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英譯已走過一百五十多年的歷程，我國幾代外語學者為之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效果始終不如人意。個中原因當然十分復雜，但有兩個顯而易見的原因卻往往被忽略了。首先是我國譯者對目標讀者的接受力不夠了解，因而在翻譯策略的選擇上不夠靈活；其次是翻譯之外的宣傳推廣做得不到位。當然，個別外國譯者隨意增、改、刪中國文學作品最終導致失去讀者的現(xiàn)象不在討論之列。

原文 ：《文學外譯，道阻且長》

作者 |上海師范大學 朱振武

圖片 |網絡

一冷一熱兩“紅樓”，個中原因在變通

《紅樓夢》的英譯就是個典型的案例?！都t樓夢》已經正式出版的英文全譯本有十一種，其中最令人稱道的兩個版本，一個是英國漢學家戴維·霍克斯和徒弟約翰·閔福德（二人后來成為翁婿）的譯本，另一個是楊憲益與其夫人戴乃迭的譯本。然而這兩個在中國國內備受好評的英譯本在英語世界的待見卻差異很大。

英語世界學術圈對霍譯本的認同程度大大超過楊譯本，霍譯本的館藏量及亞馬遜購書網讀者評分也高于楊譯本。楊譯本大多數(shù)放在高校圖書館，僅為一些東亞研究者和翻譯研究者所查閱和參考，而霍譯本則為更多的普通英語讀者所接受。其實這原因并不復雜。楊譯本偏于直譯，學術界稱之為歸化，也就是更加忠實于原著；而霍譯本側重意譯，學術界稱之為異化，也就是盡量為讀者考慮。

楊憲益認為，翻譯的時候，不能做過多的解釋，譯者應盡量忠實于原文，既不要夸張，也不要夾帶任何別的東西。過分強調創(chuàng)造性則是不對的，因為這樣一來，就不是在翻譯，而是在改寫文章了。戴乃迭在1980年接受澳大利亞《半球》雜志主編訪談時也曾開誠布公地表示：“（我們的翻譯）讀者不愛看，因為我們偏于直譯。”當然，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越來越高，忠實于原著的直譯也會越來越容易為英語讀者所接受。葛浩文對莫言、姜戎和劉震云等中國作家作品的忠實翻譯在英語世界順利得到接受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其作品的主要英文譯者葛浩文名聲大噪，被譽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在英語世界的“首席翻譯家”。有人認為葛浩文對中國文學的英譯是“連改帶譯”，甚至是“改寫”，因為葛浩文對原文做過刪減或調整。

但事實上，葛浩文對中國文學的英譯不論在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是非常忠實于原文的。他本人也說自己在英譯中國文學時“傾向于直譯”，以“更多地保留源語文化特色”。在翻譯《豐乳肥臀》時，葛浩文對帶有濃厚地方文化特色的俚語、典故和歇后語基本上都采取了異化手法，但很多情況下還是采取歸化法。在尊重原文的基礎上，從閱讀效果出發(fā)，歸化和異化手法并重，掌握好其中的度，是葛浩文迻譯中國文學作品時的主要理念。事實證明，葛浩文是成功的。

《解密》揭秘隱情，酒香也怕巷子深

楊憲益夫婦翻譯的《紅樓夢》在英語世界遇冷的事實提醒中國文學的外譯工作者，文學外譯要考慮接受端的社會語境和目標語讀者的接受能力。譯者不僅需要把文本翻譯成好的英文，還要考慮翻譯成英文之后的作品如何才能在英語世界傳播，為英語讀者接受。

從某種程度上講，文學翻譯是再創(chuàng)造，譯者不僅要在讀懂、領會原著的精神之后盡量再現(xiàn)原著的內容和形式等各方面，還要充分考慮到英語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審美情趣等現(xiàn)實問題，進而做出合情合理的調整，使譯本具有可讀性。

但這只是第一步。在特定時代，譯作本身的質量無疑是中國文學能否走出去的重要因素，而文化消費的市場因素也同樣不容小覷。隨著文化商品化的不斷加深，市場因素對于文學作品的傳播影響也越來越大。要想讓中國文學順利地走向英語世界，對現(xiàn)有的和潛在的市場和消費群體就要有足夠的調研和引導。麥家的《解密》（英譯Decoded: A Novel，2014）能在海外迅速走紅，與出版公司以及相關媒體等各方面對原作者及譯作的大力宣傳密不可分，而正式出版之后，西方主流媒體的宣傳仍是有增無減，作者麥家更是親自登場，現(xiàn)身說法。

由此，我們聯(lián)想到我們的漢英對照《大中華文庫》。1995年，由新聞出版總署推出、多家出版社共同參與出版的《大中華文庫》可以說是最令學界關注的對外翻譯工程。這套書在國內引起了高度重視，季羨林、汪蓉培等著名學者都撰文給予充分肯定。但這套書多數(shù)局限在國內發(fā)行，并沒有真正達到向國外譯介中國文化的目的。

1999年，《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漢英對照）》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其譯者林戊蓀于2011年榮獲“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這是中國翻譯協(xié)會設立的表彰翻譯家個人的最高榮譽，充分肯定了林戊蓀先生在傳播中華文化和推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杰出貢獻。王宏印、鮑世修等國內學者發(fā)表書評，高度贊揚林譯《孫子兵法》?？梢?，林譯本《孫子兵法》在國內得到了較高認可。

然而，林譯本在國外卻影響甚微。從亞馬遜網中國典籍英譯本的閱讀情況來看，讀者參與評分人數(shù)最多的前10本中國典籍英譯本中，《孫子兵法》有兩個譯本上榜，分別是克里爾瑞的譯本和閔福德的譯本，而林譯本卻沒有得到任何評價。由此可見，《孫子兵法》雖然完成了譯介，但是并沒有真正到達目標讀者手中，遑論被接受和理解了。

走出自娛自樂困境，實現(xiàn)真正“走出去”

這樣自娛自樂的例子還有很多。記得當年在美國花一美金就可以購得的英譯本《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文學作品，美國人根本就不看，也看不太懂。如何改變這種自娛自樂的困境，推動中國文學真正“走出去”，而不光是把漢語變成外語，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除譯作本身的因素外，宣傳不力顯然影響著譯作的海外傳播和接受。王安憶在今年兩會上接受采訪時說，不少中國文學作品說是有多個語言的譯本，但在國外卻看不到這些譯本，原因正是如此。

一直以來，我們都在以純文學的思維探究“譯什么”和“誰來譯”等問題，對“怎么譯”問題探討得相對較少，更忽略了譯作完成后的宣傳、推介等后續(xù)工作的重要性。國內學者英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在國外接受效果不理想，并非都是翻譯問題，有些也是是宣傳不到位。同麥家的《解密》一樣，姜戎的《狼圖騰》之所以在國外熱銷，與國內外出版方的大力宣傳和強力推銷密不可分。莫言作品在國外之所以有較大的影響力，除了作品自身的魅力和高水準的翻譯之外，各種宣傳毫無疑問也是重要因素。

事實上，與中國文學相比，西方文學的商品化程度更深，作品受市場因素的影響更大。因此，中國文學要想真正走進國外市場，為國外讀者所接受，不能一廂情愿，剃頭挑子一頭熱，還應拓展思路，變通翻譯策略和文本選擇理念，同時重視市場因素，培養(yǎng)市場思維，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