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偉大的文學家、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不僅影響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傳統(tǒng)教育，而且對中國現(xiàn)代教育仍然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這只要看看當下中國不斷升溫的“國學熱”，以及爭相出版的各種《論語》普及讀物就不難明白。

當然，古往今來，人們對孔子的認識并不一致，對其教育思想的理解也不盡相同，甚至不乏截然對立的意見。奇怪的是，各種意見的依據(jù)竟然都來自同一本書——《論語》。

《論語》為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所編撰，記載了孔子教育其弟子的主要教學活動和教育思想，弟子們親見親聞，自然親切可信。

為什么依據(jù)相同的記載，人們會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這固然與個人的身份立場、生活經(jīng)歷、文化背景、思想方法等有關(guān)，但也不能忽視文獻理解誤差所造成的認識混亂。

馮友蘭在研究中國哲學史時提出過“照著講”、“接著講”的思路，對我們很有啟發(fā)。只有先“照著講”，即照著原始文獻講清其真實意涵，才有可能再“接著講”，即講清這一文獻的歷史文化價值和現(xiàn)實社會意義。

這里，我們以《論語》首章為例，先厘清其真實意涵，再探討其具有的歷史文化價值和現(xiàn)實社會意義。

《論語》首章載：“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1]

對于此章的重要性，前人有深刻的認識。如宋人鄭汝諧（1126—1205）便說：“此數(shù)語蓋孔門入道之要，故以為首章。”[2]

孔子弟子和再傳弟子們在編輯《論語》時，雖不能說有縝密的計劃和嚴謹?shù)木幣牛浴秾W而》作為開篇肯定不會是隨意安排的，首章也肯定是經(jīng)過精心挑選的，說它是“孔門入道之要”應(yīng)該是可以成立的（說詳下）。

然而，對于此章內(nèi)涵的理解，各家卻多有不同，需要我們細心辨析。

先來看看對首章第一節(jié)“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理解。

魏人王肅（195—256）解釋此節(jié)云：“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yè)，所以為說（悅）懌?！?/p>

宋人邢昺（932—1010）在此基礎(chǔ)上進一步指出：“學者而能以時誦習其經(jīng)業(yè)，使無廢落，不亦說（悅）懌乎？”[3]

最權(quán)威、最有影響的解釋是朱熹（1130—1200）的《論語集注》，明清人視其為圭臬。

朱熹說：“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后，后覺者必效先覺者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shù)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shù)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悅），其進自不能已矣。”[4]

朱熹通過訓詁“學”“習”“說”三字以疏通句意，繼承了前賢的言說立場，在學理上也是有依據(jù)的。

例如“學”，《說文》云：“斅，覺悟也。從教，從冂。冂，尚矇也。臼聲。學，篆文斅省?！盵5]學訓覺悟，乃使學生覺悟之意，所以從教尚矇。《白虎通·辟雍篇》云：“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所未知也。”[6]與《說文》釋義同，都是從教者的角度來解釋“學”。

朱熹釋“學”為“效”，以為“后覺者必效先覺者之所為”，則是從學者的角度立說，與王肅、邢昺同。不過，此說也仍然以覺悟為基礎(chǔ)，如無覺悟，自亦不會仿效。

朱熹這樣釋“學”，顯然與他對這句話的理解有關(guān)，他認為“學”的主體是學者，即后覺者，所以“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悅）”。

朱熹的這一解釋為明清以來多數(shù)學者所接受，一直影響到當下。如今人楊伯峻將此句譯為：“學了，然后按一定的時間去實習它，不也高興嗎？”[7]李澤厚譯為：“學習而經(jīng)常實踐，不是很愉快嗎？”[8]都將“學”理解為后覺者仿效先覺者的活動，甚至將其理解為學習書本知識，這從楊、李的譯文中是不難體會得到的。

其實，這樣的認識也來自于朱熹。朱熹在《答張敬夫》信中談到此“學”時說：“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學而至乎圣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學者有三：辭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盵9]

與“辭章”“訓詁”相對待的“儒者之學”，在宋人那里其實是指儒家經(jīng)典，具體來說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因此，近人程樹德（1877—1944）認為：“朱子注學訓效者，統(tǒng)解‘學’字于第一‘學’字之中……其引程子說‘學’為讀書，‘時習’為既讀而時思繹，則此章之正解?！盵10]

必須指出，王肅、邢昺、朱熹等人對此章“學”的理解雖符合一般人的認知，但卻并不符合《論語》的原生語境。因為就在《論語》的《學而篇》中，孔子及其弟子并不是這樣論“學”的。

例如，“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盵11]這里的“好學”指一種為孔子所贊成的生活態(tài)度和行為方式，并不指喜愛“讀書”。

再如，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盵12]子夏所認可的“學”也不是指閱讀書籍文獻，而是指一種他以為好的德行與操守。

清人毛奇齡（1623—1716）看出了朱熹訓“學”為“效”的破綻，指出：“‘學’有虛字，有實字。如‘學《禮》’、‘學《詩》’、‘學射、御’，此虛字也。若‘志于學’、‘可與共學’、‘念終始典于學’，則實字矣。此開卷一‘學’字，自實有所指而言。乃注作‘效’字，則訓實作虛，既失詁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時習？又且從來字學并無此訓，即有時通‘效’作‘傚’，亦是虛字。善可效，惡亦可效。《左傳》‘尤人而效之’，萬一效人尤，而亦習之乎？錯矣！學者，道術(shù)之總名。賈誼《新書》引逸《禮》云：‘小學業(yè)小道，大學業(yè)大道?！詫W道言，則大學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也。以學術(shù)言，則學正崇四術(shù)，凡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皆是也。此則學也?！盵13]

毛氏以為，《論語》首章的“學”是實字而非虛字，所謂實字即今人所說名詞，虛字即今人所說動詞、形容詞。

在毛氏看來，“學”應(yīng)指某一名物，不能釋為動詞“效”。“學者，道術(shù)之總名”，從“道”的角度說，此“學”是指“大學之道”；從“術(shù)”的角度說，此“學”也可理解為“詩、書、禮、樂”，而無論是“大學之道”，還是“詩、書、禮、樂”，“學”都是指稱具體事物，是實字，即名詞或名詞性詞組。

應(yīng)該說，毛奇齡的解釋優(yōu)于朱熹等人的解釋，可以接受，只是需要略作補充。

此章之“學”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西周學校的“大學之道”，而是指孔子闡釋并竭力提倡的“圣人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

孔子說過：“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14]“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15]“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16]

孔子就是以這些圣人為榜樣，通過學習他們的思想、繼承他們的精神而成就自己的。他所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17]，應(yīng)該理解為有志于學圣人之道。

如果將“志于學”理解為有志于讀書，那是不能切合孔子的實際的，孔子何嘗十五歲才有志于讀書呢？

衛(wèi)國大夫公孫朝曾問孔子弟子子貢，他老師的學問是從哪里學來的，子貢回答：“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18]

也就是說，孔子的學問并非完全通過書本得來，而是通過文化傳播的一切媒介，尤其是通過圣人行事之跡和有關(guān)傳說所體現(xiàn)的圣人之道學來，包括那些健在的賢者。

所以，孔門之學將圣人之道作為學的核心，應(yīng)該主要不是指讀書或誦習，而是指對圣人之道的身體力行，也就是必然的了。

當然，學圣人之道，了解圣人的行事之跡和有關(guān)傳說，并不排斥文獻學習，反而可以通過文獻作為入門的向?qū)А?/p>

毛奇齡所說從學術(shù)角度可將“學”理解為學習詩、書、禮、樂，即是此意，但其核心仍然是這些典籍所記載的圣人之道，并非指認識文獻中的那些字句和學習其中的知識。

朱熹釋“學”為“效”，程頤解為讀書，從學術(shù)角度自有其道理，但沒有突出學圣人之道這一核心內(nèi)涵，“學”就容易被泛化，甚至被異化。這也是毛氏批評朱熹的主要原因。

理解了“學”的內(nèi)涵，“時習”也就相對容易理解了。程頤（1033—1107）將“時習”理解為“既讀而時思繹”，朱熹理解為“既學而又時時習之”，都未能完全揭示此句真諦。

宋人鄭汝諧認為：“古人之學必有入處而用力焉，是之謂習。顏子之克己、曾子之三省，皆習也。習曰時習，非曰無時不習也，當其可之謂時也?！盵19]

清人阮元也說：“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語，實即孔子生平學行之始末也。故學必兼誦之、行之，其義乃全。馬融《注》專以習為誦習，失之。”[20]

因孔門之學乃道術(shù)之總名，學兼知行，將“習”理解為“誦習”或“思繹”是偏頗的，只有再加上具有實踐意義的“行”，就更符合孔子關(guān)于學圣人之道需要身體力行的思想和理念。

因此，“時習”就不僅是時時溫習或思考，而更重要的是“當其可”即在恰當?shù)臅r間地點、在正好需要的時候去身體力行，用實踐來檢驗所學圣人之道的效果，做到學用一致。這樣的學習自然能夠讓所學者得到喜悅，增強學習的內(nèi)在動力。

南朝皇侃（488—545）在疏解“時習”時說：“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為時，二就年中為時，三就日中為時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學之道，擇時為先，長則捍格，幼則迷昏。故《學記》云‘發(fā)然后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后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內(nèi)則》云：‘六年，教之數(shù)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shù)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⑹蔷蜕碇袨闀r也。二就年中為時者，夫?qū)W隨時氣，則受業(yè)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業(yè)，則為易入也。秋冬是陰，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濁，重濁時學重濁之業(yè)，亦易入也。三就日中為時者，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并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故《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而猶因仍也，時是日中之時也，習是修故之稱也，言人不學則己，既學必因仍而修習，日夜無替也。”[21]

皇疏對“時”的解釋富于啟發(fā)性，其分疏身中、年中、日中之時頗便于理解，但其結(jié)論以為“學而時習之”之“時”是“日中之時”，則未免拘束，掩蓋了“時習”的精髓。

并且，皇疏是以傳說中的周代學校教育來推論的，殊不知周代學校所教“禮、樂、射、御、書、數(shù)”是舊六藝，而孔子所教弟子的《詩》《書》《禮》《樂》《易》《春秋》是新六藝，其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也不盡相同，不可一概而論。

盡管如此，皇疏的身中、年中、日中之時的分析仍然啟發(fā)我們思考，孔子所云“時習”應(yīng)該包含了時間、空間、環(huán)境、條件、主體、客體等各方面因素。

例如，孔子所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nèi)自省也”[22]；“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23]；“居處恭，執(zhí)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24]；“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25]；“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遜）”[26]；“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27]，等等，都可以作為孔子所云“時習”的證據(jù)。

孟子說孔子是“圣之時者”[28]，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因此，“學而時習之”之“時”與“圣之時者”之“時”一樣，并不僅僅指身中、年中、日中之時，卻又包含了身中、年中、日中之時，它所強調(diào)的是因勢利導、身體力行、適時而為。鄭汝諧所謂“當其可之謂時”，這樣理解“時”與孔子的真實語境庶幾近之。

這樣的“時習”，也具有可操作性，且明顯可以見到效果，自然是能夠讓學習者喜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