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規(guī)模的漕運興旺了三岔河口，船員供奉媽祖更加興旺了天后宮地區(qū)

　　天津的歷史文化是多元的，其中漕運文化、碼頭文化又是重要的組成元素之一。由于天津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不僅是京畿重地的門戶，也是南北大交通的樞紐，所以天津很快地發(fā)展起來，漕運帶給天津衛(wèi)的不僅是財富，也把天津衛(wèi)推向北方重鎮(zhèn)的輝煌。

　　漕運分為河漕和海漕兩大部分，但甭管是哪一路的漕運，都必須從南北大交通的要沖———天津衛(wèi)進行中轉，北方的高粱、南方的大米，甚至是各種生活消費品，各路的漕運船只紛紛云集在三岔河口，南來北往的船只帶動的不僅是社會經濟的活躍、國家政治的穩(wěn)定，也帶動了天津衛(wèi)的發(fā)展。

　　早在元朝時期，盡管天津還沒有建衛(wèi)，但元朝政府看中天津這塊寶地，因為天津在南北大交通中發(fā)揮重要作用，更成為元朝大都的生命補給線。到了明清時期，天津衛(wèi)正式設立后，盡管海漕、河漕在不同時期各領風騷，但都不影響天津衛(wèi)在漕運中的地位，天津衛(wèi)依然是政府看中的一塊寶地。

　　有專家說，天津衛(wèi)之所以成為政府的生命補給線，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國的后幾個朝代，國家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而國家的經濟重心卻在南方，政府需要南方的經濟做后盾，所以就必須將物資從南方調到北方，龐大的運輸線就因此產生了，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知道的漕運，國家在穩(wěn)定政治的同時，也促成了南北物資的大流通，天津衛(wèi)作為南北大交通的樞紐，自然成了南北大交通中的最大收益者。

　　三國因軍事而形成

　　隋朝南北貫穿運河

　　天津是水陸咽喉之地。所以古時又是漕運的樞紐。在古代，通過水路調運糧食、物資，供應京城或軍需，這就是漕運。漕運又分為河漕和海漕兩大部分，但不管所經過的路線如何，運送物資的本質卻從沒有改變。

　　早在三國時代，曹操為了北征烏桓，曾在今日的天津一帶開挖平虜渠、泉州渠和新河，溝通南北水道，以方便軍隊和物資的調度。應該說，天津水路運輸的重要地位，早在三國時期就已經有了雛形。

　　隋朝時期開通了南北大運河，將南北的水路貫穿起來，方便了南北物資的運輸，而天津正好處在運河北端，而且又是河運、海運的交匯之地，自然成了古代水路運輸的重要轉運中心，南北貨物的集散碼頭。

　　成政府生命補給線

　　河海漕運各領風騷

　　國家的政治穩(wěn)定需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在中國的后幾個朝代，國家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為了保證國家的正常運轉，就需要將南方的物資調運到北方來，漕運自然成了國家的生命補給線。如果把國家比喻成大腦，物資比喻成血液，那么天津衛(wèi)就成了國家的心臟，各種物資都需要經過天津，傳送到國家的首都。

　　1205年，政府修通南運河獨流以北，經楊柳青入天津，使山東、河南、河北的糧食河運匯集到天津，然后再轉運到京城，從而拉開了漕糧經天津供給京城的序幕。

　　從元朝時期，由于運河淤淺不暢，河漕的運力明顯削弱。1282年，元政府從江蘇劉家港試行海漕經天津入京城取得成功，海漕從此正式開始，每年都有幾百萬石的漕糧在天津進行轉運，漕運也成了政府的生命補給線。

　　到明朝時期，大運河經過疏通，河漕又逐漸興盛起來，進而取代了海漕在漕運中的地位，根據史料記載，每年都有300萬石漕糧被運抵京城，運糧官軍多達十幾萬人。

　　再到清朝時期，政府依然沿襲使用河漕，到“康乾盛世”百余年間，政府采取開放海禁，允許漕船捎帶更多土貨交易，優(yōu)惠閩粵商船稅率等一系列措施，海漕又逐漸恢復了生命，社會經濟得到更大的發(fā)展，天津衛(wèi)作為漕運最大的收益者，城市也因此更加繁榮。

　　河海漕運相互交替

　　出現(xiàn)輪船運輸貨物

　　盡管海漕和河漕在漕運中發(fā)揮著不同的作用，但天津衛(wèi)的水路中轉地位沒有動搖。盡管在清朝后期出現(xiàn)了輪船運輸，但天津衛(wèi)的水路中轉地位依然沒有動搖。正是因為天津衛(wèi)在水路運輸中堅定的地位，促使天津始終保持著很強的發(fā)展勢頭。

　　河漕的興盛一直延續(xù)到清朝道光年間，1826年由于運河河道失修，政府又改行海漕。1872年，清朝的輪船招商局成立，直隸總督李鴻章奏準漕糧由輪船運輸，到三岔河口再用木船轉運。

　　作為漕運的最大收益者，天津衛(wèi)的城市發(fā)展迅速，與華北腹地的貨物交流也非常密切，根據史料記載，1903年，通過河道進出貨物交易額占全國總量的66%，船數達48286只。可見天津衛(wèi)在近代中國，依然扮演著南北大交通中的重要角色。

　　漕運對天津的影響

　　在“老城文化”的背景下，城里是天津衛(wèi)的行政中心和居民區(qū)，留下很多天津的傳統(tǒng)建筑?？墒请S著以“漕運文化”為背景的移民熱潮到來之后，天津建筑中另一種形式凸顯出來，人們常說的“棚房”、“雜院”式民居建筑隨之出現(xiàn)。一般幾戶或十幾戶居民，一起居住在一個院子里，稱之為“雜院”。

　　天津衛(wèi)是依海河而生的城市，作為漕運的主體———海河，很多天津人都紛紛把家安在了城外，靠進海河邊的地方，所以天津城外的建筑是依海河走勢而建，隨著建筑越來越多，越來越接近城里，造成天津衛(wèi)的建筑逐漸失去了方向感。天津人不分東南西北，只分前后左右，就是建筑“依河而建”的結果。

　　天津屬于京畿地區(qū)，由元至明清形成日趨重要的國門地位，再加上天津衛(wèi)是水路運輸的樞紐，南北大交通的要沖，所以天津衛(wèi)的政治地位也日趨重要。

　　漕運的興盛，大量的人口進入天津，有的來做生意，有的來此定居，有的則是過客，形形色色的人來到天津衛(wèi)，造成天津的人口組成非常復雜。到漕運日漸興旺的時期，天津衛(wèi)甚至出現(xiàn)過多次“移民潮”，大量的移民涌入天津衛(wèi)，在城里城外定居，成為天津城市的主要居民。

　　天津衛(wèi)作為南北大交通的要沖，商業(yè)也有明顯的地域特點，這完全和漕運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飯館、客棧、當鋪、鐵匠鋪、木匠店、雜貨店……為漕運服務的商業(yè)是天津商業(yè)的最大特點之一。

　　隨著漕運逐漸成為京都的生命補給線，大量的運糧官軍、商人……都在天津衛(wèi)進進出出，他們需要吃飯、住宿；水手們還要添置適應季節(jié)所需的物品；漕運船只的南返北歸，更需要備足一路上所需要的糧食和副食等等。

　　漕運需要的，就是天津衛(wèi)的商業(yè)所要提供的，于是在天津衛(wèi)出現(xiàn)了一大批商貿店鋪，飯鋪、車馬店、造車船用具的鐵木作坊、估衣鋪、雜貨店等應運而生，這些商鋪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規(guī)模，帶有濃厚的漕運文化特色。

　　大直沽酒

　　漕運文化的必然產物

　　說到漕運，就不得不提大直沽。大直沽地區(qū)是實行海路南糧北運入京的轉輸地，最早管理漕運機構接運廳、臨清萬戶府就設在這里。

　　從元朝到清朝，中國的漕運經歷了二百多年的海漕期間，大直沽是漕船停卸碼頭或臨時泊地。即使實行河漕期間，從遼東海運入京的漕船也不曾間斷。

　　之所以選擇大直沽作為轉輸地，主要是因為大直沽歷史上陸地有高臺，少受水患威脅，水路海河在這里形成大灣，水深流緩，適合停泊。每年春秋兩季，每次數百艘漕船，數千名船工在這里集聚，呈現(xiàn)繁忙壯觀的景象。年復一年，漕船每次都要停留一二個月。

　　提到大直沽，就應該提大直沽酒。元代海漕給大直沽酒的出現(xiàn)提供了有利條件，南方運來的稻米，遼東運來的高粱，都是釀酒的上佳原料，再加上大直沽靠近海河，為釀酒提供了充足水源，更重要的是船工們經海上辛苦勞作，到這里停靠歇息，往往選擇要飲酒解乏，給大直沽酒提供了廣大的市場，大直沽酒因此順理成章地產生了。

　　大直沽酒從生產之初，就受到廣大船工的喜愛，銷量也非常好。再加上大直沽酒質醇味香，制作工藝蘊涵著豐富的釀酒文化，很快便開始行銷南方，這與南方船工們的飲酒口味有很大關系。應該說，大直沽酒文化，與漕運文化息息相關。如果沒有漕運，就沒有大直沽酒的產生。

　　供奉媽祖

　　三岔河口的活躍因素

　　天后宮俗稱“娘娘宮”，始建于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是中國北方最大的媽祖廟。初建時僅為船夫、商賈祈求海神天后娘娘保佑航海安全，后擴展成百姓求福祈順、消災滅疫之所，并以此為中心成為天津最早的居民聚落點。

　　天后宮坐西朝東，占地5360平方米，從東至西由戲樓、幡桿、山門、牌坊、前殿、正殿、鳳尾殿、藏經閣、啟圣祠以及鐘鼓樓、張仙閣和四座配殿組成，是天津市現(xiàn)存最早的一處古建筑群體，在漕運文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應該說，大規(guī)模的漕運興旺了三岔河口，船員供奉媽祖更加興旺了天后宮地區(qū)。根據史料記載，到元朝時期，政府主持修建媽祖廟，每逢漕運開始，漕運官都要到媽祖廟祈求安全。后來，媽祖廟成為當時船工、漁民、舟商、匯集活動的地方，也是老百姓娛樂的場所，三岔河口一帶也因此繁榮起來。到明朝時期，由于每年出入天津衛(wèi)的漕糧都有300萬石，運糧官軍達十幾萬人，使得三岔河口更加興旺。到清朝時期，康熙皇帝加封媽祖為天后，乾隆皇帝更親臨天后宮觀看酬神活動，并將三岔河口舉行的“娘娘會”改稱為“皇會”。到清朝晚期，三岔河口的興旺更是到了輝煌的頂點。

　　三岔河口地區(qū)的興旺，一方面得益于天津地處水路交通樞紐，另一方面得益于人們對媽祖的供奉。從早期的船工供奉媽祖，到后來的老百姓祈求平安。從早期的船工聚會場所，到后來的老百姓娛樂場所，三岔河口的熱鬧始終不減，三岔河口的興旺始終不減。正是因為人們對媽祖的供奉，三岔河口的人氣也始終不減，也將漕運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完全地展現(xiàn)在大家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