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景祿，筆名劉耕路，原中央黨校文史部主任，教授。第九、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著名紅學家，出版《中國的詩詞曲賦》《紅樓夢詩詞解析》等書籍，創(chuàng)作電影文學劇本 《譚嗣同》，是1987年版電視劇《紅樓夢》三名編劇之一。

　　“對于學問，不但要知道它本身，還要追問它的含義，了解隱藏在各類現象背后的那種精神、精髓，把這個追問出來，那才叫學問。”

　　“學習哲學的目的，是幫助你在從事學問研究的時候，不僅要埋頭材料的整理，還要有更高一層的形而上的思考?！?/em>

　　采訪者：劉老師，您好!這幾年黨校發(fā)展很快，每年都有一批年輕教師入職。大家普遍希望了解的是，黨校的老一輩教師在多年教學治學的成長經歷中，有哪些體會和感悟，請您和大家分享一下。

　　劉景祿：作為一名老教師，要說講點體會，我想談三個問題。

　　第一，要深化理論意識。理論是系統(tǒng)化了的理性認識，或者說是在某一個知識領域里的概念或原理的體系。我的體會是，理論是學問的靈魂，學問要用靈魂來統(tǒng)帥。作為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作為中央黨校的教師，我們認識事物不能停留在感性階段，一定要有理論素養(yǎng)。比如說，房子是由磚、瓦、木料建成的，但一堆磚瓦放在那里，還不是房子。人們只有按照建筑學理論作出設計圖紙，把磚、瓦、木料按照一定的比例和結構搭建起來，才是房子。而建這個房子的構想，就是理論。學問是由知識構成的，但是一大堆知識、一大堆沒有系統(tǒng)的知識是構不成學問的。只有按照系統(tǒng)的理論，把你所知道的知識建立起一種成規(guī)律的、有規(guī)則的體系，這才叫學問。大家所熟知的宋明理學，包含理學、心學，代表人物有“北宋五子”、朱熹、陸象山，后來還有王陽明等。這個理學是從儒學發(fā)展來的，是儒學發(fā)展的一個全新階段。儒學《中庸》里面講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把前面四項“學、問、思、辨”，作為修養(yǎng)身心的過程，以達到人格的圓滿，也就是按照儒家思想建立一種完整的飽滿的人格。如果你只知道孔子說了些什么、孟子說了些什么，這還不是學問，你只有通過學、問、思、辨，把它變成一種理論體系，這才叫學問。所以說，理學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對自然、對社會、對人生價值的一種構建，這就是影響中國數百年的理學。

　　我們古人講究才、學、識。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寫了一部書叫《史通》，提出研究歷史、書寫歷史，就要有史才、史學、史識。后來到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又加了一個“德”，叫德、才、學、識。我們通常講，一個人有才、有學問、有見識，其實這三項不是并列存在的，最重要的是“識”?！安拧本褪翘熨Y;“學”是知識的積累;才和學最后都要落到見識上。一個人說佩服某人，其實是佩服他的見識，見識高低，決定了人的能力和水平。這就看出理論的重要，能撥開紛亂的現象，抓住問題的實質。所以才、學、識，見識是最重要的，而見識是靠理論來形成的。

　　采訪者：您曾經談過一個觀點，知識的價值和運用它的能力成正比，請您再談談您的認識。

　　劉景祿：掌握同樣知識的，但運用效果可能不一樣，主要取決于見識。我舉個例子，莊子的《逍遙游》里有個故事，是講春秋末年時，有一家人祖?zhèn)饔胁话検种帲觳猎谑稚险此院蟛话椓?，用這個藥涂手漂洗麻布，以此為生。后來有一個人知道了這個事，就到他家來，用一百金來買這個秘方。這家人高興壞了，就把秘方賣給了他。后來吳越爭霸時，兩國冬季里在南方水鄉(xiāng)交戰(zhàn)，這個人就把秘方獻給了吳王，吳王就用這個方配成的藥，給士兵抹上，冬天手腳就不會皸裂了，為后來打敗越人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樣一來，獻藥的人自然就有功了，吳王給了他一塊地，封他為侯?？梢?，同樣一個藥方，有的人只能用來養(yǎng)家糊口，另一個人用它裂地封侯。那么后者就是有見識的。所以我一直強調，要有意識地培養(yǎng)自己的理論素質和能力，形成自己深刻、獨到的見識。這就需要鍛煉和培養(yǎng)這幾項能力：一是觀察和捕捉問題的能力，透過紛繁復雜的社會，怎么樣過濾、篩選得出結論。二是分析能力，分析社會事物和現象的能力。三是歸納能力。四是聯想能力，看到一個現象能夠舉一反三。五是創(chuàng)造性思維能力。這些能力都是靠理論思維來完成的。

　　采訪者：那么，怎樣才能提高理論思維能力呢?

　　劉景祿：有一門學問，不管你從事什么工作，都應該有所涉獵的，那就是哲學。我經常建議周圍的年輕人要多學點哲學，不是要讓你當哲學家，而是要訓練你的思維能力。有人說哲學是“思維的體操”，可以訓練思維，我很認同。我們都知道，“哲學”在古希臘就是愛智慧的意思。學哲學可以使腦子更靈活、更有穿透力。通過學習哲學史，知道那些思想家對自然、人生、社會思考了些什么，了解他們是怎么分析問題、歸納問題的，可以開闊自己的思維空間，豐富自己的思維內容。從孔子、孟子、老子、韓非子到二程、朱熹，再到晚清的康有為、梁啟超等等，如果這些人的思想，我們都了解一些，那么對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掌握，對我們的思維方法和思維能力，都是極好的鍛煉和提高。當然國外哲學家從蘇格拉底到羅素，也要涉獵，我們至少要做到中外兼知。

　　學習哲學的目的，是幫助你在從事學問研究的時候，不僅要埋頭材料的整理，還要有更高一層的形而上的思考。就像20世紀20年代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說的，“身在故紙堆中，心在瞭望臺上”。整天看書本，進去出不來是不行的。這也就是說，對于學問，不但要知道它本身，還要追問它的含義，了解隱藏在各類現象背后的那種精神、精髓，把這個追問出來，那才叫學問。所以我認為，哲學是所有從事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的人都要學習的一門學問。

　　采訪者：您剛才談的都是關于理論意識方面的，您說的另外兩點體會是什么呢?

　　劉景祿：我的第二點體會就是要拓寬知識基礎?！抖Y記》里說：“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識的多少和自我感覺成反比，越有知識的人越覺得自己知道的少，知識越貧乏的人越感覺自己學問大。歐洲有個“無知的圣人”，就是蘇格拉底，他說：我除了確切地知道自己一無所知之外，別的我一無所知。他是謙虛嗎?不是。

　　有本書叫《夜航船》，作者是張岱，他是明末清初很有名的大學者。什么叫夜航船呢?南方水鄉(xiāng)出門都要坐船，入夜船家也舍不得用油給你點燈，大家就在船艙里坐著聊天。張岱就說，天下學問只有在夜航船中最難對付，因為大家天南地北地說，不知道說到哪里去，你要是不懂的話，就很容易露怯。這里面他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個讀書人，非常傲慢，覺得自己很了不起。還有一個和尚，非常謙虛好學，他對這個讀書人有一種敬畏之感，聽他講話腿都不敢伸開。聽來聽去這個和尚就覺得這個讀書人是不懂裝懂。他們當時聊到孔子很有名的弟子之一澹臺滅明，這個老和尚就問讀書人，這個澹臺滅明是一個人呢，還是兩個人呢?他說：“當然是兩個人啊?！边@個和尚明白了他是瞎說，就說：那我的腿可就要伸開了。這個讀書人又把“堯舜”說成是一個人，又出一次丑。

　　采訪者：的確，學問馬虎不得。您覺得應該如何做學問呢?

　　劉景祿：學問從何而來，除了社會實踐外，那就要讀書。讀書有幾種態(tài)度：一種是好讀書不求甚解，這是《五柳先生傳》里面的話，這個五柳先生說的就是陶淵明本人，當然這里有一些自我調侃的意思。一種是不讀書好求甚解。不愿意下功夫讀書，又裝的好像什么都懂，比如上文說到的那個讀書人，這當然是不可取的。還有一種是好讀書必求甚解。這個自然最好了，但要所有的書都要求甚解很難做到。讀書應有粗細深淺之分。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思想家弗蘭西斯·培根講讀書要有三類態(tài)度：一種是淺嘗輒止，一種是囫圇吞棗，一種是細嚼慢咽。我把他的話用我們的成語“改造簡化”了，但意思不差。人一生就那么幾十年，讀遍所有的書任何人也做不到，必須分出輕重緩急，有粗讀，細讀，精讀之別，重要的不僅要精讀，甚至要背誦。

　　中國古人做學問講究“博”和“約”，有人主張由博而約，就是從多到少;有人主張由約而博，就是從少到多。按我們古人的習慣，經書是最重要的了，即儒家經典。有的人主張“通百經而后通一經”，有的人主張先讀一經，把一個弄明白了，再弄其他的。我個人覺得，由約而博或者由博而約恐怕是同時的，既要知道全面又要有重點，既有重點又要全面。學人文學科、社會學科，我主張知識面寬一點好。魯迅給一個年輕人寫信，說讀書好像蜜蜂采蜜一樣，各種花都落一落，這樣的蜜營養(yǎng)才豐富。這就是由博而約和由約而博的關系。

　　另外，我想講一點最重要的就是，求知欲最重要?！墩撜Z》里講孔子一個學生，有人問他，你們的老師孔子是什么樣的人?他回答不上來，就把這件事告訴孔子，孔子說，你為什么不說“其為人也，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就是說他求知欲特別強?？鬃舆€說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道學問有用，不如愛好更近一層，至于你陶醉其中，欲罷不能，這就比“好之”還要進一步達到最高境界了。理學家程顥程頤兄弟曾受教于周敦頤，周即令二程探求“孔顏樂處”(孔子和顏回的精神追求)，這種追求真理的精神享受是局外人難以體會的。有時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并不一定懷有明顯的功利目的，比如20世紀初量子力學的創(chuàng)始人普朗克說，科學知識和科學的發(fā)現是由那些不懷任何實用目的、專心求索的人取得的。

　　20世紀初清華研究院有四位學術大師：梁啟超、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趙元任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被稱作“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有人問他，你留美是學數學、學物理的，怎么后來成了語言學家了?他說：“好玩。”他這么回答其實是很嚴肅的。愛因斯坦曾經說，愛好是最好的老師，趣味引導他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羅素在20世紀20年代到中國講演，到湖南時，趙元任給羅素當翻譯，用地道的湖南話翻譯。湖南人很奇怪，說趙先生你離開家鄉(xiāng)這么多年，你這湖南話還說這么好?其實他不是湖南人也從來沒去過湖南，他就是喜歡研究方言，并且有語言天賦。我想表達的意思就是，必須對自己從事的專業(yè)由衷的熱愛，全身心的投入，才能取得成就。

　　采訪者：您的第三點體會是什么呢?

　　劉景祿：就是強化技能訓練。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教師，需要有相當好的接受能力和表達能力。接受能力，應該學點古文，《尚書》《左傳》可能讀起來稍微困難，但是唐宋以來的，韓愈、柳宗元，一直到王安石、蘇東坡，他們的文章應該能夠讀懂，這個能力是需要訓練的。再一個就是學習外文，懂外文，能直接讀外文的東西。作為現代知識分子如果不懂外語，不能直接引用外文的資料，我覺得是不完整的。還有就是表達能力，一方面是書面表達技能，另一方面是口語表達技能。文字表達能力強，就是寫文章寫得好，干凈利落、邏輯嚴密、層次分明。中國古人把教師這個職業(yè)稱作“舌耕”，即靠舌頭吃飯。所以做教師口語語言表達能力必須要好。西方古代教育強調“七藝”即七門課，語法課、修辭課、邏輯課，是七門課程的前三項，這些都是訓練人的思維和表達能力，只有這些過關以后，才能學別的，可見對表達能力的重視。

　　采訪者：現在年輕人也面臨著工作的壓力，從您個人治學多年的經驗來看，怎樣調節(jié)工作壓力、不斷提高授課質量?

　　劉景祿：把課講好是我們教師的責任。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任課非常多，有時一學期里周周都有課。每次我一進教室，學員都笑呵呵地看著我，說明他們愿意聽我講，我很受鼓舞。為了講好課而充分準備，這對我也是一種樂趣，因此我不感到有多大的壓力。除了講課、搞研究、寫論文、寫講稿以外，我還搞過一點影視劇創(chuàng)作。做這些工作，當然累、當然苦，但是苦中有樂。有了樂趣，做事就不顯得那么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