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當代土耳其的認知主要來自于兩個人,一個是奧爾罕·帕慕克,一個是努里·比格·錫蘭。 前者是200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后者6次入圍,且獲得過1次金棕櫚獎的戛納老熟人,他目前僅拍過1部短片和8部劇情長片。 ▲2014年,錫蘭以《冬眠》問鼎戛納金棕櫚,他此前拿過一次最佳導演獎(《三只猴子》)、一次評審團大獎(《遠方》)和六次金棕櫚提名(包括一次短片金棕櫚提名)seo 帕慕克以「用土耳其語寫土耳其」聞名世界,而錫蘭同樣是土耳其故事的講述者,只不過他用的不是文字,而是電影語言。 對于非本土觀眾的我們來說,電影語言比文字更可譯: 跟隨作者的鏡頭和臺詞,我們見之所見,聞之所聞,仿佛在這兩三個小時里飛離自身所在,穿過銀幕,空降在了錫蘭私人的土耳其。 一個截然不同于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的、鄉(xiāng)村的土耳其。 錫蘭在安納托利亞半島(又稱「小亞細亞」)的鄉(xiāng)下長大。成為導演后,他的目光也總留戀在家鄉(xiāng)的土地和人物上,留戀在知識分子與故土的糾葛和矛盾中。 他的前三部作品,也就是被稱為「土耳其小鎮(zhèn)青年三部曲」的《小鎮(zhèn)》、《五月碧云天》和《遠方》,探討的就是男性青年創(chuàng)作者,和他們返鄉(xiāng)后面臨的文化認同、身份焦慮和歸屬掙扎。 ▲錫蘭「土耳其小鎮(zhèn)青年三部曲」:《小鎮(zhèn)》、《五月碧云天》和《遠方》 其后,經過幾輪對其他(但依舊彼此相似的)人物類型和人際關系的嘗試性探索。 和妻子埃布魯·錫蘭再度一起創(chuàng)作《野梨樹》時的錫蘭,也再次將他穩(wěn)重而溫柔的批判眼神落回土耳其的鄉(xiāng)村小鎮(zhèn)里、落回小鎮(zhèn)青年身上。 野 梨 樹 The Wild Pear Tree (2018) 導演: 努里·比格·錫蘭 主演: 多古·德米爾科爾 / 穆拉特·塞米爾 本努伊·伊爾迪姆拉爾 / 哈扎爾·埃爾居奇盧 豆 瓣:7.9/ 10 IMDb:8.4/ 10 爛番茄:90% MTC:88 (資源已出,請自行搜索) 《野梨樹》入圍了今年戛納主競賽單元,遺憾空手而歸,成為最大遺珠。 與前兩部作品一樣,新作時長同樣很長,188分鐘,僅次于錫蘭目前所有作品中最長的《冬眠》(196分鐘),且依然充斥著大量對白。 《野梨樹》在電影中,其實是男主人公文學青年錫南(Sinan)的第一本散文集,也是他的畢業(yè)返鄉(xiāng)之旅。 和無數類似境況的年輕人一樣,錫南擁有抱負,卻沒有工作。 他向往更廣闊、更善變、更自由的異鄉(xiāng),卻不得不回到在他看來狹隘的、靜止的、官僚的故鄉(xiāng)。 作為靈感來源的故鄉(xiāng)是遙遠而虛幻的綠洲,等真正踏上故鄉(xiāng)的土地,山野上的枯草立刻使他感到厭煩。 我們對「回家」這場充斥著百無聊賴和無可奈何的冒險并不陌生。 教師資格考試落榜、前女友結婚、文集籌款處處碰壁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煩惱沖擊著錫南的自尊心。 而父親的賭博惡習和母親的不理解更為他的「厭家」情緒雪上加霜。 當錫南試圖向鎮(zhèn)長申請出版文集的資金時,鎮(zhèn)長以純文學不能發(fā)展當地旅游業(yè)為由拒絕,并介紹他去向一個號稱熱愛文學、博覽群書的采石場老板尋求幫助。 但又當錫南找到采石場老板時,才發(fā)現(xiàn)此人對文學毫無興趣,只是為了在政府競標時獲得鎮(zhèn)長的青睞,才資助了幾本關于本地歷史的書籍。 青年作家滿懷的希望,霎時被政治和商業(yè)的腐敗澆滅。 然而,盡管我們隔著銀幕都能感受到錫南的憤怒和失望,他還是禮貌地(面帶假笑地)聽完了商人關于「教育無用」的高談闊論。 帕慕克在2015年接受《時尚先生》的專訪時曾說,他在三十歲的時候發(fā)現(xiàn),抱怨是第三世界里最甜蜜的事。 二十幾歲的錫南對故鄉(xiāng)和故鄉(xiāng)的人們確有無數的抱怨,但他是否意識到了這其中的甜蜜呢? 我猜多少有一點,畢竟抱怨能讓他與故鄉(xiāng)的停滯和腐朽劃清界限,也為他的失望和失敗找到些許聊以自慰的合理性。 錫南的家在恰納卡萊的鄉(xiāng)下,這里到二十世紀前都是希臘的領土,是古城特洛伊。 2004年史詩電影《特洛伊》拍攝完成后,華納將劇組道具「特洛伊木馬」,一座重達12噸的龐然大物,送給了恰納卡萊,盡管影片并不是在土耳其取景和拍攝的。 這匹巨馬現(xiàn)在依舊佇立在恰納卡萊的海邊,像是一件不懷好意的戰(zhàn)利品,由好萊塢贈給這座昏昏欲睡的土耳其旅游城市。 《野梨樹》中,錫南在一段落荒而逃之后,夢游般地爬進「馬」的腹腔,鬼鬼祟祟地打開馬肩上的小窗向外眺望。 他看到了什么呢?是古希臘人的戰(zhàn)場,還是他自己的戰(zhàn)場?影片并沒有對此給出答案。 這一場景和片中其他少數幾段,如爬滿螞蟻的嬰孩類似,導演為錫南的旅程加入了一些亦實亦虛的模糊性。 同樣模糊的,還有錫蘭常用的從背后拍攝主人公的手法(跟拍)。 他認為讓鏡頭跟隨主角的背影時,觀眾便看不到他/她的面部表情,從而無法確切判斷人物的情緒。 《野梨樹》中,我們不但常尾隨錫南踏遍故鄉(xiāng)的土地,更在一些情感宣泄的時刻與鏡頭儀器停在他身后,長久地猜測和體會他的情緒和反應。 這種刻意的模糊處理,避免了觀眾對人物內心的侵犯,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場景的戲劇性,反而讓觀眾得以與人物更安靜、親密地共享片刻的思慮。 錫南在鄉(xiāng)間徜徉時偶遇前女友哈蒂杰的片段,在錫蘭的御用攝影師G?khan Tiryaki的鏡頭里,在秋日金色的余暉中,閃爍著不只是兩性間的,更是不同價值觀間的張力與曖昧。 ▲錫蘭與御用攝影師G?khan Tiryaki,除了前三部作品錫蘭自己擔任攝影師之外,他的其他作品皆由G?khan Tiryaki掌鏡 當二人有一搭沒一搭地談論過去和未來、性別與婚姻時,影片并沒有采用常見的正反打。 而是長久地聚焦在面對鏡頭的哈蒂杰身上和臉上,而錫南無論是背對觀眾、還是由中景轉向近景后面對觀眾時,他的臉都是不可見的、失焦的。 在導演的理念和攝影師的配合中,我們更多的是以錫南的視角對哈蒂杰的言語和情緒作出觀察和反應,而非窺視一個介于緬懷和調情的私密瞬間。 在這一切煩亂之中,錫南還被委派了一個任務,就是幫助固執(zhí)的父親在他擁有的一小片土地上挖一口可能永遠也流不出水的井。 「挖井」這一行為在土耳其文學中或有特殊含義。 帕慕克曾結識了一位挖井人,并對挖井的手藝產生了深深的好奇和敬畏。在他的最新作品《紅發(fā)女人》中,曾夢想成為作家的主人公在故事開篇時,就是一位滯留小鎮(zhèn)的挖井學徒。 ▲帕慕克新作《紅發(fā)女人》 帕慕克更用「以針挖井」形容寫作中需要的漫長光陰和百般耐心,這和錫南面臨的人生選擇也不謀而合。 是去乖乖地服兵役、像父親一樣成為默默無聞的鄉(xiāng)村教師,還是沉浸在(至少目前是)孤芳自賞的作家夢里,如掘一口枯井般勇敢地踏上文學之路? 故鄉(xiāng)是每個作者的原罪。 青年越是拼命地脫離自己的土地、證明自己與父輩的不同,就越深地陷入故土的泥潭、越近地靠向父親的執(zhí)念。 在這不情不愿的與井的斗爭中,錫南一抔土一抔土地接近了家鄉(xiāng)、接近了父親,也許,還接近了自己。 《冬眠》以前,錫蘭的電影是相對寡言的。 此后,他的人物突然話多了起來。九成五的場景都在室內,甚至被比作是「契訶夫」式的電影。 在這一段段徘徊的對話中,錫蘭讓他的角色談情緒、談社會、談自己、談彼此,他們交談、爭吵和辯論,以徐緩的節(jié)奏剝露小鎮(zhèn)生活、人際關系,乃至社會沖突的本質。 《野梨樹》在某種程度上延續(xù)了這種風格。 錫南與故鄉(xiāng)的人們的對話,是他在試圖脫離故鄉(xiāng)的同時,無意識地與故鄉(xiāng)建立聯(lián)系的過程。 他尚年輕自負,以為自己有很多見識和看法需要表達。 而在這些十幾分鐘甚至幾十分鐘的場景里,錫蘭不但讓他的男主角對著故鄉(xiāng)唾沫橫飛,也給故鄉(xiāng)安排了充分的時間加以回應。 故鄉(xiāng)的人們的聲音,那些「野梨子般格格不入的、孤獨的、畸形的」人們的聲音,正是故鄉(xiāng)的聲音。 沒有哪個寫作者,可以或應當對故鄉(xiāng)的聲音充耳不聞。就像錫南,也比如錫蘭。 《野梨樹》非常適合秋冬。 錫蘭的作品里四季總是分明。他甚至有一部片子叫《Climates》,中譯《適合分手的季節(jié)》,可見季候是他影片中的一個重要元素。 ▲《適合分手的季節(jié)》(2006) 季節(jié)的更替為光陰流逝著上顏色、有了溫度,也透著濃烈的、親密的地域性,季節(jié)是時間和空間共同組成的風景。 銀幕上對季節(jié)風景的刻畫就如同導演與觀眾的身體進行直接交流,我們的生活經驗讓視覺打包了其他感官。 于是《冬眠》標志性的雪景帶給我們的也不止是眼前的白色,還有寒冬特有的冷冽、陰郁、遙遠、靜謐,以及隨之而來的階級上的、情感上的疏離和寂寥。 《野梨樹》的光影和色彩,則如同對故鄉(xiāng)的金秋最由衷的贊頌和對寒冬最懇切的預言。 漫山遍野的黃葉、影影綽綽的日光、無聲披掛的銀裝。 在落葉被掃走、初雪未降臨的月份里,這部影片讓我對季節(jié)的上下文產生了一絲美好的復習和期待。 作者 ?烤芬 編輯 ? 文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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