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7月23日(清同治九年庚午六月二十五日),熊希齡出生于湖南湘西鳳凰縣一個三代從軍的軍人家庭。因此地隸屬湖南鳳凰廳,故在熊希齡成名之后,他又被人尊稱為熊鳳凰,家住鳳凰縣沱江鎮(zhèn)文星街。 1897年與譚嗣同等在長沙創(chuàng)辦時務學堂,任總理;又參與創(chuàng)設南學會,創(chuàng)《湘報》,以推動變法維新。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熊遭革職并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及至趙爾巽繼任湖南巡撫,對熊備加提攜;趙升東三省總督,任熊為屯墾局總辦。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時,熊經(jīng)趙爾巽之推薦出任參贊,返國后任東三省農(nóng)工商局總辦、奉天鹽法道、東三省財政監(jiān)理官等職,其時有理財能手之稱。在立憲運動中,熊溝通于清政府大員袁世凱、端方、趙爾巽和立憲派首領梁啟超等人之間,冀圖以立憲消弭革命。 辛亥革命起,12月熊由奉赴滬,漸次擁護共和并加入中華民國聯(lián)合會。1912年4月任唐紹儀內(nèi)閣財政部長,7月辭職,旋任熱河都統(tǒng),次年被舉為進步黨名譽理事。袁世凱鎮(zhèn)壓二次革命后拉攏進步黨人組閣,熊任北洋“第一流人才內(nèi)閣”總理兼財政總長。在袁的獨裁統(tǒng)治下,熊曾附署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等命令,“人才內(nèi)閣”終難有所作為。1914年2月,袁策動新聞界重提熱河行宮盜寶案,熊以涉嫌被迫辭職,旋受命籌辦全國煤油礦事宜。熊宦途受挫后,乃轉(zhuǎn)向慈善和教育事業(yè)。1917年8月京兆各縣水災,他被特派督辦京畿一帶水災河工善后事宜,盡力撫恤流亡,賑濟饑乏,復創(chuàng)辦慈幼局,收養(yǎng)難童。1918年在北京香山靜宜園成立香山慈幼院,以培育人才。1925年任長沙6中校董會董事長。1928年熊任國民政府全國賑濟委員會委員。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動員家人和香山慈幼院的師生投身救國抗日活動。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zhàn)起,熊在上海與紅十字會的同仁合力設立傷兵醫(yī)院和難民收容所,收容傷兵,救濟難民。京滬淪陷后,熊赴香港為難民、傷兵募捐。1937年12月25日因腦溢血在香港逝世,享年68歲。遺著有《香山集》2卷,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有《熊希齡集》上冊。 湖南神童嚴格家教 鳳凰地處湘西,民風樸野,教育本不發(fā)達。熊希齡的父親熊兆祥從軍之時,正值太平天國起事之世,當時湘籍大儒曾國藩在湖南創(chuàng)建湘軍,提倡文人治軍,以理學管治人心,要求軍人“上馬能提刀殺賊,下馬便訓練士卒”,在湖南講教重學于是蔚然成風。熊兆祥在這種氛圍之中,自愧自己一介武夫,難預風流,便一方面加強自己的修養(yǎng),一方面著力培養(yǎng)自己的長子熊希齡,希望他以后能夠讀書成材,光耀門庭。故熊希齡自幼便接受嚴格的家教,一心向?qū)W。熊希齡六歲在鳳凰鎮(zhèn)發(fā)蒙,據(jù)傳,他“聞一知十”,《三字經(jīng)》只用了三四天便背得滾瓜爛熟。因為稟賦出眾、好學深思且勤奮過人,熊希齡在少年時代便聞名遐邇,被譽為“湖南神童”。熊希齡7歲的時候隨父親回到住在沅州府芷江縣熊公館里的祖父身邊,變得殷實的家庭環(huán)境為他求學奠定了基礎。 苦讀參加科舉 過多年的私塾苦讀,1884年,熊希齡年僅14歲便中了秀才,這不僅對世代行伍的熊家來說十分榮耀,在當時的湘西也是鳳毛麟角。于是,熊希齡的父母決意要讓自己的兒子在科舉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把他送往芷江縣的秀水書院繼續(xù)深造。但當時該書院教育無方,熊希齡雖然刻苦,未能中舉。 改變 1888年,江蘇寶山人朱其懿擔任沅州太守,改變了熊希齡的一生。朱其懿曾在湖南多處擔任知府,“所至有政聲”,尤以興學育才為務,深得湖南士紳的尊崇。朱其懿就職后,了解到沅州學風不振,數(shù)十年來,“鄉(xiāng)會試榜久未中人”,于是決意從振興本地教育著手。在他的努力下,1889年,沅水校經(jīng)堂正式落成開學,該校是一所具有改革精神的新型書院,一反當時盛行的科舉教育模式,而以“實學課士”為宗旨。所謂“實學”,即以經(jīng)史為治學之根本,此外,對詞章、輿地、農(nóng)政、河渠、兵謀兼而習之。為造就有用人才,朱其懿延攬通經(jīng)名宿為主講,師資雄厚,于是熊希齡立即投考就學。書院規(guī)定,學生必須德才兼修,在必修的基本課程之外,學生可以“選擇一種自己所喜好的學問,然后由先生指定參考書籍閱讀,再作筆記,晚上交給先生校改”。正是在這里,熊希齡眼界大開,除了經(jīng)史學問有長足進步之外,他特別鐘情于歷史與輿地,這種修養(yǎng)最終成為他建功立業(yè)的基礎。 一朝成名天下知 1890年,湖南學政按試沅州,熊希齡名列第一,因此被選調(diào)到長沙的湘水校經(jīng)書院繼續(xù)深造。1891年,熊希齡參加本省鄉(xiāng)試,以第19名高中,閱卷官對他的評語為“邊楚蠻荒,前無古人,才華之高,乃三湘有為之士”。這時,熊希齡才是弱冠年華,才名一時譽滿三湘。 1892年,熊希齡參加進士考試,會試得中,但由于當時殿試要求館閣體,而熊希齡此類書法不佳,于是決定暫不參加殿試,先回去練字,等待下一次殿試。這樣,等到1894年,熊希齡終于高中二甲進士,并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成為不折不扣的湘西鳳凰。次年,愛才的朱其懿,把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朱其慧嫁給了自己的愛徒熊希齡。這位賢淑的夫人,成為熊希齡一生事業(yè)的知心伴侶。 甲午戰(zhàn)爭啟示 春風得意的熊希齡還來不及勾畫自己的錦繡未來,甲午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了。熊希齡痛苦地發(fā)現(xiàn),在這滅國亡種的緊急關頭,慈禧竟然還在為自己的六十慶典而大肆耗費本當用來充實武備的大筆財富。這一丑陋的場面,讓軍人家庭出身的熊希齡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他胸中的血性被激發(fā)出來,感慨說國家都要滅亡了,讀書有什么用?恰在此時,湖南巡撫吳大電奏朝廷,請統(tǒng)率湘軍入朝作戰(zhàn),暗弱的清廷如獲救命稻草,當即應允。 投筆從戎熊希齡立即計劃投筆從戎,但這熱情被兩江總督劉坤一澆滅,失望的他告假還鄉(xiāng)。不久,讓當時湖南人驕傲的湘軍在對日戰(zhàn)場上一敗涂地,清政府以簽定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而告終。這一慘痛的失敗,讓熊希齡從信賴清政府的迷夢中驚醒,他很快轉(zhuǎn)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陣營。 上書張之洞1896年,熊希齡給當時的洋務派首領、兩湖總督張之洞上書,強烈要求變法維新,他本人隨后也正式投筆從戎,被張之洞委為兩湖營務處總辦。在這個崗位上,熊希齡認識到了當時軍隊的各種積弊,于是撰寫了《軍制篇》,強烈要求改革軍制,以增強清軍的戰(zhàn)斗力。這一軍事著作,被時人認為是“于古今中外軍事融會貫通”,堪為“中國改革新軍的嚆失”。但當時的環(huán)境決定了熊希齡的建議終究如泥牛入海,他不得不等待新的時機。而此時,熊希齡的家鄉(xiāng)在巡撫陳寶箴的支持下已然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這給了他新的舞臺。 強軍計劃當時,湖南維新運動的重點是“興利”、“致富”,而熊希齡慧眼獨具,他認為興利固然重要,可是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強軍是必不可少的保障,他建議在湖南設立槍械廠。這一建議得到了陳寶箴的高度重視,陳氏認為熊希齡是懂得新政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要設法把熊希齡挖到湖南效力。就這樣,1896年秋,熊希齡加入了湖南維新運動的陣營。一開始,熊希齡便被委以籌建槍械廠的重任。當時湖南財政吃緊,而籌建兵工廠是極耗資源的事業(yè),不過,當務之急是改善湖南軍隊陳舊的裝備。在這當口,熊希齡便想到了任兩江總督的湘軍大員劉坤一,經(jīng)過熊希齡等人反復的溝通交涉,劉坤一兩度撥給湘省槍支彈藥,折合銀價達20萬兩之巨。雖然最終湖南沒能建立槍械廠,但這么巨大的支持,為湖南編練新軍打下了很好的基礎,而這一成就的取得,熊希齡居功厥偉。隨后,熊希齡又敏銳地把自己工作的重心轉(zhuǎn)入實業(yè)。他和葉德輝、蔣德鈞等人反復商議,確定了把開辦機器制造業(yè)和籌辦湖南內(nèi)河航運作為突破口。作為前一項目的成果,他們成立了“寶成善制造公司”;而后一策劃,則遭遇到了困難。原來,自從西方列強迫使中國內(nèi)河開埠之后,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擔心一旦自己開啟內(nèi)河航運,西方勢力就會如鬼魅般跟進;除此以外,內(nèi)河航運還涉及湖北省的利權問題。但熊希齡和他的同仁據(jù)理力爭,決不退卻,最終說服了張之洞等大員,成功地讓湖南內(nèi)河航運成為事實,并抵制了西洋勢力的進入。其后,熊希齡積極為湖南省礦產(chǎn)資源勘察和開采,以及爭取粵漢鐵路改道湖南而不是江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至此,熊希齡在軍事和實業(yè)方面的才華和縱橫捭闔的手段得到了晚清官場的初步承認。 新式學堂在甲午戰(zhàn)爭以后,維新派為救亡圖存,提出了“教育救國”的口號,所謂“世變?nèi)丈睿璨趴棕?;需才之道,立學為先”。湖南在這種背景之下,也開始了新式學堂的籌辦。熊希齡作為湖南籍的翰林學士,在辦學方面自然是義不容辭。在湖南興辦學堂,最早由蔣德鈞在1897年提出,但負責具體事務的重任卻交給了熊希齡。興學需要兩大要件,一是經(jīng)費,二是師資。由于湖南財政緊缺,熊希齡通過各種途徑打聽到通過提高食鹽厘金可以解決,但這需要兩江總督劉坤一的同意??紤]到是為家鄉(xiāng)出力,劉坤一應允了此事。于是,辦學經(jīng)費問題總算有了著落。但在聘請教習的問題上,熊希齡卻給自己惹上了極大的麻煩。 按照湖南維新派的設想,湖南要開辦的是一所中西兼通的新型時務學堂,物色中西學均精通的教習就成為一個難題。熊希齡等不得不前往領西洋風氣之先的滬、寧物色人選,經(jīng)過許多波折,直到1897年7月,黃遵憲奉命赴湖南擔任長寶鹽法道兼湖南按察使,經(jīng)過上海,在他的幫助下,動員了在《時務報》供職的梁啟超和精通英文的李維格入湘,事情才得到解決。1897年11月,梁啟超一行抵湘,受到湘紳的熱烈歡迎。陳寶箴為長沙時務學堂定的教學宗旨是“中體西用”,梁啟超堅定地主張開啟民智,似乎二者一致,但實際上他主持時務學堂,積極鼓吹民權革命學說,倡導立憲。二者的沖突醞釀著極大的風險,熊希齡深知內(nèi)情,但他仍然支持梁啟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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