文字的起源，實際上，離文字真正的起源還相差很遠，經(jīng)不起細致、具體的分析，更經(jīng)不起質(zhì)疑和時間的考驗】 這樣，圖畫就分了家，分成原有的逼真的圖畫和變成為文字符號的圖畫文字。圖畫文字進一步發(fā)展為象形文字。正如《中國文字學》所說：“文字本于圖畫，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讀出來的圖畫，但圖畫卻不一定都能讀。 【馬評：文字本于圖畫，不成立，可以說書畫同源，圖畫不是孕育文字的母體，文字也不產(chǎn)生于圖畫，兩者無因果關系，最初的文字不是{可以讀出來的}圖畫，最初的文字是文{象形文字}其后才有字{會意字，形聲字}文字的產(chǎn)生跟圖畫、刻劃符號沒有關系。文字的產(chǎn)生跟鳥跡獸跡有關，跟倉頡造字有關，是倉頡最早創(chuàng)造了象形字，有了象形字，才有會意字和形聲字，一切懷疑倉頡造字，否定倉頡造字，其它的各種文字產(chǎn)生的學說，包括圖畫文字、刻劃符號都是旁門左道，無稽之談。】 后來，文字跟圖畫漸漸分歧，差別逐漸顯著，文字不再是圖畫的，而是書寫的。而書寫的技術不需要逼真的描繪，只要把特點寫出來，大致不錯，使人能認識就夠了?！边@就是原始的文字。 【馬評：文字和圖畫本來就是各自獨立的一門藝術或工具，說“后來，文字跟圖畫漸漸分歧”怎么個分歧法？分歧原指人的觀點不一致，用在圖畫和文字上，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不可理解，由此可見，唐蘭的觀點模糊，解釋不清，文字本于圖畫，不能成立，不堪一擊。唐蘭和郭沫若二位先生是古文字界的前輩，是知名學者，按說不該犯此錯誤，但由于它們“創(chuàng)新”心切，不顧歷史真相，離經(jīng)叛道，在探索的道路上，跌個跟頭，也是難免的，跌了跟頭，要吸取教訓，不然還要跌大跟頭。倉頡造字究竟妨礙了誰？為什么古文字界的學人，對倉頡造字一直諱忌莫深，說白了他們不相信倉頡造字，只相信勞動人民造字，勞動人民怎么造字，都用了什么方法，誰能說上來？郭沫若先生用指事和象形來解釋半坡遺址的刻劃符號，郭沫若難道不知道指事和象形是倉頡造字的一部分，他從倉頡身上，拔下最長最粗的的兩根羽毛，按在勞動人民頭上，這是拆東墻補西墻，是移花接木，而達到張冠李戴的目的，其手段并不高明，郭沫若只考慮眼前，不考慮長遠，結果讓一個業(yè)外的小子，看破了其中的疑點，而無情的揭露之，甚至揪住尾巴不放，一直弄到原形畢露，讓刻劃符號退出歷史的文字舞臺為止。 文字是倉頡造的，倉頡是黃帝的史官，黃帝命令倉頡造字，倉頡造字之后，黃帝讓朝廷頒布全國，推廣普及。這是多么順理成章的事情，這是約定的本義，約定是自上而下的法律約束，必須執(zhí)行，民間及老百姓之間，不存在約定之說，無約定也無俗成。如果說勞動人民造字，誰來推廣，誰來收集，這都是問題 。魯迅說過，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記事了。如果史官不采集，怎么辦？這都是現(xiàn)代文人的主觀想象，根本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況且文字不是僅有幾個刻劃符號與商朝甲骨文相似，就是文字，它要形成一個系統(tǒng)才行，就拿前面唐蘭所說的圖畫虎和象來說，再簡單，再不逼真，也是畫，盡管大伙能認出是虎和象，能發(fā)出虎和象的聲音，知道其意義。它也不能稱為文字，為什么？原因很簡單，他沒有固定的筆劃，圖畫的東西，永遠不會出現(xiàn)固定的形，這是圖畫本身的特點決定的，任何人也改變不了，就像陶片上的刻劃符號，即使有固定的形，【假設】，它也不會出現(xiàn)固定的音，也不會出現(xiàn)固定的義，只要固定的形、音、義，缺一種，都不能算做文字，圖畫和刻劃符號與文字是平行存在的，它們之間不會發(fā)生什么關系。所謂的圖畫文字【暫時借用】和刻劃符號都行不成系統(tǒng)，因為它們跟文字不是一碼事，郭沫若稱半坡遺址的刻劃符號是文字的孑遺，唐蘭稱文字本于圖畫，人為的痕跡很重，人為的色彩很濃，人的主觀精神高于一切，歷史的真相被扭曲了。一個學者想改造以往的傳統(tǒng)提法，完全可以，但必須根據(jù)充足，理由充分，只捕風捉影，抓住一點皮毛，就像發(fā)現(xiàn)了新大陸一樣，足見功力不夠，學識不扎實，經(jīng)不住時間考驗，有時權力和影響可以喧囂一時，那不過是海市蜃樓，曇花一現(xiàn)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